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有效开展青年研究

题记：纸上诗书，唯经独立思考，方可化成胸中峰峦。

一

1995年下半年，我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学期。学校安排我给学生讲授“公文写作”课。教务处领导认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讲授“公文写作”课程算是我的本行。在此之前，我连一篇公文都没有写过，毫无实践经验。对这样一门据说很重要，而自己却从未实际教授过的文体写作课程，我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教好它。于是，我一头扎进图书馆看书备课。看了很多材料后，我心中有底了。公文有着固定的格式和规范，没有太多神秘之处。我理清各种公文文体的格式和规范要求，准备了不少实例和试题，信心满满地走上了讲台。

学生是半脱产的成高学生，年龄都比我大，实际工作经验很丰富，对公文写作有很现实的需求。他们学得很认真，很快就通过我的讲授和训练很好地掌握了不同文体的格式和规范要求。但他们的作业却不能让我满意。他们写的公文习作形式上中规中矩，然而内容空洞无物，缺乏观点，东拉西扯，结构散乱，甚至文理欠通。一个学期下来，他们学会了一些格式和规范等形式上的东西，但绝不能算是学会“公文写作”了，令我十分失望。

问题何在？细细想来，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基础写作能力的低下上。无病呻吟，空洞无物；模仿套路，生搬硬套；结构散乱，无规无矩；词不达意，文理欠通等中小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些大学生身上同样存在。因此，他们即使能够很快学会公文的各种格式和规范，却难以写好一篇公文的正文。公文的正文就是一篇文章。比如，“报告”是最为寻常的公文文体之一。其基本格式和规范比较简单，包括标题（要考虑“发文机关＋事由＋文种”等三要素）、主送机关、正文、谦语、附件、发文机关、发文时间等。一篇报告一般都要讲清楚以下几个方面：报告什么？为什么报告？所报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特点？有哪些具体问题？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种种问题？等等。这里，既需要叙述问题的来龙去脉，也需要议论说理；既要全面准确，又要取舍提炼，简明扼要。写好一篇报告的正文，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者，何也？我认为在于思维水平不够。写文章不是写字。论写字，书法家和打字员更有优势，前者写得好，后者写（打）得快，但他们都未必是文章高手。文章并非写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想就是思维。文章好，无非涉及四个方面：内容充实（思维材料丰富）、条理清楚（思维逻辑性强）、观点新颖（思维方法和成果有新意）、表达生动（思维生动）。而这四个方面说到底都是思维问题。一个人经历丰富，有很多的积累（对很多经历过的人和事有很清晰的记忆，并且进行过整理）；对现实生活有独特的见解和感受；这些见解和感受有逻辑性，能够自圆其说，等等。即使他/她平时不大动笔，但只要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条件，他/她就能够写出不错的文章。当然，经常写的话，能够写得更加熟练。因此，文章的水平，与其思维水平成正比；文章的境界也与其思想、德行的境界直接相关。写作说到底是以文字为媒介记录、完善和传达思维成果的过程。写作的核心问题是思维问题。要提高写作水平，必须从提升思维水平入手。思维水平的提升是需要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结果。度过这个痛苦的学期后，我下定决心改变授课的内容和形式。

1996年9月，新一届学生入学了。经过一个暑假的准备，我带着一份全新的教案走上了新生班的讲台。这份教案中，把握问题、概念及其界定、推理、论证等思维方式方法的内容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而应用文的格式和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则相对比较少。在课程安排上，我把每一次课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讲授一些思维方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二阶段，向学生出示一份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材料，要求学生根据这份材料写作一个提纲，谈谈自己的观点；第三阶段，随机请学生上讲台讲自己的提纲，等学生回到自己座位后，我会当场进行点评和分析。

