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金融发展：1900～1928货币发行与风潮

研究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发展，属于区域金融史范畴。金融史是近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区域金融史为其一端，唯其研究对象极不均匀。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其金融实力高出群伦，一骑绝尘。故对上海近代金融的研究，从民国以至今日，层出不穷，日积月累，寖成巨观。比之上海，关于近代天津金融的研究，却是瞠乎其后，远远不及。对其金融风潮的系统研究，更是冷冷清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论者开始研究天津金融。他们或做实地调查，或做历史总结，陆续写出若干文章和专著。1928年，淑仪撰文^[5]，指出天津金融业弱点有四：一、放贷偏重感情，过于信任个人，对于借款者的实际状况却不重视。一旦银号^[6]意外亏耗，无法支持信用，全市金融常被牵累。二、狃于故习，惰性较深，不能容纳新的意见。三、一切计算偏于琐细，忽视远大，常因贪图小利而受重大损失。四、同业之间，过于散漫。除了例设公会，几乎没有合办机关和互助事业。领袖行号也无控驭能力和牺牲精神，不能领袖群伦。淑仪结合协和贸易公司倒闭风潮、外国银行华账房倒账危机、银号拨码漏洞、少数“跑合”操纵津沪汇价等具体事例，说明上述缺点，建议天津金融行业与时俱进，不再迷信个人信用，遇到重大事项，破除成见，互相协作。北洋时期，天津金融风潮频发。淑仪有感于此，振笔为文，重在指出天津金融的种种不足，对其发展则略而不写。

1929年，《工商半月刊》刊发《天津钱业之调查》^[7]。该文对天津钱业的历史、内部组织、各类业务、账目管理、钱商公会详细总结。近代天津的货币危机，该文已有论及。文中提到：天津钱业大小各号皆发钱帖，流通本地，种类繁杂。常有钱号发帖过多，准备不足，最后周转不灵，以至倒闭。倒闭者多，往往酿成金融风潮。洋元兴起之后，钱帖渐废。大小各号又发洋元钞票。而通行日久，重蹈覆辙。天津商会针对此弊，召集钱商开会，议定各号如若倒闭，所有财产应先用于收回钞票，其次用于偿还同业川换，最后才能清理其他债务。

1930年，《杨著中国金融论》出版^[8]。该书专辟一章，论述近代天津金融市场的沿革、银号、本国银行、外国银行、金融界的团结、通货及其行市、票据及其清算、金融行市的涨落等。杨荫溥认为近代中国币制绝无条理，两元并用，辅币紊乱，纸币复杂。这与国外大不相同。处于这种币制之下，天津金融风潮迭起。杨氏对天津金融界的团结非常推崇，曾从三个方面论述：天津各个银号的团结、银行界的团结以及金融界的合作。杨氏论各个银号的团结，重在银号同业维护、电汇与银元等各项行市的设置、同业争执的调解三点；论银行界的团结，重在银行公会联络同业一点；论金融界的合作，重在银号与同业或银行的靠家关系、银钱两业互相合作的公约、金融维持会的设立、金融恐慌之中准备金的筹设四点。1931年，吴本景也撰文叙述天津的金融状况^[9]。其时天津各行发钞有多有少，流通区域亦广狭不同。吴氏指出这一重要现象，并对各行发钞数额及其流通区域进行估计。此外，吴氏对天津本地硬币的行使情形、银行银号当店的状况、华商银行、银号与外商银行的主营业务、本地金融市价情形、需要现金的季节性、老头票的大略情形、华商银行公会、洋商银行、钱业公会等内容也有总结。大体而言，吴氏之文平铺直叙，对于某些重要现象的前因后果，缺少深入分析。

