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马克思主义必然性和剥削理论的分析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命题已失去关键的物质依据，因此，不应把过多精力放在历史“必然性”上，而要从“应然性”的角度为社会主义辩护。他们还认为，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务之急在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而传统剥削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对传统理论的这两点质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研究转向上形成了共识，他们主张，当今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维度。

1.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必然性命题的质疑

马克思预言，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必将让位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被西方学者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命题。这一命题建立在马克思“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上，它可以从三个层面上为自身找到论证支撑：“（1）严格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2）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即一种关于在社会剩余产品以及社会权力、利益和一般的社会机会方面进行普遍的阶级斗争的理论）；（3）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失调的更具体的理论和关于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划。”[25]具体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历史总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变革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将自我瓦解，而越来越贫困的无产者要解放自身，除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将别无选择。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首先被社会主义所替代，而最后一旦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人类历史就将进入共产主义。既然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就没有必要去解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为什么在道德上更可欲，因为“作为革命基础的是经济矛盾，而非道德依据”[26]。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探讨社会主义的规范基础，也不关注公平、正义等规范问题。

然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深刻变化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命题产生了怀疑。在他们看来，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预言已失去部分事实基础，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至少在短期内并不明显，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应该是向人们揭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令人向往的规范基础，比如论证它更正义、更平等、更自由或更民主，以鼓励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缘起之一。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科恩对转向政治哲学的这一缘起作了一种自传性质的说明。他说自己最初在研究马克思时主要关注他的历史理论，那时他只信仰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在科恩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含对正义等规范价值的探寻。他说，虽然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非正义的各种历史形式，例如奴隶制、封建制和无产者的状况，以及消灭非正义的办法，但却对正义是什么只字未提。因此他曾宣称：“只要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哲学家；而只要我是哲学家，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7]科恩在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当时在英语地区占主流的规范哲学，即道德和政治哲学，这表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规范哲学的成分。他甚至直接断言：“（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起到政治哲学的作用。”[28]

科恩曾将自己

的学术生涯用作探索关于社会主义之必然趋势的实证性依据，那时他认为关于正义、平等这些政治哲学问题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那里是不值得研究的，因为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最理想的社会这似乎是一个不必争论的问题。而现在，他却满脑子都是关于平等的哲学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他对关于社会主义平等必将实现的实证性依据失去了信心。科恩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认真审视过平等、正义等问题，而是把精力集中放在支撑这些价值信念的物质外壳上，他们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应当基于对历史和经济事实的客观分析，所以他们只关注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趋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最终会实现经济上的平等，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去论证社会主义为什么在道德上是更加优越的，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哪种正义原则更为合理。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而言，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证理论比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规范理论更为根本和有效。

然而，科恩指出，历史的发展使必然性命题遭遇了危机，传统马克思主义普遍忽视规范问题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了。以平等为例，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几乎从未对平等主义作过任何政治哲学上的论证，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确信经济上的平等最终将必然实现，这由两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所保证：一种趋势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由于工人阶级是不平等的受害方，其社会地位会促使他们赞成平等。随着工人阶级在规模和力量上的不断增大增强，它将最终掌握政权并推翻它成长于其中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个趋势是未来社会物质的极大富足。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驾驭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将实现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任何人都能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将实现按需分配，所有的社会不平等和自然不平等都将被消灭。

但科恩指出，当今历史的深刻变化已粉碎了上述前提，支撑必然性理论的两大事实断言已经失去其可靠性。首先，历史的发展表明，无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人口的“绝大多数”；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和精细化，无产阶级队伍产生了分化，正处于解体过程中。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再有一种群体同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生产者；二是受剥削；三是组成社会的多数；四是极为贫穷。[29]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因受剥削而极端贫穷，其命运与社会主义革命息息相关，同时又因本身的生产力和人数优势具有革命能力的无产阶级群体已不复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不断壮大”这一必然趋势的消失，使当今马克思主义有必要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从规范角度来为社会主义辩护。

其次，物质财富将极大丰富的必然性趋势也失去其可信性，原因在于当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科恩指出，当今的自然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不可能以原来开采自然的方式继续下去，虽然科学技术能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但资源的有限性使生产力无法与科技同步增长。虽然人类变革自然的力量可以无限增长，但对自然的持续开发却遭到限制。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恶性环境后果还未充分体现，马克思无法预见生态危机对生产发展造成的限制，所以对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表示了极大的乐观。既然共产主义将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的社会，人人都能得到所需的一切，那么就不再需要正义作为调节资源分配的原则，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关注分配正义等问题。但现代生态危机的爆发使人们看到，“至少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富足论的图景”[30]。在必然性理论宣称的物质富足带来最终的平等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仍需在相对匮乏的情形下寻求平等，为社会主义价值呐喊辩护。科恩认为，这种认识应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的行动指南。

埃尔斯特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两个特征来定义。第一，相信异化和剥削影响了人类的美好生活，且消除它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或者至少是，消除它们的不可行性还未得到证明。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以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假设为特点的，并强调所有权、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第一点而言，规范性元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就第二点而言，解释性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修改或修正而不失本体。然而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因为如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构想是极端不可行的，那么规范性理论就必须被放弃，无论是就共产主义（甚至是第一阶段）并不可行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不会产生共产主义革命（或过渡）来说。”[31]

