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剧团50年坚持，酒泉戏曲史简编

蘑菇滩村，是玉门市柳河乡西北的一个边缘小村。在这个村，一直活跃着一支远近闻名的农民业余秦腔剧团。50年来，这个农民业余剧团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史，走过了不平凡的演艺道路。多年来，每当农闲或节假日，业余剧团总会有精彩的秦腔剧目在本村或其他乡镇进行演出。台上浓抹盛装，吹拉弹唱，鼓乐齐鸣；台下农友满座，喜笑颜开，热闹非凡。老百姓对于本乡本土自己业余剧团的演出，充满了极大的兴致和乐趣。

1.戏迷范吉有的追求

1952年初，随父母来到蘑菇滩村落户的金塔人范吉有，虽然是个普通农民，但他很有文艺特长。时间不久，他的眉户和小曲就在蘑菇滩村唱红了。在当时那个精神文化极其贫乏的时期，一下子给农民带来的欢乐和喜悦，犹如一颗火种，一下点燃了农民心头久盼的渴望。之后不久，范吉有招来了几位善拉能弹的搭伴，搞起了一个自娱自乐班子，吸引了一伙好唱喜乐的知音，为村上农民演唱。但过了一个阶段，这种活动太平淡，范吉有就想，难道每日每月都唱这些重复数次的眉户和小曲吗？再好吃的饭菜也有厌口的时候，再好听的曲子也总有烦心的时候呀！能不能换点新鲜的内容唱给村民们听？但一想，自己没有文化，在这个远离城镇几十公里的偏僻小村，哪里去找一些有水平的行家里手去学习、请教呢？

1953年5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乡上的干部说，玉门镇来了一个外地秦腔剧团，要唱好几天戏。这一下给痴迷戏曲艺术的范吉有带来了很大希望。他带上干粮、骑上毛驴立即赶到玉门镇，一看就是五天，一天两场戏，场场不误，连家里的活计都忘了个一干二净。在那里，范吉有结识了几位老师，通过他们，范吉有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有机会就找上门去学，学会再唱给村民们听。同时他还教兄弟范吉文和好友秦汉臣学唱，慢慢发展壮大了自乐班的力量。不久，范吉有的心里渐渐又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村里有这么多知音和伙伴，难道就不能搭一个戏班，像外地剧团那样上台进行表演吗？他们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

2.功夫不负有心人

转眼到了1954年4月，范吉有把本家兄弟范吉文和自乐班的其他人找来，认真谈起了自己的打算。他说：“我们的文艺自乐班已经办了两年多，在群众中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我想我们应该搞一个秦腔业余剧团，把有特长的能人的作用都发挥出来，好好排些剧目让村民看。”话一出口，竟然其他人也有这个愿望。于是说干就干，大家做了简单的分工，开始组织戏班。但说起容易做起来难，首要的问题是花钱。范吉文家境稍好一些，他主动承担了部分经费。后又找到刚从朝鲜当兵退伍回来的亲戚范吉德，说明原因，痛快地借到了80元钱，便开始东奔西忙地购物置办家当。在50年代初，80元钱几乎是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到这年10月底，范吉文收了粮食卖了钱，就立即把钱还给了亲戚。后来，范吉有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筹资金，由少积多，为办业余剧团筹措经费。

范吉有有一些手艺，他既是木匠又是皮匠，因此可以自己动手做道具。为求得一些上好的木料，他曾拆了家里的箱柜，也曾抽取过自己房屋上的椽子和檀条。为做一把精美而又有好的舞台效果的剑鞘，他跑几十里路去求助外村画匠。为做好相公帽和旦角头饰，还去求助当地会刺绣的老大娘。后来有许多热心的农民被范吉有这种精神所感动，都甘心情愿帮助范吉有搞业余剧团。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下来，他们精心打制了刀、枪、剑、戟等十多件“把子”和纱帽头盔，并请来同乡的油漆匠进行技术处理，把道具做得像回事。

万事齐备，到了这年10月初，范氏两兄弟接纳了同村戏友秦汉臣，他们的业余剧团组织人马先试排了一折《断桥》，为本村农民演出。一时间，蘑菇滩村沸腾喧闹起来，村民纷纷为他们叫好。从此，这个不大的农民业余秦腔剧团在这个偏僻的小村乃至四邻八乡有了影响。同时，蘑菇滩村的农民为有了自己的戏班而高兴。

