省钞滥发引发恐慌，官民合力解决省钞危机

省行产生挤兑风潮，缘于省钞发行过多，天津商民心生恐慌。因恐慌而群相兑现，又因群相兑现而加重恐慌，最后形成恶性循环。打破这种循环、恢复商民信心，首先需要拓宽省钞的用途。1926年5月，直隶省行向省长褚玉璞提出建议，希望省署通令本埠京奉、津浦各铁路局出售客货车票，暂不收受其他纸币，一律只收省钞，以此消除群疑。褚氏同意，要求商民遵照办理^[87]。此后，褚氏又令各机关收税，一律只收现洋和省钞，其他纸币概不收受。褚氏为此强调：倘有官吏刁难，商民可以据实具禀，迳送行辕以凭核办^[88]。

上述要求用意至善，但都半途而废。1926年底，津浦铁路局为了筹拨兵工厂经费，规定一、二、三、四、五、六各次客车一律收受现款。只有二十一、二十二及十一、十二各次车，才可收受三成钞票^[89]。褚氏命令客货车票收取省钞，时间不长即告失败。另外，褚氏要求商民可用省钞纳税，很快也是弊端重重。当时天津为北方商业中心，又是直隶省行所在地。天津市区以及交通便利或驻军之地，均有省钞流通。至于偏远地区，省钞本就不甚通行。挤兑危机发生之后，更是渺无影踪。然而各县署与局卡报解赋税各款，全都搭解省钞。这些省钞并非原地征收得来，而是官吏作弊上交。他们对于省钞同样没有信心，故而经手现洋税款之时，多将现洋换为省钞，借机牟利^[90]。褚氏对此无可奈何，遂于1927年12月发布告示，宣布停收省钞^[91]：

风闻各征收机关，收入款项，多系现洋，乃解缴时，往往易为省钞。各县解款来津，亦多有以现易钞情事。业经严令查办在案。唯再四筹维，国法虽严，难防贪吏。与其利归中饱，亏及公款；何若改收现洋，以免奸人之侵蚀。且现值军需万急，用款浩繁，长此因循，弊害伊于胡底。自本月五号起，各征收机关，一律征收现洋，以杜弊端而济急用。

政府朝令夕改，征税不收省钞。商民更无信心，纷纷拒收省钞或折扣使用，持有省钞者也争兑现洋。直隶省署为此一再强调，商民收受省钞，须照票面数额十足通用，不准私自折扣或刁难低抑。如果违反命令，军法从事，这种命令绝非戏言。省钞停兑之前，曾有商民低价收购，最后竟被枪决示众^[92]。

官府号令虽严，却未解决根本问题。挤兑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省钞滥发。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一味要求普通商民必须接受省钞，同时官府却又拒收省钞，最终只是官府剥夺商民而已。商民百般无奈，唯有消极抵抗，或是关门歇业^[93]，或是借机抬价。于是直隶警厅又发命令，要求天津商会布告各商，不准抬高物价^[94]。这种行政命令简单粗暴，收效甚微。

除了拓宽省钞用途，褚氏还想通过公债，如数换回市面流通的省钞角票，减少角票数量，阻止角票贬值。直隶省行角票发行额原为九十六万五千元，此后陆续收回四十余万，尚有五十六万流通市面。褚氏认为应付省钞整票挤兑已颇不易，若欲再筹大宗现金兑现角票，同时并举，实难为力。所以建议印刷债票六十万元，其中五元票三十万元，一元票三十万元，用债票收换角票。天津商民对此完全反对，上书褚氏^[95]：

全体会董会讨论，佥谓收存角票商户，均非富厚之家，前自停兑以来，无不渴望早日恢复，以便行使而免损失。前据各行商等迭次要求兑现，盼望至为殷切，然一日不能恢复，犹有一日或可行使之希望，今若以五次公债收换，不特行使之念顿成绝望，且商民资力亦实不堪此损失。将来若必照此办理，诚恐商民无一乐从，亦属徒费手续。

