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金融风潮：应对铜元危机和思路

清末天津爆发铜元危机，根源在于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根本解决铜元危机，需要整体改革货币制度。以天津一隅之力，自然无法寻根探本。所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表面观之，铜元急剧贬值，缘于铜元大量淤积一地。减轻这种淤积，需要减少铜元来源，增加铜元销路。天津官府正是遵循这种思路，使用行政命令，对于铜元的流动或堵或疏。

减少铜元来源，主要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严禁外地与外洋铜元入津，打击民间私铸私贩，停铸本地铜元。第二，整顿华洋地界钱摊。前项内容主要针对铜元源头，后项内容主要针对铜元流通。1904年，天津商务公所明确主张抵制外省铜元，为此上书天津知府^[66]：

现在津市所用铜元，间有从外路运来者，分量成色与北洋银元局所铸不同，易致鱼目混珠之弊。而且大小参差，每滋争论。窃思北洋银元局所铸铜元成样系由户部颁发，铜色既高，工作亦细。前奉宫保明示，以银元局所铸铜元一枚当制钱十文，商民自应遵守。此外，如有别样铜元，未奉宫保明示者，即不能一律准值。拟请仁宪立案，嗣后除北洋银元局所铸铜元应遵宫保示谕以一当十通流行使，如有别样铜元运入津地，其铜元一枚不作为制钱十文使用。

商务公所提出上述建议之时，天津铸造铜元才有两年时间，铜元危机还不明显。商务公所建议限制外地铜元，主要是为争取更多铸币利益。当时并未明确提出禁止外地铜元入津，而是建议变相抵制，令其不准当十使用，以此推广天津所铸铜元。但是外地铜元依然不断涌入，北洋银元局所铸铜元反而日益滞销。1904年，银元局每日积存铜元十万枚，铜本周转受到影响^[67]。1905年，浙江大力鼓铸铜元，曾有商人准备贩运外省。浙江巡抚聂缉槼发给护照，并且知会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关卡放行。袁氏复电拒绝^[68]：

北洋铜元迭经遵旨，扩充鼓铸，推广行用，直隶风气未开，尚苦未能畅行，现正饬令各州、县广筹销路，甫有端倪。倘有外省铜元侵入，则本省所铸必至滞销，舍己从人，殊多窒碍。

袁氏所述确系实情。当时北洋银元局积存铜元越来越多，总额约有白银四十余万两^[69]。北洋铜元之所以出现滞销，是因各省铜元与白银比价不同，外省铜元更为便宜。外省铜元滚滚而来，不仅导致北洋铜元不能畅行，而且引起津市铜元币值下跌。在直隶省，每两白银本来可换当十铜元一百一十枚左右。而外省铜元入境之后，每两白银竟可兑换铜元一百三四十枚。当十铜元无法按照面值兑换足额制钱，民间使用多是当九当八^[70]。袁世凯至此明确下令，要求各府州县出示晓谕，禁止私运外省铜元，同时要求津海关道、厘捐局、天津巡警局一体查拏，以绝来源^[71]。当时规定乡民往来城市，所带铜元以两千枚为限。如果超过限额，需有官方护照才能放行，否则一律扣留。1907年，天津商号德厚兴、福顺合贩运外省铜元来津，分拨德元兴等七家商号存用，被罚认销本埠铜元，共计白银四十万两^[72]。1908年，静海独流镇商人刘树芬用酒坛装运铜元，总计九万八千六百九十枚。在过独流天津分关卡时，被查获扣留。刘氏解释铜元乃卖货所积，运津用以还账^[73]。又经全顺号等三十二家商号共同禀告，陈明事情本末^[74]，天津商会才最终出面，请求官府归还铜元。由此两事可知，当时天津查禁铜元，令行禁止，非常严格。但是这种查禁也为商民带来很多不便。

