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都法学（第5辑）》中其他史籍提及的原因

除了敦煌“放妻书”中所展现的事由，唐代的其他史籍中亦有相关记录，与“放妻书”重复的原因便不在此赘述。

（1）政治避祸。唐玄宗的幸臣李林甫不喜太子李亨，迫害太子妃的兄长，太子为避祸“上表自理，言与妃情义不睦，请离婚，玄宗慰抚之，听离”。[22]又《大唐新语》卷三《公直》载：“魏元忠男升娶荥阳郑远女，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废韦庶人，不克，为乱兵所害，元忠坐系狱。远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23]可见存在以夫妻不和为名进行“和离”，却行政治避祸之实。

（2）女方求离。唐代虽然开放宽容，但本质上仍是男权社会，男尊女卑仍是基本的社会情况。但“和离”终究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理论上可行的主动求离的途径，而且史籍中确有实例。

①与公婆不和。在敦煌所出的《齖齒可书》说，齖齒可新妇整日与婆婆“斗唇阖舌，务在喧争，欺儿同婿，骂詈高声”，一日在与翁婆争吵后，“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会夫婿”。男方乘机放妻别嫁，“翁婆闻道色（索）离书，忻忻喜喜。且与缘房衣物，更别造一床毡被。乞求趁却，愿更莫逢相值”。[24](www.xing528.com)

②侍养亲生父母。《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列女传》：“刘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云，为盐城县丞，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25]

③其他。牛志平先生总结了四种情形：一是因夫坐罪而要求离婚； 二是因夫死而提出离异； 三是因丈夫患病而离异； 四是民间女子因不愿随夫过穷日子而弃夫离婚。[26]可见妻子求离的原因较多。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唐代的“和离”虽只有短短的一句条文，但是因为“夫妻不相安谐”的说法能适用于多种情况，而其深层原因多种多样，使得“和离”在现实中的适用非常广泛，从而成为唐代一项重要的婚姻制度。既如此，“和离”经历哪些程序方能生效，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