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官银号成立之初，经官厅积极维护，信用良好，冠于全省。直隶省行承接官银号，发行钞票很有节制，同样深得公众信任。1921年，中交两行发生停兑危机之时，直隶省公署曾经训令各个机关[66]：
前此中交两银行停兑风潮顿起，独直隶省银行未受影响，是其准备充足，信用昭著，久为社会所共知。该银行现在代理省库，各县知事及征收机关，对于民人完纳赋税捐款除现洋不计外，其以纸币交付者，应先尽省行纸币行用，以期活动金融，至尚未通行之处，应准参用其他殷实银行纸币，以免窒碍。
中交两行因停兑风潮，所发纸币难以流通，而直隶省钞则行用日广。截至1925年，直隶省钞发行不足三百万元，流通全省。在遐州僻壤，竟有民众将现洋换为省钞贮藏。省钞即使破烂不堪，甚至号码几不能辨，民众依旧乐于使用。而华威、劝业等银行所发角票虽然新洁，民众仍不愿用[67]。同为纸币，民间使用却有云泥之别。天津民众对于省钞的信任，由此可见。
然而好景不长，直隶省钞也同中交纸币一样，因为滥发，信用一落千丈，最后酿成省钞危机。省钞危机初显于1925年。当年11月，冯玉祥利用奉系内部矛盾，与该系将领郭松龄联合倒奉。冯系国民军李鸣钟部借机进攻天津奉系势力李景林部。战争使直隶财政迅速恶化。李景林督直时，将直隶各款搜罗殆尽，并将直隶财产捐税全部抵押，一年之间借款一千九百余万。国民军占领天津之后，军政各费无法维持。冯玉祥部孙岳拟向各银行借款一百万元，以济急需。经各银行调查，能够作抵之项均已抵借。后从已抵各项中斟酌，勉强借得七十万元，旋亦用罄。而政费仍无着落，孙岳遂令财政厅与商会商议办法。商会支应军队，维持治安，捐筹商款，至此亦是计无所出[68]。
无论奉系势力还是国民军执掌天津，都对财政资源极度消耗，并且财政预算混乱不堪。当时省债有一千二百四十余万，远超全省财政收入。对于举债原因，当局所做预算声明含混不清，或说凑放军政各费，或说拨付某银行欠款。至于这些欠款是何时所借，作何开支，根本无从查考[69]。
1926年初，奉系军阀与吴佩孚联合，组建直鲁联军。3月，直鲁联军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占天津。4月，联军总指挥褚玉璞担任直隶保安总司令，兼任省长[70]。这段时期，天津战争不断。战事初起，天津金融立受影响。当时以钞票兑换铜元，每元所兑之数比现洋少二三枚。若以钞票兑换现洋，必须加色。否则钱摊即声称没有现洋，停止兑换。1925年12月中旬，市面忽起谣言，称直隶省行铜元票不能行使。各个商号纷纷拒收，市面金融更为混乱。天津警察厅闻报之后，一面发布告示辟谣；一面将拒收铜元票者逮捕多人，严予惩办。省行铜元票虽经官府强力推行，勉强流通；然而商民对其信任降低，终究难以挽回。铜元票价格日落，降至八折或七折兑换[71]。此后，天津商民恐慌加重，不仅拒收铜元票，而且拒收直隶省行其他钞票[72]。因为金融混乱，津埠各商号生意萧条不振，米粮昂贵已达极点。普通民众生活之苦，不堪言状。
天津商民为何拒用省钞？战争之中人心恐慌是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其他因素。1926年5月，天津警察厅希望商会劝谕商民通用省钞。商会复函[73]：
省银行发行纸币，原系金库担保，市面久著信用。唯零角钞票与铜元票等，时有商民前往兑换，则被该行批废，谓为假票，试思商民使用该行纸币，岂能鉴别真伪？一旦批废，即遭损失，此为碍及流通原因之一。其次则为该行大洋纸币忽有限制兑现之举，以故人民益起疑虑，此为碍及流通原因之二。此外军用票券之损害，几于人人不免，而磨房商之亏损尤巨。商民既已饱尝痛苦，则不能不因此又起危惧之心，欲求根本维持，必须仍由省银行将伪造零票尽先解决，不使商民吃亏，并一面妥筹准备，充量兑现，方能恢复信用。
从以上复函可知，商民拒用直隶省钞，一是因为战时有人伪造零角钞票和铜元票，商民难以鉴别；二是因为直隶省行限制大洋纸币兑现，导致省钞价格下跌。以上两个问题，前者主要责任不在官府，只需彻查，假票自会减少。与前者不同，后者主要责任则在官府。这段时期战乱频仍，军人秉政。官府财政困难，随意要求省行增发纸币，但对发行储备又不重视，甚至将行内财产大量抵押，遂至省钞信用丧失。
1926年12月，直隶当局为整理金融，允许商民使用省钞购买公债券，并在公园焚毁省钞六十余万元。省钞价格为之一涨，由一元兑换二、三角涨至八角上下[74]。不过这种上涨只是昙花一现。1927年4月，民众兑现省钞不断增多。直隶省行致函天津商会，强调省钞同于现金，发行准备具有全省财政收入为之担保，各县解款源源而来，可以随时挹注，绝无他虞；希望商会召集各行商董，剀切说明情况，俾其安心，既不折扣使用，亦不群相兑现[75]。省行声称全省财政充裕，实则不然。8月，《益世报》报道天津财政吃紧[76]：
