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都法学（第5辑）：十二件敦煌放妻书揭示和离必要程序

十二件敦煌“放妻书”的出土便可以印证“和离”须订立书契的推测。而且有七篇的标题为“放妻书样文（文样）”，样文（文样）自是可以广泛传抄的，可见订立“和离”书契是普遍的做法。

从“愿妻娘子相离之后”“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等言，且唐朝仍是男尊女卑，可知“放妻书”应由夫书写。然张艳云认为“和离”以男子为主来决定夫妻关系是否存续，[28]笔者以为从文书由夫书写便得出如此结论，太过轻率。男方书写有当时社会理念的影响，且表示其亦同意，并不能直接认为“和离”由其主导。

但以上还不能有力证明“和离”必须制定“放妻书”。从另一点看，既有样文，“和离书”有其规范的格式，内容不可随意书写，需得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被称为“放妻书”。除此之外，还有四点印证了制作“放妻书”是“和离”的必要程序，接下来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1.“放妻书”具有格式

放妻书样文（S.0343V）[29]

某专甲谨立放妻手书

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年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販（反）木（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犬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迁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时△年△月△日谨立手书

放妻书样文（S.6537（1V））[30]

盖以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函邑（卺）之欢，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怀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妻相合。三年有怨，则来傩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嫌，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俱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解）想（怨）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双喜，三年依（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由这两件“放妻书”样文，我们便可看出“放妻书”内容的一般程式：首先，论述成为夫妻是宿世因缘，应当恩爱情深，表达幸福美满的希冀或追忆。其次，描述夫妻间不和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恶劣的影响，已经无法相处。再次，表明聚众见证“和离”。最后，表述分开后不再相互埋怨指责，及分开之后双方生活更加幸福的美好祝愿。(www.xing528.com)

其余几篇的内容也是基本如此，在这个框架里略有改变。S.6417V和Дx.3002少了最后对双方的祝愿，S.6537（6V）、P4525、P3212和Дx.11038-3这几件则在最后增加了双方“和离”不许反悔的内容，如“故勒手书，千万永别。忽有不照验约，倚巷曲街，点眼弄眉，思寻旧事，便招解脱之罪”。[31]

敦煌出土的“放妻书”整体都是这种风格，若只是民间如此约定，难免不可思议，毕竟各村县都有自己不同的风俗，亦有不同的实情。况总共只有十二件，应来自不同的时间和地区，其范围较大，但内容的程式却惊人地相似。另外每篇“放妻书”的措辞都显得极其文雅，若是平民百姓很难会有如此文化水平，就算找人代笔，亦有一些大段语句重复，不免让人想到一种可能性：“放妻书”的格式和措辞由官方制定，民间百姓自由采用，王岩华和刘文锁认为这具有格式合同的特点，[32]笔者亦以为可取。

另外关于“放妻书”的内容，刘文锁认为，文书行文尤其是在最后的祝福中透露男子的幽怨情绪，且措辞表达有损男子尊严，推断是男方入赘所致。[33]笔者不能赞同此种说法，且不提何以看出男子的幽怨情绪，且看“放妻书”的内容格式，其应为官方制定，而唐代虽开放，但毕竟始终是男权社会，女性享有的权利有限。若由官方制订，何以会选择此种表达？退一步讲，即使“放妻书”由民间自行制订，其制订者也应是男子，且其应用广泛，何以无人反对并进行更改？笔者以为，“放妻书”真正体现了那个时代宽容自信的风气，这种健康的心态，体现了大唐盛世的风骨。

2.“放妻书”的定分止争

如果“放妻书”只是一纸文书，写明双方“和离”之事，而无其他功能，则其就会可有可无，但从敦煌“放妻书”来看，其并不是只给双方当事人看的，还具有对世效果。

如S.6537（6V）中写道：“故勒手书，千万永别……为留后凭，谨立”；P4525中言：“恐后无信，勒此文凭，略述尔由，用为验约”； P4001中写：“立此文书者。押指节为凭。押”； Дx.3002中言：“一任执此放书，将□后无凭，书纸为记”； Дx.11038-3中言：“便任将凭官断，则之（知）皂帛（白）”。从这些词句来看，“放妻书”更是夫妻分离的凭证。虽然“放妻书”看似只是夫妻双方分开的证明，但它明显具有官方的色彩，一旦有正式的“放妻书”，则表明夫妻关系已经宣告终结，夫妻双方又回到结婚前的状态。[34]一旦“和离”之后发生纠纷，不管是“和离”后夫妻双方之间的纠纷，还是第三人与夫妻间任一人的纠纷，夫妻双方均可以“放妻书”为凭证，让官府进行决断。“和离”后对方与他人产生纠纷的，他人不能再找己方寻债，若没有“放妻书”，则两人的“和离”无任何证明，是不被承认的。

3.再娶再嫁须有“放妻书”

男子可再娶自不用多说。虽然传统礼教并不允许妇女改嫁，如东汉《女诫》提出“《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唐人贾公彦为《礼记》作疏，又提出：女子嫁夫，“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35]但唐代社会，对妇女再嫁、改嫁其实是一种比较宽容甚至于鼓励的态度。如唐贞观二年二月曾诏令：“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36]而唐代近300年间，公主里再嫁者有28名，其中有3人嫁了三次。[37]在前文中《太平广记》的故事里，提及妇女欲持书再嫁，十二件“放妻书”中也多有提及对双方之后再遇良人的祝福。由此可见，再嫁应是唐代比较普遍的情况。

但唐代对再嫁再娶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唐律·户婚律》中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 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38]“妻妾擅自者，徒二年； 因而改嫁者，加二等”。[39]若没有经过合法的离婚程序，没有在官府变更相关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再嫁再娶，官府会进行严厉的处罚。《太平广记》中《杨志坚》一文载：“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其妻持书，诣州公煤，以求别适。真卿判其赎曰：‘……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冀？妻可答二十，任自改嫁。’……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在这个故事中，男方写了一首意表和离的诗，女方以其诗请求官府认可并改嫁，官府予以驳斥。可见“和离”后欲再嫁，双方需持有正式的离婚文书。

此处可见双方再嫁再娶须有有效的“放妻书”，且似乎从侧面表现了官府在婚姻方面的影响。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和离”程序中，制作“放妻书”是必不可少且极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