天津官府不但查禁外省铜元，而且严查外洋铜元。外洋铜元主要是指韩国铜元与日本紫铜饼。韩国曾铸当十红铜铜元。清末在韩国，每一银元可兑这种铜元二百数十枚。1903年前后，这种铜元被商人私运入境，主要进入烟台、上海、盐城、东台一带。与中国新铸铜元掺杂混用，每百枚左右可兑银元一元。由于内外差价巨大，贩运这种铜元，获利十分丰厚。袁世凯为此要求津海关道知照税务司，查禁韩国铜元入口^[75]。清末流通天津市面的韩国铜元，主要是五分铜元。1907年，直隶总督杨士骧下令查禁^[76]。此外，外洋铜元还有日本紫铜饼，成色不一，价值无定。清末洋商将其带入内地，出售图利^[77]。杨士骧同样下令津海关道与各个关卡严密防禁^[78]。

在最终兑换环节，清末铜元涨落不定。有人以贱价购买铜元，以口袋盛装，在各街巷任意涨落，随口而出，牟取利益^[79]。同时华洋地面摆设钱摊，到处皆有，尤其容易勾结贩铸。天津官府对此一律驱散^[80]。日本、奥匈帝国租界地当繁盛，钱摊较多。津海关道与两国领事反复筹商，说明禁止钱摊，稳定铜元，中外商民均会获利，希望两国租界予以支持。最后两国领事都允遵办。英、德等国领事也令本国租界认真查禁^[81]。驱逐钱摊之后，银价陡落，一时之间颇有效果。然而物价并未随之回落，各种物品照常昂贵^[82]。可见这种做法，效果终究有限。

天津官府减少铜元来源的种种对策，具如上述。应对铜元淤积，除了减少铜元来源，还应增加铜元销路。所谓增加铜元销路，首先就是允许铜元出境，销入外省。天津铸造北洋铜元，本为应对“钱荒”问题。上市之初，深受商民喜爱。1904年，曾有山东商人来津，购买铜元出境。此时津市铜元尚未过剩。不唯没有过剩，而且还感不足。故而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发布告示，严禁铜元出境^[83]。孰料时间不长，津市铜元一改不足，转而泛滥成灾。此时限制铜元出境已经不合时宜，反而应该大力促进铜元出境。1908年初，吉林官钱局从保定购买运出大量铜元，保定铜元价格颇得其平。直隶探访局建议天津向其学习，如有外埠商人来津购买铜元，应该给予护照，准其出境^[84]。津海关道建议如有商人由津报运铜元，进入内地办货；或由内地运货至津，售得铜元运回，均应准运^[85]。总之，只要铜元能够流出，不再淤积一地，统统应予放行，并且取消稽核，以便商民。直隶总督杨士骧采纳了这些建议。

将铜元销入外省，只是增加铜元去向的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则是采取措施，使得普通民众更愿持有铜元。铜元不断贬值，天津普通民众形成贬值预期，不愿持有铜元，并且危机之下，谣言迭出，纷纷传说官府将要禁用铜元。民众听信谣言，形成恐慌，更是纷纷抛出铜元。如此恶性循环，铜元贬值更加严重。重建民众的信心，首先需要官民通用铜元。当时民众纳税，曾有官方拒收铜元之事。如果官方对铜元都无信心，普通民众又岂能恢复信心？1906年，清廷提出整顿铜元意见，要求公家收受钱粮时，铜元与制钱一律行用，不得挑剔^[86]。1908年，天津商会也曾建议：在使用铜元之区，商民交纳丁粮厘税，仍应使用铜元，厘卡不应格外挑剔，以期商民称便。这些意见和建议虽然很好，但却难以落实。清末天津各行各业征税，大多以银计价，还有部分税种则以制钱计价。银涨铜跌，官府征税原以制钱计算者，现也转向以银计算。上文所述天津酒商纳税之事，后来即是改钱征银^[87]。天津酒商交税，本望使用铜元抵用制钱，借机减轻税负。而官府则直接改变原有做法，要求酒税征收以银计价。商民完全难以讨价还价。清廷所谓的利害官民共分、一体承担，根本不能落实。铜元危机的各种成本，广大商民无疑承担更多。

