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题的基本涵义与意义

（一）选题的基本涵义

选题作为动词，指的是遴选和明确研究、写作的题材范围和目的的过程。其目的是解决研究什么和写什么的问题。作为名词，指的是通过遴选而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

学术研究是一件颇费人们的精力、财力、物力的事情。人们的精力、财力、物力要用得明明白白，尽可能在启人心智、推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相关方面，有更大的效益产出，这就要求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的目的。所谓研究目的，简单地说，指的是研讨某个选题，要分析、把握、解决什么问题。研究目的明确，为研究者形成观点、整合论据、展开论证等提供了逻辑依据和工作思路，使研究者明确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

研究目的的明确离不开问题意识强烈。因为问题意识强烈，学术研究者才会想方设法、多方求证、要把自己困惑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撕捋清楚，在此基础上，形成破解的对策和建议。做实践性问题的研究，必须明确要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这自不待言；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样需要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研究什么具体的理论问题、攻克什么难关，其学术（史）上的价值是什么等。

确定了选题，人们研究的目的、内容、途径、手段、进程等才能得以明确。因此，选题是学术研究、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第一步。

1.选题是把握问题的成果

选题不是靠拍脑袋就能凭空可得的“神来之笔”，而是人们对一些理论和实际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研究后取得的成果。因此，对具体问题有所发现和准确把握是选题的前提。沈壮海认为：“不少人认为选题就是‘选择题目’。其实，选题的真正含义更应理解为‘选择问题’。选择问题是选题的基本规范。”“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前提，不提出问题就不可能解答问题，更不可能实现创新^[1]”。雅·布伦诺斯基认为：“每个人、每种文明都在前进，因为他们都抓住了各自要解决的问题^[2]”。廉思直言：“一切研究从问题出发^[3]”。“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4]”。什么叫问题？廉思指出：“所谓问题，就是一系列的反差以及由这个反差引起的困惑。研究是从困惑开始的^[5]”。有困惑，是因为对一些问题，人们还无法以现有的“知识库存”去直接予以解决或解答。比如，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是什么样的？人们现有的“知识库存”还难以为直接解答或解决提供支持，这就使医学家们产生了研究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等问题的强劲动力。

笔者写作的《“素质教育”：想说爱你不容易》^[6]一文，就是把握问题的结果。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正式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此后，顶层设计，社会关注，勉力推进，声势浩大。当时，笔者心中就有些疑问：自古以来，教育不都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培养受教育者的相应素质，不都是素质教育吗？既然如此，这个“素质教育” 有什么特殊的涵义和意义呢？翻阅“决定”，笔者看到，除了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四有”“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等文字以外，没有更多对“素质”和“素质教育”等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具体解释和界定的文字。“素质”和“素质教育”是文件中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缺乏必要的具体界定，教育部门，尤其是基层学校的校长老师们该如何去具体实施呢？果然，叶澜先生指出：学校生活中素质教育的常态基本上是“雷声不大，雨点甚小^[7]”。在一些人的眼中，素质教育就是暑期夏令营和出国游学，素质教育只在兴趣与活动中。很多学校通常强调重视过去被忽视的一些科目（至少是与升学无关的科目），增加兴趣小组、社团等课外活动或选修课，增设一些校外基地，举办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乃至“素质教育汇报演出”等，以此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甚至作为学校特色。在学校日常工作中，通常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分为两摊，更有甚者将两者对立，只抓“应试”不抓“素质”者也不在少数。其实，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素质教育政策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的同时，我国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效也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8]”。

历经20年的持续思考，2019年暑期，笔者写出了《“素质教育”：想说爱你不容易》一文。在文章中，笔者提出：

中外教育发展的实践说明，素质是个历史的概念，教育都是素质教育，都旨在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培养受教育者的相应素质。“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因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出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涵义和意义。“素质教育”政策推出以来，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素质”和“素质教育”等概念的特殊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明确“素质”和“素质教育”等概念的特殊内涵，是推进“素质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当然，“素质”和“素质教育”等概念的特殊内涵并非预设的，而有赖于人们在广泛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中去建构和发现。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准确把握“素质”的现实内涵；要强化青少年研究，切实做到因材施教；要总结提炼多年来“素质教育”实践探索取得的成果。

