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平等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

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科恩在批驳了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之后，自然还要为社会主义的正义发声。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Why not Socialism？）中，科恩集中讨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价值及实现的诸种问题。[86]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平等观是狭隘的，应当被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所替代。他提出了一种更正义的平等原则，即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并阐明了社会主义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平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和共享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munity）。

科恩指出，机会平等，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都是要消除一些人承受而另一些人不承受的机会障碍，以及有时因更具特权的人们享有的增大的机会所造成的障碍。但是，对一些人的机会障碍的排除，并不能保证使那些最初处境较优越者的机会维持原状，有时对不平等的排除将减少那些从机会不平等受益的人的机会。这意味着促进机会平等不仅是一种平等化的政策，也是一种再分配的政策。所以社会主义平等与自由主义平等在对资产者既得权益的维护上是截然相反的。进而，科恩通过区分三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和三种相应的对机会的障碍，论证了社会主义平等的优越性。

第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即代表自由主义时代特征的机会平等。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消除了由社会地位造成的对机会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包括正规的地位限制，比如封建社会中农奴受到的限制；也包括非正规的地位限制，比如在一个种族主义意识浓厚的社会中一个因肤色受歧视的人所受的限制。这种形式的机会平等，“通过消除因权利分配和因抱有偏见和其他有害的社会观念所引起的对机会的限制，扩大了人们的机会”[87]。

第二种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它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因为这种平等致力于消除那些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尚未涉及的由社会环境造成的限制性结果，即由出生和培养的那些环境造成的限制性的结果。这些限制不是通过分配低等的地位给其受害者，而是通过使他们在实际上不利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所反对的机会障碍并不依赖于社会观念或较高及较低权利的分配，而是直接源于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促进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的政策包括对出身贫苦儿童的早年教育（head-start education）等。一旦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充分实现，人们的命运就完全不由他们社会背景所决定。

但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虽然纠正了社会造成的机会障碍或不平等，但却没有纠正天赋的或自然的不平等。这恰恰是第三种机会平等，即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所要进一步纠正的。人们的自然能力和天赋也有高低之分，这直接影响着人们利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程度。这种由自然造成的不平等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与不由人选择的社会背景所强加的不平等一样，同样是非选择的、强加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试图纠正所有非选择的机会障碍，即当事人本身不能被合理地认为对其负有责任的障碍，无论它们是反映社会不幸的机会障碍，还是反映自然不幸的机会障碍。一旦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结果的差异反映的就只是爱好和选择的差异，而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与权力的差异。

科恩强调，社会主义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均，它也会存在收入差别，但这种差别是正义的——不是一种不平等，而只是反映着人们在收入/闲暇上的不同偏好。比如说，有些人偏好工作，因而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些人则偏好闲暇，那么收入相对会少。这并非不公正，因为“在一个每人每小时得到同样的收入，但每人可选择他工作多少小时的制度下，抱怨一些人的实得工资比其他人高就是没有道理的”[88]。科恩作了一个类比，他说，这种差异就如同我们在每个人可以从一堆苹果和橘子中一共拿六个水果的情形下，有人选择拿三个苹果三个橘子，有人选择拿五个苹果一个橘子的差异。人们在收入/闲暇上的不同选择所造成的差异就如同这种苹果/橘子的选择所造成的差异，是正当的。(www.xing528.com)

然而，科恩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之下，还是可能存在三种形式的不平等：一是收入/闲暇等偏好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二是因令人悔恨的选择而产生的不平等，比如因当初一时的懒惰而造成的较低收入。三是因选择运气的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比如，两个人一开始处于平等的情况，每人有100美元，他们在所有方面（在性格、天赋及境况等方面）相对说来是相同的，都具有的特征之一是强烈爱好赌博。于是，他们根据这样的协议来抛硬币：如果正面朝上我给你50美元，如果反面朝上你给我50美元。最终一个人有了150美元，另一个人剩下50美元。科恩认为，第一种不平等是正义的，因为人们遍及生活方式选择的偏好和选择的多样化意味着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某类物品，这种收益上的差异性体现的是人们不同的偏好。虽然我有五个橘子而你只有三个橘子，但我比你更多地放弃了一定数量的苹果，这代表着我们对苹果/橘子价值的不同偏好，而非不平等。同理，虽然我选择工作更长的时间而因此收入比你多，但我放弃了一定数量的闲暇时间，这代表着我们对工作/闲暇的不同偏好，所以这种收入差别只是偏好不同的结果，并不构成道德意义上的不正义。第二种不平等虽然的确令人不安，因为它的确包含总收益上的不平等，但也不是严重问题，因为一个人既然作了使自己后悔的（被证明是错误的）选择，那么他似乎应当为自己选择的负责。第三种不平等的问题比较大，因为它与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有一致之处，市场中货币或劳动方面投资运气的不同会造成类似的不平等。但这两种不平等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赌博是可以避免的。在市场制度下，市场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主要不是由于运气的差异，相反，而是由于不可避免的赌博和简直无理可言的运气。在科恩看来，虽然第二种和第三种不平等不具备强烈理由应遭到正义的谴责，但它们如果在大范围内得以流行，就会危害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重要价值——共享。因此，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要由共享原则来进行调节，共享原则通过禁止某些平等原则所允许的不平等来调节平等原则的作用。

