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及特征分析

上文提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分析的”是因其成员对分析方法的普遍认同。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皆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其中科恩是哲学家、罗默是经济学家、埃尔斯特和赖特是社会学家、普泽沃斯基是政治学家，他们所涉猎的主题也非常广泛，包括历史理论、经济理论、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国家、剥削等众多领域，所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运用的分析方法并不是统一的。例如，对于科恩和米勒等哲学家而言，分析的方法更多指的是具有明晰性和严谨性的分析哲学方法；而对罗默这样的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方法包括数学模型的应用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方法等社会科学工具；在埃尔斯特、普雷泽沃斯基等社会科学家看来，“分析”又意味着“博弈论”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等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28]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共同具有的“分析的”特征呢？

正如汤姆·梅尔所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初不是因其所赞成的内容而是因其所反对的内容而获得统一性的。”[29]那么，他们共同的分析特征正是从他们所共同反对的东西中体现出来。首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直接反对的是那种缺乏明晰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服膺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对于“清晰论证”的要求，在他们看来，现存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给学术共同体取的别称“不胡扯的马克思主义”（non-bullshit Marxism）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含糊混乱的研究方式的厌恶和急于实现另一种更为科学、清晰的研究方式的意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概念清晰，尤其重视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他们对诸如生产力、经济结构、剥削、阶级结构、拜物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家等概念作了大量的探讨，力图使经典理论没有充分说明的概念及关系得到澄清。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基本概念不能得到彻底的阐释和理解，那么理论便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30]。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重视概念之间逻辑的清晰有力，认为松散的论证不可能实现有前景的理论探索。正因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重视形式逻辑和数理模型，并经常运用思想试验的方法来解释和检验论证的有效性。

其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拒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黑格尔逻辑或辩证逻辑。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认为在阐释社会理论时，辩证法构成了一种可靠的推理，并且优于形式逻辑，这样的观点是错误且有害的。‘矛盾’等辩证术语模糊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的边界，破坏思想的有序性，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仅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晰性，姑息无效的论证进入理论建构中，还滋生繁复含糊的观点，抑制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尝试”[31]。所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辩证法抱有否定态度，他们将这种“模糊的”方法的运用看作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科学性的根源。对他们而言，辩证法既可以证明任何事物，又可以用来证明其对立面，这是荒谬的。罗默曾对此作出激烈的批评：“并不存在任何马克思主义逻辑或解释的特定形式。蒙昧主义往往通过躲在特定术语和特权逻辑的瑜伽术背后来保护自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瑜伽术就是‘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之基础的几个命题也许有某种归纳诉求，但是却完全不符合演绎原则：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数量转化为质量，并且所有事物都‘内在地’或‘系统地’相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里，辩证法常常被用来为一种懒惰的目的论推理作辩护。”[32]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的思维逃避尖锐的对立，“只是对那些无懈可击的完美的事物的重复，是在表现那些不可捉摸和难以解释的东西”[33]。而他们自身则主张直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不是加以掩饰，特别反对以所谓的辩证思维去应对一切被暴露的难题。他们以尖锐的形式，即以逻辑矛盾的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运用清晰的表述和严谨的论证去解决问题。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只是“一种前理论水平上的组织、指导思维的方法，它不可能提供什么同现代科学文明准则相一致的科学洞见”[34]。

其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论的观点，反对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方法论。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使马克思主义自绝于诸多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独特的不是它的方法，而是它关于世界的实质主张，并且在他们看来，“标准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感觉的那样充满资产阶级的味道”[35]，因此他们抛弃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观念，主张大胆地吸纳现代社会科学中诸种成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36]

如果说上述三条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征，那么还有一些内容，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却也是绝大多数成员所赞同的。科恩指出，对于“分析的”一词，可以作广义的理解和狭义的理解，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分析的”都意味着它是同一种传统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分析的思维，就广义的“分析的”而言，是同所谓“辩证的”思维相对立的，在这一意义上，所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分析的；而就狭义的“分析的”而言，是同所谓的“整体主义”的思维相对立的，在这一意义，大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分析的。[37]科恩所说的这种狭义上的分析特征，指的便是拒斥社会现象和过程解释中的整体主义倾向。(www.xing528.com)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不应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宏观描述上，而应当对更为微观的基础予以清晰说明，因此他们大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整体主义坚持将社会形态和阶级等描述为具有自身行动规律的整体，而忽视构成整体的个人行为的功能和作用。与此不同，分析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微观上的分析是必要的，它“通过联系那些分别构成整体并构成发生在更为总体水平上的转变过程的微观结构和微观机制，去解释宏观现象”[38]。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整体主义的思维是粗糙的，它没有将宏观层面上的统一体描述为由更基础的因素构成的排列组合，就如同前现代的化学科学，只知道盐是钠与氯的统一体，却不解释钠和氯如何构成盐。与此相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结构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思维强调个人的行为取决于结构的制约，却忽视个人选择的机会。相反，他们则主张个人行动既受到结构的制约，又取决于结构之下个人的理性选择。

与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相对，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崇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39]这种方法论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联，尝试将个人有意识的选择融入到社会理论中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运用。埃尔斯特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高于个别，在研究中忽视个体间的联系，比如马克思只研究资本一般，却不考察具体的企业及个人行为。针对这种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这种思维中，“所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都只能通过考察个人的行为、愿望、信仰来得到解释”[40]。举例而言，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中，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只关注革命的社会动因不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着重探讨个体的革命动机。他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激发工人们投身到一场形成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中去？为什么从长远看会对社会产生效益的目标会使得个体采取短期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注重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出发来探讨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和概念。如汤姆·梅尔所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预设意味着，一种对于社会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说明涉及的个体为何如此行动。仅仅通过国家、阶级、生产力等宏观社会层面的逻辑来解释社会事件是不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一种更激进的立场，坚持认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将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行动。这一原则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非放弃阶级分析，但它认为对于阶级的理论关注应当还原为更基本的关于个体的原则，而非将阶级作为自明的前提。”[4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旨在赋予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微观基础。在他们看来，由于方法论的限制，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对理论微观基础的关注。举例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声称资本主义必然会崩溃并且会为社会主义所替代，但对于个人行为如何导致这一结果却缺乏说明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社会发展的两大机制，但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如何具体地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细节性问题却存而不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中推断出阶级划分和剥削，但对不同阶级和剥削的具体成因及表现探讨不够。与此相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理论的微观基础都进行了探讨。例如，埃尔斯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论证了工人进行革命的可能性；科恩则引进功能解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作了精细说明；罗默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将阶级与资产所有制严格关联起来，并由此解释了各种剥削形式的成因。概言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对象从宏观叙事转向了对细节的重建和重估，他们排斥“对各种无所不包的纲领性主题的阐述和那些无法精确说明的观点”，那些宽泛的理论立场在他们这里被精确化、重新设计，或者是被放弃。[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