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分析

众所周知，古典政治哲学源起于西方，并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到18世纪的卢梭、康德，再到19世纪的黑格尔、密尔，都曾撰述经典，共同奠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然而，自20世纪初起，政治哲学这个曾经有着显赫成就的领域却开始走向衰败。究其根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初的政治生活里，意识形态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和僵化作用。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钳制之下，社会思想趋于一元化，如此一来，探寻理想政治价值、具有社会批判和评价功能的政治哲学逐渐失去了施展的空间。其次，自20世纪起，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日益膨胀，缺乏创新、进步缓慢的政治哲学已无法说明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因此关于政治价值的哲学思辨逐渐被关于政治现象的经验实证和具体研究所取代。从理论上看，政治哲学是规范性、评价性的理论，似乎总带有主观、相对的色彩，而政治科学则能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客观确定的结论用以指导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于是思辨的政治哲学式微，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政治科学逐渐占据上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提倡“价值无涉”，主要关注事实考察和经验分析，关于正义、平等、自由的反思日益被搁置。因此，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大学体制的任何院系中都不再有政治哲学的位置，西方学界宣称“政治哲学已经死亡”，政治哲学自此陷入半个多世纪的沉寂。[9]

二战结束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诸多变化。注重实证和经验分析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其解释功能和说服力已不足以应对社会中的种种新现象。进入60年代后，西方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人们开始反思冷战以来的种种体制和措施，旧的意识形态的僵化框架开始松动解体，西方社会渐渐摆脱以往那种同质化思维，重新开启质疑、批判和解放的精神大门。尤其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在美国政治界主导十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濒临末路，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钳制日益减轻。同时，美国国内种族问题日益突出，加上60年代对越战争的升级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动荡的社会中各种关系亟待调整，这一切，都呼唤着规范性思维的再度现身。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应运而生，将正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哲学主题重新引入西方学界的视域。这部著作篇幅恢宏、论证精密，堪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任一经典理论相媲美。诺齐克恰当地评价道：“《正义论》是一部有分量的、深刻的、精致的、博大的和系统性的著作，是自密尔以来还未曾有过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著作，它把一系列直觉的观念整合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整体。今天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加入到罗尔斯的阵营，要么就要说明他为什么不这么做的理由。”[10]自《正义论》一出，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哲学终于迎来了它的当代复兴。具体表现在，罗尔斯的理论发表后，迅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重大争论，包括自由主义内部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辩、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论争以及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交锋。其间，不仅罗尔斯自身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扩充和修正，而且催生了众多杰出的政治哲学著作和理论，包括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的范围》、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追寻美德》等。除了大量政治哲学论著的诞生以外，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另外一个突出指标是众多政治哲学期刊的蓬勃发展。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前，西方学术界仍在关注政治哲学的只有《伦理学》（Ethics）这一本“生命力多少有些枯竭”的刊物。但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伦理学》不仅重新焕发活力，还涌现了许多新创刊的关注政治哲学的期刊，包括《哲学与公共事务》、《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哲学》（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的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以及《政治意识形态》（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等。(www.xing528.com)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规范学说的一个重要契机。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历来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的实证理论，而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则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考去研究规范判断的本质和真理，属于探寻永久价值的非历史性的学科，它们显现为两种路径殊异的体系。[11]因此，英美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相互漠视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式的）的术语和风格一向抱持怀疑；而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二十世纪的分析道德哲学不过是对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甚至已被黑格尔超越的）18世纪政治思想传统的拙劣翻版”[12]。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中期。70年代后，当英美学者重新燃起对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兴趣时，长期被英美分析传统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们开始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求评价和制约社会的批判视角和规范准则，由此，英美分析的规范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融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开始转向政治哲学。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英美规范哲学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两者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科恩指出，尽管作为马克思主义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规范理论，但它与下列观点是可以相容的，即虽然终极意义上的规范性真理的确是历史中的不变量，但是历史环境会影响正义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永恒的正义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13]他还表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不经常谈论正义，当他们谈论时又倾向于否定其重要意义，或者说正义理念是一种虚幻。但我认为，正义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中占有重要位置”[14]。正是怀着这些信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开始重建被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规范理论，他们“试图在总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并在具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权利概念及理论间的关系”[15]，走进了政治哲学这一久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