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握问题、探究问题背后的原因时,研究者往往会面临多方面问题、多方面原因、多方面对策建议,其各自排列的依据是什么等问题。笔者认为,排列的根本依据在于研究者对问题与问题之间、原因与原因之间,以及对策建议与对策建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把握。
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少研究者往往用A、B、C、D,或1、2、3、4等外在符号,对问题、原因、对策、建议等做一些简单的罗列,却忽视对问题和问题等相互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梳理与把握。比如,近期笔者审读了一篇文章。该文起首第一句这样说道:“政治社会化理论指出,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对公众的政治影响不再局限于对政治信息的传递,还包括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 这里,作者实际上把媒介“对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媒介“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简单并列了起来。按照这样的表述,媒体对公众的政治影响,包括对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媒体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呢?如果没有对政治信息的传递,媒体如何影响到民众的政治态度?换个角度看,如果不能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传递政治信息又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无论是“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还是非“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信息传递,都是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和途径。可见,把这两个方面简单并列起来,必然忽视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或者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学术论文中,类似表述上的问题比比皆是。而在其背后,潜藏着作者对事物之间内在逻辑关系梳理不够,或者没有能力梳理的问题。指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抠字眼。学术研究是要讲究严谨的。严谨主要就体现在对事物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把握上。这种把握必须是准确、经得起推敲(抠字眼)的。
毛泽东在前述《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借助于“开中药铺”的比喻,对这种简单罗列,却不善于梳理与把握事物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毛泽东说:“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www.xing528.com)
“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这样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并不鲜见。不少研究者往往只是满足于问题和原因等的简单罗列,而疏于认真梳理和把握问题与问题之间、原因与原因之间内在的深层的逻辑关系。然而,这种梳理特别重要,不可轻忽,更不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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