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币制变革：天津金融风潮研究

从货币角度研究天津金融风潮，自然涉及近代中国的币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关研究从清末就已开始，此后愈来愈多，指不胜屈。下文仅选具有代表性者，略作回顾。1915年，章宗元出版《中国泉币沿革》^[32]。民国初期，章氏先后担任财政部次长、审计处总办与币制局副总裁，故对币制问题深有研究。此书主要内容包括：历代泉货沿革大略、制钱沿革、铜元沿革、银元沿革、铸造币局厂沿革、金银铜换算价格及银铜币统计、金银进出口及国际贸易的差额、国家纸币及银元兑换券、币制本位及单位问题、银主币定价问题及铸费问题、推行新辅币及收回各种旧辅币问题、预备改用金本位问题等。章氏撰写此书，以户部、度支部、财政部档案及前人著述为据，旁及欧美官书、近人著述，详于近今而略于古昔，注重制度及其原因、效果，叙述客观，很少主观评价。

1924年，徐沧水发表《民国钞券史》^[33]。该书所论包括：钞券沿革及银行兑换券的起源、户部银行与大清银行发券的始末、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发券的梗概、中交钞票停兑风潮始末、一般银行的发券情况、发券事项的监督机关、相关法规等。同年，胡乃瓒探讨当时金融扰攘之因，归为内外两种因素^[34]。内部因素包括：国人投机心勃发、金银比价动摇、财政当局聚敛、货币滥发、同业倾轧与工商业变迁。外部因素包括内乱频仍、政潮起伏、盗匪影响、天灾流行、倒把操纵与外交变动。其中金银比价动摇和货币滥发均是货币问题。胡氏认为金银比价动摇，缘于欧战爆发之后，经济变动，金价大跌，银价大涨。加之墨西哥内乱频仍，银矿停采，供给愈少，银价愈贵。至于货币滥发，胡氏主要强调各省滥发铜元，恶币横溢，良币消退，最后币值日落，物价日升。上述两大问题，均与中国货币制度有关。胡氏对此没有详论。关于解决之道，胡氏仅是建议金融界吸取教训，巩固同业利益，防止投机倒把，一言带过，没有深入。

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35]。该书共有六编：历代货币、现代货币、现代币制问题、币制行政、金银铜统计与附录。张氏论现代货币，主要是指民初的银元、银角、铜元、银两、制钱、纸币。其中纸币的发行主体，既有中央银行，又有特种银行、普通商业银行、地方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在华外国银行等，非常多元。张氏分门别类，俱有总结。张氏指出汉文帝取消盗铸令，造币权归于民间，这在历史上独一无二。而在大多数时间，铸币权都为国家独占。唯君权旁落之时，民间私铸不断；鼎革祚移之秋，私铸尤多。此论已经涉及货币发行的垄断问题，不过张氏没有展开讨论。总之，张书内容丰富，叙述周详，堪称近代币制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1929年，耿爱德（E.Kann）《中国货币论》翻译出版^[36]。耿氏在中国从事金融行业多年，故对中国货币问题观察甚明。耿书主要研究金属货币，对币材、国外汇兑与造币厂等问题皆有论述。20世纪30年代，耿氏又撰文探讨中国纸币问题，指出中国发行纸币，渊源甚古，但都无法解决滥发问题^[37]。民众对其没有信心，政府也不重视。直到19世纪末期，情况都是如此。从清末到国民政府前期，中国纸币发行逐渐革新，废两改元与推行法币是其重大举措。耿氏目光如炬，指出中国币制的历史巨变。唯其是非得失，耿氏没有太多评价。耿作之中，统计很多，特别是反映国外情况的统计，诸如北洋时期美国现金的输出情况、1909年以后各国的银产额、欧洲各主要银行近年所存金银数额等，十分详细。这说明耿氏观察中国币制问题，没有限于一隅，而是放眼四海。近代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中国币制问题深受外国影响。耿作注重内外联系，很多解释更为圆融。

