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这一概念首次提出于布兰代斯和沃伦于1890年共同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一篇论文“The Right to Privacy”。其中，作者认为隐私权不是财产权而是一种新型的人格权，其内涵包括禁止个人肖像、通信和作品被非自愿公开，保护私人事务不被媒体议论，使个人不受外界非法干扰。[3]可见，最初意义上的隐私权处于一般人格权的“晕晖”之中，主要受到私法的调整与保护。社会发展与“二战”的摧残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认识，而当时公权已比私权更有侵犯个人尊严、自由的危险，故必须限制公权力的肆意妄为，从公法乃至宪法的高度保障公民的隐私权。[4]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以《德国基本法》第1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及第2条“人格的自由发展”为依据，确认了一般人格权是一项“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5]因此，在德国，隐私权成为一般人格权的下位概念，受到宪法上的保护。在美国，隐私权成为美国宪法中最重要也是争议最大的议题。[6]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内涵经历了从“以保护财产权为核心”到“以保护住宅和个人隐私为核心”的发展，涌现了一系列以第四修正案为核心的宪法判例，例如1965年的“格力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案”、[7]“罗伊诉韦德案”[8]等。而今，美国通说认为受宪法保障的隐私权具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其一是防止政府对公民的“非法侵入”（trespass），即防止政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破坏公民的“合理隐私期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其二是对个人自主决定权的保障，即个人活动和选择的自由不受外界非法干涉的权利，这与前述“堕胎权”等自主权密切相关； 其三则是保障个人能够拥有控制与自身有关的信息传播的能力，这涉及政府对于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和披露的行为。[9]在国际人权法上，《世界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公约均承认了隐私权的宪法保障。总之，通过梳理隐私权概念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隐私权的内涵处在动态发展之中，缺乏明确的界定，但其应作为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受到公法、私法的全面保护，已经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共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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