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政治哲学转向

20世纪6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等国一直处于受压抑受冷落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英美与苏联形成两极对峙格局，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使得英美等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者遭到强烈抵制甚至是迫害。60年代前后，欧美等地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随之催生了大批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又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致力于探索一条独特的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道路，是他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广泛进入英美学界的大门。从总体上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左派知识分子活跃的结果和延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等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突显，造成社会局势动荡。以美国为例，这期间美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矛盾空前突出。于是，大批学者在对社会现实和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和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英国，新左派思潮吸引了众多学者、艺术家、教师及其他专业人士。左派知识分子们不仅著述了结合本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比如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而且创办了自己的公共理论平台——《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新理性者》（New Reasoner）两本政治刊物［后来合并为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影响力日益增强。在美国，大学校园中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中均引起了广泛兴趣。不仅学校开始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教材和读物也相继出版。有学者对此总结道：“美国大学的校园里正掀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关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功能机制、如何兴起及其发展趋势的解释。不过这是一场和平的、民主的革命，主要以著述和讲演的形式来进行斗争。”[4]由此，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思想的禁锢，使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阵势进入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左派思想家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英美等国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举例而言，《新左派评论》自创刊起，便联合了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托洛斯基等，并发表过多篇评述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概言之，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理论活动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英美乏人问津的局面，这为植根于英美地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自60年代末起，随着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运动的突然爆发和迅速失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的信誉日渐动摇，在欧洲地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一些仍然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左派学者对这一危机进行深刻反思，这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并日益强大的又一时代背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特曾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与“创新”并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退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并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仍然身处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共识也在减退。不少评论家由此判定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严重理论危机的时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具有理论活力和创新可能的时期。[5]虽然政治运动的失败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也降低了英美资本主义政权对马克思主义的戒备和政治压力。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失败为理论化、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机会，如同安德鲁·莱文（Andrew Levine）所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在欧洲的爆发，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清除出大学校园的压力会大大减轻，但这种减轻只会促进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化、非政治化倾向。”[6](www.xing528.com)

对即存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信仰危机，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潮而言却是创生和活跃的契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源动力之一正是在于“对笼罩着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前景上的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的研究”[7]。通过反思，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完全自足的哲学或完满的社会理论，那么它就是一种死的东西。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广阔的思维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将是不完满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活的东西”[8]。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同时也打破了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的、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思潮铺垫了基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将马克思的话语视为万能的真理，而是直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存的种种的问题，并认为它的一些核心观点需要得到重建和澄清，一些过时的理论则需要被抛弃。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一种极具解释力的思想传统，但这种传统却背负了一些方法论和元理论上的包袱，这些包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朝着更精细的科学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公理，但是一个需要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研究来继续发展、继续精确的公理”[9]。

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不明确和人们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不足促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诞生于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若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予以审视则会发现存在粗糙、模糊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便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澄清和重构，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科学的现代社会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罗默将这种理论动机称为“寻求对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的理解”，而之所以要追问这些基础性问题并使用分析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理论追求，与当时社会主义命运跌宕起伏、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走向衰败的时代现象有关。对此，罗默说道：“这两个事件无疑对延承自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对于这一挑战的其中一种反应是，退回到对马克思话语的解经式辩护以及寻找一种与它所历经的历史相符合的阐释；第二种反应是拒绝承认看似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反应是拒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第四种反应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属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而从现代标准来看它必然是粗糙的……然而它在某些历史阶段和事件上似乎有很强的解释力，使我们感到肯定存在一个需要澄清和阐释的具有解释效力的内核。人们不会因为某个好工具在一些情况中失灵而将其扔掉，尤其是没有更好的工具时。相反，人们会追问，为什么这个工具有时很有效而有时却不灵？这就是我称之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的智识基础。”[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