1931年、1933年和1934年，何育禧、王培和中央银行分别调查天津金融，并且发表相关调研文章^[10]。清末和北洋时期，各地银两的重量标准，千差万别。何氏将天津与上海、北平、济南、开封、奉天、营口、成都等地的平码兑换比率详细列出。王氏对天津银号与银行资本的调查尤其详尽。基于这些调查，王氏整体评价天津金融，指出天津金融劣于上海，但是优于国内其他各埠，较少惊风骇浪。国民政府初期，尤称稳定。唯就天津银号而言，资本微弱，规模狭小，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至于银行，则是均将资金投入商业，分类徒有虚名，垦务、农工缺少援助。王氏认为这是天津金融的不足。中央银行的调查，没有评价天津金融，而是对其金融市场、金融机关、资金实力、票据与货币概况客观叙述。该文论及铜元和银币时，指出津埠工资与物价多以银元标价，但有若干行业和物品仍以铜元标价。某些银币在天津行使，需要贴水。这些货币现象非常重要，发人深省。总之，上述三种调查均在国民政府初期，从中能够推知北洋时期天津金融的某些状况。若干数据更是非常珍贵。后人基于这些数据，可以适度进行量化研究。

1935年，吴石城围绕天津金融业与金融市场，发表系列文章^[11]。这些文章对近代天津的金融状况做了系统介绍。关于天津的货币流通，吴氏主要介绍银两、银元、辅币和纸币。介绍辅币之时，吴氏曾经述及铜元贬值危机，论其原因与影响，并且提出补救办法。介绍纸币之时，吴氏指出，天津纸币因其发行银行不同，流通范围大小有别。纸币挤兑风潮频发，吴氏对此也曾论及。不过对于上述现象，吴氏所论均是蜻蜓点水，没有展开。吴氏与杨荫溥相同，也很重视天津金融界的团结，故而专文论述。其文主要围绕银号之间、华商银行之间以及银钱两业之间的团结，视角与杨氏相似。

1936年，王子建、赵履谦调查天津银号，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演变深入探讨^[12]。其内容主要包括：天津银号的沿革、派别、现状、主营业务、组织与管理、钱业公共组织、银号与外界的联系。两人认为银号资本小于银行，清末为其颠沛时期，民国建立之后，则是挣扎图存时期，尽管如此，银号仍能继续发展。二人将其原因归为三点：一是天津为北方经济中心，金融需求巨大，单靠银行供不应求。二是银行贷款侧重抵押，不重人情，而银号则多开展信用放款，更加符合商业习惯。三是银号财东负有无限责任，经营管理，颇有特长。凡此诸端，均使银号处身激烈竞争之中，终能岿然不倒。

总体言之，对近代天津金融业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起步。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天津银号、银行、货币状况、公会组织、金融季节等问题。或是整体观察，面面俱到；或是选择专题，论其一点。某些研究已经涉及金融风潮，不过都未将其拈出，专门研究，深入分析。近代天津的金融风潮，很多都是货币危机。上述研究论及天津货币问题时，也都很少结合整个国家的货币体制。就行文风格而言，上述研究多是客观叙述，较少主观评论。能用经济理论分析各种金融现象，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互结合者，更不多见。虽然如此，上述研究对于近代天津金融的很多方面如实记载，留下大量材料和数据。这些材料和数据弥足珍贵。后人只有基于这些记载，才能继续深入分析，探讨前因后果，对于很多现象提出解释。

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中，政治变动接连不断。这段时期，很少有人研究近代天津金融，形成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研究从无到有，渐渐增长。唯就近代天津的金融地位而言，研究成果远不相称。1979年，陈宗彝回顾了建国之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13]。陈氏于1917年开始在天津钱业工作，前后三十余年，历任多种职务，对其十分了解。关于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市场，陈氏主要叙述各种货币交易、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以及日本人操纵天津金融市场的若干活动。陈氏论津市货币交易，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庚子之前的货币流通和钱局活动、庚子之后钱业的变化、跑合铺^[14]的出现、钱商公会成为金融市场中心、“五四”运动对老头票的冲击、华俄道胜银行地下室的羌帖市场。很多金融活动和金融业务，陈氏都是亲历者，耳闻目见，素稔其事，故而总结比较细致。

