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的数据及作用，反映现实真实状况

当今社会中，数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学术研究者对数据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关注，党政部门、经济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也都越来越重视数据的作用，要求用数据说话，“以定量、精准的思维方式代替笼统、感性的认知习惯^[15]”。然而，需要追问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数据是什么？数据是一种可识别的、抽象的符号。毋庸赘言，孤立的数据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在一定的关系（情境）中，它才能显示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其次，数据的作用是什么？在学术研究中，数据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反映调研者希望了解和把握的现实状况；第二，作为论据支撑论点。

（一）反映现实

数据的作用之一：反映现实的真实状况。人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积累，形成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日常印象。然而，事实上，日常印象常常并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状况。比如，有学者通过研究大学学籍卡数据有了不少新的发现，颠覆了人们的一些日常印象。

“在学籍卡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中，通过定量计算，我们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新史实，而这些发现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我们最初的假设或经验认识不相符。如我们曾普遍感觉认为‘文革’时期应当是中国农民教育状况最‘革命’和‘进步’的，但统计数据清楚表明，‘文革’时期两校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不仅低于1965年前，更是在1949年后首次出现下降。又比如尽管全国不同省区的高中学生进入北大的能力存在着较大差异可能是一种常识，但在数据计算前，我们根据一般经验，只认识到经济与教育相对发达的北京、天津、江浙、两湖地区学生应该在北大生源中占据优势，但通过数据计算，我们明显发现吉林学生考取北大的能力也非常突出，甚至超过一般认为全国高考表现最强的江苏、湖南等地。而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较发达的广东，学生考入北大的能力不仅比不上经济文化方面落后自身的北方如内蒙古、青海，也比不上与自己临近的广西等地。这种现象不仅有趣，需要学者们深入研究以解释之，更证明了主观想法或经验感受的不可靠^[16]”。

近年来，AI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那么，AI技术的发展会不会抢走青年的饭碗，使其陷于“失业”窘境？这是人们很容易产生的关切和担忧。对此，马中红教授等学者在前期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实施了问卷调查。通过调查，他们发现，青年最担心AI泄露隐私而不是抢饭碗：“青年人对AI技术持有普遍的忧虑，仅14.28%的受访者‘态度乐观，没有忧虑’，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焦虑来自隐私泄露（63.11%），而非失业（25.82%），这与大众媒体表现出来的担忧大相径庭。担忧的其余方面依次为‘技术失控’（50.83%）、‘人际关系疏远’（41.16%）、‘知识产权受损’（28.82%）。对隐私泄露的高度焦虑，与16—35岁青年群体高度融入网络数字化生活相关，工作、生活、情感、社交、消费……几乎一切领域的信息传递、保存都通过网络进行，在享受便捷的同时缺乏对技术故障、黑客入侵等行为的抵御能力^[17]”。

调研数据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并不一致。这样的结果促使人们超越日常经验，以更广的视野，从更多的维度，去把握世界及其背后的真相。这无疑将促进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把握更加广泛、深入。

（二）支持论点

数据的作用之二：作为论据，支持论点。数据可以验证人们的日常经验，更可以纠正人们日常经验中的种种谬误，从而使人们对世界产生新的认知。一旦人们产生了新的认知，那些数据便成为新的认知得以成立的论据。

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多种来自韩国的文化活动纷纷在我国很多地区举办，韩国青年中流行的一些文化形式、文化时尚在不少中国青少年中传播流行开来，许多媒体以“韩流”为题予以报道。那么，中国青少年中“韩流”滚滚袭来了吗？研究发现，事实上，“韩流”滚滚袭来，乃是媒体渲染甚至炒作出来的一种假象，“媒体的炒作”对于“韩流”之流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调研数据证明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你是通过以下哪种渠道知道‘韩流’的”（多项选择）：从“媒体宣传”知道的占55%；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占48.3%；通过“同伴传播”知道的占23.3%；只有3.3%的青少年由于“与韩国人交往”得知“韩流”。“你认为‘韩流’的主要载体是（多项选择）”：60%的青少年认为是“演艺明星”；55%的青少年认为是“影视作品”；35%的青少年认为是“韩国商品”；41.7%的青少年则选择“青少年时尚文化”。总体上看，绝大多数青少年知晓、了解“韩流”的主要途径是媒体宣传（“影视作品”其实离不开媒体宣传，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媒体宣传）^[18]。

再比如，数据显示，“中国台湾地区2017年失业率平均为3.76%，15至24岁青年族群失业却高达11.92%，远高于日本、徳国、韩国与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青年失业的原因有哪些？对此，人们往往根据日常经验、感觉，特别是对青年自身不足的刻板印象进行解释。比如，“青年的工作经验不足、技术不成熟、工作不稳定，因此雇主偏好雇用成年人；亦认为青年由于尚未承担家计的责任，比较容易对工作感到不满而自愿离职，容易失业却也容易重新返回就业市场^[19]”。“经济学的‘寻职逛街’（JobShopping）理论也认为青年处于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容易因为工作机会信息不足，导致寻职选择错误而主动离职，当累积足够经验后，青年离职率就会自然下降（Johnson，1978）^[20]”。对台湾青年失业率较高原因的这些解释，靠谱吗？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胡中宜博士发问道：“当前青年的失业是自愿性的，抑或非自愿性的？^[21]”综合分析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主计总处”2017年的人力运用调查报告、台湾地区劳动主管部门（2014）的“部分工时劳工就业实况调查”报告等提供的多种数据后，他发现，台湾青年失业并非自愿性的，而是一种无奈。台湾青年失业率较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带来初次寻职时间的延后，青年进入职场前准备不足，初次寻职成功率低，高比例青少年赋闲在家，等^[22]”。毫无疑问，这样的归因分析，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了台湾青年失业率较高背后多方面的原因，从而避免把板子只是打在青年身上的偏颇。这也有助于引导台湾地区社会各界，更加关注青年就业，促进政策的完善。