点评和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指出学生提纲中的优缺点；其二，提出修改建议。对学生写的提纲，我的要求很明确，也很简单：第一，学生要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证明自己的观点上。为此，提纲中要包含扎实的论据、体现明显的论证过程。至于学生持什么样的观点，我并不太在意，但我非常在意学生的论据。因为，错误的观点往往会因为得不到必要论据的强力支撑而难以自圆其说。到那时候，不需要我多讲，学生自己也会放弃，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学生会接触到论点、论据、论证等论述文的基本要素，会感受到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会一点点明白有理有据的真正含义。如此持续训练下去，他们的思维能力水平一定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一个学期下来，我每一次授课都激情满满，学生也注意力十分集中，总体感受都不错。原先讲“应用文写作”课的那种郁闷荡然无存。

从1996年开始，我就这样给一届届学生讲授各类写作课。在我任课期间，教务处开出的写作课程的名目不少，有的叫“应用文写作”，有的叫“公文写作”，还有的就叫“写作”。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从思维训练入手，展开教学。就这样，年复一年教学，我的教案不断更新、充实、优化。到了2002年，我所任教学校的袖珍校园中竟然有3000多名在校学生，整天人来人往，热热闹闹。为了加强专业建设，学校决定编纂出版多种具有本校特色的教材，要求教师们申报选题。我报了“思维训练”选题，题目是《思维与表达训练》。

2003年10月，《思维与表达训练》一书由上海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印得不多，几百本，除了给我十多本以外，其他作为教材统一由教务处入库了。好在这个出版社每本书都附有一张光盘，里面有PDF版的电子文档。后来，很多年轻人向我索书时，我就给他们电子版的。打印出来，一样使用。这本书写作时引入了大量例文，辅助说明一些具体的思维方法。这些例文中，差不多一半以上是我的习作。这些习作是相关思维方式方法运用的结晶。这些思维方式方法，是在我习作过程中逐步发现和总结、提炼出来的。因此，用这些习作作为例文特别能说明我想说明的问题。

2005年下半年，团中央组织进行了首届团中央精品课程评选活动。根据学校安排，我申报参选。2006年上半年，评选结果出炉：我们学校报送9门课，评上2门，其中一门就是我的“思维与表达训练”。

二

学生上这门课压力是不小的。不少学生平时不注意拓宽视野、扩展知识面、强化知识信息的积累，因此，“没有东西写”“写不好”时，还可能被我请到讲台上来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写的内容，这就使他们底气不足、压力大。不少学生对我的课便有了议论，甚至反感。学长向学弟传授经验时，往往都会提到我的课、我的要求、上我课的感受。于是，在一届届学生的口耳相传中，我成了一个有名的老师。甚至在新生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未见其人、已闻其名的被“妖魔化”的老师。

在点评中，作为教师，自然要多一点鼓励。然而，既然是训练，就必须对学生当场写出的文章内容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评论，指出其中的优点和不足。而指出不足和改进的方法，则是点评的重点。对我提出的不足，一些学生虽然嘴上不讲，心里却是不爽。对这“不爽”，我心知肚明。喜欢听好话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些从小到大“三千宠爱在一身”的80后、90后呢。上课听我讲不足，而且是在全班同学面前，他们自然不能习惯。很长时间内，我不知道该怎么抚慰学生，也没有更多时间抚慰他们。课程内容很多，课前课后，我还有很多的行政工作要做，加班加点是常态。进入新世纪后，学生自己的事情也很多，街上逛逛，游戏玩玩，恋爱谈谈。你想找他们聊，对不起，他们很忙。

我想到了医生看病的例子。我跟学生讲，点评就好比医生看病，首先要准确把握住你们作业中的问题；其次，要分析和把握住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最后，要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的对策与建议。我说，前来就诊的人需要的是医生对病因的准确把握、治疗的好方法。

讳疾忌医不可取。这样的道理，学生自然也是懂得的，然而他们能坦然接受我的点评吗？我不知道。我无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闻过则喜”，只能努力使自己的点评更加精准、明白，使学生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是不是当下“心悦”了，并不重要，而“诚服”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还年轻，总会有明白我的苦心感受到我对他们的训练和点评的好处的那一天的。做教师的，掌声不断的“剧场效果”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则是言传身教在学生未来漫长的人生中能发挥一点好的作用。做教师的要有定力。

