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2月14日，津海关道蔡绍基发布告示，要求自本年3月1日起，华洋商人交纳税银，一律遵照如下章程[108]：
一、凡应完纳税项关平一百两，折九九二色行平化宝银一百零五两。此系向章办理。二、如各商无九九二足色化宝，或交足色白宝亦可。计关平一百两折收行平白宝一百零四两二钱。如此折收，亦是按九九二色计寸。两不相亏，似乎平允，各从商便。三、如过路客商，未知津地情形，无足九九二化宝，则洋元亦可将就收用。向日每元作行平化宝六钱九分计，今仍照章核计收用。四、凡商人完税，若以交现银为不便，则无论各银行炉房支取银条，均可一律收用，唯必要声明，交足九九二化宝者。
津海关道发布上述告示，无非是为减少收税损失。低潮宝银充斥市面，官府使用新法征税，纳税商人需要承担更多。商人无故增加纳税负担，自然意见纷纭。其时津埠四十一家商号联名上书，提出银色低潮，弊在炉房掺假。商号购买化宝，均是按照九九二成色支付价格。现在因为银色不足，由商人按照九九二成色补足差额，于理不合。告示规定如果不能交纳九九二成色化宝，还可交纳足色白宝或者银元。商人如果交纳足色白宝，因为所持化宝银色不足，兑换白宝亦需支出更多。至于交纳银元，告示规定每元折合行平化宝六钱九分，约合库平纹银七钱一分[109]。而当时每元可铸库平纹银七钱二分[110]，因此商人同样吃亏。有鉴于此，津埠商号希望官府仍按旧法收税，同时传谕各个炉房银号，此后熔铸化宝，须按九九二成色配足，不准再有低潮情事[111]。
商号指责白银低潮缘于炉房掺假。天津公裕厚等十家炉房对此辩称：近年白宝足银加色昂贵，每千两需加色银二十余两，以前熔铸化宝者因之亏赔倒闭。故而炉房近年都是熔铸白宝，并未熔铸化宝。化宝渐成记账单位，由实银两转为虚银两[112]。十家炉房声称白宝昂贵，原因不在化宝低潮，而是市面需求变动所致。因为当时不但白宝、化宝比价波动，就是白宝、银元比价，同样也在波动。这些都非人力所能操控。
天津商号与炉房各说其理，认为自己对于银色低潮没有责任。实情究竟如何呢？首先公裕厚等十家炉房的辩解，显然有避重就轻之嫌。津市化宝、白宝比价波动，需求不同固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仍是化宝成色日低。众人皆知，化宝所含白银外加熔铸成本，即是白宝价格。如果化宝真有九九二成色，化宝、白宝差价不会愈来愈大。只有化宝成色不足之时，白宝才会愈来愈贵。而化宝成色不足，责任首在各个炉房，此点毋庸置疑。至于其他天津商号，也非毫无责任。因为当时炉房倾熔低潮宝银，很多商号并未如其所称，按照九九二成色兑而用之；而是贪图便宜，不断低价购买。低潮宝银愈铸愈多，与此密切相关。否则单有炉房鼓铸，商号并不购买，低潮宝银怎会泛滥市面？所以市面白银低潮，天津商号亦难辞其责[113]。
责任既明，津海关道蔡绍基首先严令炉房出具甘结，声明以后无论银色如何涨落，永不倾熔化宝。如果再熔，情愿受罚[114]。对于各个商号的意见，蔡氏也未完全采纳，而是坚持按照新法征税。唯天津市面缺乏九九二足色化宝，如若完全遵循告示，商号纳税会有诸多不便。为此津海关税务司墨贤理提出整顿办法三条：一是规定商人交税若用不足九九二化宝，则需每关平一百两多交二两，作为补色，即按行平化宝一百零七两交纳。二是设立公估局，达到九九二成色的宝银，由公估局盖戳承保。同时收纳各种成色的宝银，将其熔化提清复铸，达到九九二成色之后盖戳，按照宝银实值发还。税银加征应与设立公估同时实施。否则即使设立公估，并且推出高色宝银，也将毫无裨益。因为低潮宝银仍在市面存留，并按官定成色收用，高色宝银必被排挤。三是确定实施期限，期满之后，宝银未经公估局鉴定盖戳，不得用以完纳税捐[115]。(www.xing528.com)