另一外国学者吉田虎雄也对中国货币问题做有研究^[38]。吉田氏认为中国币制存在重大缺陷。铸币权不由中央政府独揽，而由各省分享。各种货币重量、成色不等。尤其银角、铜元，根本无法按照面额流通。至于纸币发行，更是弊病百出。很多纸币只限一地使用，难以通行全国。经济发展因之受阻，对外贸易受害尤大。吉田氏指出，对于中国而言，统一货币十分急切。清末赫德、精琦，民初卫斯林、曹汝霖都曾提出这个问题。吉田氏对此做了总结。

1940年，朱偰出版专著《中国货币问题》，其中专辟一章，探讨民国的自由发行问题^[39]。朱氏指出：中国发行纸币，自民国以来，一直采用自由发行制度。当时中国政治分裂，金融难以集中，政府往往以借款为条件，赋予私家银行发行权。同时，中国政府和银行界的人士，多是留学英美，受其旧式经济学教育，以自由发行为先入之见。然而民国关于发行兑换券的法规，又受日本、德国影响，多采集中发行之制。最后纸上法规与实际情形产生矛盾，形同具文。朱氏认为自由发行影响恶劣：一是纸币不统一，阻碍工商业发展；二是现银不集中，妨碍国家运用金融政策；三是银行倒闭相寻，时时发生挤兑，引起信用恐慌。显然，朱氏反对自由发行，赞成统一发行。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危机之后，自由经济理论受到打击，政府管控之论渐占上风。在上述背景下，朱氏同样主张国家垄断货币。至于垄断发行是否也有弊端，朱氏没有论及^[40]。

总而言之，民初研究中国币制者，多是将其发生演变记录下来，原原本本，总结叙述，对其利弊得失较少主观评价和理论分析。到了国民政府后期，相关研究开始跳出传统窠臼，自觉借鉴西方最新的货币理论，以之评价中国传统币制，越来越有理论深度。这些研究之中，很多都是批评中国传统币制的混乱不一。明确说出货币发行滥用国权、流毒社会者，很少见到。

1949年之后，关于中国传统币制的研究较多。20世纪50年代，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出版^[41]。魏氏指出中国银元、铜元与纸币制度皆有缺点。银元制度缺点有二：一是铸币权分散，各省铸币十分混乱，银元重量成色不一，银元本位久未确立；二是清廷围绕银元单位问题，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至于铜元制度的缺点，魏氏归为六条：增铸无所限制，币制没有健全，政府自坏信用，交通阻碍，投机盛行，私铸充斥。关于纸币制度，魏氏指出官私银号、国家银行、地方银行都有滥发问题。外国银行是否也有这类问题，魏氏没有论及。多元发行有无合理之处？如何解决滥发问题？魏氏对此都无讨论。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也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此后迭经修订，日益完善，成为货币史研究的经典之作^[42]。彭书以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机关为基本框架，研究所涉时段从三皇五帝直至清末，横贯数千年，研究重在白银、黄金、铜元、制钱等金属货币，对于纸币则涉及不多。清末开始铸造铜元，彭氏认为这是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巨变。此前，政府多次发行大钱，但经人民抵制，都未推行开来。政府发行大钱，物价上涨。人民变而使用制钱，物价随之复原。而清末铜元发行之后，一种新的货币单位自此产生。物价随之不断上涨，引起物价革命。因此彭氏将其称为一次巨变。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相继改为金本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彭氏分析清末白银的购买力，并与欧洲对比，指出物价上涨与此也有关联。彭氏研究上述问题，既做古今对比，又做中西对比，深具历史意识和世界眼光。故对清末中国货币制度的某些独特之处，彭氏常能一针见血，点出要害。

同一时期，献可对近百年来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做了总结^[43]。其中有大量数据统计，是后人继续研究相关问题的宝贵资料。60年代，杨端六对整个清代的货币金融深入研究^[44]。杨氏认为清朝币制是银铜平行本位制，这种制度并不完整。制钱具有法定标准，铸币权属于政府；而纹银则漫无标准，民间自由铸造，其成色、重量各地皆有不同。这种制度到清末时弊端日重。杨氏对当时银元、铜元、纸币发行的紊乱，银钱比价的波动，均有叙述总结。

