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津纸币的发行主体，分散不一。国内官方机构、民间银号与外国银行都可发行纸币。关于民间发票，政府当时并无明确法律规范，而是听之任之。民间银号经常罔顾自身资本实力，超额发行银钱票。一旦市面银根紧张，银号无法兑现，就易酿成风潮。清末“贴水风潮”之后，天津官府开始规范民间发票。发票银号需经官府与商会审查，迨符合相应条件，才可发行。自此民间银号发钞数量大减，官方机构发钞数量大增。袁世凯督直期间，曾令天津官银号发行银元票与银两票。1904至1909年，官银号先后共发银两票六十八万余两，银元票七十三万余元[69]。1909年，清廷度支部整顿币制，要求各省官商行号限期停发银钱票，已经发行者逐步收回。此后纸币的发行主体，逐渐转为银行。1908年之前，户部银行天津分行曾发银两票。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开始发行银两票与银元票。因各地银两成色不同、银元种类多样，所发纸币需按分行所在地的习惯，变通使用。银元票上注明本地通用的银元数字，即可等同本地银元；银两票上注明本地通用的平色，即可等同本地白银[70]。度支部当时还曾规定：使用银两票、银元票缴纳税厘、钱粮、各项官款，与现银无异，一律通用。大清银行天津分行历年的发行数额，列表如下。
表2.6 大清银行天津分行历年发行数额（厘）
数据来源：张家骧：《中华币制史（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北洋时期，天津发行纸币的银行，主要包括本国银行、外商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本国银行分为中央银行与其他银行。中央银行是指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其他银行包括劝业银行、直隶省银行、边业银行、中南银行、农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河南省银行、中国丝茶银行、山东省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中外合办银行是指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这些银行在津发行纸币的大体情况，可以参见下表。
表2.7 1916—1928年在津主要本国银行与中外合办银行发钞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62页；天津市钱币学会编：《天津近代钱币》，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第115—171页。
表2.8 外商银行在津发钞情况
数据来源：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66页；天津市钱币学会编：《天津近代钱币》，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第174—185页。
清末和北洋时期，外商银行处于租界，自由发行纸币，中国政府无法管控。本国银行虽有法令约束，而其在津发行纸币的数额，多与发行总数合并公布，并无单独统计。所以各行在津究竟发行多少纸币，缺少记录，难以稽考。1931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吴本景，曾对天津各行的发钞数目加以估测，列表如下。(www.xing528.com)
表2.9 天津各行所发钞券大体数目（1931年估测）
（续表）
数据来源：吴本景：《天津之金融状况与商业情形（一）》，《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3卷第17期，第43、44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前期，本国银行在津发钞的数额，远超外商银行。外商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曾经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清末到一战结束这段时期。北洋末期，这类纸币日薄西山，而本国银行纸币则后来居上。出现这种转变，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外商银行处于租界之内，很少在内地开设分行，纸币推广因之受限。二是本国银行迭经金融风潮之后，多将发行数额与储备状况公之于众，因而信用日隆，而外国银行对此则讳莫如深，导致国人信任下降。三是外商银行发钞面额偏大，普通民众使用不便[71]。
北洋时期，中交两行天津分行所发行的钞票，流通广泛，数额巨大。中行所发行的钞票，票面印有“天津”字样，不仅流通京、津市面，还能通行华北各埠，甚至远及豫、鲁、晋、陕、奉等省，深入东北、西北地区。交行所发行的纸币，同样印有“天津”字样，流通范围稍小，但也可达京、冀、豫、鲁、奉各地，畅行东北、华北地区。其他各行钞票如有“天津”字样，大多通行京、津两地。直隶省行所发行的钞票，则能深入本省所辖各县[72]。
从发行数额与流通范围来看，中交两行纸币对于天津金融影响更大，其他各行远不能比。因此两行发钞的缘起流变，需要我们详细回顾。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大清银行纷纷改为中国银行。其时纸币则例尚未确定，财政部先向总统袁世凯提议[73]：