2.问题意识是选题的基础

发现和把握问题有赖于人们平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产物，是指人们在认知实践活动中，遇到一些来自实践或理论的难以解答的疑难、难以解决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心理状态驱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发现和明确问题，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实践证明，只有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人们才能不断发现种种理论和来自实践的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人们才能从中提炼和把握值得研究的选题。1938年，面对部分国民党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部分共产党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毛泽东敏锐、准确地把握住当时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种种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针对这些问题，他写了《论持久战》。问题意识强烈，问题把握准确，这是毛泽东当年能够力排众议，帮助人们拨开思想上的沉沉迷雾的主要原因。

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一书，首先就是基于他的问题意识。在“导言” 中，斯宾格勒发问：“历史存在逻辑吗？在各自分离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结构，一种本质上独立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诸外部形式——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的东西？这种种的现实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东西派生出来的吗？世界历史（worldhistory）是不是会经常把某些重大特征呈现你的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来证明某些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从这类前提出发所做的推论，又能达到何等限度^[9]”？

问题意识之形成、之强弱，既与人们的理性认知活动有关，也与人们的情感活动直接相关。廉思指出，“我们习惯认为，‘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一个人的理论修养，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之中，它更多来自感情——对弱小个体的感情，对普通大众的感情。感情的驱动，往往区别于纯粹的理性思考，但也许更强有力、更能成为激励一个人长期行为的源发动力^[10]”。毛泽东当年写《论持久战》，凭依的不仅是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而且是他对四万万同胞真挚的爱，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深重关切。

质言之，学术研究选题的基本前提是人们对世界、社会和人生有长期深入的关注、关切，对其中的许多矛盾、困难等有深刻的困惑、怀疑，有深入探究的欲望和焦虑。青年研究者刘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共青团工作和共青团改革所需的知识体系将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管理等多学科范畴的复合型知识体系。没有专业化的知识支撑，共青团工作和共青团改革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因此，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必须专业化。然而，“在开放型政治组织建构的政治实践中，专业知识是如何进入到共青团改革议程的？专家介入对共青团改革又产生哪些直接影响？知识与政治的互动对于理解新时代共青团组织模式转型，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哪些启示？”这样一些问题长期困惑着他。经过长期深入思考，他写作了《让知识运转起来：“专家介入”与共青团开放型组织建构》一文。他提出，“作为开放型政治组织，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大逻辑中，致力于解决知识体系游离于共青团组织体系之外的问题，通过构建政治与知识的制度化连接来提升共青团工作的专业性水平。专家学者是知识体系的人格化身，专家介入是共青团开放型组织形态建构的重要标识，智库模式、规训模式、学科模式、协商模式是专家学者介入共青团决策过程的四种基本模式。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专家介入有必要从当下的一种工作机制提升为共青团制度形态的构成要素，这是下一阶段共青团改革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11]”

选好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平时不真切关注、不持续深入地思考一些现实和理论问题，就难以发现矛盾和困难，就难以有困惑与怀疑，自然就难以找到合适的选题。反过来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研究选题，就要反思自己平时对现实和理论的问题是否有长期真切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

（二）好选题的基本特点

好选题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对选题涉及的相关问题尚无答案

问题意味着人们当下尚未找到破解困惑、矛盾的答案。比如，近年来，青年所创造的新的就业形式、新的业态有哪些？青年创造新业态的动机有哪些？青年在创造新业态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和困难？这些困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如何破解这些困难和问题？所有这些，人们都并不十分清楚，有待于通过研究解答。