三

1993年来，新加坡亚洲大专辩论赛赢得了全社会的关注。复旦大学辩论队夺冠后，许多高校，甚至中学纷纷举办辩论赛。1994年，我们学校和江西、陕西、山西、河北、北京等地的兄弟院校共同发起青年院校辩论赛。辩论赛在我校举行。作为东道主，我们自然要认真对待，争取好成绩。学校让我和另一位老师担任教练，帮学生出谋划策。学生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那一次，我们的学生得了什么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成绩还不错。

1998年，全国青年院校又搞了辩论赛。赛地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我和另外两位老师一起担任教练，辅导学生。好像是在决赛中，面对江西省团校最佳辩手、对方四辨，我们的辩手比较紧张，一下子搞不清究竟是“水中月镜中花”，还是“镜中月水中花”，慌了神，丢失了本来的大好局面，输掉了比赛，拿了个亚军。赛后，辩手抱着我哭。让我欣慰的是，学生沈艳得了“最佳辩手”。

此后每一年，我都应邀担任社工系辩论队顾问，帮学生们出出主意。社工系连续多年获得学校冠军。2013年，我还作为顾问帮助学院青少系辩论队参加上海师大举办的“师大杯”和“新生杯”辩论赛。虽然没有拿到过冠军，但学生们连续两次进入上海师大的复赛，还是给他们很大的鼓舞。2014年底，教工辩论队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组织的上海市市民辩论赛。受学校指派，我担任教工辩论队教练。经过努力，青年教师们获得了亚军。冠军是黄浦区律师组成的代表队。我自己从来没有当过辩手上台辩论，我不是那块料。我能做的，主要是帮助辩手审题、破题、界定概念、把握论据、设计论证和反驳的路子，等等。似乎有点滑稽。

辩论赛是思维训练的好形式。辩题一般都明确表达了一种（不无片面的）立场和观点。即使辩手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个立场和观点，但也必须坚守它。不仅要坚守，同时还要攻击对方，证明对方立场和观点的谬误之处。这就意味着辩论赛骨子里是一种思维、逻辑的训练（游戏），需要辩手熟练运用各种思维技巧，进行防守和攻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中，审题清楚透彻是前提。审题的重点有二：一是把握和界定重要的概念；二是梳理清楚各概念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界定概念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但也极其重要。从多侧面对概念进行界定，为观点的展开和成立提供铺垫，主要是提供逻辑的起点/原点。辩论思路的设置、逻辑的安排，都从概念界定入手。

一般人往往习惯于从《辞海》等工具书中寻找相关解释以界定概念。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妥当的：其一，《辞海》上的界定只是揭示一些基本的内涵，却难以提供辩题语境中该概念的全部内涵，或者主要内涵；其二，事实上，辩论往往都是从对字面上完全一样的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一致开始的。若正反双方都从《辞海》中找界定，对概念的理解一致，后面的辩论如何进行？其三，很多辩题内容都很新，其中的很多概念还没有被收入《辞海》等工具书。可见，界定概念不能完全依靠《辞海》等工具书中的现成定义，而要充分体现各自对相关概念的全方位理解。这就需要：其一，要说明相关概念的基本含义；其二，要说明在辩题所处的具体语境中该概念的具体含义；其三，要针对对方可能的界定，或者有所攻击，或者有所防守地进行概念界定。对方可能会怎样界定相关概念，辩论之前本方并不知晓。这就需要辩手换位思考，大胆想象，要有老顽童周伯通“左右互搏”的本领。辩手的经验十分重要。

有一年社工系学生辩论赛决赛中，正方认为“老年人应该进养老院”，反方则认为“老年人不该进养老院”。正反双方首先都得进行概念界定。他们都需要界定“老年人”“进”“养老院”“该/不该”这几个概念。

从“老年人应该进养老院”这一立场出发，正方对“老年人”这一概念的界定，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①上了年纪；②独立生活能力日益缺乏；③有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和需求；④老龄化步伐加快，老年人日益成为社会应该给予广泛关注的人群；⑤独生子女政策背景下，有着特殊养老困难的人群。

