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斑疹伤寒-老鼠、虱子和历史

Chapter 15 Young manhood of typhus

①

格拉纳达之战后，斑疹伤寒从西班牙传到意大利、法国，再从这两个国家一路向北，引发了几乎连续不断的小规模疫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1528年那不勒斯包围战之后，斑疹伤寒从南到北席卷而来。1552年，一场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迫使查理五世放弃了对梅斯的围攻。入冬时节，梅斯被包围了。由西班牙人、德国人和意大利雇佣军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12月上旬就开始遭受多种疾病的严重折磨。这些疾病包括坏死病、常见的伤寒以及最可怕的斑疹伤寒。据说，仅在12月这一个月里，就有一万多名士兵死亡。在年底之前，围攻的战士四散而逃，致使周围的城镇受到彻底的感染。可能就是在那一时期，由于大量的人死于军事监狱和村庄，因此“斑疹伤寒”第一次成为常见疾病名词。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流行病的势头才有所减弱。

从那时起，斑疹伤寒就一直存在于返乡士兵入侵的地区。返乡士兵点燃了感染的导火线，只要偶然有火花在易燃物品上点燃，火光就会在村庄和城市中闪烁。不过，关于这些分散、不规律，通常是小规模的疫情，我们并未找到确切的记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大冲突，那么在欧洲大陆存活的最初阶段，在东部战线上不停地更新换代的斑疹伤寒可能会在那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彻底消失，这种假设并非不可能。

在斑疹伤寒征服欧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在匈牙利暴发的流行病。在前一章中，我们引用过路易斯·德·托罗的观点：斑疹伤寒是从塞浦路斯传来的。弗拉卡斯托留斯也持同样的观点。有许多历史记载表明，东方的立克次氏体的进化比欧洲的要早几百年。两场最早的斑疹伤寒流行病横扫欧洲之时，西方军队正在边境抵御东方势力的入侵，很难说这是巧合。西班牙人与萨拉森人对抗时，第一场斑疹伤寒流行病暴发了。匈牙利人与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前线开战时，第二场斑疹伤寒流行病暴发了。接下来我们会对此进行介绍。

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一直是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边界。在15世纪初，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击败匈牙利军队，占领了塞尔维亚，并几次占领了匈牙利，屡屡包围维也纳。匈牙利东部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彻底占领。有时匈牙利得不到奥地利皇帝的援助，只能靠匈牙利国王从臣民中征募的微弱军事实力抵御外来入侵。唯一的边境防御措施是一条由五十五座城堡组成的防御链条，这些城堡不规则地散布在边境上，没有组织，彼此之间的战斗和它们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战斗一样多。匈牙利东部就像是一个人种的大熔炉。土耳其的军队有来自基督教的俘虏和叛徒；同样，在基督教的军队里，土耳其人的身影也时常出现。

匈牙利国王匈雅提·马加什一世（Hunyadi）最有力的“盟友”——流行病，协助他解除了土耳耳人对贝尔格莱德的围困，并帮助他于1456年打败了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我们对这场流行病的性质没有确切的了解，它可能是斑疹伤寒，也有可能是瘟疫，然而，无论它是什么，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匈牙利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传染病最终夺去了匈雅提·马加什一世的生命。从那时起，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斑疹伤寒和瘟疫轮番上场，折磨着不断交战的军队，并在短暂的停战期间，借由返乡的部队传播到村镇。直到1542年，斑疹伤寒才被最终确诊下来，并准确地记录在案。在这一年，勃兰登堡的约阿希姆（Joachim）率领由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来到匈牙利。这场流行病杀死了约阿希姆的三万名士兵，而凶手确认无疑就是斑疹伤寒。在追踪这种传染病的传播的过程中，探究它是由约阿希姆的军队带来的，还是从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那里传来的，这一问题令我们兴趣盎然。正如我们所知，斑疹伤寒已经从西方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法国和德国也并不少见。哥伊尤瑞（Györy）的记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哥伊尤瑞叙述道，德国人遭受疾病的袭击，死亡人数巨大，而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的死亡率相对较低。^[1]根据当时观察者的记载，德国人的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士兵从未接近敌人，因为在土耳其人有机会消灭他们之前，他们已经被“匈牙利病”杀死了。因此，匈牙利被称为“德国人的墓地”。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毕竟有据可查，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说明在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到来之前，斑疹伤寒就已经存在于匈牙利了。患过斑疹伤寒的人会获得一种免疫力，尽管这种免疫力并不是永久性的，但可能会持续多年。我们发现，在疫情多发地区，来自非疫区的新来者遭受的疾病袭击比本地人要严重得多。因此，除非长期不断地接触斑疹伤寒，否则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是不可能获得抵御斑疹伤寒的相对免疫力的。事实上，小规模、零星的斑疹伤寒流行病原本就常常在这些地方暴发。随着约阿希姆的军队的归来，斑疹伤寒再次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

