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没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所进行的反思，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础之一。[11]自1968年起，欧洲地区爆发了以法国“五月风暴”为开端的一系列左派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政治运动中首次展示其理论力量，但同时也埋下了其衰落的伏笔。随着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遭受了严重打击，随后“新社会运动”代替工人和学生运动成为左派主流政治运动形式，发展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走向了终结。对这一现象，莱文总结道：“正如我们今天看待久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也明显走向终结。由于理论自身的内在发展和知识分子文化氛围的改变，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变迁等因素共同加速了这一现象的消亡。也许，现在来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思推动它走向衰亡的政治环境的变迁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从1968年事件的分水岭算起，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马克思主义政治已陷入危机之中，最近十几年更陷入一片混乱。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政治运动的发展命运共沉浮，因此它遭受了严重的、实际上是致命的打击。”[12]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败中汲取教训，开创出一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道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肖认为，前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缺陷，它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在阐释和研究经典文本时随意且粗疏，并缺少持续和系统的叙述方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贯性。他指出：“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牵强附会，没有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凡是需要耐心考察的地方，人们却沉溺于幻想的飞翔；凡是需要对马克思进行有条理和严密地解释的地方，人们对原文的曲解和不忠却取得了胜利。”[13]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旧有的研究路径的缺陷必须得到克服，他们的理论目标正是在于解决“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许多人的研究不是认真严谨地对待文本，不重视一些最重要理论原则的研究，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解说陷于混乱和繁琐”[14]。他们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需要运用英美分析哲学和当代西方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澄清和重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意识地规避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思辨而不重分析、重宏大叙事而不重论证的特征，因而在研究路径上，植根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植根于中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强烈对比。威廉姆·肖指出：“我们所说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只是运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与思辨哲学方法相反，后者往往是独断虚构地得出一系列结论，而我们则主要运用批判和辩驳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我们中许多人所得出的结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有‘澄清’的价值，而且有‘重建’的意义。”[15]

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也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一些具有科学素养的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思辨性提出质疑，他们力图将自然科学的精密性引入哲学研究，从而解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由此产生了分析哲学的思潮。这一思潮发端于英国，伴随着罗素的《论指称》（1905）一文正式诞生。在随后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分析哲学历经了逻辑原子主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日常语言哲学（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以及逻辑实用主义（奎因）等阶段，一直都是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逻辑和语言形式重于理论的内容，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提出新的命题，而在于使现有的知识和命题更加明晰。分析哲学家们往往对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认为它们太实际太具体而不值得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他们只关注一切可被分析的理性对象和抽象内容，重视理性思考的明晰性，自诩为从事“科学的哲学”，而将其他哲学思考看作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抛弃。60年代之前，分析哲学很少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历史领域方面的研究，一心只专注于分析和逻辑方法，其研究内容越来越贫乏，以至于在它发展到最具独立性的时候，也已成为一种“空谈的哲学”[16]。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传统，二者相互漠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英语国家中的黑格尔和阿尔都塞等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的分析哲学既保守又狭隘；而另一方面，在分析哲学家眼中，马克思主义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黑格尔式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17]直到6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出现了“应用的转向”，英美分析哲学家开始关心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历史和道德等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这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准备了条件。(www.xing528.com)

英美学界的评论者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在英美学术界落地开花的产物，它的兴起是当代英语学术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8]分析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综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分析传统，它却毫不缺乏明晰性、精确性或逻辑严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英美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常常对不能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过于自满或愧疚。而无论人们如何批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它却从不缺乏实质内容或社会相关性。”[19]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20世纪流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其创始人科恩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指自英语国家的几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潮中发展起来的思维方法。第一种是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它最先诞生于德语国家，随后流行于英语国家并在其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思潮中发展起来；第二种是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立，后来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赋予严格的数学形式；第三种方法是指“决策论”“博弈论”及更一般的“理性选择理论”等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这些方法伴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这些方法之所以都被视作“分析的”，是因为它们的运用都有助于促进表述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谨性。[20]

正是受英美地区分析哲学传统和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科恩说：“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确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要求。”[21]也就是说，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至少没有达到分析哲学所要求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要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在概念及概念间的关联上精耕细作，以确保推演起点的明晰性，并运用连贯的逻辑和精致的模型来实现科学的理论，并在表述上务求条理清晰，在论证上务求结构严密，形成一股独特的属于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