墨贤理提到的公估局，就是一种银两鉴定组织。这种鉴定主要是指鉴查银锭成分，秤定银锭重量，然后根据当地平色标准，增则申水，减则耗水，将申耗数目写于银锭之上，盖印为证[116]。公估局最早设于上海，时为道光三十年，创办人为徽州商人汪元治[117]。墨贤理的整顿办法，主要就是设立公估局，鉴定宝银成色，逐步清理低潮宝银。短期之内，商号纳税仍交低潮宝银，但需多交二两作为补色，减少官府损失。墨贤理估计银主将低潮宝银换成官保宝银，损失仅是搀铜部分而已，数额不大。这种估计过于乐观。当时外商银行在津收取的化宝银两，约有一百数十万两。如果实施公估，外商银行所存的化宝，每一百两将要吃亏五七钱到一两不等[118]。加总之后，数额不小。外商银行对此当然不愿承担，他们禀请各领事馆推举代表，一再向津海关道蔡绍基交涉，同时要求发还多征的加色银两[119]。蔡氏认为当时化宝成色低于九六五，官府即使加征二两，仍然亏赔。官府并未多收，岂能退还加色银两？双方反复谈判，难有共识。1908年9月，各国领事为此提出六条意见，措辞严厉，几有最后通牒之意[120]：
一、现时即设一公估局。……加收二两与设立公估局并非同时举办，但论加收二两一节至今已六个月矣，而公估局尚未设立，论设立公估局经理公估并非奥妙难办之事，各国领事会商此事，为此拖延至今，并无正当之推辞，请勿再延。二、设立公估局后……应定期限，限满后不认宝银之虚色，只照实银核收。三、限期以先化宝银，若有炉房之印记，必须以九九二成色核算，即以一百零五两合成关平一百两。四、若海关所收此项化宝，不足九九二成色，应令炉房贴补，因地方官有管炉房之责任。五、银色低潮系属炉房之舞弊，若令无干涉者贴补实属不公，所有无干涉者以前所贴补之加银，均应缴还。各国领事会议必定要将以前所贴补之加银如数缴回，因加银与设立公估并非同时，又因地方官并无他善法，以免炉房铸潮银。六、各国领事会议由今日起在七日限期内，贵道若无佳音示知，即将此事禀请驻京钦差办理矣。
观诸上述意见，驻津各国领事显然认为：外商对于银色低潮毫无责任，无故增加负担，毫无道理。且按原定办法，税银加征应与设立公估同时进行。现在税银加征已有半年，公估设立却无进展。因此各国领事强烈要求天津官方速筹办法，补偿外商银行所存低色化宝的损失，并且退还外商多交的加色税银。各国领事指出银色低潮，咎在官府管理不善，要求天津地方官承担管理之责。津海关道蔡绍基对此辩称[121]：
津郡银色低潮，由于庚子之乱，联军驻津之时，官炉星散，私铸风行。以致低潮宝银充斥市面，无人查问，相沿至今。但当时地面未收，官权不及，是此责不在于官而在于商。……以前所铸潮银，断不能由官担其责任。
蔡氏强调宝银低潮始于联军驻津之时，似乎暗指都统衙门对此亦有责任。无论如何，铸造低潮宝银的各个炉房，都已先后倒闭，无从追偿，而外国行商之中，明知白银低潮，却因贪图便宜而仍旧购买者，亦所在多有。现在银色风潮爆发，损失应该由谁承担？或者比例应该如何分配？天津官方与外国领事对此各执一词，难有定论。最后各国领事要求限期答复，否则将与清廷直接交涉。1909年，蔡氏向北洋大臣杨士骧汇报风潮始末，指出加色税银征收之后，已经熔化，用以铸造足色白银，不能再退。至于外商银行所存低色化宝的损失，经天津商会偕众钱商与之反复磋商，各外商银行方才答应，每一百两化宝贴补火耗银二钱。其余补色尚有七千一百四十三两二钱，经天津商会劝导，先由众钱商暂时借垫，将来再由公估费盈余项下陆续归还[122]。银色风潮引起的华、洋纠葛，至此方才大体平息。矛盾虽然暂时得到解决，而要根本消除白银低潮问题，还需设立组织，鉴定白银成色。因此公估局的设立，遂成官府各项应对措施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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