1566年的悲剧过后不久，当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进入匈牙利保护他的东部行军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行病上演了。备战的最初阶段对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很有利，如果不是斑疹伤寒再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本可以立即达到目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沿着多瑙河安营扎寨，科马罗姆、拉布（Raab）以及拉布尼茨（Rabnitz）布满了大量的尸体。缺水少粮本就已经令人恐慌不已了，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啤酒也变酸了。食物本来就不够，里面还夹杂着已经变质了的，这导致士兵们患上了坏血病。天气酷热，痢疾和伤寒使士兵们变得虚弱不堪。所有这些为斑疹伤寒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远征军的外科医生，托马斯·约丹（Thomas Jordanus）曾经对这场流行病进行过生动形象的描述，证实了这场流行病就是斑疹伤寒带来的。他所见过的所有病例，患者都是先感到浑身发冷，接着出现腹痛、干渴难耐、精神错乱、皮疹等症状，这正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斑疹伤寒。斑疹伤寒从军队渐渐蔓延到周边地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不得不放弃他的战役，并与土耳其人达成了不利于他的和平协议。最终，军队纪律涣散；士兵们四散离去，将斑疹伤寒带到了意大利、波希米亚、德意志，之后从德意志通过勃艮第进入法国，后来向北进入比利时。一旦感染的涓涓细流抵达城镇，就会导致流行病。维也纳暴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斑疹伤寒流行病。从那以后，斑疹伤寒就一直在匈牙利、巴尔干半岛诸国以及波兰和俄国的边界地区流行。时至今日，这些地区仍然是现代欧洲流行病的“故乡”。

历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相信匈牙利战争及其后果创造了这样的环境，使斑疹伤寒有机会通过虱子，在不间断的循环中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跳过老鼠―跳蚤传播阶段，并使寄生生物牢固地适应人类―虱子―人类的传播形式，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典欧洲（人类）类型的斑疹伤寒病毒。

②

在描述17世纪导致斑疹伤寒在欧洲大陆蔓延的事件时，我们只将注意力放在主要事件上。如果我们把在大规模流行病间隔期间几乎连续不断地袭击城镇和村庄的小疫情列成目录，那将需要极大的努力，而且顺便说一句，这项工作非常枯燥。经过上述种种事件，斑疹伤寒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彻底站稳了脚跟。之后，斑疹伤寒就开始向四面八方蔓延，就像灌木丛中燃烧的山火，现在火势很低，正在闷烧，也许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熄灭，然后再次慢慢地进入新的地区，随时准备在燃料充足时爆发出毁灭性的火焰。在所谓的基督教文明的所有时期中，人类最悲惨的时期并不只是17世纪。鼠疫是斑疹伤寒密不可分的凶猛伙伴，自14世纪以来，其星火就从未完全熄灭。天花、白喉、伤寒以及其他传染病不断地敲响危险的警钟。这些年的编年史，是关于饥荒、瘟疫以及严酷的战争的可怜记录。

