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金融风潮研究：消除恐慌、恢复信心是首要工作

停兑风潮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其中天津商民的心理恐慌、信任不足，洵为重要原因。因此风潮爆发之后，如何消除恐慌、恢复信心，自成天津当局的首要工作。风潮爆发之前，天津商会、警察厅连发告示，希望安定人心。风潮爆发之后，商民争相挤兑。天津警察厅派员维持秩序，厅长杨以德亲自面向公众演说。其辞云^[39]：

中交银行纸币绅商学各界向皆欢迎，通行使用活动方便，如此流通实可推广生意，发达市面，周转借用，可以得长期利息。若必兑现收存，使用不便，安能得利。如前清时大清银行并无受损失者，若中华民国国与民一体，更无失信之理。况共和国家，人人皆有维持责任，保护国家信用，即所以保全自己之生命财产。……人民误会无爱国思想者，即借此煽惑。无知愚民亦随众附和，当知国家银行非私家设立者可比，焉有荒闭之理，现皆醒悟照常使用。……家中收存多数现洋有何益处，鄙人所存现款均出，情愿用以维持市面提倡纸币。……通行国家纸币实属利国福民之善法，况银行为共和国家之银行，国民款项存放国家银行，有国即有此款可保万年无失。乃不顾公益者，无故自起恐慌，纷纷取存款殊属可笑。又有一班不知大局者，信口开河.不顾利害，此等人之结果不问可知，安望其有维持之心，尽维持之责。

杨氏绝口不谈政府责任，仅将风潮起因归为谣言煽惑，同时大谈纸币之利，将其与爱国大义关联起来。这种说法当然存在问题。行使纸币并非有利无弊、尽善尽美。纸币如可兑换金属货币，政府滥发自会受限。纸币如若不能兑现，发行限制随之解除。政府一旦出现财政问题，必会滥发纸币，掠取社会财富。中交两行产生停兑危机，正是滥发纸币所致。杨氏称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不同，不会荒闭。实则正因不会荒闭，国家银行滥发更加肆无忌惮。杨氏对此完全回避，所论难以服人。1917年6月，因为商民迟迟难以恢复信心，杨氏又发布白话告示^[40]：

本厅长已经亲身到两银行点验过，不但存款甚多，现银、现钱亦极其充足，毫没有一点不稳，本厅长敢担负完全责任，就各省军队从此路过，亦是全存着一分维持地方保护人民的心，所有各军队用的粮饷，亦是自己供给，并用不着我们的。如有购买物件的时候，公买公卖，并没有搅扰的，况且本厅长担负地方上完全的责任，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请大家照常营业，安心度日，别无故的自惊自扰，受了损害，是自己召的，别人可管不了呀！

杨氏声称中交两行现金充足，军队粮饷自己供给。揆诸事实，全非如此。唯风潮产生之后，商民恐慌，群相挤兑，无疑会使问题加重。杨氏公开演讲，屡发公告，其姿态对于稳定人心不无小补。1921年，第二次风潮爆发之后，还曾有人编写通俗诗歌，登报传播，以释群疑。这种做法虽与公开演讲形式有别，而内容则大体近似。其诗如下^[41]：