3.辛苦经营，成效初现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似乎找到了自己精神生活的坐标，同时对剧团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了希望。后来，业余剧团相继又排演了《柜中缘》《小姑贤》《杀庙》《二进宫》等几出小戏和折子戏，场场演出都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但作为农民业余剧团领头人的范吉有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不断积累经验，深钻演艺，增添装备，决心要唱一台大戏，好好过把瘾。

1957年初，范家二兄弟会同本村农民秦汉臣和刘家寿两家，四家人共同排演了一台传统古典名戏《铡美案》。大部分服装自己缝制，道具、靴子、髯口自己制作。并请来原玉门“玉光秦腔剧团”专业演员作指导，几乎所有的费用均由范家二兄弟所出。一出说不上正宗的《铡美案》本戏，就这样在村里上演了。这台由范、秦、刘等几家17人合作演出的大戏，深深地震撼了本村和四邻八乡，人们都为他们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精神所感动。

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业余剧团不断吸收一些有特长的男女青年参加。队伍慢慢壮大了，演艺水平逐步提高了，接着他们又排了《游西湖》《玉堂春》《白蛇传》《棒打无情郎》等传统本戏。先后演出几十场，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和个人得失，按他们的说法：只图个热闹和红火。

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些20世纪50年代农民的热情和精神，对许多21世纪的人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这一举动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久，这个农民业余剧团得到了中共玉门市委和玉门市人民政府及文化部门的重视，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和支持。1957年冬，蘑菇滩村农民业余剧团排演的秦腔剧目，被玉门市文化部门推荐，参加了张掖地区在酒泉举办的“业余群众文艺调演”（当时酒泉属张掖地区所辖）。这个村办剧团代表玉门市首次登上了城市正规舞台，演出荣获了“农村文艺先进单位”奖励。演出成功的喜悦，对他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自豪，更是鞭策。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最欣慰的是通过这次群众性文调演活动的参加和观摩，让他们增长了见识，促进了互相交流，学到了知识，提高了演艺水平。参加调演回到村上，范吉有和他的搭档们，更加坚定了办好剧团的决心和信心。范吉有说：“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一个村办农民业余剧团，能有幸在城市大舞台演出，并且还获了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群众对我们业余剧团工作的肯定，说明了上级党政组织对我们剧团的关心和支持。”

4.四位良师益友的鼎力相助

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艺术载体，总是会吸引更多文化艺术爱好者的参与和一些良师益友的支持相助。蘑菇滩村农民业余秦腔剧团在发展的道路上，就曾经得到过四位良友的热心相助。今天的蘑菇滩人每当提起这些，总是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之情。

第一位是20世纪50年代末，原玉门“玉光秦腔剧团”的陕西人李振生老先生。他是专业琴师兼导演，不但具有娴熟的板胡演奏技术，而且是一个戏路子较宽的演员。他的基本功很扎实，阅历颇深。1957年，蘑菇滩村业余剧团把他请来，拜他为师。而李老先生不但给大家排戏当导演、拉板胡，还帮忙做饭干其他活，这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中，他与蘑菇滩人结下了深情厚谊。剧团演员和乐队的一帮人，就是在他耳濡目染的影响和亲手教练下成长起来的。三年中，他扶持蘑菇滩业余剧团排演了《十五贯》《五典坡》《游龟山》《玉堂春》等多出戏，为剧团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演艺专业化迈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位是原玉门镇文化馆干部，天津支边青年王伟。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二十多年里，他是蘑菇滩农民剧团的常客，不分烈日严寒，一有机会就来到蘑菇滩村，为他们送上文化艺术信息和资料，还经常进行拍照或报道。虽然他不熟悉秦腔这个地方戏，但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干部，总是将蘑菇滩农民剧团的事情看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关心他们的排练和演出，并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进行业务联系，多方指导工作。

第三位是70—80年代中，在蘑菇滩工作十多年的柳河乡供销社分销店主任，陕西人何镒。因他自小喜欢秦腔，自然与蘑菇滩农民业余剧团来往就多，乃至和他们成了难分难解的舞台伙伴和诚信朋友。通过多年的共同合作与交往，何镒不用说把自己的许多业余时间都交给了剧团，并且视自己为农民业余剧团的一员。他不仅热心为他们指导排戏，并且承担戏中主要角色。正是由于得到了何镒的帮助，蘑菇滩村业余剧团本地演员对陕西方言得到了有效的学习和掌握，使他们在台词和唱腔方面更趋规范。