从1600年到“三十年战争”结束的这段历史岁月里，处处可见瘟疫与战争的身影，拉默特（Lammert）在他的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悲惨。拉默特曾经是雷根斯堡（Regensburg）地区的医生，也曾致力于研究德意志不同地方的地方志。拉默特有一个古怪的习惯，他会在自己编撰的编年史中，以气候状况记录、作物报告和葡萄酒质量陈述作为开头部分。^[2]因此，关于602年，我们获得了以下信息：“那一年，冬季酷寒，四月天仍冰冷，夏季竟出现了冰雹。葡萄酒的产量很低，质量很差。在那一年，普法尔茨（Palatinate）暴发了瘟疫，席卷了萨克森（Saxony）和普鲁士（Prussia）；在但泽，一周之内就有一万两千人死亡。在波希米亚以及西里西亚（Silesia）有天花流行；在德意志南部暴发的流行病，可能是痢疾，也可能是伤寒；在俄国，饥荒和瘟疫、斑疹伤寒一起对人们展开了袭击，仅莫斯科就有十二万七千人死于瘟疫，尽管该数据有些夸张。”

那段时期，每年都在重复这个残酷的故事。我们再随意挑选另一段记录：“1613年，葡萄酒的产量虽然充足，但口感很酸。那时，匈牙利疾病（斑疹伤寒）席卷了符腾堡（Württemberg）和提洛尔（Tyrol）。马格德堡也逃不过斑疹伤寒的魔爪。瘟疫沿着雷根斯堡、莱比锡、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一路向东蔓延。”这样的故事年复一年地发生，直到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

“三十年战争”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自然实验。^[3]据我们所知，在欧洲，各种传染病呈星星点点之势持续暴发。在二十九年多的时间里，整个地区不断遭受战争的折磨，流散的、逃亡的、擅离职守的士兵处处可见。伴随战争的，还有饥荒。人们成群结队地逃亡，饥不择食地寻找食物，张皇失措地寻找避难所。其所到之处，必见传染病的铁蹄。

只有对产生这些流行病的背景条件有充分的了解，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理解这些流行病的历史。这些背景条件，我们可以从拉默特的记录中获得。下面这段话摘选自拉默特关于1632年的描述。当然，我们也可以摘选他关于其他任何年份的描述，同样具有说明价值：“在占领梅明根（Memmingen）之后，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弗斯准备进攻德意志南部，这时传来了华伦斯坦在萨克森大获全胜的消息。不久之后，梅明根又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收复了。肯普滕（Kempten）也落入了瑞典人手中，雅克·卡勒（Jak Karrer）博士在《当代编年史》中描述了这座城市所遭遇的不幸经历。”善良的拉默特写道：“这支笔反对记录‘人类的这种兽性化’。瑞典士兵抓到妇女后，会将其胸部切下来；见到带着孩子和仆人的妇女，他们会将其统统扔进河里；他们杀死了当地的外科医生，强奸了他的女儿，在将女孩的眼睛挖出来之后，将她同死去的父亲一起扔出窗外；丈夫遭到杀戮后，其妻子和女儿紧接着被强暴；瑞典士兵看到一位家庭主妇站在炉前烧开水，便砍下她的双手，将她的头一次又一次地按入开水壶中，并最终将她斩首；还有六名小孩惨死在地窖里。1月13日，这座城市再次落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手中。征服者对剩下的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加布里埃尔·韦德巴赫（Gabriel Furtenbach）在他的《苦难编年史》（Jammerchronik）一书中将这些记录了下来。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弗斯的军队到达纽伦堡不久之后，斑疹伤寒暴发了，在那里对两方军队进行了适当的报复。”

普林茨将“三十年战争”的流行病学历史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阶段是1618年至1630年，在那一时期，斑疹伤寒是主要的祸害；第二阶段，也就是1630年至1648年，鼠疫取代斑疹伤寒，成了兴风作浪的主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期间，斑疹伤寒和鼠疫一起肆虐，与此同时也少不了痢疾、伤寒、白喉、天花、猩红热以及各种不那么致命的同谋者的加油助威。

