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元局铸币厂，开始鼓铸铜元，希望以之应对贴水风潮，调剂天津金融。1903年，户部拨给开铸成本银四百万两，在津兴建新厂，名为户部造币总厂。1905年竣工，先行试铸大清铜元。造币总厂成立之后，银元局铸币厂并未停工，而是一仍其旧[51]。两局鼓铸同时进行，天津成为铜元铸造与流通的重要区域。梁启超论及天津鼓铸铜元，曾称[52]：
光绪二十八年冬间，天津市面因银根紧而起恐慌，其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谓此由钱荒所致，于是始铸铜元以救之。……当时国人既苦于流通之乏制钱，又见夫铜元式样新颖，携带便利，咸乐用之，需求日盛，官局所铸，几于应接不暇。仅阅两三月，而铸出者数千万枚，获利百数十万两。世凯骤获此意外之利，喜不自胜，以为此源可以挹之不竭，益日夜鼓铸，不遗余力。
表3.3 1903—1904年北洋银元局铸造铜元数量
数据来源：（英）派伦著：《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零一十年调查报告书》，许逸凡译，《天津历史资料》第4期，第63页。
清末在国际市场上，铜块每担价格约为关平银三十两。按此价格，再适当考虑工本费用，每关平银一两，应得当十铜元二百七十枚；银元一枚，应得当十铜元一百九十枚[53]。而按官方兑换价格，银元一枚只兑当十铜元一百枚。甚至铜元投放市场之初，因其制造精美，使用便捷，深受商民喜爱，一枚银元只兑当十铜元八十余枚。由此可见，铸造铜元，余利至大。当时政府财政紧张，铸造铜元，如同久旱甘霖。袁世凯为此专上奏折[54]：
臣自接收天津时，满市沙钱，商民交困，曾遴委道员周学煕赶速筹铸铜元，俾资补救。……每日现出铜元三十万枚，发商行用，群称便利。户部亦时来提取，其余利所入，即以拨供工艺局、考工厂、工艺学堂、蒙小学堂之需。二年以来，渐臻成效。第制钱奇绌，铜元行销日广，所出仅足以供给津埠，尚未通行外邑。叠拟大加推广，以期铸数增多。且以北洋兴办各项要政，所在需款。虽经臣多方筹划，时若无米为炊。若多铸铜元，则计增盈余，亦可协济要需。
袁氏强调铸造铜元，利益有二：一是缓解钱荒，便利市面交易；二是获得铸币余利，协济新政需款。上述两种利益，其实存在内部矛盾。缓解钱荒、便利交易，需要稳定铜元币值。如果铜元币值不稳，忽高忽低，反会扰乱交易。获得铸币余利，需要多铸铜元。而铜元铸造过多，币值必定不稳。因此清末官府甫铸铜元，即已步入歧途。袁氏最初非常乐观，认为即使全力铸造铜元，三五年内也不够用。实则不足三年，上述矛盾即已渐露端倪。此后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铜元危机。
北洋银元局鼓铸铜元，原为接济市面，补充制钱不足，缓解钱荒问题。为此铜元与制钱的比价必须固定，不能随意低昂。鼓铸铜元之初，袁世凯曾立行使章程五条：一、铜元分为三等，分别当制钱二十文、十文与五文。无论何等铜元，均需按照面值，一律同于制钱计算，不准互有参差。二、铜元兑换银洋，皆按市价，与制钱一律抵用，不准稍有低昂。三、以铜元购买物件，皆与制钱同等行使。如有因用铜元而高抬物价或折扣铜元者，从重罚办。四、铜元行用既广，凡完纳钱粮、厘税等事，皆准一律抵用。如有抑勒情事，查出严办。五、如有私铸伪造铜元者，一经察觉，按照私铸制钱例治罪[55]。
官府要求铜元与制钱一律抵用，不得参差。而在现实之中，这种规定却难实施。官府自己首先就未遵守。1905年，天津閤邑酒商恳请直隶筹款总局，望其允许酒商按照铜元面值纳捐。直隶筹款总局严词拒绝，指出天津酒商历来交捐，从未按照铜元面值。当时一两白银兑换天津制钱，最多不过两吊二百，而兑换铜元，最少也在两吊七百。为此直隶筹款总局要求缴纳酒捐，应按制钱价格确定[56]。直隶筹款总局之所以不愿遵守章程，是因铜元数量急剧增大，实际币值随之下降。如按铜元面值收税，收入将会减少。因此铜元根本不能按其面值，与制钱等值使用。