第四位是原玉门市秦剧团专业演员黄寿德。在他退休后的几年中，还经常被请到蘑菇滩村业余剧团帮助排演和指导。黄寿德被蘑菇滩人的精神和毅力所感染，90年代中期，有一年他一去就是40多天，一心扑在辅导和排演上，将自己几十年舞台生涯的看家本领全都抖给了蘑菇滩人。淳朴憨厚的农民视他为朋友，尊他为老师。特别是在辅导排演文武戏《铡美案》的过程中，他不顾年老体衰，为每个演员认真说戏和示范，而且把重点放在对青年演员的栽培上，对每一场戏、每一段唱腔、每一个动作，都倾注了他辛勤的心血和汗水。在黄寿德的指导下，剧团排演的《假婿乘龙》《屠夫状元》《火焰驹》《窦娥冤》等几出戏的演出，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博得了许多喝彩和赞扬。

5.五任村支书的关怀和支持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蘑菇滩农民业余秦腔剧团的不断成熟和壮大，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党的关怀、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群体对它各个方面的帮助。(www.xing528.com)

50年的历程，这个剧团经历了很多。他们不但接受过各式各样的磨难和考验，也迎来了今天迈向小康社会的阳光，之所以这个村一级农民业余剧团能够坚持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支部的支持和坚强领导。蘑菇滩村党支部始终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最高点、最前沿，给予了剧团最大、最直接的关心和支持，敢于为他们撑腰壮胆，甘当他们的后盾。蘑菇滩村党支部曾有五任书记，在不同年代、不同情况下，总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像园丁那样辛勤培育着这枝绚丽的花。

第一位是村党支部书记罗福仁。从1956年至1961年期间，是他陪伴范吉有创办的业余剧团，和他们并肩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当初办起业余剧团，罗书记就看到了这个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以极大的热忱对剧团的活动给予极大支持、爱护和扶持。多次为剧团提供物质和资金，为新生的剧团请行家里手做辅导，重视他们在演出水平上的提高，在发展中为他们搭桥铺路。

1960年冬季，剧团用几个夜晚排练秦腔现代戏《三世仇》时，当时正值生活最困难时期，罗书记看到三十几个人白天在地里劳动，夜晚还要如此辛苦地排练，心里很感不安。于是背着别人自己花钱，高价为演员们从外乡买来几十斤胡萝卜，学员深夜排练结束后，发给他们每人两个煮熟的胡萝卜充饥。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却充分体现了罗书记对剧团的温暖和深情。也正是因为罗福仁是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蘑菇滩剧团的同志们都愿意与他亲近。1962年，罗福仁同志离开蘑菇滩村，担任了柳河公社党委副书记。职务高了，他对蘑菇滩剧团的成长给予了更大的厚爱和支持，经常到村上亲临排练现场作指导、解决困难。

1978年初夏，柳河公社为加强与周边单位的经济合作和联系，罗福仁同志代表公社党委，以慰问和答谢的形式，亲自带领蘑菇滩村业余秦腔剧团，成功地在饮马农场、鱼儿红牧场、南山钨矿、旱峡煤矿等地演出十多场戏，受到一致好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这样一位好领导的关心支持，蘑菇滩村业余剧团的一大批青年演员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同时，罗福仁同志把蘑菇滩村业余剧团视作柳河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经常到村上亲临排练现场作指导、解决困难。他发动生产队群众挖甘草筹资2000多元，购买和制作了一批民族服装；排演小节目人员不足，他说服动员本队的青年男女踊跃参加；步行十多里路，先后三次去三道沟、玉门镇等地请导演；发动本村的匠人做舞美道具，自己也亲自参与，充分调动和发挥了集体经济和集体力量的优势。排出的节目在柳河公社的多次现场会议进行演出，博得了一致好评，并得到时任市委书记张朝干同志的高度评价和热切关注。杨志成与罗福仁两任书记密切配合，紧抓这个“自我推销”的良好契机，深入玉门市各乡镇、矿山、农场演出20多场。特别在1972年前后的三年中，业余剧团多次为“玉门市三级干部会议”“玉门市农村工作会议”“玉门市英模表彰大会”“全省畜牧工作现场会议”专场献演，开创了本市乃至全区农民业余演出队场次最多的纪录。

