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说之优势与不足 - 军都法学第5辑

1.统一说的优势

一是“无法律上原因”之问题与不当得利之基础观念有密切之关联，不当得利之基础理应有统一的观念，[94]因此“无法律上原因”最好也能得到统一说明。二是若能为“无法律上原因”之判定找到一个合规范目的的、可操作的统一基础，能大大缓解法官适用不当得利法之难，有利于司法便利。三是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与《民法总则》第122条都对不当得利制度作出了统一的规定，从立法角度看，立法者支持统一说的可能性更大。

2.统一说的不足

公平说与正法说有其法理依据，但何谓“公平正义”，何谓“真正的法”，都缺乏明确的定义，过分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非现代法律之取向。正如Wilburg所言：“衡平者，乃在表示由严格的形式法到弹性法，由硬性的规则到个别精致化的发展，不当得利请求权曾艰辛地借助于衡平思想，成为一项法律制度。业经制度化的不当得利，已臻成熟，有其一定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正义与公平应该功成身退。”[95](www.xing528.com)

债权说难以解释在不存在债之关系或相对关系时，却也不成立不当得利之情形。如善意取得，善意受让人与原权利人之间虽不存在债之关系或相对关系，但仍不为不当得利。再如订婚者因婚约不成立，请求返还聘金，不得以债之关系不存在而请求返还，而只得依给付目的不达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对权利说主要有两点批评意见：第一，取得时效而取得利益并无权利之基础，但受益人在取得时效经过后得保有该利益。第二，因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而取得利益，待解除条件生效后，按权利说所见，受益人在取得利益时具有权利基础，故不构成不当得利，这一结论与通说之构成原因消灭之不当得利不合。持权利说的学者针对上述二批评作出回应称，取得时效乃法律之特别规定，受益人保有权益有法律上原因。因附解除条件之法律行为而得利，当时虽有法律上原因，后之不存在者，与自始无法律上原因处理结果相同。他们进一步说明，无法律上之原因，应自受领人处判断。法律上之原因，应客观地存在于受领人之权利上。受益人依其权利而受利益，自无不当得利可言。若受益人无权利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有返还利益之义务。[96]权利说在统一说中属于比较有力的学说，如郑玉波教授所言：“统一说未能概括，非统一说不免琐碎，然则我民法上究应采取何说？曰，应采统一说之权利说。”[97]

权利说基本揭示了不当得利制度之本质，其理念选择笔者赞同之，但何谓“权利”亦是解释之难题。日本学者加藤雅信对权利说进行修正，透过司法判例对“无法律上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箱庭说”，增强了“权利”的可把握性。笔者支持这种结合他规范寻求“无法律上原因”之内涵的探究方法，但该说至少会产生两大疑问：一是通过对判例的分析而列举出各种情形下的不当得利中的“无法律上原因”，此种归纳似乎未能得出统一之结论，而且法律修改、新领域法的兴起让这种汇总的方法难以灵活适应变化的法律环境。二是该说确实蕴含区分类型具体分析的理念，但按其表述，区分不同法律关系进行一一说明，不免繁琐。另外，“箱庭说”过分注重“无法律上原因”本身的把握，而没能对不当得利作合理的类型区分来观测整个权益流动的过程。“箱庭说”之所以产生上述疑问，笔者以为，其原因出于其类型化之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