近来全国闹钱荒，京津沪汉同时忙，公债跌落钞票挤，几乎挤到中交行。两行虽然半官商，代理国库属中央，假如真个挤倒了，全国市面一片僵。中行现已复原状，交行大概亦无妨，此次风潮幸而免，我有数言要商量。钞票流通法最良，携带便利好收藏，世界各国都如此，所以都有国家行，准备如额信用足，人人乐用无恐慌。钞票不是代现洋，是替商货补短长，若发一钞备一现，世间没有那银行，假如同时都兑现，什么银行亦得僵。可惜国人昧此理，都说现钱最吃香，一有风吹和草动，大家都要提现洋。提出现洋置何处，自然要向窖中藏，更有一件伤心事，提来转存外国行。我劝国人要醒悟，别说现钱一定香，钞票固然一张纸，现钱亦是障眼光。饿了不能煮成饭，冷了不能缝成裳，可见钞现一个样，媒介百物他当强，假如市面一紊乱，有钱一样受饥荒。再说钱是流动物，万万不可窖中藏，比方血在人身上，死聚一处便成疮，平均一家藏十块，市面之钱立时光。还有一事要知晓，不要迷信外国行，外行亦不尽可靠，有时亦要空心汤。菲律宾行怎么样？还有中法实业行，自己血脉要干瘪，欲替胖子灌肥肠。现钱都到外国去，乐煞碧眼大腹商，国家一旦有变动，他便白吃绝户粮。庚子便是好榜样，诸位难道不心伤？要知自从欧战后，世界同时闹钱荒，各国金融都破坏，无非全凭纸一张。好在人民够资格，大家维持度时光，其实金本位已坏，这是世界大恐慌。我国虽然穷要死，总算有底还有帮，比起美国够不上，比奥德法可还强。只要大家明此理，众志成城固金汤，不然国破家亡了，看你现洋哪里藏。

此诗论调与杨氏所云相近，也是强调纸币之长，呼吁大家不要挤兑，特别强调不要相信外商银行。可见当时中交两行出现危机，民众转而相信外商银行，这和清末贴水风潮存在相似之处。在两次挤兑风潮中，官员公开演讲、报刊广泛宣传等做法触目皆是，非常普遍。上文所举仅是两个典型。这些做法对于消除恐慌，或有一定作用。然而仅仅宣扬爱国大义及纸币优点，终是流于表面，并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挤兑风潮的外在表现，是民众手持两行钞票，争相兑换银元。表面观之，这是因为市面上两行钞票太多，银元太少。缓解危机需要减少两行钞票，增加银元。而两行钞票一时难以减少，天津官府遂从银元入手，禁止银元外流。1916年6月，天津警察厅上书直隶巡按使，谓金融恐慌、现金缺乏，若不采取措施，放任银元外流，会有金融枯竭之虞。警察厅请求巡按使发布明令，要求限定白银出境数额，超出定额者不准出境^[42]。天津商民对此纷起反对。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旅津全体粮商反对尤烈。为此呈书天津商会，指出津埠产粮不足，全靠外地粮米接济。各商自外地购运粮米，来津出售。现洋运出，粮食运进，此出彼进，市面赖以周转。如果禁止现银、现洋出境，将会导致交易停止、来粮断绝，天津民生亦将受害^[43]。天津商会也不同意禁运，指出津埠为通商大都，百货云集。两行纸币既已失效，如果再禁现银、现洋出境，外地商人谁肯携货来津，本地商业将会更加阻滞^[44]。第二次挤兑风潮爆发之后，天津警察厅再次限制白银出境^[45]。天津商会、银行公会与钱商公会申述禁令之下，金融业和其他行业同感不便。当时政府内国公债还本付息，要由中交两行拨付。其本息基金大都存于津沪两处，银根奇紧之时，常需运现。倘若禁止现洋出境，天津不能运现至京，到期债款无法偿付，国家债信势必丧失。此外，银行如若发行钞券，需要运用各埠储备调剂盈虚。禁止现银出境，各埠储备无法互相挹注。银行若遇挤兑，必将一筹莫展，危害金融，波及市面^[46]。