对“养老院”，则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①集中、集约化养老的场所、机构和机制；②形式多样；③适应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和需求；④老年人聚集、同龄人和相同价值理念的集聚之地；⑤与正常社会之间的联系并未掐断；⑥随着集中养老事业发展，不断完善其软硬件。

对“进”，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多种方式，包括长期、短期；②可以通过探索，更加人性化、方便、自由。

对“应该”，关键是要树立衡量的标准，看其对老年人，对子女，对社会的利弊大小。

从“老年人不该进养老院”这一立场出发，反方对“老年人”这一概念要明确：①上了年纪；②有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需求；③心理需求：其一，渴望得到儿孙绕膝的乐趣。其二，渴望得到子女贴心的关爱。其三，渴望得到正常社会的接纳（未被抛弃）。其四，渴望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向新事物延伸、拓展的能力弱化）。

对“养老院”的界定，反方则要注重这几个方面：①从现状看，养老院一般设置在偏远地区，与社会和亲人、子孙隔离。家人只能进行有限的探视；②设施陈旧，甚至残破；③管理不到位；④社会支持不够；⑤同龄人聚集的场所，在这里，老人经常目睹有人病痛、有人辞世等现象，容易形成负面情绪；⑥集中化赡养，难以顾及个性化需求；⑦从与时俱进的角度看，养老院建设会不断加强，但现状还不如人意。而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现实。

……

这样的概念界定无疑是很细致，也很艰难的，却是所有辩手都不能绕开的。我一直跟辩手讲，拿到题目后，一支辩论队如果首先去找例子，而不是进行概念界定，那就必输无疑。事实上，很多事例既可被正方使用，也可能会被反方所使用。因此，应该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概念界定上。概念界定是逻辑梳理的核心问题。概念界定搞得越细，越有助于对双方逻辑的把握，也越有助于辩手在场上的应变。我给每一支辩论队进行指导时，都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他们审题、特别是界定基本概念和梳理概念间关系上。这是指导老师的基本职责。至于事例，辩手们只要真正理解了辩题的含义，吃透了各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他们会自己去找的。互联网时代，查找资讯本来就是年轻人的强项。除了做指导老师，我还应邀担任过很多单位辩论赛的评委，点评过无数场比赛。在点评中，我主要运用思维与表达的理论和方法，从对正反双方选题的剖析入手，评论各自队员的表现。

这样容易体现出较强的逻辑性，点评得更贴切些。可以说，在思维与表达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收获，对于我点评时临场反应能力的提升，具有极大的帮助。辩手和点评者都要有很强的临场反应能力。临场反应能力不是小聪明的结果，而是按照事理逻辑进行顺势演化的产物。我一直跟学生讲，世事之大，莫大于一个“理”字。意思是说，无论大事小事，大人物小人物，都得按照事理逻辑行事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按照事理逻辑顺势演化，这就可以使人无须死记硬背条条杠杠，而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随机应变。实际上，我在每一次课堂上对学生作业的即兴点评，就是“按照事理逻辑”进行的一种“顺势演化”。

四

1997年，按照教育部要求，上级检查组对我们学校进行全面的办学检查。如何汇报学校的工作，既不回避以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又要表明今后好好办学的态度和具体举措，以使检查组专家们把以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努力切割开来，这就成为学校迎接检查和评估工作中的关键。由主要领导作的办学情况汇报就成为重中之重。谁来写汇报稿？主要领导找到了我，让我参与汇报稿的起草工作。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在学校已经工作了几年，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并不了解学校工作的全局。不了解，自然难以有丰富的思维材料，难以保证汇报稿内容充实。我也从来没有写过此类稿子，对如何剪裁和取舍各种材料缺乏经验。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学校工作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何直面这些问题，提出应对之策，这绝不仅仅是文字的问题，更是学校领导班子的“执政”思维问题。这些都不是我能够提出来的。我脑子里没有这些内容，笔下如何能够写出来呢？我只能硬着头皮参加了起草工作。