改革开放之初，张振鹍论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指出这一时期币制混乱，货币芜杂，比价无定，货币发行与流通数量均难满足客观需要^[45]。围绕整顿币制，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不断斗争。张氏对此详细描述。晚清民间私铸货币，民初政府滥发纸币。两者均有严重问题。20世纪90年代，郑起东分别撰文探讨上述问题^[46]。不过郑氏未将两者合而观之，比较民间发行与政府发行的得失。贺水金也对当时的币制紊乱总结回顾^[47]，将其归为四点：一是传统货币与近代货币并存；二是发行主体既有中央、地方政府，又有民间机构；三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四是不同货币各有特定流通区域，不同区域流通不畅。总之，上述三人之论代表一种传统看法，即清末与北洋时期，中国币制杂乱无章，需要统一。(www.xing528.com)

王业键也对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细致梳理^[48]。前人研究这个问题，只重解释制度的形式结构，而对货币供给如何变动、如何影响其他经济部门、货币制度如何演变等问题，大都重视不够。王氏有感于此，遂对这些问题重点论述。清末中国内外贸易继续扩张，机器工业兴起，轮船、铁路逐步推广。市场对于统一支付工具的需求，日益迫切。王氏认为，当时货币部门虽然紊乱，但是仍有两大进步现象：一是银元逐渐普及，二是现代银行纸币信用逐步建立推广。王氏强调，完善币制需要统一货币，建立强大超然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变动重贴现率、存款准备率，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货币供应量。显然，这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发轫于清末，到抗战爆发大体完成。卓遵宏运用中国台湾“国史馆”所藏的国民政府档案、财政部档案与人物专档等，结合当时财经专家的相关论著，分类编次，广征博引，对于这段时期币制改革的始末，做有详细总结^[49]。其内容包括近代币制问题的发生、清季货币制度的改革、民初的币制改革及演进、国民政府的币制建设、法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法币政策的推进与检讨六个方面。卓氏同意王业键之论，认为中国传统的银铜复本位制缺乏弹性，货币供应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不过卓氏又指出：政府无法控制货币流通量，自也无法发行巨额通货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可以免除恶性通货膨胀。自此角度而论，这种币制亦不无优点。大体言之，卓氏支持国家统一货币，讨论如上优点时只是蜻蜓点水，着墨不多。

近十几年来，汪敬虞总结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指出早在五口通商之前，外国银元已入中国，此后越来越多。这使外国银行如虎添翼，更有能力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牟取暴利^[50]。外国银行在华所发纸币，以19世纪80年代为界，之前尚未获得充分信任，流通范围不广；之后则迅速膨胀。汪氏认为外国银元和纸币损害中国货币主权。不过这种流通是否一无是处，有无积极意义？汪氏没有论及。

杜恂诚将近代中国的金融制度分为两种类型：1927年之前为自由市场型，之后则为垄断型^[51]。在自由金融制度下，没有中央银行，政府所起作用很小。金融市场自发产生、自主发展，内外市场连为一体，政府发钞得到制约，滥发纸币只是局部和阶段现象。而在垄断金融制度下，中央银行建立，商业银行转向官办，政府具有决定作用。自由市场受到管制、限制或取缔，内外市场分裂，政府发钞不受制约，滥发纸币成为全局现象。以往学者研究这段时期的金融制度，多是意存批判，而杜氏则别具只眼，指出自由金融制度有其优点。这种观察值得深思。此外，杜氏还从自由与管制角度，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对金融制度变迁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52]。这种研究注重结合理论解释历史因果，首尾照应，贯穿始终，较之以往偏重叙述历史现象者，无疑更为深刻。

戴建兵对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深入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货币体系，以银两与银元作为核心，其次则是银角、银行券、铜元、铜元票、商业或金融票据、军用票与各种无准备纸币。货币没有主辅关系，发行放任自由，行业和地域色彩非常强烈^[53]。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价值尺度失衡，社会生产成本加大；同时白银供给深受国外影响，中国经济因之常受外部冲击。戴氏认为近代中国币制改革存在三个死结：一是内无资金，外少支持，难以追随世界潮流，建立金本位；二是银本位受制于人；三是政治混乱，军阀割据，改革外部环境不佳。而当时国人探讨币制改革，又多存在畸轻畸重之处：就货币作用而言，重交易媒介而轻价值尺度；就货币稳定而言，重对外汇价而轻对内价值；就影响对象而言，重政府财政而轻社会经济。戴氏所论与杜恂诚不同，重在近代中国币制的缺点和困境，对其评价不高。

