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公估局设立及金融风潮研究

光绪朝中期，政府曾经要求天津炉房设立公估局，但因官府、炉房与商人利益协调不顺，最终作罢^[123]。银色风潮爆发之前，天津商人再次讨论设立公估局。1905年，天津钱商屡向商会反映，称市面银色参差，交易殊非公允。希望天津仿照上海，设立公估。外地零整现银入津，一律以市面化宝为准，经过估定，方可抵用。同年，天津工商研究总会致函天津商会，内附公估办法大纲五条、细目十条，希望天津商会分发各行行董，广泛征求意见。其十条细目主要包括：设立公估，所定银色标准是否应比九九二色更低？应用何种平作为公估重量标准？每锭宝银应收多少公估费？未经公估私下使用之银，应该如何查究？已经估定之银，平色若有差错，是否应由公估包赔？以前九九二色旧宝吃亏之处，应该如何办理？倘若更改银色标准，应该如何与海关衔接？公估实施以前各商存欠之款，应该如何办理？公估局余利是否应归钱业所有？何时实施公估^[124]？观察上述细目，可知天津商人在公估实施之前，对于各种问题已有详细考虑。当时市面银根拮据，若不设法通融，断不足以扩大白银流通。天津商会为此特向直隶总督袁世凯请示。孰料袁氏对此断然否决^[125]：

查公估局之设，原因市面银色不一，价值于以参差，商民现银往来互有争执，是以设立公估局估定成色，盖以戳记，俾奸商不得以售其欺，立法甚善。今该钱业等请设立公估局，而曰无论何处零整各银来津，准以津市通行化宝为率予以估计，一律抵用。夫化宝系以足银毁化杂以他质倾熔成锭，事近诈伪，而其贴色之忽涨忽落，一听奸商上下其手，最为恶习，本当禁革，第以通行已久亦故置之。而该钱业等欲以化宝为率，意在勒掯外来商民从中渔利，商贾将因此裹足，商务将由此败坏，且揆诸公估二字之义，则更名实不副，所请著不准行。

公估有其作用，袁氏并不否定。然而袁氏认为九九二化宝成色不足，以其作为公估标准，奸商极易营私舞弊，所以并未批准实施。1908年，银色风潮爆发之后，外国领事多次催促开设公估。当时银色不一，货物交易受阻，客商买卖几乎停止，市面惶恐之极。此时开设公估局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延。

众炉房却不愿意开设公估。他们声称天津商贾云集，各色银款来路甚广。设立公估，稽查难周，反而产生弊端。并且众炉房已经出具甘结，声明永不倾熔化宝。所铸白宝都已加盖戳记，不会再因差色产生争端。因此为图简便，似乎不必设立公估。众炉房不愿设立公估，无非是为维护行业利益。因为炉房的利源所在，主要不是熔铸费用，而是交来银货与铸成元宝的差额。在委托行家交银之时，炉房与之约定，改铸以后需要交宝多少。交宝多，则炉房获利少；交宝少，则炉房获利多^[126]。设立公估之前，炉房兼有公估职能，在议价时占有优势。设立公估之后，此项职能随之剥离，炉房议价优势削弱。并且实施公估，炉房所受监管也会更严。所铸新锭均需经过验视，迨符合标准之后，方能流通^[127]。以上诸端，都使炉房获利减少。津海关道蔡绍基对此洞若观火，当然不会采纳众炉房的意见。蔡氏所关注者，厥为外国领事接连催询，天津若不及时办理，万一洋商自行设立公估，货币管理大权将会旁落于人，到时岂不悔之已晚^[128]？因此蔡氏命令商会速定章程，尽快开办。