20世纪80年代初，杨固之、谈在唐、张章翔发表长文，总结天津钱业发展史^[15]。该文所涉时段很长，从乾隆年间天津钱业发轫谈起，直到1952年天津钱业清理为止，中间共有几百年。三人认为天津钱业共有四种类型：钱庄、票号、汇兑庄与银钱兑换号。汇兑庄是外地钱庄的驻津机构，办理解付汇票和申汇事务。银钱兑换号专门经营各种货币兑换业务。每种类型钱业的起源、演变与消亡，该文均有概述。该文指出庚子事变之后，天津钱业变革很多，诸如天津官银号创立、钱庄改进经营方式、与洋商银行华账房建立关系等，俱是新兴之事。北洋时期，天津钱庄快速发展。该文对其帮派、资本来源、主营业务、经营管理、与商业银行的关系等问题详细总结。

同一时期，刘嘉琛也对天津钱业进行了总结^[16]。刘氏从资本来源、帮派背景与经营特点三个方面入手，指出投资天津钱业者主要来自盐商资本、一般商业资本、地主资本、银行界资本、高利贷资本与军政界资本。天津钱业的帮派，主要包括天津帮、北京帮和山西帮。按照经营特点，钱业分为西街银号、东街银号与租界银号。1987年，刘氏又与谢鹤声共同撰文，回顾近代天津的货币演变^[17]。两人指出：民国建立以后，多种货币流通津市。特别是各种银行兑换券，五花八门，最为混乱。发钞银行既有国家银行，又有私营银行；既有中国银行，又有外国银行。不过两人对此没有分析评论，仅是指出这一现象。此外，天津钱业实施拨码制度四十余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天津票据交换所成立，拨码制度方告终结。这种制度的定义、产生、内容以及具体运作，两人也有回顾^[18]。

1987年，英夫、朱继珊撰文论述天津钱业和钱业同业公会^[19]。两人指出满清入关两百余年，一直沿用明朝白银与制钱，并无统一的货币制度。因此，当时货币兑换非常频繁。经营此类业务的机构，称为“兑钱摊”。此即天津钱业之始。此后，经济日益发展，金属货币使用不便，“银帖”、“钱帖”等纸币遂应需而出。迨外国势力东来，金镑、美金、法郎、马克、卢布、日元等外国货币又先后流入天津。市面货币愈为复杂，兑换业务愈为发达。尽管如此，天津钱业却很分散，机构名称不一，经营多样，行业情况极其复杂。英、朱二人指出民国成立之后，钱业经营方趋正规，公会组织也日益重要。关于天津钱业公会的沿革、章程、人员组织，特别是清末与北洋时期公会的主要活动，诸如规定元宝含银量、设立公估局、制定申汇交易规则、规复旧章开议各项行市、制定银条银帖与铜元票的发行规则、整顿纸票、应对危机接济市面等等，英、朱二人详细介绍。