2.好选题一般都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人生在世，自然、社会和人生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太多，而人的精力非常有限。因此，人们总要选择一些具有较强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一般来说，学术期刊刊载某篇论文，说明该论文选题的理论或实践价值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可（关系稿、人情稿之类自然不在此列）。然而，作为学术研究者，还是要善于在学术史、现实生活的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具体分析、把握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从理论层面看，选题的价值主要在于相关学术研究从视角、概念、论据、方法、实践运用等多方面，对某种现行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丰富、修正和发展，甚至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与完善。至于通过原创性研究，提出了公允的新理论、新方法，甚至创立了新的学科，自然更具有重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青年研究40年来，不少研究者从视角、概念、论据、方法、实践运用等多个方面对青年学和青年研究的基本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丰富、修正和发展。然而，毋庸讳言，真正原创性的研究，被学界、读者广泛接受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等还比较少见，这也是青年学和青年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尚未受到更多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青年学和青年研究要在社会科学界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任重而道远。

从实践层面看，选题的价值主要在于相关学术研究把握住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途径和对策等。比如，在一次学术讲座中，某高校烹饪系主任向笔者提问：除了做一些有关美味佳肴制作等方面的研究以外，烹饪专业教师还可以做哪些比较有专业价值的选题？笔者建议他们研究“地方风味与南北串味”这样的选题。之所以建议他们研究这样的选题，是因为各地都有地方美食。这些美食往往是游客近悦远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往往抱怨在很多地方难以品尝到正宗当地风味的美食，因为这些当地饮食中已经掺杂了很多来自其他地区的味道。比如，传统扬州菜以“清鲜平和，浓淳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为风味特色。扬州人本来不习惯吃麻辣，但今日的扬州菜中也出现了花椒、辣椒等其他地区出产的调味料。扬州菜多年来主要靠虾籽酱油等地方特产进行调味，现如今，耗油、生抽、辣油等调味料却大量进入了扬州菜馆的后厨。这就难免使扬州菜串了味。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扬州人要在家门口品尝到南北各地的风味，而游客则希望在扬州品尝到纯正的当地传统味道。于是，如何在让扬州居民在家门口品尝到来自南北各地不同风味的同时，保持扬州菜纯正的地方风味，使近悦远来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就是一个值得广泛关注的现象，是一个需要烹饪界、美食界合力破解的现实问题。毫无疑问，破解这样的问题，于人们生活的改善有利，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利，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选好选题，需要学术研究者长期关注、熟悉、真正了解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基本历史状况、现实状况，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们面临着的某种具体问题。否则，仓促间拍脑袋提出某个选题，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价值等方面有明显的欠缺，不利于研究的开展，更不能让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当然，很多选题的研究价值不一定立马就能显现出来，常常可能在很多年后才一点点显露出来。这就需要选题者有长远的眼光，并耐得住眼下的寂寞。(https://www.xing528.com)

3.好选题一般都是具体明确的

选题的具体明确主要指选题中所涉及问题的对象和内容比较清楚确定，不会引起歧义。比如，“当代大学生素质研究”，这个选题比较大，涉及的内容太多，不够具体，因而不够明确。首先，“当代大学生”是一个外延很广的大概念。“当代大学生”有男女不同性别、不同学科专业、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专科和本科等多种不同特点。如果无视这些不同特点，笼统使用“当代大学生”，势必难以讲清楚“当代大学生”究竟具有、或者应该具有哪些具体“素质”。其次，“素质”也是一个外延极广的大概念。生理、心理、思想、文化、道德、能力、技术等，都是素质的不同方面。若对“当代大学生”中的某一个群体，比如，以“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为目标人群，探讨其“专业能力”素质，相对而言，这样的研究选题其所指对象就更加具体，选题也就更加明确，研究者可以较为集中、深入地研究和揭示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专业能力素质的特质和要求。这样的研究成果，对于该专业学生的培养或许更有针对性和参考意义。选题的具体明确是必须的。在人们对“当代大学生”整体素质状况难以准确把握的情况下，通过深入研究，搞清楚某种专业大学生某个方面的素质状况，无疑有助于把握当代大学生整体的素质状况，这是对当代大学生整体素质状况研究、把握过程中的一种突破。人们对很多宏大问题的研究和把握，都是通过很多具体突破的积累而实现的。缺乏这些具体突破的多次积累，人们就无法把握很多宏大问题，就难免只能对宏大问题蜻蜓点水地泛泛而谈一番。