1908年9月30日，天津众钱商拟定公估章程草案。蔡绍基审核之后，批准10月3日（旧历九月初九）正式开办。其章程共有十三条，内容如下^[129]：

一、公估为维持市面起见，专以验估银色为宗旨。二、遵谕试办公估，以三个月为期，届期查看情形，随时秉承办理。三、公估银两仍照向章，以九九二色为准，高申低补。四、公估银两，以估码戳记为准，估定后无论华洋官商一律通用。五、碎银估定后，应归炉房倾化，以免迁换之弊。六、此项公估悉由商务总会提倡，仍由总协理兼理一切事宜。七、议由钱商公举董事十四员，轮流值事。当值者必须亲到料理事务，不得推故诿卸，以专责成。八、银色估错不能通用，应由承估人赔补。倘有借此争论高低议定罚款，请商会监视倾化，以昭核实。九、公估戳记估码亟当慎重，如有伪造戳记，冒充估码及经手司事徇私者，一经发觉，应请商会送官究惩。十、议每锭抽用估费铜元二枚，作为经费。十一、公估处应用一切司事同人，由众公推仍责成取具妥保，以昭慎重。十二、公估暂假商务总会前院先行开办，以后择定妥地，再议迁移。十三、现议各条系开办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应随时改良禀请核夺。

上述章程对于公估的试办期限、评估标准、管理责任、费用收取、人员选择、办公地点等，均有详细规定。由于事前考虑周全、规章完备，公估开办三日，即估银三十三万七千余两。开估之后，京申汇款及通行银两渐渐流通，市面日趋平稳，公估成效昭然可观^[130]。(www.xing528.com)

银色风潮爆发以来，津海关道蔡绍基曾下禁令，要求炉房只铸白宝，不铸化宝。现在公估成效昭著，而公估标准仍为九九二成色。蔡氏于是取消禁令，允许炉房以后仍旧兼铸化宝，以便市面。但蔡氏强调：炉房负有倾熔宝银之责，必须殷实公正者才能开炉。从前天津官炉房以十九家为限，现在也应确立定额。并且各个炉房应该取具环保，发给凭照^[131]。公裕厚等十家炉房对此极不情愿，指出天津炉房与北京官炉房不同，可以随意设立。其数量多寡一向以市面需要为准。加之公估已著成效，以后永无银色低潮之虞。故而众炉房希望免领凭照。蔡氏对此痛加驳斥^[132]：

庚子乱前倾销铺即钱铺兼设银炉之家，原先本有定额，该商公裕厚、新泰两号亦曾领过谕帖，并非始自今日。且从前恒合炉房荒闭，携带官款潜逃，并倾化许多低潮宝银一案，若非当时取具妥保，领过谕帖，遂亦无从查究。……所有炉房倾化之宝银用于市面，而市面各商以之纳课，转由银号交库上兑，何得谓之与京师不同？所设之炉房非经官家批准给帖，岂能于宝银上錾明字号戳记？今各炉房所禀炉房多寡，以各业生意畅旺与否为定平，是炉房可以任便设立，官家不必过问，宝银上亦毋庸錾明字号戳记，如有低潮掺和及倒骗等事凭谁追问？

蔡氏严词追问，其意甚明，就是开设公估之后，仍然要对炉房增强监管，使其互相监督，以免市面再有低潮宝银。众炉房不便私图，对于请领凭照一再拖延。虽有津海关道三令五申，又有天津商会一再传谕，依旧迟迟不去请领^[133]。总之，无论开设公估，还是请领凭照，天津众炉房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几乎节节抵制。炉房作为营利组织，追求私利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追求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官府监管也就极为必要。所以关于公估设立与请领凭照两事，天津众炉房虽然再三辩解，终难令人信服。

在开办公估的过程中，津海关道不仅与天津众炉房观点有别，也与钱商公会看法不同。二者分歧主要是在公估管理权的归属。钱商公会希望公估局设于公会之下，由其管理。蔡绍基对此并不赞同，而是认为公估局应归天津商会管理。蔡氏坚持上述想法，乃是基于如下考虑：外国领事强调管理宝银成色，天津官方责无旁贷。天津商会就是官办组织，与官无异；而钱商公会则是民间组织。二者截然有别。由天津商会管理公估局，可以避免予人口实，减少纠纷^[134]。

一波三折之后，天津公估局终于开办起来。而银色风潮也因公估局的设立，渐渐平息。平心而论，天津官府、商人、炉房对于银色风潮各有其责，不能推卸。不过追根溯源，银色风潮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清末中国的货币制度。设立公估局，是对当时货币制度的一种补充，应时而生，成效巨大。此后，中国货币制度弃旧图新。各类交易多用银元，使用银两者日益减少。银色风潮也就没再发生。公估局的重要程度，自然随之降低。1917年之后，公估局在天津市面销声匿迹^[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