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需求和体育课程价值实现

课程的形成与发展、课程的编制具有社会性。“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课程标准形成过程与其说是根据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一种技术过程，莫如说是根据社会支配阶级的价值取向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一种社会过程。”因此作为课程价值重要来源的社会，其作用首先表现在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决定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制定课程标准为例，虽然课程论的基本理论指出，编制课程标准应基于社会需要、学生需求以及学科特点的需求，但从世界各国学校编订课程标准的实际情况来看，学校对于课程标准的编订首先都是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学生以及学科的需要几乎都未被考虑作为修订课程标准的缘由，而且，即使能被作为修订课程标准的依据，也大都是那些与社会需求一致的学生需求以及学科需求。换言之，学生需要与学科需要必须经过社会需要的“合法化”认可，才有可能成为启动新一轮课程标准编订的缘由。在知识、社会和学生三个制约课程的因素中，社会因素往往是导致课程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由于社会的发展，知识的变化也非常迅速。使得课程知识内容的变化较历史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因此，需要对这些新知识进行“筛选”，确定哪些是重要的、值得教给学生的。同时，对已进入课程的认为有价值的知识也要不断地重新进行评估。因为课程知识不同于学科知识的关键在于它必须满足教育目的的需要，特别是满足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代体育学的发展只给体育课程的价值拓展提供了内容和可能性，但哪些体育学发展的新成果能进入学校课程，什么时候进入，则是现实社会发展需要“选择”的结果。因为“在整个可能获得的知识领域中，只是有限的部分被视为法定知识和值得传递给下一代的知识”。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首先应从社会需求角度出发，重视社会的制约因素，要充分考虑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发展需要，考虑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更应着重考虑社会发展对人的健康提出的要求，即教育应如何满足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提出的各种要求和对人的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力图使受教育者身心得到和谐全面地发展。

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一百多年的演变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因素，对体育课程的发展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对于体育课程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如下不同的特点。

首先，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任何一次体育课程改革，都深深地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清末的兵式体操，培养机械的服从精神。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初沿袭兵操课程，1923年自下而上的课程改革中，改体操为体育，北洋军阀政府借课程改革缓和国内矛盾。国民党统治时期强调“党化教育”、体育与童子军及军事训练结合等都是当时国民党巩固统治的需要。解放后，强调体育课程的开展主要是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服务。体育课程的改革，毫无例外都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志。(www.xing528.com)

其次，体育课程发展依托于社会文化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课程在发挥传递社会文化作用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反过来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受其规范和制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大多数学校中，体育课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往往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不可否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往往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社会主流文化通常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引导人们对于不同学科的重视程度方面往往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左右着人们重视某些学科而轻视另一些学科。就体育课程而言，主要是体育学科本身不受重视，同时，这一学科所体现的人文价值往往被忽视。

第三，与一般文化课程相比，体育课程的发展更为容易受国家以及社会言论的影响。以体育课程内容的发展变化来说，清朝末年的战乱导致兴起了兵式体操；抗日战争的需要产生了《战时体育补充教材》；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教育及社会理论家的体育理论及实践，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变化发展；毛主席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其对于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体育课程区别于一般学科课程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