1988年，沈大年主编《天津金融简史》^[20]。该书论述天津金融，重在建国以后的四十年。关于清末与北洋时期的发展情况，只在第一章简要介绍。天津早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钱铺、票号和典当业。清末民初，这些机构有兴有衰。天津银号与本地工商业联系密切，社会基础深厚，又从中外银行获得资金支持，故在民初发展迅速。外国银行财力雄厚，控制天津外汇市场，掌握天津海关和国库，兜揽存款、掠夺资金、发行纸币、扰乱金融。该书对于上述内容均有总结。清末与北洋时期，国人在津自办银行，发展颇快。该书认为，当时银行与产业发展关联不大，本国银行一时兴盛，主要缘于三个原因：一是官僚、军阀与地主大量来津，投资银行；二是工商萧条、农业不振，富人为保安全，多将资金存入银行；三是银行投机公债，大获其利。总之，建国以前，天津金融存在很多问题。该书对此重点论述。不过该书同时肯定，天津金融也有优点，比如金融机构众多、活动范围广阔、货币资金集中、调拨使用灵活、管理经验丰富等。(www.xing528.com)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和建国之前有些相似，主要就是叙述近代天津金融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钱业经营、钱业公会、钱业与银行等。能够选择专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者不多。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1993年，《近代天津城市史》出版^[21]。该书是一部天津通史，对数千年间天津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均有总结。天津开埠之后，商业发展迅速。该书指出商业发展需要货币调节，与信用活动密切相关，了解一个地方商业贸易的发达程度，可从该地金融见微知著。天津早期的金融组织，主要就是钱铺和票号。清末外国银行络绎来津，开设分行。国人也起而模仿，现代银行由此兴起。这些都与商贸发展有关。20世纪初期，天津贸易和金融业发展尤速，对腹地影响日大。该书对此深入探析，其内容包括商业的近代化倾向、商业规模的扩大、促使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诸多因素、天津与腹地商品联系的发展、银行业的兴盛、银行业务范围的确立、旧式钱业的转变、天津与腹地的金融联系等。这种分析重视天津经济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在此背景之下观察天津金融，特别强调金融发展与贸易消长的密切联系，视野开阔，立论平实。

1995年，赵洪宝对清末天津铜元危机做了研究^[22]。铜元危机几乎影响天津各行各业，带来各种恶果。天津商会为此采取很多举措，包括：禁止外地铜元入津；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要求津埠商民一体行用铜元；听任本埠铜元出口出境；创设北洋官钱局，行使铜元纸币。这些举措的具体做法，赵氏均有详述，并且加以肯定。不过铜元危机还有深层原因，比如国际银价上涨，中国经济发展，白银需求随之增加，外贸逆差与巨额赔款造成白银外流等，均会导致银价上涨，铜价下跌。赵氏认为天津商会缺少近代货币金融理论知识，对于上述原因没有认识。为了应对铜元滥发，天津商会曾经建议，各省铸钱归于商办。赵氏对此不以为然，指出中央掌握货币铸造权，尚且不能禁绝滥铸；倘若改由商办，商人唯利是图，不计其他，岂不更为混乱？此论显然只是一种直观感受，认为货币一定要由中央垄断。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商办是否毫无可能？具体存在哪些困难？这是一个绝大题目，赵氏没有深耕细耘。

同年，吴必龙论述20世纪初期天津的金融风潮，也曾涉及铜元危机^[23]。清末，进口商品以银标价。铜元贬值，该商品的铜元价格大涨，进口随之减少。铜元危机之外，天津贴水风潮与上海股市风潮也对津埠外贸影响很大。吴氏指出，天津开埠以来，贸易一直平稳发展。金融风潮将此平稳打破，外贸因之起伏不定。吴氏认为清政府不明货币理论，面对风潮，因应失策，使得问题愈发严重。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吴氏从该角度探讨天津金融风潮，思考领域更为开阔。

近代天津铜元市价变动，商民生活深受影响。熊亚平和安宝对此深入研究^[24]。两人分析统计数据，指出铜元波动具有周期性。波动之因既有造币厂滥铸、民间私铸、银铜比价变动、铜元供过于求、币制不一、商人囤积居奇，又有军阀混战，钱摊与换钱局借机操纵。铜元变动如何影响工商企业主、小商贩、工厂工人、人力车夫以及苦力等群体，两人做了细致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就长期而言，民众生活指数所受影响不大；但就短期而言，广大商民特别是工人等中下层人民，确实深受其害。为了应对危机，天津官民采取了很多对策。两人认为此皆治标之策，并未探得本源。治本之策应是划一币制，维持十进之制。国民政府初期，当局希望采取治本之策，但是效果不佳。商民对法币并无信心，反而纷纷收藏铜元。这种现象涉及不同货币之间的竞争。熊、安二人对此没有分析。