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几十年中，蘑菇滩村村委会的经费还非常困难。以范吉有为领头人的业余剧团全体成员深知，许多正常的活动开支并不可能都完全依靠村集体，同时又不能加重群众的负担。例如冬季夜晚排练的取暖花费，就是一个较大问题。范吉有为使剧团正常开展活动，召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后提议这些费用自行解决。杨志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完全依靠剧团成员自行解决也不是一个上策，党支部应该关心他们的困难。他为此立即召集党支部一班人开会，发动全村300多户农民，每户分摊10块煤砖，为解决排练和演戏取暖。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了90年代。同时还为剧团购买了四盏汽灯，为夜晚的演出提供了极大方便，也告别了以前用煤油灯照明的时代。

第二位是党支部书记杨志成。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来蘑菇滩村的，群众赞誉他是一个“三勤”（即腿勤、手勤、嘴勤）书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为使剧团这棵“小树”不被“大风”刮倒，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将剧团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繁荣又一次推向了高峰。

由于当时古典传统戏还没有开禁，他审时度势，在党支部一班人的配合下，组织本村56人排演了一台场面宏大、以歌舞为主的小节目，同时又亲临现场扶持排演了秦腔现代戏《血泪仇》。经费不足，他发动生产队群众挖甘草筹资2000多元，购买和制作了一批民族服装；排演小节目人员不足，他说服动员本队的青年男女踊跃参加，积极支持。

第三位党文部书记陈天寿，自身就是农民业余剧团的一个积极成员。他善唱小旦和须生，无角色时也热心跑龙套。在剧团进入兴旺时期的1975年前后，他既是村支书，也是一名演员。在他的精心筹划和重视下，多方筹措资金，在蘑菇滩村建起了柳河乡第一个砖木结构、规模宏大、设施齐全、质量上乘的影剧院，从此使剧团的演出有了一个正规场所。也是他，在“文革”中，藏匿了剧团一大部分传统戏剧服装和道具，保住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家当。“文革”期间，虽然不能再演所谓“四旧”的古典戏剧，但他顺应形势和潮流，组织剧团移植排演了秦腔《沙家浜》《红灯记》《龙江颂》等现代戏。“文革”后，集体经济有了较大积累，村上为剧团一次性就投入一万多元，充实了剧团装备。为使剧团能够长期、稳定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同时便于集中排演，在村支书陈天寿的倡导和建议下，把剧团的核心人员，从各生产队动员到一起，成立了一个荒地队（即现在的第8村民小组）。这些农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自愿结合在一起，白天生产，夜晚排练，甘心从富庶的土地上搬迁到贫瘠的荒地上来，一面耕耘土地，一面继续他们的事业，为剧团的兴旺和发展，无怨无悔。

第四任党支部书记高富德，曾是一位民办教师。他是一个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他接任后，不负众望，极力主张培养新人。同时主张不断为剧团注入新的血液，有目的地培养一批有文化、年轻有为的演员，不能让这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民业余剧团在自己任职时期衰落下去。几年中，在他的策划下，逐年吸收有文化、有灵性、爱艺术的青年人进入剧团，进行培养和锻炼。如现任剧团负责人、导演范光智，小生演员张柱琴、须生演员陆万荣、正旦演员姬玉凤等，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同时，他还与领导班子成员研究，制定了合理的剧团人员报酬分配制度和误工补贴方案，解除了演职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剧团在稳定中求得发展。

现任的第五任党支部书记范光辉，任职几年来，更加注重剧团的设备更新、人员培养。村上为剧团每年平均投入资金2500元左右。1999年以来，投入1万多元添置了新的音响设备和幕布，更新了乐器和服装道具等。范书记认为，精神文化是一种力量，是凝聚人心，使党支部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纽带。老百姓喜欢看戏，党支部就应该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因为老百姓总是将农村最基层的党支部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看成是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

6.化作春泥更护花

50年的发展，蘑菇滩村党支部已为村业余剧团积累了价值6万多元的固定资产，达到了一个普通剧团可以运转的基本条件。

50年的发展，蘑菇滩村业余剧团始终没有中断过演戏，他们平均每年都能演出达38场左右。这许多年仅为柳河乡的六个行政村就演出了500多场戏。同时，他们还走遍了周边的玉门镇、昌马、黄闸湾、下西号和安西县的三道沟等几个乡镇，为群众送上文化艺术享受。