领导经常找我们讨论。学校未来怎么发展，领导心中有点谱，但那谱还是影影绰绰不成形的。多次讨论，互相启发，既使他逐步明确了未来要做的事情，也让我们动笔的人知道该写些什么了。一定意义上讲，讨论就是对问题的剖析，对未来的规划。从思维角度看，讨论使我的思维材料日渐丰富、条理越来越清楚、重点越来越突出。讨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充实和梳理的过程。很快，我执笔写出了汇报稿。主要领导的汇报赢得了专家组的高度认可。那天，他的汇报一结束，组长就站起来跟他握手，连说：“你们不容易！”此后的检查评估就很顺利了。专家组没有放过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学校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接地气的可操作的建议和意见。

这是我初次真正接触公文写作。一上来就是真刀真枪，给我很多的磨炼，也给我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认识到，无论散文、随笔，还是行政公文，说到底，都离不开思维材料的丰富、思维的条理性、思维的新颖性和生动性等几个基本要求。而这些，都是我的“思维与表达训练”课程要对学生进行训练的主要几个方面。这更坚定了我授课的信心和决心。(www.xing528.com)

1998年初，学校任命我做主持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工作，免不了要负责学校大大小小的文字工作。从年初学校的党政工作要点，到领导讲话、规章制度、事务安排、请示、报告等，还编辑学校的简报、撰写和审阅学校电视台以及网站的各种新闻报道稿件，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东西。甚至，还写过学校老领导的悼词。老领导是1947年同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成员、老革命，老部下很多。如何评价（所谓盖棺论定）他的一生？如何让大家都觉得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其间分寸很难把握。最主要的是，我对他知之甚少。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也差不多离休了。团市委组织部送来了他的档案材料，堆在桌上高30多厘米。几天之后就要举行追悼会了，时间很紧，容不得拖延。我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夜以继日阅读档案材料，逐步了解和理解他。很快，我写出了悼词初稿，交学校领导班子，并由领导班子征求一些现任领导和老领导亲属的意见。追悼会上，悼词被各方来的领导和他家属视为评价准确、尺度准确，受到了认可。

从事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十多年，我撰写了几百万字的公文，辛劳不必说，收获却是巨大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笔墨”，使我对思维与表达有了更多深刻的认识。我感到，无论行政公文等各类应用文体的格式和规范如何变化，其思维和写作却是有章可循的。所有的文章都要表达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what——这是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做？比如，写作一份党政工作要点，就要明确：年度主要工作是什么（what）？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why）？怎么做好这些工作（how）？把握住这几点，工作要点的基本框架（逻辑框架）就有了。一般来说，党政工作要点开头部分，要讲清楚宗旨和背景等，就是对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why）做解释。接下来要介绍总体目标。总体目标其实就是高度概括地介绍年度主要工作（what）的主要内容。然后，逐条介绍若干重点工作。这是对总体目标的进一步细化，是对年度主要工作（what）的具体展开。最后，要说明如何做好以上各项重点工作，有哪些保障措施，这就是对how的展开。

这些问题一环套一环，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同时，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无数具体的问题，涉及很多的具体事实、数据、环节、条件。写作者必须把各方面具体的实际问题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想清楚了，才能写清楚。因此，写作行政公文虽然难免穿靴戴帽，但撇开那些套话官腔，把握住what、why、how等几个基本问题，要求写作者具有高度务实的态度和习惯，具有严谨的逻辑能力。一定意义上讲，10多年中写作了几百万字的公文，使我更加注重文章内容的充实（思维材料的丰富）、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观点的新颖（思维的新颖性）和表达的生动性（思维的生动性）。

五

我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在中文系就读。写得一手好文章往往被视为对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要求。我也以写得一手好文章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多年来，一直坚持写点东西。