铜元相对制钱贬值，不仅为官府征税带来问题，也为民间交易带来麻烦。天津县民控告葛沽当铺天锡当、广昌当，即是一个典型。1904年初，县民刘志诚控诉：开铸铜元以来，无论是何用项，皆应一律通用，不准稍有违滞。宪谕煌煌，远近周知。然而两铺却不遵守，普通百姓使用铜元赎取当物时，两铺竟然不让回赎。刘氏认为两铺损人利己，殊失公平，希望官府重申宪谕，禁止此举。天锡当、广昌当对此辩称[57]：
葛洁市价不齐，即如银洋一元可换铜元津钱一千八百余文，若清净制钱不过一千四百有奇。是换银一元，铜元制钱相较已差四百之多……其旧当制钱者，既系制钱与铜元有差，自应分别仍以制钱取赎，方昭公允。乃狡黠之徒往往赎以铜元，希图取巧，一经辩论，辄谓不收铜元。不知商等不收，专因旧当制钱，并非概不收用，如谓违禁两歧，弊在市价参差，职等亦不任其咎。
由于官方规定铜元按照面值抵用制钱，很多当户朝则当以制钱，暮则赎以铜元，借机从中牟利。当铺连连亏赔，迫不得已，只能停收铜元，要求当户使用制钱赎取当物。天津知县认为市面制钱缺乏，按照当铺要求，一律使用制钱取赎，民众必会大感不便。但是完全使用铜元，对于当铺又不公平。最后要求商务公所出面，将铜元制钱比价秉公核定。这种做法收效有限。因为铜元充斥，二者比价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实际比价一旦偏离官定比价，交易纠葛又会产生。(www.xing528.com)
官府大量铸造之下，铜元与制钱本有章程明定比价，尚且出现价格参差。与之相比，铜元与银元并无严格规定，二者比价更是起伏不平。并且这段时期，世界银价大涨。就海关两与英镑汇率而言，1903年，一海关两可兑25.875便士；1907年，一海关两可兑36.625便士，上涨40%。同时因为贸易逆差、对外赔款等因素，白银大量流出中国。而中国经济逐步发展，对于白银需求日大[58]。凡此各种因素，均使中国白银价格上涨，银元与铜元比价变化更大。1905年，以铜元兑换银洋一元，所需数额从八九十枚升至一百五十余枚。此后户部造币总厂暂时停铸，加之外地铜元比价更高[59]，大量铜元纷纷流出天津。1911年，津埠铜元价格止跌回升。以一银元兑换铜元，可兑数额由一百三十枚落至一百二十八枚、一百二十五枚。此后不停下降，又至一百二十枚、一百一十五枚等[60]。
图3.2 清末天津银元与铜元比价变化图（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61]
铜元与银元比价无定，同样带来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可从米粮行业窥其一斑。1908年1月，三津众磨房上书天津商会，陈述铜元贬值之害[62]：
今岁入秋以来，银元每枚换铜元百枚上下之数，乃竟逐日加增，迨至于今，每洋一元竟换铜元一百四五十枚不等，实属骇人听闻。以致百物腾贵，米面之价亦不得不递渐加增，盖因商等买米，麦行价必须以现银、现洋为本位，而门市零售米面必须使用铜元，假如今日商等按洋银一元以铜元一百四十枚作价售货，明日商等以铜元买洋，则洋银之价又涨至一百四十五枚矣。商等明日以一百四十五枚作价，则越日又涨至一百五十枚矣。铜元逐日递加，商等日日亏累，而米面随时增涨，亦为势所必然。值此钱荒粮贵之际，时届严冬，小民生计为艰，日食米面，不免因涨价而生口角。况津郡华洋杂处，人心浮动，良莠不齐，倘有不逞之徒，乘机蛊惑，一倡百和，酿出祸端，不但于商家之身家性命有关，实于地面治安之大局有碍。