笔者审读过一篇题为《“00后”青年价值观的现状及引导策略——以上海市为例》的投稿。作者认为：

“00后”一代少年时期不仅（是）（出生于）处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群体），（他们的成长历程）还与中国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期相吻合，容易产生多元的文化倾向，但目前学界对“00后”价值观系统性的研究还较为匮乏，无论是经验性研究还是预见性研究。基于上述现状，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市“00后”青年的价值观现状进行研究，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建议。

作者作出“目前学界对‘00后’价值观系统性的研究还较为匮乏”的判断，却没有提供相应依据。其选题理由并不够充分。作者接着提出：

为了较为准确和细致地了解该群体的基本情况，我们从人生价值观、人际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生育与性别价值观、消费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研究，力图全面把握当前“00后”价值观现状。

文章指出：在人生价值观方面，“00后”更加重视家庭，追求知识和自由，关注健康，且对精神生活的重视甚于对物质的追求；在人际价值观方面，“00后”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爱找同辈排忧解惑，能包容不同意见，注重提升自我与内心世界，但公益服务意识不强；在政治价值观方面，“00后”国家认同感强烈，政党认同感较强，但政治效能感偏低，政治参与意愿薄弱，对国内主流媒体信任一般；在生育与性别价值观方面，“00后”生育意愿总体较低，女性性别平等意识显著高于男性且对同性恋更加包容；在消费价值观方面，消费心理注重求实性（原文如此，语义不清——引者注），消费观念谨慎务实；在道德价值观方面，“00后”承认社会竞争激烈，同时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将个人价值的实现置于国家社会之中。

值得赞许的是，作者把“00后”价值观分解为人生价值观、人际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生育与性别价值观、消费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等多个具体方面，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合理的。价值观是属概念，而人生价值观、人际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生育与性别价值观、消费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等则是这一属概念下属的几个种概念。由属概念细分出种概念，探讨的问题无疑更为具体。然而，这些种概念本身的抽象程度依然很高，难以在一篇论文中讲清楚其基本涵义、表现形态、基本特征、实际状况、存在的问题等。因此，《“00后”青年价值观的现状及引导策略——以上海市为例》一类的论文，虽然作者有意识通过概念细分、地域限制等多种途径细化选题，但这样的选题依然不够具体、明确。

当然，具体不等于琐碎。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具体的问题虽然是个案，人们却能从中归纳出一些、甚至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具体问题不好找。廉思说：“做研究越具体则越困难，因此也才越有价值^[12]”。越具体越困难，是因为通过具体的个案把握住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结论，这很不容易，却很有价值。