1988年，我从“文艺学”专业“文学评论”方向硕士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我大学时代学过“教育学”，被告知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这个“一碗水”和“一桶水”的观念早已深入我心。教学生写作，我自然就得多写作，写得好。否则，何以教人？我写了一些散文、随笔，陆续投稿。几年下来，陆陆续续也发表了不少。那时候，最开心的莫过于见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了铅字。学习写作过程中积累的种种体会和感受，使我在写作《思维与表达训练》一书时，有了更充足的底气。作为教师和学术研究者，必须持续练笔，这是我最切身的感受之一。这些年来，跟一些人说起写作问题的时候，常有人不解：我又不像你，学的是中文，干吗要重视写作，在写文章上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有这种想法的人绝非个别。然而，是这样吗？什么叫写作？写作就是通过文字这种基本的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以更好地实现人际沟通。人是群居动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必不可少。文字表达是人际沟通三大途径之一。

人也是力求上进的生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事实上越来越离不开文字表达了。可以说，文字表达是你自己生存与发展之必需，当然是你自己的事情。虽然不同专业对文字表达的水平和能力有不同的要求，然而，无论哪个专业，都有以文字进行思考和交流的需求，都有用文字这个媒介把思考和研究的成果记录、传达出来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所有专业的人士都离不开写作。无数事实证明，善于表达者自然比不善表达者拥有更多的机会。不管哪个专业的人士，文字表达能力强，将为其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便利。

如果一位医生跟你讲健康的重要性，你一般不会这样跟他说吧：我不是学医的，不是医学专业人士，没必要重视医学问题，在防治疾病、保养身体方面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道理很简单：你知道，健康问题、防治疾病等问题，是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跟你是否医学专业人士无关。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写作不也同样是你自己的事情吗？

简单的结论是：写作训练是一个现代人必须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六

除了日复一日操练行政公文以外，机缘巧合，我也有了更多练笔的机会。1998年，我在《文汇报》头版“虚实谈”名栏上看到一篇时评文章——《从崔琦不懂电脑说起》，作者是著名时评家。文章大意是说崔琦不懂电脑操作，照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我们这里评职称却都要考电脑和外语，是“一刀切”。作者本意是要批评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太机械。但作者以崔琦不懂电脑操作为论据显然不太合适。崔琦不懂电脑操作，却并非不需要使用电脑。实际上，他的工作是离不开电脑的。要用电脑了，他就请秘书代劳。问题出现了：他有秘书可以用，而绝大多数人用不起秘书，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我就写了篇《也谈崔琦不懂电脑》。那时候我家还没有买电脑，文章是手写的。誊抄好，通过邮局寄给“虚实谈”，也就不在意了。《文汇报》是大报，每天来稿堆积如山，这样一篇跟名人唱反调的文章，能不能进入编辑视野并被刊用，我心中一点底也没有。过了两天，我晚饭后浏览当天报纸时，不经意中看到一个标题《也谈崔琦不懂电脑》。一愣——这个标题很熟悉啊。再仔细一看，就是我的文章啊，竟然发表了。第二天，接到《文汇报》编辑范兵的电话。他是栏目的年轻编辑，鼓励了我几句，要我经常给他们写写稿子。

此后，至2003年，我在“虚实谈”上发表了几十篇时评文章。经常是编辑来电，要我次日下班前给他一篇文章。我当晚回家就要翻报纸找选题。找到几个选题后，次日一早就跟他联系，确定选题。上班后，同时开几个窗口写公文。写累了，或者卡住了，就轮换着写，换换脑子。往往到了中午，短文草稿写好了。下午见缝插针修改短文。下班的时候，短文改好了，便通过邮箱发出去。往往第三天一早上班路上，我就从路边报摊上看到我的文章在《文汇报》头版上。

