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金属货币,主要是指银两、银元、银角、制钱和铜元。清朝灭亡之前,银两和制钱是主要货币。制钱被官府垄断,民间不能私铸;而银两则无官府垄断,民间可以自由熔铸。职此之故,各地银两多种多样,重量、成色都不相同。其重量标准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库平,亦称官平,为国库收支标准;二是关平,为关税征收标准;三是漕平,为漕银征收标准;四是市平,为各地市场通用标准。各地市平又有差别,分为砝平、公估平、钱平、司马平、行平等[54]。清末以来,天津市面银两的重量标准,分为行平与津公砝平。行平1两约为库平1.034两,约为公砝平1.005两。
清代银两成色多在93%—96%之间。因成色各异,各地又有纹银、十足银、纯银等不同名称。其中纹银是银两成色的重要标准,其成色为93.5374%。各地白银以此为准,成色高者申(升)水,成色低者补(贴)水。若一元宝重五十两,申水二两四钱,则称该元宝为二四宝。以此类推,又有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二八宝之称。如果申水三两,则称该元宝为“足宝”“足色”“十足色”[55]。天津市面的白宝银,成色为98.775%。还有一种老盐课银,成色比白宝银略高,但是使用范围远远不如白宝银广泛。
使用上述银两开展商品交易,因其重量、成色各不相同,需要反复换算,繁琐复杂,耗费精力。为了减少换算,一个地区的商民,往往使用一种标准银两计账,其重量、成色均归统一。在现实之中,这种银两未必存在,只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故称“虚银两”。与之相对,市面形形色色的真实银两,则称“实银两”。天津市面的“虚银两”是行化银,以行平为重量标准,合称行平化宝银,简称行化[56]。行化银为二四宝银,白宝银为二八宝银。每一千两行化银约为白宝银九百九十二两,因此行化银又称九九二色行平化宝。
与上海规元、汉口洋例不同,天津行化银并非自始即为“虚银两”,而是由实转虚,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同治年间,白宝银与化宝银同时流通津市。此后直至清末,除去个别时期,天津炉房均在熔铸化宝银,流通不息。清末天津开始铸造银币。银币式样统一,使用方便,因而流通日广。从此开始,化宝银慢慢退出流通,到北洋时期变成“虚银两”,成为一种计账单位。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之后,化宝银在天津市面彻底绝迹[57]。
清末天津市面的各种交易,多以行平化宝为计算单位。大宗交易如棉花、棉纱、疋头、皮毛、五金、糖类等,均以行平化宝定价。国内外汇兑、房租、租界房捐、公用事业收费等,也以行平化宝计算。商民乐于使用,在华洋行对之尤其信任。1914年《国币条例》颁布之后,商民依然使用行化标价,只有零星交易才以银元标价[58]。
银两流通中国市面,年深日久;与之相比,银元流通则为时较晚。银元初入中国,当在明朝万历年间,由西班牙商人自菲律宾群岛输入。乾嘉年间,沿海地区银元流通日多,计有墨西哥银元(俗称鹰洋)、荷兰马剑银元(俗称马钱)、西班牙银元(俗称本洋)、英国在香港和印度所铸的银元(俗称人洋)、美国银元(俗称美国洋)、日本银元(俗称龙洋)等。其中鹰洋占据主导[59]。天津开埠之后,中外贸易快速发展,外国银元大量流入。据估计,自1898至1908年,天津口岸进口各国银元约有三百六十万元[60]。这些银元以鹰洋和人洋为主。(www.xing528.com)
银元重量、成色统一,不像白银散而无统,故而流入中国之后,深受商民喜爱。乾隆年间,中国民间已经有人起而效仿,鼓铸银元。光绪年间,清廷为保利权、抵制外币,在广东设局铸造“光绪元宝”,重量同于外国银元,为七钱二分,成色为九成足银。以其背面铸有蟠龙图案,故名“龙洋”[61]。此后各省群起仿效。天津亦于1897年开始铸造。铸造机构为北洋机器局。庚子拳乱之中,北洋机器局遭到破坏。乱后清廷在津先后建造北洋银元局与户部造币总厂,鼓铸银元。此后数年,围绕银元单位问题,清廷内部意见纷纭。上述机构曾经试铸两种大清银元,面值分别定为一两与一元。1910年,《币制则例》颁定,正式确立银元作为本位,每元重量定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定为纯银九成。