三津众磨房的陈述，说明滥发铜元首先带来两大危害：其一，商家计价结算，进货使用银元，卖货使用铜元。银涨铜跌，短期之内商家亏本，长期则是物价上涨。其二，普通民众的收入增幅，往往低于物价涨幅，最后真实财富缩水。部分底层民众甚至生计堪忧，从而产生治安问题。铜元危机之起，缘于官府急剧增加货币供给，导致真实财富在官、民之间重新分配。整体而言，官府得利，民间受损。就民间而言，不同群体在铜元危机之中，所得结果也不相同。得利者有之，受损者有之。纷纷扰扰，产生很多纠葛。特别是米面等生活必需品，一旦价格大涨，普通百姓立即受到影响。当时即曾有人痛斥米粮涨价[63]：
粮行等户，今岁轮船进口以来，运津米粮洋面，并有各河船只运津杂粮等件，源源未断。除却屡来销售之外，现时津地积囤米面杂粮共合约有数百余万，民食丰足，并不照行出售。遂借银洋增长，奸商取巧勒价居奇，隐匿米粮加倍增长，高抬市价，日长日甚，日不同行。米贵如珠，面贵寸丹，民被商害如限苦海，若再任意勒涨增价居奇，合郡津地焉有民生！
因此，普通民众希望官府出令，严禁米粮涨价。如三津众磨房所述，米粮涨价诚有迫不得已之处，但也不能排除上文所述之事，少数商人借机浑水摸鱼，过度抬高价格，牟取不当利益。买卖双方之间，卖方获利，买方受损，这是铜元危机之下的一种纠纷。另外一种纠纷则是买方获利，卖方受损。上文所述天津县民控告当铺之事，即是这种情况。
铜元贬值，民生受其影响，于是产生上述问题。如若铜元升值，民生境况是否会有好转呢？实情并非如此。因为铜元相对银元贬值，米粮商家为了避免亏损，必然提高售卖价格。如果米粮涨价之后，铜元忽又升值，此时民众使用银元兑换铜元，再以铜元购买米粮，则将承受双重涨价。1911年前后，铜元止跌回升，就曾出现上述情况。当时有人为此特向天津商会求助[64]：
此数日间，银洋贸然由一百二十六七枚，落至一百零数枚。玉米面每斤又涨价铜元一枚，以一元钱玉米面核算，又涨至铜元二十余枚。两面均算，是此一元钱之米面，已涨价至四十余枚。困苦小民其何以堪？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铜元贬值之后，商家提高米粮售价。铜元价格变化迅速，忽又升值，此时商家本应降低米粮售价。然而米粮价格调整缓慢，不能马上作出相应变化。最后以银元兑换铜元，以铜元购买米粮，全都出现涨价现象。而在升值心理预期之下，铜元钱铺不免惜售。商民兑换铜元，竟有钱铺声称没有现货，居奇不换。市面日常交易，处处需要铜元。普通商民无法兑换铜元，愤而斥责钱铺：“似此刁难，民何以生？其奸商罔利，扰害闾阎，于兹可见。”[65]买卖双方，矛盾又起。
总之，铜元危机导致市面价格紊乱。上文所举数例，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实则铜元充斥市面，各行各业全都深受影响。短期之内，市场价格剧烈变动，真实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全由货币比价变化引起，而无关劳动创造，当然有失公平。并且因为变化剧烈，民众心理感受非常强烈，最后产生很多纠纷。天津铜元升值，只在辛亥前后，为时短暂。由于官府鼓铸不停，铜元主要还是持续贬值。清末天津货币种类繁多，铜元多为中下层平民所持有。这些平民的收入、消费水平，都较低下。铜元贬值，物价上涨，中下层平民首当其冲，受害更大。而社会上层所持货币多为银元。银元上涨，铜元下跌，持银元者购买力增强，持铜元者购买力减弱。真实财富从社会下层流入上层，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此外，铜元价格不定，市面各类交易的风险，也随之增多。商家经营需要付出额外成本。以上种种均是铜元滥发的危害。铜元危机与贴水风潮相似，同样存在某些“外部性”，断非一家一户所能应对。因此如何应对危机，再次成为天津官府的重要任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