为了增加铜元去向，当时北京官方还曾采取两项新的措施，希望通过官府和商铺吸纳铜元，借以稳定铜元币值。天津商会派员前往调查，以便参酌开办。这两项措施一是发帑平价，一是清查铜元票。所谓发帑平价，就是官方确定银两与铜元比价，按照比价卖出银两，买入铜元。迨银两价跌、铜元价涨之时，再卖出铜元、买入银两。或在买入铜元之后，将其运至价高之区，卖出换银，再回北京卖出银两，买入铜元。循环往复，不停周转，以此维持官定比价^[88]。这种措施若要见效，需要官府白银储备非常充足，可以用其无限兑换铜元。否则官府按照确定比价兑换，北京铜元价格高于外地，外地铜元势将不断涌入。官府白银储备枯竭，发帑平价必然不能持续。当时度支部尚书陈璧即曾指出这种困境^[89]：(www.xing528.com)

现在京师九门以外，离城十余里之村庄，每两尚在二百枚之谱。京师持价以百六十余枚为限。小民入城者日不下数万人，每人只带百余枚至数百枚，一日进城已有百余万枚之数，何论大宗私贩！何论奏定进口之二千枚！然则京师持价愈高，私贩得利愈厚，此理甚明。

由陈氏所述可知，即使不论非法私贩，只论合法情况，民众每人身带铜元百余枚或数百枚入京兑换，这种发帑平价也难持续。官府不能无限收购铜元，每日兑换必会限量。而铜元兑换限量，必将产生明暗两种价格。卖货之人预期平价不能持久，日后银价必涨，因而不会降低铜元所标的货物价格。买货之人按照平价进行交易，反会吃亏。天津商会对此观察极明，认为发帑平价无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并不建议在津实施^[90]。

所谓清查铜元票，主要是指银号对外开具铜元票，发行准备必须充足。不足者在限定期限之内，需要赶紧准备铜元。之后由官府抽查，对于资本十足者奖以商标，九成者免议，七成者勒令补足资本，七成以下者资本短缺一枚，罚款十枚。如若资本全无，则按混骗律严惩。当时银号对外开具铜元票，发行准备多未达到要求。命令一出，银号需要大量购入铜元，以备官府检查。如此则可增大铜元需求，减少市面流通的铜元。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不无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官府随意抽查，迹近骚扰。抽查人员还有可能勾结银号，抽查并不可靠。银号对于所发纸票的数目，也不会如实申报。最后官府必将抽无可抽，查无可查^[91]。不特如此，官府抽查铜元票，即使银价骤落，也是出票者一时急用铜元所致。短期行市并不反映铜元的真正价值。将来银价必会重新涨起。这和发帑平价一样，都难根治问题、获得长效^[92]。

总之，铜元危机之下，天津当局对于发帑平价、清查铜元票这两项措施，都曾加以考虑。只是权衡再三之后，认为效果不佳，并未采用。天津官民希望减少铜元来源，增加铜元销路。其基本思路是以行政命令稳定货币比价。清末还有另外一种思路，与之正好相反。这种思路就是放弃稳定比价，任其自由浮动。度支部尚书陈璧就持此见，认为如果听凭银价上升，迨每两可兑铜元二百余枚之时，私铸者无利可图，市面自然平定^[93]。天津商会也曾提出这种思路。这种思路如获实施，将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官府难以获得铸币余利；二是铜元币值不稳，阻碍商业交易。针对前者，天津商会认为鼓铸铜元，本是针对钱荒问题，并非为了筹款。铜元危机产生之后，官府虚耗大量人力物力，维持铜元币值，最后市面既不能平，饷源亦不能保，两败俱伤，殊属非计。故而应该另筹饷源。针对后者，天津商会建议将银作为本位。商民核算定价，全都用银。此时无论铜元如何浮动，对于商业交易均无影响。商会对此还曾举例说明^[94]：