科恩指出，这种共享的价值或原则，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心，更具体地说，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相互照顾并且在意彼此的相互关心。社会不平等对共享的危害表现在：如果社会收益差距过大，那么人们彼此间的共享就会遭到破坏，比如说，一个天天开小轿车上班的人如果某天不得不挤公交车上班，他就无法跟一个天天坐公交车上班的人分享他挤公交车的不快感觉。因此，尽管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容许一些无法用正义加以非难的选择和运气所造成的不平等，但共享的价值却反对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对人们生活的分隔。科恩并没有明确说明应当如何用共享原则来调节为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不平等，他只是强调，这种共享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所重视的，并且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人类社会形式所应当包含的，这种共享精神虽然不是平等原则所要求的，但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观念。科恩还强调，这种共享原则与市场制度下的互惠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互惠是基于利益的回报，人们愿意提供服务只在于他们将得到服务，所以最好是能给出最少服务来换取所能得到的最大服务。市场机制下人们的心理动机是贪婪和恐惧的结合：我服务于他人或者是为了得到我所希望的某种东西——贪婪的动机；或者是为了保证我试图避免的东西能够避免——恐惧的动机。这并不是说市场社会中人们不相互服务，只是这种相互性是“一种非相互的而且在根本上非互惠的态度的副产品”[89]。而社会主义的互惠则是基于奉献，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像是市场下那种工具性的关系。我提供服务不是因为我能得到回报，而是因为有人需要我的服务，别人为我提供服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希望被他人服务的同时也服务于他人，并且我从这种平衡中得到满足。社会主义下的人们看重互惠本身的价值，但在市场条件下，人们并不重视互惠，我服务你仅仅是实现我真正的目的——你服务我——的一种手段。科恩指出，市场下“这种看待他人的方式是可怕的，无论我们经过数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后，对它们是多么习惯和泰然”[90]。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增进共享价值，那么它显然更值得追求。

至此，科恩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并论证了它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但是，有人可能会这样为资本主义辩护：平等和共享固然值得向往，但一旦应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将无法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运行，因为人们并不清楚如何通过适当的规则和刺激来利用人性的慷慨去转动经济的车轮，失去了市场的指导，人们恐怕连生产什么都不清楚。况且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全面计划或中央计划被证明在效率方面是失败的，相反基于自私的市场机制在效率和激励机制方面却是成功的。市场很好地利用了人性自私去推动经济发展，在市场信号的指导下，人们知道该生产什么，并且有动机去生产。科恩对这种辩护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市场在效率上的出色是人们偏好它的理由，但人们往往被这种工具主义的辩护所蒙蔽，却忘记它造成的不公正结果和它在道德上的卑劣。他说：“20世纪的历史鼓励了这样一种思想，这就是，在当代社会提高生产能力的最容易的方式，是通过培养我前边讲过的那些动机，即那些贪婪和恐惧的动机。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贪婪和恐惧是令人厌恶的动机。如果它们不被认定是有效的，如果它们不具有它们唯一具有的价值——工具主义的价值，那有谁会提出以这样的动机为基础来管理社会，并因此提倡它们从属的那种心理呢？”[91]也就是说，即便任何社会主义方案在效率上都低于一般资本主义，我们也不应由此就得出我们应当维持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效率毕竟只是一种价值，坚持以牺牲不管多大的平等和共享的价值为代价来消除效率这一价值中的哪怕很小的缺陷的做法将会显得缺少平衡。在科恩看来，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呐喊，为平等和共享作辩护，它们都是当前处于来自市场原则的侵犯威胁之下的价值。他说：“市场的自然的趋势是增大它覆盖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涉，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自我维持的，因此，社会主义者需要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去反对它。”[92]

科恩认为，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明确如何将社会主义平等和共享扩展到整个经济生活，但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它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任何实现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尝试，都会遭遇处于牢固地位的资本主义力量和自私人性的抵抗，但我们不应因为这些障碍就贬低社会主义的价值。我们能做的，首先是让人们意识到这种平等观是什么，使实践有清晰的方向，以免这一理想在可被推进的背景下却“由于缺少对那种理想是什么的清晰认识而造成对它的推进并不如本可以那样地坚决”[93]。由此可见，科恩对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所作的探索，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并清晰阐明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以引导和鼓励人们为实现它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