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双方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在马克思看来，对正义问题的探讨是否属于改良主义的表现。
“反对派”提出，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分配价值，它仅仅狭隘地关注收入分配及其差异，即工人所获得的社会产品份额及其报酬的不足，并认为马克思关注正义就等于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曲解为他曾明确拒斥过的关注分配的倾向，并由此得出改良主义的结论。探讨正义的理论家通常认为，通过在分配领域里作出改变和调整就能消除对工人的剥削，所以只需要对收入分配进行改良。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它内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而收入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工资水平的改良根本不能消灭剥削。所以，马克思斥责《哥达纲领》的撰写者们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强调不能脱离生产方式来单独地谈论“消费资料”的分配。[32]他尖锐地指出：“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33]他认为这种做法与问题毫无关系，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推翻生产制度，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4]因此，如果人们关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现生产资料的平等所有，那么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35]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义原则是一种道德及法权原则，关注正义将使马克思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现实革命的唯物主义事业退回到道德启蒙和法律改革的工程上去，它会“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具体的革命目标，转移到使人迷惑的关于正义的抽象理念上去”[36]。在马克思看来，认为可以通过人们的道德法律观念的改变来实现历史的进步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形式。这种改变是次一级的，它源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找到有利于这一变革的现实历史倾向以及能实现这一变革的社会力量和运动。较之于这项唯物主义的任务，以正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倒退。(www.xing528.com)
“赞成派”则认为，关注正义并非是改良主义的表现。马克思的确反对狭隘地关注社会收入分配，但是就更为广义的分配来说，马克思显然是予以关注的是：关于自由时间的分配；关于自我实现手段的分配；关于不愉快、枯燥的劳动的分配；关于广义上的福利分配；关于社会和经济的收益及负担的分配，等等。而且，他尤其关注生产资料的分配，因为上述这些广义上的分配都依赖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他甚至把生产方式本身看作是生产资料分配这一最根本的分配形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7]所以，当他斥责人们“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时，他所针对的是狭义的分配，而不是广义的分配。由于对生产关系的关注就是对最根本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的关注，所以说，关注分配正义不仅不是改良主义，而且是最革命的。[38]
“赞成派”指出，诉诸道德准则或理念（比如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做法并不是改良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确，如果它构成对资本主义唯一的、自足的甚至是首要的批判的话，那么马克思一定认为它是贫乏的。然而，虽然道德批判和论证本身不足以推动或实现革命性变革，但它决不是与唯物主义分析不相容的东西。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和斗争中，在社会和经济变革之中，一种规范性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利于甩掉“经济决定论”的黑锅。道德谴责和辩护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愿望和意识，可以补充社会变革的过程，并对其作出相对独立的贡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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