褚氏拟将市面角票转为政府公债。但是购买公债，应由民众量力而行。当时持有角票者多是普通商民，并无资力购买公债。况且战火连绵，政府随时都会更迭。持有政府公债风险太大，商民即使具有资力购买公债，也是躲之唯恐不及。

挤兑危机发生之后，直隶当局拟以行政命令强力推广省钞、以政府公债收回部分省钞，均无良效。另外，当局还从现洋入手，一面下令造币厂加紧铸造，一面严禁现洋出境^[96]。这也不好实施。因为短期之内，造币厂难以铸造足够现洋；况且挤兑风潮缘于财政危机，以当时直隶省的财政状况，当局也难购买足够白银铸造现洋。而禁止现洋出境，又会阻碍商品交易、金融流通。这和历次金融风潮中的官府禁令一样，最终招致商民反对。当局声称听任现洋任意输出，本埠现金将会日益减少，同样影响商业民生；故而并未完全弛禁，而是加以折中。具体办法如下：在津发钞的各个银行，若在北京、保定、石家庄设有分支行，运送现金均需领有护照。如运现金至北京，每个护照可运数额不准超过三万。如运现金至保定、石家庄，每个护照可运数额不准超过一万。并且每日只准运送一次，允许同时领取三日的护照，并作一次运输。不发钞票的银行、钱号及普通商民，每人运送现金一律不得超过二百元。如需大额现款，可由发钞行代为运送。对于上述办法，官厅声称可据具体情况，随时修改。变通之中，仍寓限制之意^[97]。(www.xing528.com)

官府发布运现禁令以后，各处仍然私运不绝。省长公署严饬军警机关随时调查^[98]。唯天津为通商巨埠，万商云集，交易频繁，现金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官府随时调查谈何容易？涉及外商之处，尤易产生纠纷。当时曾有日商运送大批辅币出口，被津海关查获扣留。日本驻津领事认为此举有碍日商营业，特向北洋政府提出交涉^[99]。就华商而言，禁令也难真正限制现洋外流。据天津商会统计，自1926年12月3日至1928年3月31日，天津各商申领运现护照，总共运出现洋二百五十三万三千元，数额巨大^[100]。以禁令限制现洋外流，借以维持省钞稳定，效果并不太好。

解决省钞危机，单靠官府一家之力远远不足，必须官民配合，合力应对。1927年7月，直隶省商会联合会拟定整顿省钞办法，分治标与治本两种。治标办法主要包括：由省议会、银行公会、直隶商联会、天津总商会、钱业公会以及财政厅、津海关道、盐运使、造币厂各推董事若干人，组织省钞维持会。省钞维持会组织省行准备库，将省行收存的省钞交库保管，不得再发；详细调查仍在流通的省钞，明确具体数额；规定省行发钞限额，不准超过。当时芦盐产捐每月可收二三十万元。维持会准备将其作为省钞兑换基金，任何方面不得提取挪用。基金如果不足，再由财政厅指定其他税收，用以兑现省钞。治本办法主要包括：由维持会彻查省行的资产负债，然后由省政府指定款项填补官欠，或指拨官产，或指定税收，或抵消官股。总之，务必使省行资产与负债相抵。商民可用省钞购买省行股份，增加商股，减少官股。以此减少官府干涉，避免现款任提、钞票滥发问题。同时省行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董事会推选^[101]。