限制白银出境，未获预期效果，反有各种不便。以此应对风潮，终是缘木求鱼。若要解决问题，还需尽快恢复兑现，抑制纸币滥发。1916年5月14日，直隶绅商开会讨论维持金融办法，互推绅商代表二十一人，向巡按使请求截留田赋等税，不解中央，用作保证。另外再由商人凑集款项二百万元，其中各行商五十万元，长芦盐商五十万元，直隶省银行五十万元，中交两行五十万元。为了统筹协调，直隶绅商还拟设立机关，名为直隶全省绅商金融临时维持会。维持会定有简章，确定维持对象以两行直隶、天津字样钞票为限，其他钞票则不负责。关于两行到期存款及浮存款项，由维持会与两行商讨归还办法。三个月内暂缓提存，如果存户不愿延迟，则以外省钞票照发。迨中央筹有办法，两行钞票恢复兑现之后，维持会随即解散^[47]。5月19日，维持会公布中交两行直隶、天津字样钞票兑换办法，确定兑换分为三期：自20日至24日，先兑一元钞票。每人限兑五元，其余钞票由维持会盖戳，仍在全省流通，绅商一律通用。自25日至29日，兑换五元钞票。每人限兑五元，其余钞票同样由维持会盖戳流通。自30日至6月3日，兑换十元钞票。每人限兑十元，其余钞票办法同前。三期过后，再视情况确定后续处理办法^[48]。

表4.2　金融维持会出兑现洋清单（1916年5月20日至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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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直隶金融维持会出兑现洋数目清单》，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15、1016页。

金融维持会优先安排小额兑换，主要是为维持小民生计。至于大额兑换，维持会则无明确办法。当时天津常关税项由中国银行代收，每日约有三四千两；天津海关税项由交通银行代收，每日约有一万三四千两。因为对外关系，两项税收转交都需现金。中、交钞票停兑之后，两行准备代收关税之时，停收钞票。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认为，此举将使钞票更难流通，商民更要兑换现金，因此并不赞成。反复权衡之后，杨氏提出与其由商民到维持会兑换现金交税，不如两行继续接收钞票，然后统一前往维持会兑换。金融临时维持会对此未置可否，而是声称兑换应先考虑贫民生计。至于关税，应待前定期限期满之后，再看情形确定办法。金融维持会不作明确答复，天津海关、常关只好止收钞票。京奉、津浦、京汉、京绥四个车站收取货款，也要现洋。凡购票者必须支付现洋三成，电报总局同样如此。即使钞票已有金融维持会盖戳证明，仍旧一概不收，只收现洋或外行钞票。停兑令发布之后，两行钞票信用大跌。金融维持会所做种种，无非是为恢复钞票信用。上述大宗交易全都不用两行钞票，钞票信用更难恢复。天津众商家叫苦不迭，为此致函金融维持会^[49]：

贵会之所筹，仍不敷官家之暗算，一辗转间现洋又被官家收去，市面有现洋之名，官家获现洋之实，诸君救世一片婆心，付之流水。是市面仅受一时之利，而无形之中反增亏累，市商货商依然不能生活……为此，公乞贵会或多筹现款接济官家，或请商家暂行收用钞票，则商民均感戴大德矣。

天津商民希望金融维持会说服商家收用钞票。维持会何尝不想如此，唯心有余而力不足。维持会所定分期兑现之法，只能救济小民生计。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市面仍无活动之象。金融维持会焦头烂额之际，外商银行趁机发钞。中交钞票不断收缩，外行钞票却不断扩张。维持会目睹于此，更是惄焉忧心^[50]，本拟采取进一步措施，然而5月31日，天津商会致函金融维持会，要求遵照国务卿电，即日停办。维持会成立之初曾定简章，明确官府筹有办法之后，维持会即予解散。现在天津商会循章做出上述要求，维持会只好遵办。

