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90年代，赵宪生就指出：“目前的青年研究出现重定量分析，轻定性分析……的现象。只要能够设计一套问卷，再做些统计分析，进行简单的归纳和结论，就可成为一种‘学术成果’[34]”。翻阅这些年来各类青年研究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论文集，常常满眼都是图表、数据和百分比。一旦抽去图表、数据和百分比，文章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文章也不成文章了。事实说明，赵宪生当年所描述的现象今天同样普遍存在。
（一）“数据当家”难免粗放、低水平
2012年，笔者在《“数据当家”与实证研究》一文中，对青年研究领域的“数据当家”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评论。“数据当家”有两种主要表现形态。一是数据为主。许多以实证研究面目出现的学术论文往往都以调查报告为主要形式，把数据作为论文的核心和主干内容，以数据为提升文章学术价值的“杀手锏”。二是缺乏理论和思辨。在提出问题、收集素材、分析材料、作出结论的每一个步骤中，这些实证研究都缺乏理论和思辨的引导支撑。一些研究者只是把数据作为一种标签，以显示其研究和结论是有依据的，是有“科学性”和“严谨性”的。
这些“数据当家”的文章通常采用以下这种套路：
首先，简单交代调查的缘由、背景、方法等；
其次，以主要篇幅逐一展示调研得到的数据，再对数据的意义做一些简单的解说；
最后，作出一些简单的结论，泛泛而谈地提一点对策。
这些研究报告中，数据以及图表占据了大半篇幅，成为报告的主要内容。“在一些文章中，数据颇类于饥民瓮中的粮。有了粮，就可以吃上白面馒头、哄好肚子。至于营养是否充足、是否均衡，则无暇顾及，也无意顾及。然而，一旦抽去数据，这样的文章常常难免如同饥民家庭的灶台，只剩下些许烟熏火燎的痕迹，而研究者思想的灵动、深刻与穿透力则往往无迹可寻[35]”。
不少人做“实证研究”，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青年某方面的现实状况并不了解，希望通过调研了解和把握某方面的现实状况。这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对被调查对象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展调研，难免会使他们在调研策略的制订、调研内容的安排、调研方法的设计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思考，没想法，更谈不上深思熟虑。缺乏必要的思考，在调查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安排等方面，难免想当然，甚至很盲目。这无疑将直接影响到他们调研的质量。但不少人并不在意这些。在他们看来，通过调查研究得到了数据，也就意味着他们对现实有了了解。数据在手，他们似乎便了解和把握住了现实及其实质，便有了撰写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底气。(www.xing528.com)
比如，有篇关于“高校专职辅导员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的研究报告，研究者在某市发放134份问卷，对18所高校辅导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文章中，研究者对高校专职辅导员、教学能力等基本概念未做任何界定。文章的主要篇幅是通过大量图表说明辅导员的教学意愿与教学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教学意愿、教学能力与内在因素若干维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辅导员教学能力均与专业教学资源各变量间关系密切。其中，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的交往形式影响作用最大，等等。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高校增强职业立志教育吸引力，树立辅导员示范典型，激发辅导员教学意愿；增多辅导员与专业教师接触机会，建构共同体“劳动－交往”系统，促进教学能力提升；健全并完善辅导员教学管理与考核制度，促进教学意愿及能力持续提升。
研究者获得的数据，以及相应的图表，构成了文章的主体内容。这些数据似乎也证明了作者预设的两个假设：其一，教学意愿与教学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教学意愿应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二，辅导员内在的某些因素，应对其教学意愿与教学能力有较大影响，并假定内在因素的若干维度，包括时间、专业教师资源、成就感以及职业态度。问题在于，这样的证明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比如，“教学意愿与教学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辅导员内在的某些因素，应对其教学意愿与教学能力有较大影响”。这样的结论超越了人们的基本认识了吗？
事实上，高校对专职辅导员的岗位职责，以及其教学能力，有着不同于专业教师的特殊要求。如果作者准确把握了高校专职辅导员岗位的特殊性，以及高校对其教学能力的特殊要求，并从这些特殊要求出发，对高校专职辅导员、教学能力等基本概念进行严谨的界定，去把握现实的话，作者将不再像这样笼统、含糊地进行调研，而是努力发现高校专职辅导员教学能力提升过程中存在着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文章对调研结果的分析，也不会这样浅陋了。
笔者曾经在不少学术研讨活动中提出，只有一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 的“数据当家”式的“实证研究”，颇像小煤窑私人老板卖煤，只是满足于挖掘、出卖没有多少附加值的原材料。他们卖出的煤里，还有很多矸石，以及其他垃圾。没有多少附加值的经济行为是初级、低效的。这样的“实证研究”，只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缺乏理论上的建树和贡献，是初级的、粗放的、低水平的。遗憾的是，粗放、低水平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少见。
（二）调研缺乏规范
抽样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但不少研究者并未受过基本的训练。马德峰认为，“想深入地了解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光靠百分比、频数、交互分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运用一些高级的或较复杂的统计检验、相关测量技术。”[36]马德峰的意见无疑点中了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 的痛穴。现实生活中，不少“实证研究”者在问题设计、样本布设、施测、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等方面，都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甚至技术训练。由此推出的“实证研究”成果难免是“肤浅的、缺乏普遍意义和理论根据的”。
同时，不少抽样问卷调查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调查的效度和信度。有些抽样调查问卷的设计比较随意，缺乏内在的逻辑性。施测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调查者常常通过一些团体进行施测。问卷交给团体中的某人后，调查者却缺乏严格的跟踪和监督。比如一些辅导员往往就地取材，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进行调查：把问卷交给班干部，班干部在班级里面随便找几个同学一起填写；学生们往往只是碍于辅导员和班干部的情面填写问卷。有些青年研究机构会通过一些团组织进行施测。团干部便找一些团员填写。甚至有时候极个别团干部因为工作繁忙，忘记还有问卷调查这回事，等到青年研究机构催促了，他们才发动身边的团干部一人填写若干份。这样填写出的问卷，其效度和信度显然是可疑的，由此得出的数据也不能准确反映调查者期望把握的客观状况和真相。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