所谓平者非银盘大小之谓，商民交易向以银为本位，如玉米每斤四十文，银元一枚可换两吊。一枚银元可买玉面五十斤；若银元一枚可换四吊，玉面一斤涨至八十文，一枚银元仍可买五十斤。专就玉面论其价不平，以玉面对银元论其价仍平。即食力穷民，岁无银款进项，似吃亏矣。然当日工价每日四百者今日涨至八百或一吊矣，比例参观又何不平之有。

在商会看来，只要将银作为本位，商民自会根据货币比价的变化，随时调整货物的铜元价格。这样不管铜元币值如何波动，商民均可安然无恙，不受损失。自长期观之，铜元币值变动之后，物价、工价都会缓慢调整，最终适应铜元币值。然而短期之内，物价、工价未必能够及时调整。即使能够调整，其变化幅度也与铜元波动不尽一致。持铜元者难免遭受损失，特别是在铜元剧烈贬值之时，这种损失尤其明显，令人难以忍受。因此任由铜元随意波动，只是铜元危机的一种应对思路，在津并未真正实施。

1911年前后，铜元停止贬值，转而开始逐步升值。为了稳定铜元币值，天津官民又将此前所做的种种工作，反而行之。铜元危机爆发之后，袁世凯曾经奏请停铸北洋铜元^[95]。铜元价格开始上涨之后，直隶总督陈夔龙^[96]又向度支部申请，希望增发铜元。度支部随即命令造币厂鼓铸铜元五百万枚^[97]，由天津商会负责换领。换领价格为银元一枚兑换铜元一百三十枚。每人兑换以银元五元为限^[98]。兑换开始之后，来者连续不断，每日兑出铜元六十余万枚。照此速度，五百万枚铜元很快就将告罄。因此陈氏复商请度支部，希望造币厂继续鼓铸，每日六十万枚，以一月为限。迨限满时再看情形，决定是否继续鼓铸。此外，天津官方再次严禁铜元出境，由各车站关卡一律稽查^[99]。同时，由警务公所与天津商会随时稽查钱铺、钱摊，对不按法定比价兑换铜元者，从严惩办，以儆效尤^[100]。

铜元币值涨落不定，天津官民被动应付，难以休止。1908年，铜元危机日重之时，天津商会曾经大胆设想，建议废止现行铜元，重新铸造制钱。其具体做法是^[101]：

一、国家设立银号，发行银纸币，照时价收买铜元。二、定收买日限，逾期以私钱论。三、铜元收尽，制钱必形支绌，应有银号开写制钱零纸币，以济民用。四、停铸铜元改铸制钱，仍用机器制造，加铸方孔以杜私造而便存储。五、找富绅筹款鼓铸制钱，照新政奖励，以资提倡而期充裕。

天津商会希望在市面各种货币之中，逐步增加银元的权重。买卖货物，尽量改用银元核算。原来小额交易以铜元作为媒介者，现在则以零角银纸票作为媒介。至于日用零费，则用制钱作为媒介。这种设想有其合理性。官府和民间之所以滥发铜元，是为追求铸币利益。重新铸造制钱，消除铸币利益，这对滥发问题犹如釜底抽薪。不过重新铸造制钱，官府因为铸造余利不大，或者根本没有余利甚至亏累，往往不愿过多铸造，这会导致货币供给不足。清末天津市廛之上，零星交易需要制钱一文到五文时，多用竹签、洋铁片、纸条代替^[102]，就是鲜明例证。对此问题，天津商会建议发行制钱纸币，以作补充。清末天津市场上，确有制钱票流通^[103]。唯发行纸币，几乎没有成本。如果没有制度严格规范，一旦滥发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贴水风潮就是前车之鉴。北洋时期天津的多次金融风潮，也由滥发纸币而起。所以怎样善用纸币补充金属货币的不足，是一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