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中国戏曲的成熟阶段

1.“南曲戏文”

民间戏曲完全成熟的标志是宋代的南戏。南戏，又称为“南曲戏文”“戏文”，因为流传于浙江永嘉一带，所以又叫“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北宋末年，今浙江温州一带已经有了南戏的演剧踪迹。它开始的时候是民间的歌舞戏谑表演，具有灵活生动的艺术特点，后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进入到城市演出。南戏的产生继承了宋杂剧的演出传统，又吸收了大量说唱艺术的精华。南戏的角色有生、旦、净、末、丑、外、贴七行，这奠定了中国戏曲的角色体制。南戏的演出以“出”为单位，“出”就是一种戏曲演出段落，类似于今天戏曲戏剧演出的场和幕。它的创作主要是由书会这个民间剧本创作组织来完成的，当时的江南地区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如温州的九山书会、杭州的古杭书会等。这些书会里搞戏曲创作的人被称为“书会才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编剧。他们大都是因为生活贫困而卖文为生，所以创作的题材与风格具有十分强烈的民间性。

南戏的早期作品大都是反映家庭伦理和婚恋生活的，如被誉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以及后来出现的《乐昌分镜》《张协状元》《韫玉传奇》等。

《赵贞女蔡二郎》讲述的是蔡二郎高中状元以后抛弃了结发妻子赵贞女的故事。蔡二郎的结发妻子赵贞女赡养公婆并供他读书，可是蔡二郎高中状元以后却翻脸不认糟糠之妻。赵贞女上京城寻访蔡二郎，蔡竟然纵马践踏赵贞女。赵贞女死后，蔡二郎遭到天雷轰顶。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后来被元末明初的浙江东嘉文人高明（字则诚，别号东嘉先生）改编成了“一家团圆，全忠全孝”的《琵琶记》，这种内容上的巨大变化也可以看出文人戏曲与民间戏曲在创作思想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区别。

《王魁》这出戏讲述的也是一个男子负心的故事。书生王魁在落魄潦倒时得到妓女桂英的真心相待，可是他发迹做官以后却抛弃桂英。桂英含恨自杀，死后鬼魂化作厉鬼，在阴间地府审判了王魁这个负心人。

这一类题材在南戏中很普遍，《张协状元》《三负心陈叔文》《李勉负心》等都是这一类书生负心戏。除了婚恋题材，宋代南戏中还有鞭挞社会黑暗、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如《祖杰》。祖杰是当时温州地区一个无恶不作的和尚，他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强奸妇女，还将孕妇剖腹以观看婴儿性别取乐。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衣冠禽兽，却因勾结官府而逍遥法外。书会先生和南戏艺人勇敢地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演出，使得地方官面对民怨沸腾不得不处死了祖杰。这些戏曲作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含义和真实的生活背景，是民间戏曲创作对民众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也正是民间戏曲流传于民间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

元代的南戏最著名的有四部，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荆钗记》讲述的是书生王十朋与小姐钱玉莲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典型。《刘知远白兔记》讲述的是五代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故事。刘知远发迹之前流落江湖，被慧眼识英杰的李文奎看中。李文奎把女儿李三娘许配给刘知远为妻，二人感情甚笃。李文奎死了以后，由于刘知远离家投军，李三娘独自在家为兄嫂所难容，兄嫂强迫李三娘改嫁，并让她挑水劈柴以折磨她。在这种情况下，三娘磨坊产子。由于没有人接生，李三娘自己咬断脐带生下孩子，并给孩子取名为咬脐郎。李三娘托付家中的长工窦诚将孩子送与军中另娶了将军之女的刘知远，随后便与孩子失去了联系。十六年后，咬脐郎刘承佑长大成人，他偶然之间追捕白兔而在井台与亲娘相认，一家人得以团圆。剧中的李三娘集中了民间劳动妇女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优点，是一个让人同情和钦佩的光彩照人的形象。(www.xing528.com)

时至今日，各个地方戏中仍然有《井台会》《认母》《磨坊房产子》《窦公送子》等剧目在上演。

《拜月亭》相传是元代人施惠根据关汉卿的杂剧作品《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的，讲述了才子蒋世隆和佳人王瑞兰的爱情故事。因为是文人创作，所以是四大南戏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部。

《杀狗记》是以民间百姓的生活为题材，讲述富家子弟孙华结交了酒肉朋友柳龙卿和胡子传，孙在他俩的挑唆之下将弟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之妻杨氏看到这一切，心中很是着急，由于劝说无效，杨氏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杀死一条狗，给狗穿上人的衣服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孙华见到以后，因为害怕而央求柳龙卿和胡子传帮忙移走尸体，二人不但不肯反而到官府告发孙华杀人。县官验明所谓尸体乃是死狗以后自然不会降罪于孙华。但是经过这一波折，孙华彻底认清了柳龙卿和胡子传的面目，杨氏劝夫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由于这部戏贴近生活、构思巧妙，所以在许多地方戏中仍有演出，例如秦腔《杀狗劝夫》。

2.明代南戏的雅化

南戏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渐渐地被文人雅化了。前面已经说到，元朝末年的浙江高明把鞭挞书生负心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写成了“全忠全孝”的《琵琶记》。这部作品甚至受到洪武皇帝朱元璋的赞赏，朱皇帝说它是“如山珍海馐，富贵家不可无”。由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提倡，在高明之后，邱溶、康海、邵灿等文人士大夫都介入到了对南戏的创作和“提升”活动中来。参与南戏创作的文人不同于参与元杂剧创作的文人。元剧作家是穷困潦倒的书会才人，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因此创作时有民间立场。而明初介入南戏创作的文人则完全不同了，邱溶、康海等人都是朝廷命官，股肱重臣。朱权是个亲王，康海是一个真正的状元；而邱溶恐怕是古代剧作家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了，他是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打个比方说，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北大清华的校长，礼部尚书就相当于是部长那么大的官。南戏在这些人的手里一搞，面目就全非了，从唱词到唱腔、主题等都发生了改变。南戏有了新的名称——传奇，明清的传奇在戏曲文学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有《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诸多经典传世，但是这些作品已经不再是民间戏曲了。民间戏曲的演出和发展当然不会因为文人的介入和雅化而断裂或者停滞，由于它的根在民间，只要有民众的生活存在，就有民间戏曲的存在。文人乐此不疲地雅化着民间戏曲的同时，民间戏曲也无时不以草根般顽强的力量与文人戏曲悄悄地较量。清中叶开始的“花雅之争”就是一次民间戏曲这个“野孩子”打败文人戏曲这个“老夫子”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