商会联合会所提治本之策，已经涉及省行脱离官府控制的问题，诚为探源之论。唯当时军事扰攘，必难做到。所以天津商民所能着力者，主要还是治标之策。1927年8月，省钞发行总额约为五百六十万元。整理省钞委员会讨论之后，确定天津全埠担保省钞流通二百八十万元，以芦盐产捐作为基金；直隶所属各县担保另外一半，以加征的亩捐作为基金。当时芦盐产捐和亩捐每年各自可收三百余万元^[102]。将两者作为省钞兑换准备金，绰绰有余。两项税收涉及各方利益。政务厅、津海关道、交涉员、印花税处、市政厅、官产处、天津县等讨论之后，拟定合同草案。草案规定：由直隶省议会、直隶商会联合会、直隶省农会、天津总商会、银行公会、钱商公会、长芦盐纲公所这七个公共团体各推代表，组织维持省钞基金委员会。直隶省银行、财政厅亦需派员参加。所有维持省钞事务，由该委员会与各官署、机关接洽办理。芦盐产捐专为维持省钞之用，剩余部分才可用于其他方面。否则无论长芦盐务官商两方有无改革，中央与地方各项税捐、协饷有无增减，政府均应始终维持原案，不得变更产捐用途。各行商担保省钞流通，以维持基金履行原议为前提。如果基金收入中途停止，则各行商收受省钞之责解除。省钞流通如若因此发生障碍，各行商不负责任^[103]。

上述草案特别强调：芦盐产捐用作维持基金，政府不能挪用，否则各商维持省钞之责立即解除。此后天津各行商签订《担保流通省钞公约》。所谓担保，就是各行商按照分配的数额，书立存据，送交直隶省钞委员会保管；万一省钞不能行使，则凭存据分担损失。具体分担办法是：芦盐产捐一旦不能用于维持基金，各行商所收省钞可用已收产捐均摊抵偿；不足部分则从担保款内按成提取，以资摊还。公约强调此项担保款是市面第一优先债券。倘有违约不付之事，由直隶省议会等七个公共团体向其交涉。将来如若维持省钞失败，则将直隶省行资产处理变卖，所得之款优先弥补各商损失。不足部分仍由七个公共团体向省政府交涉，另行拨款补足。各行商担保流通省钞，以委员会盖戳换发的新钞票为限。行使新钞票等同现洋，各业必须接收。如有借词不收者，其他各户与之停止往来^[104]。

《担保流通省钞公约》的各项条文，天津各商大都同意。唯担保数额的分配，则有商人存在异议。当时天津商会分配担保数额，拟由银行界担保一百四十万元，其他各行商担保一百四十万元。其他各行商中，芦纲公所担保四十五万元，每包芦盐加征四元以筹集该款。银行公会与芦纲公所对此都有意见。银行公会认为金融界甫经巨变，由各银行承受此项巨额担保，实属困难异常。针对维持省钞的具体做法，银行公会主要提出两点意见：一是维持省钞，重在全部整理，不能由银行单独办理，更不能在原定数目之外，再令银行增加负担。银行之外，其余各商也要筹有现款，交给维持省钞基金委员会保管。如有商家因收省钞周转不灵，可按所存省钞的数目，向委员会请求救济。二是众银行担保一百四十万元，是按五百六十万的流通总额分配而成。但是合同草案所定的省钞流通总额，只有四百万元。按此数额分配，众银行只应承担一百万元^[105]。芦纲公所的意见，主要是众盐商已缴芦盐产捐作为省钞维持基金，倘若再令其承受巨额担保，责任未免偏重。并且天津盐店与省钞关系最大，而其承办者福昌号并不在芦纲公所团体之内。芦纲公所各商多在外县。维持省钞，外县亦须承担二百八十万元。到时地方摊派数目，芦纲公所各商势需分担。公所盐商一处营业，却要担负两层责任。职此之故，芦纲公所希望免派担保数额，以昭公允^[106]。芦纲公所与银行公会所述种种，说明他们对于省钞维持并无信心，故而希望减少担保份额，降低行业损失，维护行业利益。经过反复讨论，各行商最后确定：银行公会担保款项一百四十万元，芦纲公所担保款项三十万元^[107]。

