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向来把生养、死葬等量齐观，因此形成了厚葬、守孝三年等习俗。这些习俗最先只在贵族间盛行，后来慢慢影响民间。如在汉代，厚葬成风，以至刘秀（公元前5—公元57年）不得不下《薄葬诏》，以期移风易俗。《薄葬诏》描述当时的厚葬习俗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50]但此俗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刘秀下诏五十余年后，王符（约85—163年）在《潜夫论》中再次批判当时的厚葬习俗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制金缕玉匣，襦梓根槽，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合祠堂，务崇华侈。”[51]
湖南各地的厚葬习俗。在明清地方志和一些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如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长沙县志》载“丧礼”厚葬之风曰：“酒食、衣帛、舆马之费，多则数千金，少亦不下数百金”，以致“力不及者”竟要“称贷变产以行之”，“不如是，则群以为俭其亲矣”。[52]对民间的厚葬习俗，不少地方官员都视其为陋俗，并倡导移风易俗。如前引光绪元年（1875年）《兴宁县志》的编修就斥当地民间在灵堂前演剧的行为，是“一等非礼之礼”，又乾隆十二年（1747年）《善化县志》亦称乡间演戏伴灵的行为是“恶习”，但“每奉禁而莫之止”。
厚葬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如营造豪华墓室、置办大量陪葬明器、大事操办丧事等。在大事操办丧事时，形成了一套烦琐的礼仪。如同治八年（1869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修《慈利县志》均对该县的丧礼做了简要记载：“惟读书明理者，间仿朱子《家礼》行之，其余三日成服，设奠中堂，颇尽哭踊之节，家稍裕者或作佛事焉。葬事最重堪舆家言，有停柩数年耳，或葬而数迁者尤为迷惑。”“中家以上，亲丧必厚棺殓，谨讣告，必延黄冠道家者流做道场，诵经忏悔。其散斋，必由三日，乃至七日、九日不等。逮斋散，必举纸糊诸偶像及百千万冥镪一火爇之。”[53]这些简要文字记录的其实是一套烦琐的礼仪。像上一节所举的几个世居少数民族丧葬礼俗，均可用“繁缛”二字形容。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仍是厚葬成风，如笔者家乡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但一场丧礼下来，一般要花三四万元；而在邵东县，家境一般的花费都是十万出头，家境好的动辄上百万元。[54]这些丧葬礼俗有其合理的一面，如稳妥地处理尸体，防止病菌扩散；表达对亲人的哀思，宣泄因亲人去世给后代带来的悲哀情绪等，但也必须承认其中有些礼俗太过烦琐，弊大于利，有必要对其有选择性地移易。(www.xing528.com)
面对厚葬之风，我们以为确实需要移风易俗，需要科学地引导广大民众更重视对父母生前的赡养，而逐渐淡化人们之厚葬观念，同时也要革除一些不合时宜的丧葬礼俗。这一点，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着手进行了。如2018年，郴州市文明办、郴州市民政局等单位就向广大市民发出号召：“倡导丧事俭办，简化治丧仪式，缩短治丧时间，不在公共场所搭设灵堂、播放哀乐。”“倡导文明简朴的丧葬礼俗和厚养薄葬的新观念，采取‘献一束花、植一棵树、敬一杯酒、开一个家庭追思会’等方式祭奠逝者，用环保、生态、洁净的葬礼方式，表达对逝者的追思，争做丧事简办的传播者。”[55]我们以为，这一倡导是正确的。但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要拒绝简单粗暴，比方有的地方政府，连丧仪时吹喇叭、奏哀乐都被视为奢侈之举而遭禁止，其做法则有失妥当了。
当然，也要指出现在民间虽然厚葬之风盛行，但传统丧葬仪式却又走样变形，并且在一些地区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甚或有违祖训，不中不西，没有仪式作用也无文化内涵的现象，如丧葬仪式时邀请民间歌舞团表演现代歌舞、小品甚或跳艳舞，邀请西洋鼓乐队送葬，这种现象确实需要加以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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