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贵族祭祀祖先的地点，一般是在宗庙内进行。“宗庙是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大宗供奉祖先神位的场所。宗庙祭祀制度是为了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核心是强调尊祖敬宗，家族本位。”[9]中国古代的宗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一般认为其产生于西周时期。[10]那时的贵族在立国建邦、营建宫室时，最先要考虑的是修建宗庙。《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11]当然也要指出，宗庙不仅仅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国家、宗族内的重要典礼都要在这里举行，重大决定也要在这里宣布。[12]这一点只要翻检《礼记》《仪礼》便可明了，比方前面介绍的男子成年礼“冠礼”，“士昏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等都是在宗庙中举行的。此外，君主或家主有重大决策或行动也都要在宗庙里进行。
宗庙的修建，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得僭越。《礼记·王制》中对当时不同阶层修建的宗庙之规模做了这样的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13]意即天子可以设七庙，其中左边三个昭庙，供祭文王、高祖、祖；右边三个穆庙，供祭武王、曾祖、父，再加上正中的太祖庙；诸侯则只能设五庙，即高祖、祖二昭庙，曾祖、父二穆庙，加上太祖庙；大夫设三庙，为一昭一穆，加太祖庙；士只设一庙；平民百姓家庭则无庙，祭祀祖宗就只能在家中举行了。
宗庙是依附于宗法制度的。中国的宗法制度在周代确立后，一直变化不大，直至唐代，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的有力冲击，才使旧有家族、宗法制度遭到严重毁坏，以致晚唐五代时出现了“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14]的现象。针对宗法社会秩序的混乱，宋代形成了“宗族共同体”的宗法制度，其以“父母在，诸子不别籍异财”的直系家庭为主体，以自耕农的形式聚族而居。一般来说，家族都修建有祠堂，修撰有族谱，也有全族共有的义田等。其中“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祖，感恩报本”[15]。如道光八年（1828年）《永州府志》载“永明祭礼”：“聚族比闾必有公祠，祠前有厅，务宏厂（敞），为同姓祭毕公燕之所。更有墓田以供祭祀，又有学田以给孤寒。”[16]祠堂在湘西之土家族、苗族、白族，湘南之瑶族等均大量存在。图8-1、图8-2分别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平坦乡皇都侗寨欧氏（侗族）祠堂、凤凰县杨家（土家族）祠堂。
图8-1 通道县皇都侗寨欧氏祠堂（摄影 李骏逸）(www.xing528.com)
图8-2 凤凰县杨家祠堂（摄影 李跃忠）
对祖先的祭祀，可分为家族的集体性祭祀和家庭的单独性祭祀。其中如家族始祖的生辰、忌日祭祀，清明节、中元节的祭祀均属集体性的活动；而婚丧祭祀或其他喜庆祭祖，则是家庭的单独性祭祀。家族祭祀有多种形式，其中最隆重的是全族在宗庙举行的庙祭。古代庙祭的种类很多，有时祭、大祭两类。时祭，即四时之祭，春夏秋冬分别为“祠”“礿”“尝”“蒸”之祭；大祭有“禘”“祫”。不同祭祀的仪节、祭品、祭器，都有细琐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家族要求也不一样。[17]最简单的祭祀仪式即是日常供奉。
历史上的祖先祭祀礼俗过于烦琐，民间一直在对其进行改革，以致一些传统的仪式渐渐消失。这种情形在清代便已发生，如道光八年（1828年）《永州府志》载今江永县的“祭礼”时说，族中“择其贤且长者，筅（管）家政、司祭法，最为并井，其仪节征之不至，不得而详也”。“其仪节征之不至，不得而详”，意即相关的祖先祭祀之礼俗，民间已经不知道了，故编撰者无法对其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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