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因贸易而兴起。贸易变动关乎天津经济的兴衰。金融业为内外贸易融通资金，更是深受贸易行业的影响。天津金融产生贴水风潮，贸易变动为其重要原因。清末天津贸易业深受庚子拳乱之害。拳乱期间，一位天津工人对比今昔，讲述天津贸易的凋零[3]：
呜呼义和拳匪之祸，何若此其甚哉！……向者，春冰既泮，轮声帆影，相属于烟波浩渺之间。货物之来，高入山积。操奇计赢之子，夜以继日，握算持筹，各矜其长袖善舞之能，以有易无，获利可操左券。今岁新春时节，以拳匪潜伏，萌蘖渐滋，圜圚中如豫为之地，以致开河之后，来货寥若晨星。至目前而叛象显呈，毁电竿、断车轨、戕西士、焚教堂、斩木揭竿……商贾遂不复放胆营运。六街三市，几绝人迹。
贸易开展无法离开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失序，各种风险纷至沓来，行旅不通，商贾止步，就会出现“六街三市，几绝人迹”的局面。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各国军队司令官联席会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名曰“都统衙门”，后复改称“天津中国城区临时政府委员会”（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Tientsin）。在管辖区内，临时政府委员会建立巡捕队，整顿秩序，恢复治安；采取措施预防饥馑、瘟疫；组建消防队，控制火灾等，逐步将西方城市管理制度引入天津。同时公布城市税收制度，征收入市税、码头税和所得税等，使得征税有章可循，减少各业牙行和大小官吏征税之时的假公济私[4]。在此背景下，天津贸易迅速恢复，贸易货值总数大幅攀升。
庚子之后，天津贸易飞速增长。但是贸易陡然暴涨，并非经济长期发展所致，而是兵燹之后经济恢复产生的虚热。拳乱期间，天津贸易萎缩。迨秩序恢复，市场空间极大，各种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需要金融行业提供资金支持。贸易暴涨之时，资本流动加速，资金需求扩大。而天津钱业在拳乱中损失不赀，乱后市面银根奇紧。贸易开展需银孔亟，钱业却无足够现银予以支持，两者构成尖锐矛盾。
图3.1 天津庚子前后历年贸易货值总数（海关两）[5]
在此局面之下，银帖发行遂日益膨胀。庚子乱前，天津钱行所开银帖约有两千万两；而到1902年，所开银帖达到三千万两[6]。短短几年时间，增幅高达百分之五十。很多银号资本不足，却仍大量发行银钱帖。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都统衙门对此并无严格监管。一时之间，银号蜂起，鱼龙混杂。庚子之前，天津银号仅有一百余家。乱后两年时间，银号骤增，竟达三百家之多[7]。这些银号实力并不雄厚，核其资本，多者不过数万，少则数千数百。与上海银号动辄数万、数十万相比，远远不及。并且上海银号分支广泛，彼此相顾，缓急相济，抗风险能力远非天津银号所可望其项背[8]。
表3.1 天津商银钱号营业资本分布统计表（1907—1908年）
数据来源：根据《直隶省商银钱号资本营业统计表》整理，见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68、769页。
天津商银钱号分支不广、资本不足，而洋行、银行和票号则资金雄厚、实力强大。据估计，当时天津本地市场资金约有六千万两，其中山西票号两千万两，外国银行与政府款项一千万两，富商与官宦所持现金一千万两，钱票一千万两，从上海赊购货物所得授信一千万两[9]。天津商银钱号多从外国银行、山西票号获得贷款。
总之，庚子之后，津埠钱业日益膨胀。因为贸易虚热，市场机会众多，商银钱号纷纷设立。商银钱号资本不足，于是既从银行、票号大量贷款；又以发行银帖、钱帖的方式，大力扩张信用。这种发行数目庞大，远超资金准备。贸易虚热、大量借款、狂发银帖，以津埠银号的实力，上述三种因素只要一种发生变化，即有可能酿成危机。如果三者叠加，同时变动，则危机将会加倍严重。天津产生贴水风潮，起因恰恰就是上述三种因素同时变动，导致银号经营空前恶化。
1902年6月，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年8月，袁氏率官赴任，裁撤都统衙门，接管天津。当时天津贴水日益严重，每银千两，贴水高达三百余两。商旅裹足，百物腾涌，中外各商纷纷请求禁止贴水[10]。袁氏耳闻目睹贴水之弊，认为唯有严禁痛绝，才能挽救市面、振兴实业，遂于翌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当时钱铺华丰锦、恒祥庆两号违章贴水，分别被罚白银四千五百两和五千二百五十两，并且被迫认捐行平化宝银一万五千两，作为商务学堂经费[11]。贴水禁令之严，由此可见一斑。商银钱号滥发钱帖、银帖，数额远超现钱、现银储备。现在官府明令禁止贴水，要求二者等值使用。商银钱号根本无法兑现[12]。(www.xing528.com)