省钞维持委员会所定办法细致周密，若能实施，确有希望挽回省钞信用，平息挤兑风潮。只是这些办法若要见效，需要一个前提，即省钞不再增发。而在现实之中，这个前提恰恰并不具备。最后所有前期准备全都付诸流水。1927年6月直隶商民筹办维持会时，省钞在外流通额约为五百六十万元。此后省钞持续增发，主要用于军费。截至10月31日，直隶省钞在外流通额增为七百七十余万。短短四个月间，增加二百一十多万。同时各机关在直隶省行所存的活期存款，尚有七十五万余元，随时都会提取，因此省钞流通额还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褚玉璞要求：对原来的五百六十万元，按照既定办法整理；新增之数以二五附加税、奢侈品税以及特别区官产作为基金，一并整理^[108]。

因为省钞持续增发，加之维持旧钞换发新票，印刷盖戳都需时日，所以省钞维持基金委员会虽然悉力维持，迄未见效。省钞价格未见回涨，反而继续跌落。1927年11月底，直隶财政厅指责维持会因循坐误，拟将存款提出，自行整顿^[109]。省钞维持基金委员会本拟按照既定办法，于12月7日换发新钞^[110]。孰料12月5日，直隶省署竟然下发停兑令，要求解散委员会。当时国民革命军攻克徐州，直隶当局需款孔殷，遂将省钞维持基金强行提用，并将芦盐产捐用作抵押，强行向银行、商会勒借现款一百二十万元^[111]。至于市面流通的省钞，直隶省署要求总商会或银钱业自定行市，互相授受。同时省署计划征收附加税，要求商民将来纳税，对于现行税率下的应纳税额，必须缴纳现洋；对于超出部分，可按通用行市，使用省钞缴纳。商会对此提出疑问，谓天津存在租界，由商会或银钱业规定行市，绝难统一。若有商民自作行市，或拒收省钞等情况，官厅是否放任不管？直隶官署答曰：一切不再干涉。天津商会无法挽回，最后召集各行行董开会讨论，请求当局做出两项规定，尽力减少商民损失：一是规定省钞最低行市，仍令各机关照常收受；二是规定今后直隶省行按照通行行市，仍旧兑现。对于后一请求，直隶官署完全回绝。至于前一请求，直隶省署同意令各征税机关按照二成搭收省钞。因此省钞停兑之后，仍有行市，约在二折左右^[112]。显然，当局此举完全不负责任。维持委员会的原定办法，是恢复省钞兑现，使其与现洋等值使用。而直隶省署的方案，则是任其浮动，不再维持。在此方案下，省钞必然价格大跌，甚至形同废纸，停止使用。直隶省钞维持基金委员会所做的种种工作，至此完全失败。

1928年6月，直鲁联军退出天津。6月25日，天津设市，直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113]。政治变革虽大，却未给省钞问题带来转机。当时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使用芦盐产捐作为基金，恢复省钞信用，而国民政府管辖天津之后，对此问题没有表示。天津民众组成直隶省钞债券团，向上请愿，希望将芦盐产捐加征额另款存储，以备整理省钞，不准挪作他用^[114]。不意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竟然认为：省钞多存富商大贾之手，市面流通者绝少。整理省钞与贫民关系不大，并无必要积极办理^[115]。褚玉璞于败亡前夕，曾用芦盐产捐作抵，强行向银行公会借款一百二十万元。国民政府占领天津之后，运用一半芦盐产捐归还上述借款。至于另外一半，却不用来整理省钞，而是用于平津卫戍经费^[116]。当时加征芦盐产捐，天津商民食盐税负随之增重，但为维持整理省钞，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忍痛同意增税。孰料增加之税却被接连挪用，严重背离初衷。天津商会及普通商民连番上书，陈明省钞停兑之害，希望国民政府切实整理。可是国民政府并未遵从商民意愿，使用芦盐产捐整理省钞。直到1935年，天津市渔业同业公会还在呼吁行政当局，希望兑现各商旧存省钞^[117]，只是并无下文。天津商民持有省钞的种种损失，终究未获补偿。经此打击，他们对于省钞信任剧降，尽量减少持有。直隶省行改为河北省银行之后，发钞增长缓慢，落后于其他银行；比之本行早期盛况，更是远远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