写作这种短文是一种极佳的练笔途径。这种短文一般字数在800以内，篇幅不大，要求却很高，都要求短小精悍。一是选题要新，能够引起社会关注；二是观点要明确、准确；三是逻辑要严密；四是文字既要严谨，也要生动活泼。虽谈不上字字珠玑，但基本上要没有废话，且准确传神。武林高手过招时往往兵器“一寸短一寸险”。文章篇幅之长短也是如此。短文章比长文章可能要难写得多。一定意义上讲，写这种短文，颇有考试的意味。那几年中，我经受了很多次严苛的考试。通过写作这种短文，首先逐步培养了我对选题的敏感，这是很大的收获。大千世界，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无数的事情。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面对的是资讯的爆炸。在此情况下，如何遴选议题，不仅考验人们的信息量、知识面，更考验人们对知识信息遴选的能力。知识信息遴选的能力，指的是从一些知识信息中把握住背后耐人寻味的、有意味的、更加深层的内涵的能力。其次，使我逐步熟练掌握了把握“切入口”的方法。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往往难以正面出击进行全盘的分析和审视，需要找到一些“切入口”进行侧面击破。人们对很多重大问题研究的推进，往往都是通过把某些细节问题作为“切入口”，由此深入研究下去，逐个击破实现的。这也为我日后从事青年研究时更“接地气”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七

2013年之前，忙于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我很少参加学术研究。十几年中撰写的论文，平均不到一年一篇。2013年后，我辞去了行政工作，做了一名教师和学报的主编。此后，我抽空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3年多时间发表了20多篇论文，约20万字。这样的成绩自然算不上辉煌，却也是我自己厚积薄发的结果。厚积主要不在于我对青年问题有多少研究和了解，而在于我对思维方式方法的研究和把握。学术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世界和人生进行思维与表达的过程。

我们首先要对世界和人生中的种种现象有所敏感，善于把握住各种现象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尤其是一些现象中存在着的耐人寻味之处，对这些耐人寻味之处有探寻的兴趣和热情。其次，要分析把握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说现象是“果”的话，那么，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因”。多种多样的“因”也并非平均用力，而是牵丝攀藤地相互促进着、掣肘着，形成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共同演化和催生出某种“果”。对原因的分析和把握既需要深刻认知现实社会，也需要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是一件比较费力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当然，并非所有的学术论文都要提对策和建议。这要根据具体选题和问题的实际情况。总体上说，学术研究大致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what——这是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做？这实际上就是科学思维基本方式的运用。反过来说，熟练掌握了科学思维基本方式，人们就可以开展学术研究。当然，研究的深度如何，还与人们自身是否具有某种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背景，善于运用某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方法有关。也就是说，即使是逻辑学研究专家，或者思维科学研究的专家，也未必就能对其他领域的学术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这需要他们另外学习和掌握其他相关领域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总之，就是要有其他领域（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背景。这种知识和理论背景自然越深厚越好。

八

按照事理逻辑顺势演化，对于我编辑学术期刊也有很大的帮助。作为编辑，应该见多识广，却无法成为万宝全书，不可能熟悉所有学科。比如青年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我没有如此全面的知识结构，难以对上述多种学科都很熟悉。面对各种学科背景的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我必须一方面尽可能借机补课，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则更多倚仗于这种“按照事理逻辑顺势演化”的能力，对相关学术论文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编辑学术期刊的过程，既是不断学习多种学科知识和理论的过程，也是不断进行思维与表达训练的过程。编辑青年研究学术期刊多年，我通过审阅稿件，陆续接触到了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这种接触自然不够系统，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然而，关键不在于是否系统把握，而在于能否以分析、解决问题为核心，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努力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能使人对现象更为敏感，更能把握住现象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内涵。对现象敏感，这就从根本上有助于学术期刊的编辑不断酝酿、发育、推出新的选题。