1979年冬，是蘑菇滩农民业余秦腔剧团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忙冬”，连演20多天，58场次，因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春回大地之时，人们对于文艺百花盛开的盼望，犹如久旱盼雨的庄稼一样非常强烈。那年的11月中旬，玉门镇公社刚刚演出结束，剧团人员连夜就又奔赴安西县三道沟公社的山水梁大队，有时一天两场戏，要连演四五天。同时，为满足农民的看戏愿望，有时一夜连唱两个本戏，直至清晨鸡叫才结束。这种通宵达旦都唱戏的时候很多，演员们毫无怨言。虽然忙累，但他们的心情是乐观的，心里是自豪的。当然，剧团演职人员的作风也是过硬的。

70年代，对外演出一场戏仅收一二百元左右，大队给剧团演职人员是记工分。那些年集体经济还非常薄弱的蘑菇滩村，每个工值仅0.12元，但他们从不计较。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老百姓喜欢看他们演出的戏，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村委会决定，为保持剧团的生存和发展，又不能让剧团的演职人员吃亏，采用了“以戏养戏”的办法。即在外演出，每场戏平均收入600元左右，几乎全部用于演职人员的误工补贴和剧团的正常经费开支。近几年来，随着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请他们演戏的也逐渐多了起来。2002年5月，他们为玉门镇人民市场开业喜庆献演七天，日演两场，十四场戏场场戏目不重。

有时候，为了承接突然的演出，村委会干部便分头去田间地头和干活的地方通知分散的演职人员，他们都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演。没有专业剧团的那么多讲究和排场，打响锣鼓就开场，群众对他们这种作风很满意。

7.植根黄土地，奇葩四季馨

几十年来，蘑菇滩村农民业余秦腔剧团始终稳健地踏着老前辈走过的路，追逐着他们的梦幻，传承着他们的演艺，弘扬着他们的精神，保持着团结进取、密切配合、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他们已经锻炼成了一支凝聚力很强的文艺小分队。剧团的成员是农民，以耕耘为天职，以舞台为乐趣。50多年来，先后有120多人参与这个演艺集体之中，并有祖孙三代人在接续，保证了剧团的延续发展。他们中有父子、父女、夫妻、妯娌、兄弟、爷孙、母子、母女、姑嫂等亲属关系。虽然在农家生活和戏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在艺术生涯中却是配合默契，志同道合，台上共同献艺，台下互相交流切磋，并且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爱护，理解信任、团结一心、和睦相处。蘑菇滩人始终热爱着养育他们自己的这片热土，总是善于通过演戏不断给自己的生活喝彩，让火红的阳光照进自己的内心深处，让生活的快乐注进自己的心房。

流逝的岁月不堪回首，美好的回忆总是记忆犹新。历史虽然走过了几十年岁月，但老百姓的心中仍装着蘑菇滩业余剧团过去的故事。因为那些故事里记录着蘑菇滩剧团的老一辈创业者范吉有、秦汉臣、刘安寿等人的功绩。同时蘑菇滩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老支书罗福仁、杨志成、陈天寿、高富德他们,也会记住那些为业余剧团成长而给予过关心帮助的老师们。

90年代后，范吉有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当剧团的“领头羊”已有点力不从心，于是通过自己多年结识的山丹戏友，将自己热爱唱戏的小儿子范光智自费送到山丹一家私立秦腔戏班去学习。范光智心灵好学，事业心强，历时两年多时间，学有所成，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意愿，成为一个戏路较宽、具有良好舞台素质的演员，并给父亲带回一个同窗学艺两年、工唱小生的漂亮媳妇张桂琴。这不由让范吉有喜上眉梢，精神上得到了很大满足，当然事业也后继有人了。其实，这一对年轻的小夫妇，本可以靠自己的才艺应聘到一个正规的县市剧团从艺为生，而硬是在范吉有的说服和期望中又回到了蘑菇滩农民业余秦腔剧团，满足了父亲的要求，接替了父亲的领头位置。如今，范光智夫妇二人的许多同窗师兄弟、师姐妹，几乎都在新疆、金昌、张掖、高台等县市级专业剧团工作，以骨干演员的身价在不同层次的舞台上献艺，而他们却无怨无悔地仍在蘑菇滩上一面耕耘劳作，一面带领着本村业余剧团在玉门大地上为群众献艺而奔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