日本学者黑田明伸探讨货币制度的世界史，对于中国币制也有论及^[54]。黑田氏认为中国货币史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各个地区接连出现本地通货，多种多样；一种是王朝自上而下，不断努力，希望统一币制。两种倾向抗衡博弈，历时两千年之久。黑田氏称一国只有一种货币，为时较短，不是历史常态；在很长历史时期里，一国同时存在多种货币，不同货币服务于不同层次的市场，这才是历史常态。黑田氏将中国清代的货币分为两种：“地域内货币”与“地域间货币”。“地域间货币”的供求，常有季节性紧张；而“地域内货币”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能够实现某种平衡。19世纪以来，各国货币渐趋统一，国际金本位制逐步成型。在此过程中，“地域内货币”日益萎缩，稳定功能日渐减弱。黑田氏认为世界金融恐慌或是由此而生。循此分析思路，黑田氏称货币多元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看法与货币统一之论截然相反。黑田氏放眼世界，格局开阔，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货币理论，诚属难能可贵！

陈晓荣研究的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与黑田氏所论的“地域内货币”大体近似^[55]。其发行主体或为钱铺、钱庄、商铺和工矿企业等工商业部门，或为社会团体等准权力部门。陈氏对其发行、职能、不平衡性、监管等问题均有深入探析。陈氏认为这类货币能够增加社会通货总量，缓解官方通货不足，对于商品市场作用至大。清末新式银行兴起，国家货币日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大发货币，地方票日益增多。在两类官方货币压缩之下，民间私票逐渐萎缩。从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货币集权化监管不断增强。陈氏借鉴黑田明伸的货币理论，指出政府主宰货币发行之后，常常迫使银行附属政治，发行钞票弥补财政空虚。这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国家货币固然有其不足，而民间私票也非尽善尽美，同样存在滥发现象。围绕货币制度，陈氏建议应在计划与市场、监管与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点。

朱嘉明以“自由—垄断”为主线，对中国两千年的货币经济系统回顾^[56]。在西方经济学家之中，哈耶克与凯恩斯双峰并峙，前者主张自由放任，后者主张政府管控。朱氏结合二人的经济理论，将中国货币经济划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传统货币经济，后一阶段为现代货币经济。朱氏认为，在传统货币经济中，货币发行并不依赖国家，民间也能发行。各种货币同时流通，可以支撑远距离区域贸易。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货币非国家化思想，可从中国传统货币史得到印证。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深受日本和苏联影响，国家渐渐主导经济。法币改革是上述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此后现代货币经济建立，凯恩斯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朱氏认为这种演变未必是中国之福，对此深刻反思。前人多因中国传统币制混乱不一，对其评价不高。而朱氏则别标新解，肯定传统币制。就研究范式而言，朱书也有很多突破，比如注重货币经济制度的演变、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货币经济部门整体分析、宏观研究，运用当代货币理论解释中国货币史等。这些都对本书启发很大。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欧美各国逐渐统一货币，国家垄断货币发行。与之相比，晚清时期，中国仍是多元发行货币，各种货币同时流通市面。中国朝野大都认为这种币制原始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希望统一货币。从清末到国民政府初期，币制改革不断推进。最后新的币制终于建立，国家完全垄断货币的新型形态，横空出世。统一货币的思路，既支配前人推动币制改革，也支配后人研究货币历史。对于中国清末和北洋时期的自由币制，后世学人多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币制杂乱无章，损害交易，主张应由政府统一货币。近些年来，也有研究对此展开反思。杜恂诚、黑田明伸、陈晓荣、朱嘉明等各从不同角度，做了初步探讨。货币发行的统一与多元，是一绝大问题。先贤与今人对此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后人依然应该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