窃唯一国纸币之流通，全恃银行纸币为其枢纽。自去秋以来，金融机关一切停滞，公私出纳，皆以现金，遂至周转无方，商民交困，非有大宗钞票流行国内，不足以救济恐慌。现在中国政府所设之中国银行，已经筹备组织，次第设立，应请在纸币则例未定以前，即以该银行所发之兑换券，暂时通行全国。所有官款出纳、商民交易，均准一律行用。并由该银行多储准备金，以供兑换。多设兑换所，以便取携。总期信用渐孚，藉以维持市面。
财政部为此拟定《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五条。袁世凯批准实施，并且强调中国银行组织方新，应照各国中央银行通例，宽筹现金储备，严杜一切流弊。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公布，规定中行遵照兑换券章程，发行兑换券。发行之初，其推广并不顺利。当时，外国银行、各省银行、商业银行大多都在发行钞券，各据一方。中行钞券面临激烈竞争。全国金库、币制均未统一，事权分散，牵制尤多。民间狃于积习，多用银洋。凡此诸多因素，皆使兑换券推广不顺。面对这些问题，中国银行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利用发行特权与代理金库、收解赋税之便，竭力推广；收回大清银行钞票与各省所发杂色跌价兑换券；深入民间推行中钞等[74]。这些举措之中，银钱两业领用中行兑换券，对其推广贡献尤大。当时规定银行同业领取中行钞票，需要准备现金七成、公债三成。而现实操作则灵活多样，并未拘泥于此。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领用中行兑换券三百万元，是以现金五成、公债票二成五、期票二成五作为准备。中行还对兴业银行所交现金支付利息[75]。北洋时期，天津也有银行参照上述做法，向中行领取兑换券。1920年12月，天津金城银行曾与中行天津分行订立合同，领用中行兑换券，以五十万元为限[76]。上述领钞办法最初仅限于银行同业。1923年，上海发生金融恐慌。钱庄周转不灵，也想援照银行领钞之法，向中行领用。翌年，经过反复磋商，钱庄与中行确定协议，正式实施[77]。此后，中行天津分行也作出规定：各个钱庄如愿领用钞票代为发行，可与中行订立合同，要求在钞票上加印代号，以资区别。领用钱庄提交十足现金，作为准备。中行对此支付利息，年息四厘[78]。采取上述做法，领钞银行与钱庄未在中行存款，却可坐享存款利息。厚利之下，他们自然踊跃推广。
清末，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所定章程明确规定：交行仿照其他中外各行，印刷通行银纸；并且仿照其他银号，遵循市面通用平色，印刷各种银票。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交通银行则例。则例规定：交行拥有兑换券发行权。兑换券的式样、数目及期限，均由财政部核定。纸币条例未定之前，交行兑换券暂按《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行使。公款出入、官俸支付、军饷发放、完纳税项、市面交易等，均可使用。1915年，北洋政府明令：中交两行均为中央银行，享有发券特权[79]。交行为推广兑换券，也曾实施“领用券”制度。192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烟台分行就曾向交行天津分行领用交行券十万元[80]。
关于纸币发行，中交两行于20年代初期都曾划定区域，将现金集中于区域商业中心。区域之内，各行互相联系，依托区域中心发展业务。中国银行共有四大区域行，分别为上海分行、天津分行、汉口分行、香港分行。其中津、鲁、晋三地分行及所属支行，以天津分行为区域行，使用津钞[81]。交通银行划有五大发行区域。其中心分别为天津、上海、汉口、奉天、哈尔滨。举凡北京、天津、济南、张家口、归绥等地的兑换券，皆由天津总库负责发行、调拨、整理[82]。
北洋时期，天津市面的纸币，除了银两票、银元券与银角券，还有铜元票。铜元票最早由黑龙江官银号发行，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间。此后，其他各地官银号纷起效仿。1915年，直隶平市官钱局设于保定，发行当十、二十、四十、五十、一百五种面额的铜元票。1920年，又发行当十、二十铜元票，流通天津。1921年之后，直隶省银行连续发行多种铜元票。1922年，发行当二十铜元票。1923年，发行当十、四十、五十铜元票。1926年，发行当十、四十、五十、一百铜元票。1927年，因官钱局铜元票票版复杂、难于核算、流通阻滞，直隶省银行与官钱局又发行新铜元票。1928年，中国农工银行也曾发行铜元票，面额分为当十、二十两种，主要流通京津一带[83]。北洋时期，直隶官钱局、直隶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究竟发行多少铜元票，其中多少流通津埠市面，都无确切数据。国民政府初期，有人曾对天津市面铜元票的数额加以估测，认为约合银元十三四万元[84]。唯铜元票出入津埠没有定数，不同年份变动很大。故而上述数字对于推测此前天津铜元票的流动状况，并无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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