《币制则例》颁定之后,北洋银元局停铸,造币总厂则继续铸造。民初造币总厂遭受兵燹,为之一空。当局遂在北洋银元局旧址西窑漥建造分厂。1914年,又在原来总厂厂址大经路兴筑新厂。竣工之后,两厂合称造币总厂。西窑漥之厂称西厂,专铸铜币。大经路之厂称东厂,专铸银币[62]。同年,北洋政府颁定《国币条例》,确定每元银币重库平七钱二分,成色为纯银89%。因为表面铸有总统袁世凯头像,新铸银元俗称“袁大头”。1915年,上海中、交两行与钱业公会协商,取消龙洋行市,只设新币行市,银元市价随之统一。加之新币整齐划一,花纹精致,故在天津市面流通甚广,而龙洋与其他杂币则日渐减少。1917年10月,新币流通天津市面者约有八百五十万元。截至1918年3月,天津造币厂铸造新币八千四百六十九万元左右,周流全国。1922年,天津造币厂铸造新币约有六百七十七万元。1923年,又铸新币约有四百五十四万元。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禁铸“袁大头”。天津造币厂改铸新银元,上有孙中山头像[63]。
银元与行化银、白宝银可自由兑换。在天津市面,每一银元可兑行化银的数量,称为洋厘。洋即银元,厘即厘价。天津钱业公会设有市场。每日银号同业在市场内,根据银元供求状况,确定洋厘。“袁大头”一元约合行化银0.6825两[64]。长期之内,洋厘不能大幅偏离上述平价。因为若不考虑熔铸成本,洋厘高于平价之时,造币厂会将行化银熔为银元,增加供给;洋厘低于平价之时,造币厂会将银元熔为行化银,减少供给。但在短期之内,由于季节需求、时局不安、人为操纵等因素,洋厘可能剧烈波动,为商民交易带来风险。
银角、制钱与铜元主要用于小额交易。银角就是银辅币,最早在广东铸造,时为1890年。此后各省陆续铸造,唯其重量、成色各地不一。清末《币制则例》曾经规定银角的面值、重量与成色,希望确立十进制,旋因鼎革而无落实。民初北洋政府颁定《国币条例》,也曾对此作出规定。但各地并不严格执行,铸造更为混乱,银角成色每况愈下。北洋银元局与天津造币总厂都曾铸造银角。1907年,北洋银元局铸造二角和一角银币。前者含银80.97%,重库平0.1409两;后者含银81.27%,重库平0.0715两。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二角和一角银币。前者含银80.45%,重库平0.1433两;后者含银82.57%,重库平0.0725两[65]。1917年,天津造币厂鼓铸新式银角,上有袁世凯头像。按照《国币条例》,五角银币重库平0.36两,二角银币重库平0.144两,一角银币重库平0.072两。三种银角含银均为70%。1925年,天津造币厂为纪念溥仪结婚,铸造一角、二角辅币。这种角币成色较低,上有一龙一凤图案,称为“龙凤银角”。20世纪20年代后期,“龙凤银角”大量流通天津市面。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造币厂究竟铸造多少银角,没有确切统计。据估计,截至1916年底,天津造币厂共铸造五角、二角五分、二角及一角银辅币三亿枚以上。1917年,共铸各种银角约三百七十七万枚。1922年,又铸银角四百万枚。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发行角分票和镍质辅币,银角渐被取代[66]。
清代大部分时期,制钱与白银双峰并峙,作为主要货币用于交易。清末制钱渐渐式微。1896年,北洋机器局曾铸制钱“光绪通宝”,最初重为八分,翌年改为七分。但因铜价上涨,铸造不断亏本,最后只好停铸。清末天津开始铸造铜元,旧有制钱多被收回熔铸。1908年以后,在天津金融市场,制钱已经销声匿迹[67]。只在僻壤遐州,尚残存一二。清末天津造币厂所铸的铜元,主要有二十文、十文、五文、一文四种面值。北洋时期,所铸铜元以二十文、十文为多。1917年,天津造币厂曾经铸发一分、五厘大洋铜元,拟按大洋行使,但未广泛流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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