官府所筹之法，主要有二：一是盘活中交两行纸币；二是使用其他银行纸币，防止利权外溢。针对前者，财政、交通两部要求两行及其分行多设兑换所。每纸币一元可兑铜元一百三十枚，以便零星使用。以铜元为本位，纸币都有着落。如果铜元不敷周转或有窒碍，则用制钱改铸，再辅以铜元票，可保无虞。至于纸币与现洋的交易，则随行就市。同时发布明令，要求丁粮、关税、盐课、铁路各款，除原来收取现洋者外，一概接收纸币。针对后者，北洋政府希望给予商家利权，使其自筹实款，设立保市银行，发行纸币。银行股东均为本埠殷实绅商，自发自用，信用确实^[51]。天津商会为此拟有简章，规定保市银行发行纸币，至少需有七成准备金，发行数额不得超过股本两倍。前五年内，无论中交钞票兑现与否，保市银行不能减少发行。五年之后，如果中交钞票恢复兑现，保市银行则可减少发行，或增加保证，到时再做决定。十年之后，如果中交钞票仍不兑现，保市银行则可继续发行。天津商会希望另起炉灶，重新鼓起纸币信用，故在保市银行章程中特别强调：保市银行是商业银行，没有义务为官家垫款^[52]。毫无疑问，这种思路切中要害，但是似乎未获实施^[53]。

保市银行不能马上建立，中交两行钞票又迟迟难以恢复信用。而以现金现洋交易，市面又会货币不足，周转不灵。绕来绕去，终究还要流通纸币，活动金融。天津商会有鉴于此，特向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上书，建议由直隶省银行筹足十成准备金，发行钞票三十万元，以此减少中交钞票停兑所带来的不便。朱氏赞同此议，批准实施^[54]。直隶省银行信用素著，发钞又有十成准备金，所以发行非常顺利。直隶省钞流通市面，对于维持天津金融、促进各种交易大有裨益。

首次中交银行停兑风潮之中，天津商民设法以其他纸币代替两行纸币；同时多方筹备现金，努力恢复兑现。在此过程中，天津商民处于主导地位。天津中交两行因为问题严重，多是配合本地商民，做些辅助工作。与首次风潮的应对不同，第二次停兑风潮发生之后，中行并未消极等待，而是速从各省调拨现金，力维信用。1921年11月30日，天津中行邀请英籍著名会计师司塔门，审计本行资产负债，并将审计结果登报公告。同时声明此后中行发钞准备另设专库，接受官员和其他各行代表的检查^[55]。这是中行公开检查制度的发端。翌日，天津中国银行恢复无限制兑现。

比之中行，交行问题更为严重。风潮爆发之后，交行对于在津发行的北京暗字钞票，束手无策。天津商会要求直隶省长派员协同查明交行资产，对于京、津钞票分别办理。对于在津发行者，由天津交行负责兑现；对于北京暗号红工字钞票，由省长主持，查清确切数目，要求北京交行照数兑现。如不照办，则从关余项下扣除拨付^[56]。北京交行拟以有价证券五百万元作抵，并在一个月内运送现金二百万元到津，用以开兑。天津商会认为有价证券不是现金，要求半个月内，必须运送现金到津，不能拖延^[57]。最后交行以天津商会封存的有价证券作抵，向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借款四百万元，才使现金不足问题得到缓解^[58]。

中交两行钞票一再停兑，虽然终能恢复兑现，然而风潮迭至，纸币信用仍会受损，市面交易更受不良影响。所以应对风潮，除了各种临时措施，还需深入根本，完善制度。1922年初，天津商会希望建章立制，定期检查发钞行的准备金，为此致函天津银行公会^[59]：

钞票之信用，经此打击，则不能不求根本上解除忧虑，必须时求准备充足，以崇信用。故敝会再四筹议，拟对于所出兑换券，各银行之准备金，依其条例，随时报告敝会。然后由敝会推举董事检察，公布于市。提高信用，解除疑惑，巩固金融，预防危险，实银行界最有利益之举。……关于此事之进行，拟先自我国银行入手办理，将准备金另行存储。每月报告到会。以便推举董事，随时检察。

天津银行公会复函表示同意。1921年12月1日，天津中国银行开始每周登报，公布发行状况^[60]。1922年10月1日，天津交通银行同样开始此举^[61]。两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兑换券流通数、额定准备金数、额外准备金数、准备金中现金与有价证券的具体数额等。天津商会与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推举代表，定期赴库检查^[62]。这种做法对于抑制银行滥发、提高公众信心，无疑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