（三）好选题的基本要求

1.有积累

所谓有积累，是指研究者对选题所涉及相关学科和专业的知识体系、话语方式、前沿议题，对选题所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现实状况、症结所在，以及相关知识背景等内容十分熟悉。总体上看，就是研究者对许多相关问题有疑惑、好奇，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对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对古往今来的人们关于相关问题的认知和解释有了较为完整的把握；自己对相关问题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解释。学者折晓叶指出，“积累是产生学科的‘问题’意识，提出学科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为找不到或找不准研究的问题而苦恼，其实这正是理论上积累不足，经验上缺少发现的表现，实践告诉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忽视其中哪一方面，都无法找出研究社会的‘真问题’^[13]”。积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者对相关学科和专业的知识体系、话语方式，以及前沿议题等比较熟悉，特别是在与选题有关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等方面，有比较厚实的积累。比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青年研究者，田杰很熟悉中国青年研究界缺乏对青年历史的研究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对青年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缺乏青年历史研究的原因等问题，他有自己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田杰在《青年学报》2016年第1期发表的与谢昌逵先生的学术通信中指出：青年研究最缺的是历史。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青年的思考。……回过头来看这些年自己写过的一些东西，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思想上的积累，前后的变化也很大，而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自己一直追寻下去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一句话：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在青年中发现历史^[14]”。多年的积累使他有底气大声疾呼，提醒人们高度重视青年历史的研究：“没有对青年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对现实中的青年存在和青年现象做出合适的解释。而缺少一种历史的视野、观点与方法，也将不可能对青年的未来做出合理的预期和展望^[15]”。“毫无疑问，有关青年的历史研究，在我国已经呈现出可喜的局面，具有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特点，但也表现出缺乏系统性、连续性、深入性的明显不足^[16]”。由此，2010年以来，他和谢昌逵就青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青年与历史关系”“把青年从历史的‘嵌入’中挖掘和拯救出来”“对‘青春性’这一人性的特征做出解答”等问题，通过学术通信多次进行深入的探讨。《青年学报》从2016年第1期起，连续刊发了田杰回复谢昌逵的部分书信内容，2017年第2期，刊发了田杰的《青年研究：敞开历史视野》一文。在学术通信和相关学术论文的基础上，2019年5月，田杰出版了《从“青年猴”到“宇宙猿”——关于青年的历史叙事与解读》^[17]一书。田杰、谢昌逵、吴端、陈映芳等几位学者的研究，为青年历史研究进行了十分重要、难得的学术积累。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当时年逾八旬的谢昌逵老先生以8年间不断泡图书馆的爬剔梳理之功，几易其稿，撰写出版了《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一书。

（2）有前期成果的丰富积累。研究者熟悉选题相关的现实状况，了解存在着的具体的实际问题，以及与具体实际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多种因素，有资料、经验、人脉等方面丰富积累的优势。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马中红及其团队，多年追踪新媒体等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发展，有了非常深厚的学术研究的积累。在此基础上，马中红主编出版了丛书《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并且连续出版了多部《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21年初，马中红带领硕士生、博士生们，利用“新媒介与青年文化”微信公众号，每周推出文化热点问题。如鹅组对准B站开火、《赘婿》高分开播、贾玲执导的《你好，李焕英》成为春节档电影中唯一一部某瓣评分在8.0以上的电影、粉丝攻占沈腾妻子微博、“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货拉拉女孩”被“深扒”、政协委员建议警惕一些影视作品伪娘化，等等。实时把握“亚文化资讯1一周热点事件”，不仅使马中红团队撰写“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等学术论著拥有了十分丰富的素材，也使她们对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有了知识、问题、思考等多方面的积累。这样一种努力，还有力促进团队中的年轻学子逐步养成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素材，遴选优秀选题的意识和能力。可谓一举三得。

2.有新意

把握有新意的选题是研究者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而选题有新意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1）敏锐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并形成了新的认知。比如，经过长期广泛深入的研究，马中红认为，“当下，参与AI设计、研发和创意性应用的绝大多数是青年，AI产品的尝新者和拥趸者也以青年为主，国家层面亦已将人工智能教育列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因而，我们可以将AI发展与青年视为一体两面，青年的所思所想所行对AI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然而，“问题是，当下的青年是如何看待已经进入他们日常生活的AI，又是如何想象未来的AI？”由于“从现有的文献中找不到答案”，马中红及其团队“就萌生了自己来做研究的想法^[18]”。2018年，在腾讯研究院的支持下，马中红团队从青年与AI相遇时的一些特殊界面，比如就读时的学科选择、求职时的职业选择、消费时的智能化选择、游戏中的AI伙伴/对手、AI入侵情爱世界、AI植入人类肉身以及无处不在的AI权力等具体问题入手，深入研究“人类与机器相遇，青年如何选择”等引起公众特别关注的选题。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以《与机器交往，YOU准备好了吗？——“AI与青年”专题研究报告》为题，发表在《青年学报》2019年第4期上。