（三）数据的分析和运用

数据作为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记载的物理符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主要表现为数字的形态，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形式。但是，数据本身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往往只是大概的、粗略的。数据的真实性，即其信度，至关重要。因为种种原因，有些数据可能并不靠谱，甚至质量低下。质量低下的数据，不仅不能帮助学术研究者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反而可能变成阻碍学术研究发展的“绊脚石”，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从我们的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到，有超过75%的错误的商业决策后来被证明是由于质量低下的数据。”“这样的数据不但没有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相反它们变成了阻碍企业发展的绊脚石，浪费掉企业宝贵的资源和金钱，并导致决策的失误^[23]”。

有了数据，对数据的具体涵义、数据之间的关系、与数据所涉及的现实的其他相关因素及其相互影响等多方面，人们还需要在分析、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多维度的辨析与挖掘。只有对数据及其周边和背后多方面重要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人们才能通过调研形成对现实、对被调研对象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吴鲁平指出：“众多的研究只停留在对研究对象（或目标变量）进行表层的总体描述和中间层次的分层描述水平，而对构成研究对象各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内部结构及其特点，以及研究对象（或目标变量）究竟与哪些因素（或解释变量）相关等深层研究则相当缺乏，因而，无法揭示影响研究对象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制^[24]”。

值得青年研究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对数据及其周边和背后多方面重要因素进行多维度的辨析与挖掘方面，廉思教授和马中红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廉思教授等对“95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进行了调研统计得出一些数据后，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比如，“95后”大学生“高度认同党的理念，但对基层组织认可度低”。他们并不满足于小贩摆货出摊式亮出各种数据，还对相关数据反映出的“高度认同党的理念”而“对基层组织认可度低”等悖逆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对于信仰驱动的‘95后’大学生而言，他们对党中央提出的道路、理论、方针、政策都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从严治党取得突出成效，极大地增强了青年的国家荣誉感、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党中央的认同感。此次调查显示，86.1%的受访者认同‘十八大从严治党以来，党员的社会声誉有所提升’的观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以及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的参差不齐，使得部分学生对基层党组织的评价偏向负面。他们认为，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和作风亟待提高，在入党环节，需要提高标准，加强考察审核。此次调查显示，88.0%的受访者认同‘应当进一步提高入党标准，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和审核”的观点。’^[25]”“作为一名学生，大学期间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更高级别的党组织和党干部。这些日常生活中与之直接发生关系的基层党组织是他们获得对整个中国共产党认知的主要渠道。基层党组织的消极作为与不良作风与党中央宣传的崇高道德和远大理想产生了强烈反差。对基层党组织的不满意，将会导致信仰驱动型学生对我们党政治信任感的流失”。这就在数据基础上，对上述悖逆现象进行了梳理和辩证。

面对“青年最担心AI泄露隐私而不是抢饭碗”这一现象，马中红教授进一步分析道：“‘失业’问题没有成为焦虑重点，一方面可能与部分受访者处于求学阶段，压力还没有那么紧迫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源于部分受访者对专业知识抱有信心。比如，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我从不畏惧，我会努力让自己成为AI的管理者’，近两成的受访者则认为‘未来还远，我会选择尽量避开容易被AI替代的领域’。在被问及哪些专业和工作领域最可能被AI取代时，青年人把票从高到低依次投给了翻译、驾驶员、搬运工、检测员等从事较为机械（无论简单或复杂）的工作，占比均超过半数；而律师、科学家、艺人等需要高度理性、想象力和演绎能力的工作得票最少，均在一成以下^[26]”。这里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目前，AI还不能从根本上取代人类的劳动，因为AI尚不具备人类所具有的“高度理性、想象力和演绎能力”。同时，这里的分析还揭示了这样一种真相：人类劳动绝不仅仅是体力劳动，绝不仅仅是简单重复的劳作，而是需要并充分体现了“高度理性、想象力和演绎能力”的特殊实践活动。因此，这样的分析中隐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只有努力发展“高度理性、想象力和演绎能力”，当代青年才能牢牢把握住自己的“饭碗”和未来。

青年研究要超越“对研究对象（或目标变量）进行表层的总体描述和中间层次的分层描述水平”，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影响研究对象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制”，就不能满足于通过抽样问卷等调查方法搜集一些冷冰冰的数据，而要走向“田野”，走近、走进青年群体，通过长期深入访谈和近距离多次观察，把握一些有温度、反映着本质的事实材料。从种种真实的事实材料中，把握住真问题、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些新颖的观点、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这样的青年研究才可能是“接地气”的，才可能受到学界和社会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