2000年前后，韩国学者林地焕围绕20世纪初期的金融风潮与天津钱庄、天津金融市场的帮派等内容，发表了若干文章^[25]。林氏所论的金融风潮，主要包括贴水风潮、上海橡皮风潮。两次风潮对于天津钱庄影响至大。林氏将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天津钱庄迭遭打击之后，改变经营方式，扩大资金规模，实力大增。外商和华商银行兴起之后，钱庄仍有发展。二是天津票号损失巨大，最后逐渐没落。三是银行势力如日初升，逐渐兴起。林氏论述金融风潮，着眼所在乃是天津钱庄，并非货币问题。所论两次风潮，只有前者与货币密切相关。关于天津金融市场的帮派，林氏主要论及天津帮、北京帮、山西帮、南宫帮、深县与冀县帮。通过分析每个帮派的经营方式、业务重点、活动区域以及资本分布，林氏指出天津钱业主要是由本地帮派控制。这与上海夐然有异。上海钱业主要是由宁、绍人士控制。其中原因在于江南市镇远比华北发达，市镇商人涌往上海，故能称雄一方。而华北地区则不具备这种条件。

关于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以及政府—社会关系，美国学者史翰波（Brett Sheehan）撰有专著，做了深入研究^[26]。研究所涉时段为1916至1937年。史著共分六章，其中四章都是探讨清末与北洋时期的天津金融。第一章简要介绍辛亥前后天津金融业的初步发展，强调西方银行制度的影响。第二章主要探讨1916年天津中、交停兑风潮，分析政府官员、银行家与地方精英的应对行为。1916年之后，天津银行业继续发展，众多私立新型银行纷纷设立。1921年，天津再现挤兑风潮。第三章主要总结上述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1922至1928年天津银行业的发展，重点分析政府官员与银行家如何提高公众信任。1928年前后，直隶省行出现危机。本章对此也有讨论。史氏研究这些问题，运用“信任”这个核心概念，指出这段历史时期，金融制度日益复杂。在提升公众对于银行的“信任”时，政府作用日渐增大，地方精英作用日趋减小。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渐重构。史氏分析上述问题，主要都以当时中行天津分行总经理卞白眉为例，开展个案研究。这种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充满新意。此外，该书旁征博引，运用大量原始档案，并且结合口述史料，颇多创解。

民国时期，中行发行流通天津地名券。刘仲直对其相关状况做有总结^[27]。刘氏将该券发行分为两个阶段：1912至1916年，天津地名券处于推行阶段。当时外钞银洋、各种银两、银元充斥津埠市面，种类繁多，市价不一。许多商家习而用之，普通百姓则多使用铜元、铜钱。所以该券推行之初，并不顺利。中行天津分行为此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行。1917至1930年，天津银行地名券推行已广，地位日重。中行天津分行成为发行区域行，北京分行也要领用该券。在民国时期，中行天津分行协助政府整理币制，所发钞票流通全国，发钞数额也是名列前茅。刘氏认为这些都可说明该券的历史地位。当然，该券在流通过程中，也曾遭遇挤兑风潮。刘氏对1916年停兑风潮做了重点论述。这次风潮影响全国，历来研究者众。这些研究或是偏重全国，或是偏重上海，很少重视天津。刘仲直填补空白，将当时天津的相关情况、事件本末做了详细总结。

宋美云分析清末民初天津的历次金融风潮，将其原因归为三点：金融业发展滞后，货币制度混乱，传统信用制度扭曲^[28]。风潮发生之后，天津商会奔走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商人之间，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调查商情、搜集信息、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协调商人关系、化解各种纠纷等。另一方面，官方同样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取舍决策、协调中外关系、筹资接济市面等。官商合作、共同应对，这是解决危机的基本模式。宋氏总结上述内容，肯定商会策略得当、表现超凡，对天津金融业大有维持之功。宋氏的研究，重在天津商会，而非金融风潮。因此，近代天津金融的很多问题，宋氏都未涉及。

