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天津金融的史料，十分丰富。这些史料包括报刊、档案、公牍、日记、方志、调查、文史资料等等。《银行周报》《银行月刊》《钱业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经济杂志》等围绕近代天津金融，曾经发表很多文章和报道。《大公报》和《益世报》是近代天津的重要报纸，也有很多相关报道。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图书馆将《益世报》涉津资料汇集成册[57]。所选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其中财政金融部分收有金融风潮的很多报道，史料价值极高。
近代天津商会的各种档案，浩如烟海。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联合会将其分门别类，择要编纂，以清末、北洋时期、国民政府前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后期为序，分为煌煌十卷[58]。其中大量档案都与近代天津金融风潮有关。特别是官民如何应对，档案记载尤详。唯已出版者仅为其中一小部分，其余则存于天津档案馆。除了商会档案，天津档案馆还有很多银行档案，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档案以及部分企业档案。研究近代天津金融，这些档案都是一手资料。此外，《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盐业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山西票号史料》等银行票号史料相继出版，也是研究近代天津金融的重要参考资料[59]。
《北洋公牍类纂》《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收有大量公文涉及天津金融[60]。北洋时期，卞白眉长期担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是近代天津金融巨子。《卞白眉日记》对于当时天津的金融事件记载很多[61]。清末与北洋时期，关于天津的方志资料，层出迭现。这些方志包含一些金融资料。近些年来，各种天津专志先后出版。其中《天津通志·金融志》对近代天津的货币、金融机构、银钱银行和保险业务、金融市场、金融人物均有详细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62]。《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天津工商史料丛刊》收有大量资料，很多都与近代天津金融有关。这些资料或由亲历者回忆撰写，或由他人访谈整理，也是重要参考资料。金融与贸易关系密切。《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零一十年调查报告书》《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津海关秘档解译——天津近代历史记录》以天津海关为中心，记载不同时期的贸易状况，很多记载涉及天津金融[63]。20世纪初期，日本在津驻屯军曾经调查庚子之后天津的经济社会状况，其中包括天津金融调查[64]。
关于中国近代币制的史料整理，民国就已开始。民初《政府公报汇编（币制国债）》出版[65]。该书收有一批北洋政府有关币制的法令、信函、章程等。同一时期，北洋政府财政部泉币司编有《币制汇编》[66]。该书对于清末和北洋时期关乎币制的奏折、法令、章程、议案、论著等系统总结，分为货币法规、铸造银元铜元时期币制案、铸造新币时期币制案、纸币案、造币局厂沿革案、币制论著上、币制论著下总共七编，是研究近代中国币制的重要资料。20世纪30年代，《银价与币制问题法案辑要（第一编）》将北洋时期的部分币制法案加以汇总[67]。陈度在近代档案、官书、杂志、报章、私家论著中广搜博采，择要分辑，编成《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68]。该书分为币制、银元、银两、辅币、造币、纸币六个部分，也是重要的币制史料。20世纪60年代，《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出版。此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分别于1986、1991年出版[69]。两部资料汇编均以档案为主，并有部分私人著述和报刊资料。《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也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70]。该书个别资料从《政府公报》选录，其余均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选出，史料价值很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以财政金融为题，收有大量北洋时期的金融法规、财政部公告和其他货币金融资料[71]。上述资料汇编均以货币金融为题，是了解中国近代币制的重要资料。《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等档案类期刊，也曾刊登若干档案涉及近代货币金融。(www.xing528.com)
此外，一些资料汇编虽然不以货币金融为题，却有很多内容与其相关。《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1853—1927）》与《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系统整理外债资料[72]。参考这些资料，可从财政角度思考货币问题。《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从数千种地方志中披沙拣金，分为农业、副业、手工业、近代企业等十个门类，其中也有货币金融门类[73]。近代中国各个地区的货币使用情况，可从该书窥其一斑。
总之，关于近代天津金融和中国币制的史料整理，为时已久，成绩卓然。这些史料经过整理，纲举目张，体系分明。后人用其研究近代天津金融之时，能够左右采获，省去很多搜罗爬梳之苦，做到事半功倍。否则今天研究这些问题，势必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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