财政厅筹备款项 直隶财政厅厅长李福源，近以中秋在迩，各处在在需款，故屡令催各县呈解公款，藉以应对各方。并饬令各征收机关，迅予缴税款，以维现状。
警察厅维持警饷 天津警察厅厅长常之英，以近来所属各区署之警察，均已欠饷，现届节关，各区官警限于经济困难，多有拖欠。如不设法筹备警饷，不足以维持生活，故常氏拟定于中秋节前，暂发警饷一个月。(www.xing528.com)
津浦路职员索薪 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韩文友前为节减路局经费计，实行裁员，故该路之职员被裁者一千余人。查各员司供职时已被欠薪多月，现因被裁均赴该路局索要欠薪。韩局长允于三五日内，补发欠薪。
各军队定期发饷 直隶督办褚玉璞以近来各军队值战争之时期，均舍身讨赤，出力异常，故拟于日内发全饷一月。各军队及各军事机关，均已赶造饷册，以备呈报，藉以具领薪饷。
上述报道说明，直隶各处在在需款，警察、铁路、军队尤其紧张。情急之下，直隶当局遂要省行大发钞票，以之支付相关费用，尤其用于支付军饷。军人手持这种钞票，进入华界各业商铺消费，要求十足行使，不准折扣。商家稍一迟疑，即遭殴辱。还有军人手持十元或五元省钞，购买一角或两角物品，然后要求商家找给现洋。商家如找现洋，损失更大，所以常将物品免费赠送。军人得此便宜，竞相仿效。甚至有人手持省钞，沿摊逐个购买，不费一文，满载而去。街市各小商铺因此闭歇者，指不胜屈[77]。
直隶当局以增发省钞解决财政危机，截至1927年11月底，历年发钞总额高达八百四十九万三千一百元。短短三年之内，增长将近六倍。
表4.3 直隶省钞流通券数额（截至1927年11月30日）
数据来源：《会计师吴宗焘检查直隶省银行历年纸币印销情况报告书并附发行情况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60页。
发行膨胀如此之速，省钞价格根本无法维持。1927年9月，省钞价格暴落，市面金融暗中趋紧[78]。10月，省钞价格涨落不定，波动剧烈。实际行市自七五折跌为七二折，后又涨至七四折[79]。11月，天津市面惶惶不安。菜市、晓市纷纷迁入租界，米面等行也难正常营业[80]。省钞价格落至六折左右，而货物价格几乎上涨一倍，并且每日一价，继续增长。若持省钞购物，很多商铺都以无货为辞，拒绝接受。乡间农民也不肯挑货入城贩卖[81]。与此同时，商民恐慌，争兑现金。各个兑换处拥挤异常，其景象曾被详细报道[82]：
本埠河北总站旁之某省钞代兑处，日前因省钞行市日有起色，故往兑者日渐减少。近数日来，因行市又复跌落，以致兑现者骤见增多。每日早五钟余时，该处门即已拥满，至八时左右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矣。查往兑者，以老妇幼女居多数，并皆携带小板凳一具，以备久候。而昨今两晚，该处门旁竟有终夜不去，露宿以候之老妇数名。记者叩其原因，据言若不如此以候，则明日又必被挤于后，余等连来三日，均未兑着一元，所以今天不走，明日好首先得兑云云。该处挤兑之难，于此可见一斑矣。
省钞信用日低、价格日落，持有省钞愈多，损失愈大。所以天津商民争相抛出省钞，换为现洋。省行滥发钞票，现金准备本就不足，又经军阀大量挪用，根本无力应付挤兑。12月5日，直隶省署发布停兑告示[83]：
直隶省银行为全省金融枢纽，商民托命机关，关系极为重要。前因时局影响，省钞价值，日益低落，行使困难。迭经召集征收各机关，协筹整理……乃筹办已逾多日，而省钞价值，仍复有减无增。市面摇动，人心惶惑。官民交受其弊，言之至为痛心。……自本月五号起，该银行已发之钞票……暂行停止兑现。……要之为维持币政计，为救济军需计，均应以改弦更张之策，为惩前毖后之图。政局日艰，事非得已。除通令外，合亟布告，俾众周知。
直隶省署宣布停兑时，对于后续处理、恢复兑现等问题，全无通盘考虑。商民持有很多省钞，为此大受损失。比如甲商欠乙商八千元，双方协商同意，甲商以省钞一万元支付欠款，八折行使。乙商接收之后，省钞价格落至八折以下。乙商不愿赔钱卖出，于是暂为搁置，等待涨价[84]。停兑令颁布之后，省钞不涨反跌，一度跌至省钞一元只能兑换现洋一角四五分，不到二折[85]。乙商所持省钞或者难以用出，形同废纸；或者低价用出，损失巨大。商民因此破产者不计其数，甚至有人跳河自尽，至为惨痛[8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