在以科恩、埃尔斯特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解释性命题使社会主义具备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并因此成为社会主义领域中的权威理论，但在当今的大学学院里，已经很少有人再为这些事实外壳辩护，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已经不再像它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么大了。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活着，只是不再以这种必然性的面貌出现，尤其是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它表现为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及对于实现这些价值的设计，即政治哲学研究。这种理论转变的促因，可借用科恩的话来进行总结：“我们之所以要转移注意力，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阶级结构变化引出了一些以前并不存在，或并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规范问题，这些规范问题在当下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32](www.xing528.com)

2.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质疑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剥削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以剥削（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为轴线来揭露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不公正，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剥削问题，事实上，“九月小组”最早的两次会议都是以剥削为主题。在研究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剥削理论只揭示了工人受剥削的事实，它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理论，却没有突出和明确剥削的道德错误和不正义之处，在剥削规范性上的理论空白无疑为资本主义辩护者提供了便利。一些鼓吹资本主义道德中性说的人提出，资本家虽然占有了工人所生产的部分产品价值，但这种占有却不一定是不正当的，首先，在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是自愿出卖劳动力、自愿接受剥削性的雇佣关系的；其次，剥削是刺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经济增长将增进全社会包括工人在内的利益。对于这些狡辩，传统剥削理论明显缺乏应对的论证。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深感应当强化对于剥削的规范性研究，尤其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论证剥削所违背的正义原则，以揭露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之处。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默以研究剥削理论而著名，他起初关注的是阶级剥削的原因和种类等经验问题，后来便转向对剥削的正当性等规范问题的研究。罗默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思想一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当。然而，传统剥削理论由于其道德力量的贫乏已不足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因此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便在于恢复剥削理论的规范内容和批判向度。罗默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关注剥削吗？》一文中对传统剥削理论的道德批判力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一般认为，传统剥削理论的主要批判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积累理论：工人被剥削的事实解释了资本主义利润和积累的来源，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秘密。

二是作为一种支配理论：剥削在根本上与工人受资本家支配这一情形相关联，尤其是在生产中，而支配是一种恶。

三是作为一种异化理论：剥削是衡量人们在资本主义下异化程度的标尺。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劳动与人自身相分离。当一个人的劳动被注入为了交换而被生产的产品中时，就构成了异化。剥削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让渡了更多的劳动。这是一种差异性异化。

四是作为一种平等理论：剥削衡量并反映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潜藏的不平等，不平等是不正当的。[33]

在罗默看来，这四个方面的批判都是不成立的，并对其一一予以了反驳：一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商品都包含剥削，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受到剥削，因而劳动剥削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34]二是支配问题的确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它与剥削之间并无实质性关系；三是差异性异化可以用剩余价值来衡量，但如果这种异化不是一种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果，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四是技术意义的剥削概念并不能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不平等。在罗默看来，第四点是传统剥削理论的致命缺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剥削理论诉求一种技术化的剥削定义，因而无法论证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不公正。“马克思将剥削定义为劳动与产品的不平等交换，即工人用工资所能购买的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小于他为赚取工资而实际付出的劳动量。”[35]对剥削的这种技术化定义只具有实证的意义而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剩余价值只是解释了经济利润是如何可能的，这种描述性事实并不能包含剩余价值是错误的道德评价。因此，罗默认为，关注剩余价值转移的传统剥削理论抽空了控诉剥削的道德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再对传统意义上的剥削概念抱有兴趣。

罗默指出，剥削的英文单词exploit有两重意思，使用在无生命的物品上意为“开采、利用”，使用在人身上时意为“剥削”。在资本主义下，不仅工人被exploit，石油等资源也被exploit。剥削必须包括规范性内容，否则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就如同说矿工开采利用了石油一般中性。剥削不应是实证性概念，而应是规范性概念。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应当关注劳动是否被不公正地利用了，而非劳动是否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利润。因此，罗默强调：“只有在诉诸正义概念时，剥削理论才具有让我们感兴趣的理由。”[36]

罗默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困境还表现在，它无法恰当地判断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下谁是不公正的受害者。依据传统的劳动剥削标准，在当今那些社会安全体系健全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如果工人选择不出卖其劳动力，而依靠有限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来维持生计，工人便没有遭到剥削。或者，在一些国家，存在着被迫不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群体，比如妇女，这些因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免于生产剩余价值的人，也没有遭到剥削。还有那些不被雇佣的人，那些没有工作而只能通过乞讨、流浪、靠着有限的公共资源苟且偷生的人，即那些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他们也没有遭到剥削。这些结论显然都不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37]那么，要恰当地辨别出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受害者，就必须厘清剥削理论背后的正义原则。

概言之，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无力完成从道德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为了揭露资本主义不公正，他们致力于重建剥削理论的规范原则，致力于论证剥削对自由、平等、自尊、共同体等核心规范价值的侵害，由此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