（2）对老问题形成了新观点。比如，对青少年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研究，人们通常认为：青年代表着未来，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力量，应该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担起更大的主体性责任。然而，如果回溯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今青少年是在对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程度空前的基础上和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他们成长发展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对资源和能源远超前辈的消耗和占有，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超量的污染物排放和对环境空前的污染。高能耗、高排放，恰恰是造成当下生态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的最为根本的因素之一。^[19]”因此，虽然“青少年很大程度上是‘被成为’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大户的”，但是人们显然不能忽视青少年在生态环境问题乃至生态环境危机形成和加剧过程中具有“一种无心之责^[20]”。因此，“青少年要更好地担当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之责，就必须反思自己的无心之责，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21]”。揭示青少年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无心之责”，意味着人们对青少年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这样的选题也可以被视为新的选题。

（3）把握了新的论据。新的论据会直接影响到（或强化，或修改，或颠覆）人们此前的某些观点。陈子善研究张爱玲的历程可以说明这一点。1987年，陈子善为了编写《周作人集外文》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在一份20世纪50年代初的市民报纸《亦报》上，偶然发现张爱玲以笔名“梁京”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艾》。他从小说的风格判断这是张爱玲的作品，但是这部小说连作者本人都从未提起过，当今文学界自然也没有人知道。陈子善为此作了考据，写了一篇名为《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的文章，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引起了所谓的“张爱玲震撼”，自此开始了“把张爱玲通俗化”的历程，而陈子善也成为中国“张学”研究的代表人物^[22]。

再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剩男剩女万事哀”。然而，上海青年研究中心《民生为本与当代青年——2010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的研究却证明：被调查的上海大龄青年总体上是快乐的，其快乐程度均值为7.19（最大值为10），男性、女性的快乐均值分别为7.12和7.32。大龄单身青年男女的生活快乐程度没有受到婚恋状况的明显影响^[23]。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此新的形势下，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研究剩男剩女现象。

（4）找到了新的视角。对待世上之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视角。人们的视角不同，看待世界时必然会造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怎样的视角才能使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真实样相，更能准确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事实上，很难说哪个视角就是更“全面”的视角。人们只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并通过不同视角的比较，逐步去伪存真，趋近真实样相，趋近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比如，如何准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如何看待青年流行文化繁荣背后隐藏着的问题？由于流行文化包括音乐、舞蹈、文学、动漫、电子游戏等多个方面，涉及面非常广，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多视角进行审视。笔者在一篇题为《单向的接轨——改革开放30年与当代青年流行文化发展浅议》的论文中，从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这一特殊视角对此进行了研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青年流行文化逐步与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目前更多的还是单向的接轨，即输入多，输出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除了人们误读接轨概念这一原因之外，还有国外青年流行文化更契合青年口味，传播平台更广更先进，营销手段更有效等因素。而在种种现实原因背后，我们的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乃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因此，要实现中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世界的双向接轨，就必须大力度改革相关体制^[24]”。

面对一些涉及面极广的重大研究课题，尤其是一些“元”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寻找独特的视角进行深度挖掘，往往能够形成某一个方面研究的进展。这样的进展也许比较小，然而对于重大问题研究的推进来说，却很重要。比如，青年学建设涉及很多“元”理论问题。其中，对青年概念的界定和把握，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理论问题。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许多青年学著作陆续出版，但青年研究界并未对青年等基本概念的界定等“元”理论问题拿出令人信服的见解。一定意义上讲，对青年等基本概念的界定等“元”理论问题认知和把握上的不足，是制约青年学构建、青年研究水平提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近年来，沈杰发表了《青年期作为过渡期：其理论与模式面临挑战》^[25]、张良驯发表了《青年概念辨析》^[26]等研究成果，为青年学的构建作了重要的理论积累，无疑有助于青年研究界对青年等基本概念的界定，有助于青年研究界在一些“元”理论问题研究方面的推进。事实上，许多重大课题研究的突破，往往都是种种细微进展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