前些年，我参加上海市社工机构“十佳社工”评选活动。看着一个个候选人的名字及其先进事迹，我想到一个问题：理论是实践的先导。10年前，面对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匮乏这一基本现实，学术界一面大力推介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同时呼吁实现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至2013年，“本土化” 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10年来，对“本土化”人们的认识有哪些深化之处？“本土化”理论和方法指导社会工作实践方面有哪些进展和成效？其间有哪些问题和教训？这就需要梳理和总结。为此，我起草了一个题为《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本土化”十年回顾》的专题策划案，邀请上海市社会工作行业内的几位大腕级学者展开研讨。这几位大腕的文章发表后，在业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思维训练使我逐步养成一种直觉能力，一种对文章的特殊taste。这种taste在我课堂上点评学生作业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审读论文同样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几乎每天都要审读稿件。大多数论文都动辄上万字，若一个个字去读，耗时费力不说，也往往会淹没于字里行间，而难窥文章思想脉络之全貌。我更多是通篇浏览，首先把握其选题，看其谈的核心议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谈核心议题，其思维框架是怎么样的。一般而言，浏览一遍，大致就可以对论文心中有数了。如果论文对核心议题有明确解释，对重要概念有清晰完整的界定，对问题有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对原因有深入的分析，则基本可以确认这样的论文大致符合学术论文的要求，否则则很快就会淘汰。对通过浏览认可的论文，会进一步看其对基本概念是否有完整、深入的界定，对问题的把握是否准确、是否有过硬的论据，对原因的分析是否深刻、站得住脚。最后再看其对观点的阐发和论证是否能够成立，观点是否新颖，等等。

九

在“思维与表达训练”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使我仿佛“开了天眼”，更容易透过文字，把握住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特别是写作者构思时思维运动的基本状况。这就使我常常会对一些学术研究活动，尤其是对青少年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反思。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青年学”的构建举步维艰，与当今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整体水平不高有关。我觉得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研究者自身的思维训练水平不够高。青年研究界有不少学者在讨论青年研究范式的转变，范式的转变当然需要讨论，但对于青年研究来讲，可能还有一点点奢侈。

对于青年研究来说，当务之急还在于研究者自身基本思维能力水平的提高。最近几年中，我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一些关于青年研究的学术批评文章，主要包括《试论青年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数据当家”与实证研究》《学术批评：青年研究领域的“洼地”》《青年研究在“接地气”中走进青年》等论文。最近在写一篇关于高校辅导员学术研究状况和能力分析的文章。当下高校辅导员是青年研究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辅导员岗位的从业者只要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和几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就可以评职称。因此，他们往往对青少年研究，特别是大学生研究具有较高的热情。我在编辑学报过程中，收到的很多来稿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高校辅导员的文章，但他们来稿的录用率很低。所以如此，就跟不少辅导员思维训练不够有关。

通过撰写这些学术文章，我对当下青少年研究领域较为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梳理和分析。这些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问题把握不准，不具体。许多文章误把选题当标题，实际上都是没有抓住具体合适问题的表现。比如，《当代中国青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建设和谐社会视域下的青年创业研究——以×××为例》之类的题目，就暴露了作者在把握问题方面的明显不足。

第二，概念界定不严密、不准确，甚至于有些作者连基本概念都不界定，即使界定概念也往往满足于从百度百科中下载。

第三，谈现状往往以偏概全，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现实。有些研究者往往以自己所在的某一所学校的某一个年级，甚至于以某一个班的状况为例证，来谈中国青少年的问题，非常不严谨。

第四，许多所谓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发布一大堆本来就有些可疑的数据。数据发布完了，文章也就完了。从中人们只看到数字，而看不到思想。

第五，很多作者对原因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直接就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由于缺少对原因的分析和把握，他们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往往是自说自话，缺少内在依据的。就像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不问病情、病因，马上就开药方一样。

第六，有些作者往往把原因和原因并列起来，满足于罗列一大堆原因，而不善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原因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不同的原因对问题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应该看到，上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都是基础思维训练不够的结果。所以，我在很多场合多次强调，提高青年研究水平的最重要的工作、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对研究者进行思维（尤其是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研究者要有系统接受严格的思维训练的自觉意识。这样的话听上去有点刺耳，有一点不太讨人喜欢。

现在的很多研究者往往都有硕士，博士文凭，甚至有的研究者是博士后，有很好的教育经历。然而，熟悉中国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对此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从小到大，学生们已经习惯于按照标准答案，按照考试的要求进行学习。很少有学生去主动探究，去主动思考。缺乏系统思维训练，怎能具有较高的思维能力水平？同时，现实生活中，也很少有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维训练。不过，近年来，有不少学校邀请我开设讲座，跟老师们交流思维训练问题。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提升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水平，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本文刊载于《青年发展论坛》2019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