近些年来，龚关发表了系列文章，并且出版专著，对近代天津金融做了系统研究^[29]。这些研究内容丰富。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天津金融业，产业发展与金融，货币资金的区域流动，公债、军阀投资与金融市场，政府、商人与金融风潮，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龚氏皆有深入探讨。近代天津金融有所发展，其因有二：一是区域经济的需求，二是政府的作用。区域经济若要增长，需有中心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其融资与汇兑需求。龚氏围绕上述需求，对近代天津金融业务扩大的过程、其间经济关系的变化、金融制度的变迁各有述论。北洋时期，大量军阀、官僚来津投资金融业。同时，政府大发公债，要求银行垫款。天津金融深受政府影响。这些影响或积极、或消极，不能一概而论，龚氏对此特别强调。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先后发生贴水风潮、铜元危机、银色风潮、布商债务风潮、盐商债务风潮、钱庄倒闭风潮、中交停兑风潮、直隶省行停兑风潮、铜元与铜元票危机、银号与商号倒闭等多次金融风潮。龚氏将其根源归为天津金融基础脆弱、货币制度混乱和制度变迁滞后。政府不仅没有推动改革，反有种种不当行为，对于风潮责任很大。与之相比，天津商人积极应对危机，对金融很有建设之功。总之，龚氏从发展与不发展、动力与阻力、传统与现代这些层面，审视近代天津金融的演进历程。所做研究视角恢宏，包罗丰富，很有学术价值。

龚关讨论贴水风潮之时，曾经提到天津外贸畸形发展，逆差逐年扩大，金银不断外流，这使天津金融基础十分薄弱，最后导致金融风潮。陈卓、姚旸对此存在异议，指出所谓天津贸易逆差，应指天津及其腹地，就天津一城而言，不仅没有逆差，反从腹地获得盈余^[30]。因此以贸易逆差解释贴水风潮，难以成立。陈、姚二人认为风潮的真实原因在于：庚子兵燹之后，天津市场陡然增大。联军统治期间，复推多项经济政策，鼓励外商倾销商品。这些因素促使贸易虚热，金融业投资热情高涨。一时之间，钱庄遍地开花，纷纷扩展信用。迨贸易形势由热转冷，金融泡沫随之破裂。此外，天津开埠之后，贸易发展迅速，而金融运作体制却变革缓慢。严格的“拆借”“拆息”制度，久未建立。殷实商户多不愿意借款。同时，钱庄又与银行联系不密。天津金融存在这些不足，微风细浪都易变成轩然大波。陈、姚两人以贸易虚热解释贴水风潮，重新审视某些成说，自成一家之言。

近代京、津两地的金融业，联系十分密切。王元周从货币与行市、人员与机构、汇兑与放款三个方面，对此做了探讨^[31]。就货币与行市而言，光绪朝以来，天津渐成北方造币中心，所铸铜元流通北京者很多。北京钱铺发行的钱票，也在天津流通。北洋时期，中行天津分行发行兑换券，也是同时流通两地。就人员与机构而言，同一票号多在两地开设分号，京津每个城市的银号，常在另一城市开设分号，两地银行的联系，也很密切。就汇兑与放款而言，其时北京为政治中心，达官显宦存款很多；而天津为北方经济中心，工商各业需款孔殷。故而北京金融机构常以天津商民为汇兑放款对象。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北京的政治、经济变动，也常影响天津金融，特别是金融风潮。王氏对此没有论及。

总体观之，改革开放之后，近代天津金融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多。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关研究越来越有理论深度。其中某些研究涉及近代天津的金融风潮。个别研究还以此为题，或是论其原因，或是论其影响，或是论其官民应对，做了专门探讨。但从货币发行角度对此系统总结、深入分析者，尚未见到。清末与北洋时期的金融风潮，是否有所不同？风潮背后的货币发行问题，应该如何评价？天津官民应对风潮，具体存在哪些困境？能否从历次风潮着眼，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币制的某些特质？对于这些问题，上述研究大多没有注意。即使偶有涉及，也未潜研深探，所待挖掘之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