袁世凯以官府命令禁止贴水，已令天津商银钱号举步维艰；而天津贸易虚热之后，急转直下，对于商银钱号更是雪上加霜。商银钱号滥发银帖、买空卖空，在商品购销两旺、贸易畅通之时，或可勉强维持。一旦商品滞销、市场紧缩，商人急欲兑换现银，商银钱号必然没有足银兑付。并且贸易扩张之时，商人从商银钱号大量进行信用借款，投资贸易；而贸易衰退之后，货物无法变现，所借款项难以偿还，将使形势愈发恶化。1904年，天津银号义盛号被迫关张歇业。当时铺东曾向官府陈述遭遇[13]：
自庚子兵燹以后，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迄今元气未复。市井之萧条，商贾之疲困，实数十年来所罕有。……职先人由同治元年自备资本开设义盛号钱铺生理，迄今四十余载。……钱行之中虽不敢谓之上户，亦可与中户相并。唯自昔徂今，既未借用洋款，亦不该欠官款。于今处此凋敝之秋，顿觉欠内较巨，周转为艰。查核账目，则川换欠内之款计钱十九万余吊，除抵还欠外之项，颇有盈余。无如欠内之款，一时难以索进，而欠外之款，目下不能支延。辗转焦思，必须将生意暂行停止。
在贸易过热之时，银号贷出之款过多；贸易转冷之后，资金无法收回。银号经营随即陷入困境。银号义盛号的遭际，在贴水风潮之中非常普遍。不宁唯是，银行、票号等原向商银钱号提供贷款，遭遇拳乱之后，一改故常，大幅收回贷款，其金额约有一千一百万至两千万两[14]，市面现银更为枯竭。这对津埠商银钱号又是一番打击。总之，官府禁令、贸易恶化、票号惜贷，种种不利因素犹如风刀霜剑，交相逼迫。在此不利境况之下，津埠商银钱号辗转牵连，大量倒闭。普通商号受其影响，亦纷纷倒闭。1904年，天津救荒总局董事赵兴堂痛陈风潮惨状[15]：
津郡由去岁至今，各行歇业荒闭者二千余家。唯钱行为各行行运银钱之源根，钱行共计二百余家，由去岁至今歇业荒闭者，一百数十家。要账还账不能通运者，约五六十家。南北巨富在津开设钱行者，有一二十家。素性一家川换数十万或百万，至今行运不过十成之一二。在山西票号、南绅银行将津郡通换银款提归原主者，不下数千万金。津郡钱行钱票银票行运数百万金。现因银钱源根滞塞，各行所欠官商各款催讨归还，或禀送成案，或株连倒闭，甚至逃身殒命，种种扰累，糜费间过于正款。凡有血气者，莫不伤之。
赵氏所述的“川换”，是指银号之间关系密切，互相融通资金、调剂有无，以求营业之便[16]。按照赵氏的陈述，贴水风潮爆发之后，同业川换资金减少十分之九，信用大幅萎缩。钱行由二百余家减至几十家，倒闭半数以上，其他各业荒闭二千余家。各种债务纠纷错综复杂，难以理清[17]。贴水风潮对于天津经济的破坏之大，于此可见。
贴水风潮发生之后，津埠商银钱号所发行的银钱帖，信用大跌。外商银行得此良机，大发纸币。一时之间，盛行津埠，几乎无人不用，无人不存。特别是日本正金银行与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纸币数目尤大。不特如此，外商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完全等同现银。以中国银号所发银钱帖进行兑换，每一千两需要升水二三百两[18]。外商银行所出之票愈推愈广，而中国银号所出之票反而渐渐萎缩，中国利权外溢。1908年，此种局面仍未改观。其时天津商会曾称[19]：
正金、麦加利、汇丰、道胜、德华各银行纸币盛行，利权尽为外人所得，又兼市面银根奇滞，蒙前宪台劝谕各华商出行洋元票，原为疏通市面挽回利权起见。当奉谕之初，各商仍意存观望，不敢遽行。嗣经职会谆谆劝导，始各遵办。仅止行运天津本埠，亦不过随出随取，碍难停留。至外运之款，无论数目多寡，仍以现洋为重，津市借资周转。
天津商会所言确系实情。津埠银号在贴水风潮之后，几成惊弓之鸟，久久不敢发行银钱各票。即使勉强发行，也是随出随取，数量很少，并且无法流通外埠。武昌起义之后，津埠中国银号因为市面秩序未复，恐失信用，更是纷纷收缩纸币，不敢再发；而外国银行正好相反，借机大发银两、银元纸币，有加无已。当时天津商会曾奉直隶都督之命，调查中国银号、外国银行在津发钞情形。两相对比，差距昭然。
表3.2 清末民初津埠中国银号、外国银行发行纸币大概情形
数据来源：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4页。数据系天津商会1912年调查所得。
① 此后，又有银号发行纸币，惟数目不大。见戴建兵：《中国钱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6、157页。
天津中国银号相继倒闭，所发纸币不断收缩；外商银行蒸蒸日上，所发纸币不断扩张。这种差距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贴水风潮震动津埠，中国银号大伤元气尤为重要原因。面对这些问题，天津官、商互相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而危机之后，津埠钱庄穷则思变，也在逐步转变经营方式，以求适应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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