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献记载：甘肃河西走廊与秦腔形成的历史依据

1.“甘肃”这一名称始于元代

因甘州（今张掖，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设）与肃州（今酒泉，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设）二地的首字而得名。历史上甘州所辖地域为河西走廊中部（包括张掖、民乐、山丹、临泽、高台和肃南等县），肃州所辖地域为河西走廊西部（包括酒泉、敦煌、玉门、金塔、肃北等县，有时辖区与甘州的肃南、高台交互）。因此，史书中关于秦腔起源于甘肃的记载说明，秦腔与古时的甘州、肃州有关。下面不同历史时期文献中有关秦腔形成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文字记载，为我们理解秦腔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比较清晰的脉络，也为我们研究秦腔的发展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依据。

2.汉朝

《辽史·卷五十四·志二十三·乐志》（元，脱脱著，中华书局，2008年）记载：“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称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这是史书中关于河西走廊歌舞音乐的最早记录。

3.魏晋南北朝

《隋书·音乐志》（唐，魏徵等撰，中华书局，1982年）载：“苻坚之末（382年），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12月出版）亦载：“西凉乐者，起苻（坚）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魏代至隋咸重之。”《隋书》中所记载的“秦声”可能并非现在的秦腔，但这一记载说明了秦腔最初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融合了哪些音乐歌舞要素而起源的。

嘉峪关魏晋6号墓室砖壁画四弦阮咸琵琶、九节尺八长笛奏乐图

嘉峪关魏晋5号墓砖壁画所绘饮宴、歌舞升平图

4.隋朝

《隋书·炀帝纪》（唐，魏徵等撰，中华书局，2008年）载，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在焉支山“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隋书》中所指的九部乐，就是在隋文帝开皇初（约581—585年）所制定的《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乐的基础上，于隋大业中（605—608年）又增加《康国伎》《疏勒伎》而形成的。在制定九部乐时，将《国伎》改名为《西凉伎》。

敦煌莫高窟112窟（中唐）伎乐天壁画中的横吹、拍板、鼗鼓、鸡娄鼓、弦鼗、竖箜篌、反弹琵琶图

5.唐朝(www.xing528.com)

宫廷内普遍使用凉州、甘州乐。《大唐传载》（唐佚名撰，中华书局，1958年）中说：“天宝中（742—755年），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是焉。”《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也载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请盟，帝许之，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

6.宋朝

河西走廊为西夏党项族据有。据文献记载，党项族音乐经五代至宋朝，时隔百余年，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仍有唐朝遗风。德明时期，与北宋关系良好，“其礼文仪行，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四，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西夏音乐被元朝采用，称为‘河西乐’”（史金渡：《西夏·宁夏·华夏》，《中华民族》2002年第9期）。在西夏的宫廷里有番汉乐人院的专门机构，西夏毅宗谅祚曾派使臣向北宋要伶官、工匠，并要求买化妆品和戏剧服装，在原属酒泉肃州区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万佛洞的“西夏弥勒佛经变”局部舞蹈，是佛前的组舞中间两舞伎着宽袖长裙，相对而舞，两边第三、四人相向而舞，这是西夏宫廷舞的写照。文殊山万佛洞的西夏双飞天，上身裸，飘带环绕，面部为长圆形，这是西夏人的形象。编纂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甘镇志》（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记载：“后世之乐，虽非古乐比，亦各有取焉。古今乐府，兼收并包，九州万国，所采无几，而郭茂倩（宋代学者）所录乃有《敦煌乐》《西凉伎》。其声乐如此。即是数者而观之，夫岂可荒漠其地而鄙夷其人哉。”《中国戏剧史》（徐慕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中说：“公元960年，宋朝初建，戏剧之组织较前完备。兼以秦腔的传人，河南、山西等地的戏曲均采用秦腔的主要乐器，如梆子、胡琴等。”1908年，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曾到张掖的黑水国遗址发掘考察，获得极其珍贵的宋代《刘知远诸宫调》残本42页。黑水国当时属西夏管辖，而该书又是金代刻本，故郑振铎认为它“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罢”。《刘知远诸宫调》流入张掖说明，“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战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的说唱艺术形式开始盛行”（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112页）。《刘知远诸宫调》虽散佚三分之二的内容，但仍可统计出它所用的宫调。有商调、中吕调、大石调、黄钟宫、歇指调、商角调、仙吕宫、越调、正宫、南吕宫、般涉调、道宫、高平调、双调，共十四宫调。这些宫调的使用也间接说明了宋代时张掖、酒泉戏曲发展的水平。

嘉峪关魏晋6号墓竖箜篌、奏筝乐器演奏图

7.元朝

根据河西人高智耀的推引介绍，元朝继续使用了西夏旧乐。据《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六》（明宋濂著，中华书局，1976年）记载，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73年）以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就用河西乐（即西夏音乐）。当时元朝中书省礼部之下，设立仪凤司和教坊司，掌管乐工、乐器等。仪凤司“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下设云和署、安和署、常和署、天乐署。云和署、安和署“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常和署专管回族乐人，天乐署专管河西（唐兀）乐人（唐兀即唐古特，也即河西西部的酒泉、敦煌）。从这些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元朝有比较完整的乐舞机构及制度，还可看出元朝对河西乐的特殊重视。

8.明朝

秦腔“流行于陕西及其邻近各省的部分地区，明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一带基础上形成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1980年8月第一版）。《中国戏曲志·甘肃卷》（中国戏曲志编纂委员会，中国1SBN出版中心，1995年北京第一版）记载，甘肃高台县宣化乡乐善堡忠义班“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时，即已存在”。1953年发现忠义班账簿上有“洪武十一年整建乐善忠义班”等文字。公元1573年，明代传奇《钵中莲》中出现了“西秦腔二犯”字样。

9.清朝到民国时期

史书中关于秦腔的记载更为详细。《凉州志》（1711年编纂）载：“古凉州民习秦声已久，甘州亦然。”公元1738年，《重修肃州新志·风俗》（清黄文炜）中描述：“二月初二日，前后三日，张灯如元宵状。县署大门前演戏三日，以敬土神。清明日，厉坛演戏，观者甚众。七月十五日，各家具牲载酒，焚楮钱‘祭坟墓’如清明节。”《甘州志·风俗》（清钟赓起，乾隆四十三年）记载，张掖人“操土风，即以占德。拊缶弹筝，本秦声也，西陲最尚”。“旗亭牌调，于仙吕过曲，辙唱甘州歌。才人高东嘉、王实甫俱宗之，非西凉伎、敦煌乐可比，大抵和于荆卿之变徵，奋于秦王之破阵。金方伉爽，不作靡靡，致类濮上新音，于此可征天籁”。近代学者叶德辉在《重刊秦云撷英小谱序》（清光绪三十三年，《中国古籍目录》）中说：“二黄既炽，昆曲遂微，独秦声以甘凉之雄，犹称劲敌……光宣季年，京朝官酷喜秦声，几如侍读之阿好。”《中国近世戏曲史》的作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秦腔“自其名称上即可知其出于陕西，然追溯其源则实出于甘肃”（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