在“三十年战争”伊始，斑疹伤寒流行病就跟着敲响了战鼓。魏森堡（Weissenburg）战役之后，曼斯菲尔德（Mansfeld）的军队穿过普法尔茨进入阿尔萨斯，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斑疹伤寒。这在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南部地区引发了一系列流行病。1625年，随着华伦斯坦和提莉（Tilly）军队的进行，斑疹伤寒在德意志北方肆意横行。农田的毁坏迫使农民进城，这也使得疾病开始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曼海姆（Mannheim）、法兰克福、美因茨（Mainz）、纽伦堡和所有较小的城镇里蔓延开来。1625年，斑疹伤寒再次席卷了梅斯，并通过凡尔登传到了法国。萨克森本来就受尽斑疹伤寒的百般折磨，在1631年的布莱滕费尔德战役后，又落入了鼠疫的手掌心。于是，鼠疫流行起来，两种疾病随着快速移动的军队一起传播。当士兵们离开时，两种疾病就留在后面，从无数的疫源地蔓延到周围地区。在这一段时间里，巴伐利亚的人数急剧下降，几乎成了无人区。(www.xing528.com)

1632年6月，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弗斯包围了纽伦堡。大量的逃亡者和士兵聚集在这座城市里。在顽强抵抗十一周之后，城内的粮草都用完了。此时，匈牙利疾病（斑疹伤寒）和坏血病在围困者和被围困者之间传播。当地教堂的记录显示，这座城镇有五千人因此而丧生，而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数据。班贝克（Bamberg）的修女玛利亚·安娜·朱尼厄斯（Maria Anna Junius）在她所著的编年史中“1632年11月”的条目下记录过当时死亡者的人数。

瑞典军队也遭受了同样的痛苦。饥饿和疾病瓦解了军队纪律。生活在军营周围的穷苦百姓成了士兵暴行的牺牲品。月3日，瑞典国王对这座城池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无奈以失败告终，只好撤退，把荒凉留在身后：农田被摧毁，村子里到处都是灰烬，街道上充斥着死尸的恶臭；在其中一个城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幸存下来；在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许多人包括市民、农民和流浪的士兵，为了寻找食物和战利品，闯进瑞典和帝国军队的废弃营地里，却不幸感染了传染病。斑疹伤寒和瘟疫又四处蔓延。斑疹伤寒发动了围攻，迫使双方军队不战而退。

然而，暴发于“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流行病，其所带来的灾难并不限于实际的斗争场面。流行病不断跨越国界传播，在1624年带走了阿姆斯特丹一万人的生命。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法国也遭到了斑疹伤寒的袭击。当时，普罗旺斯西部正在上演激针对加尔文教徒的激烈战争。1623年，蒙彼利埃（Montpellier）遭遇围困期间，一场疾病暴发了。拉扎勒斯·里韦尔斯（Lazarus Riverius）描述这场疾病为“恶性发热流行病”。默奇森曾详细地引用过拉扎勒斯·里韦尔斯对此次流行病的描述，明确指出就是斑疹伤寒：“发病后从第四天到第九天，患者浑身长满了类似跳蚤咬伤的红色、深灰色或者黑色的斑点，这些斑点出现的最常见部位是腰部、胸部和颈部。”斑疹伤寒刚开始还局限在蒙彼利埃，但在1641年时已呈流行病之势。蒙彼利埃的斑疹伤寒和黑死病“协同作战”，一起向北部蔓延。根据普林茨的数据，六万里昂人以及两万五千利摩日人死于这场流行病。紧接着，流行病延伸到巴黎和阿维尼翁（Avignon），并沿着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沿岸扩散开来。

当“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流行病渗透到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尽管“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令整个17世纪的所有其他事件都黯然失色，但战后的岁月也绝非和平岁月。法国军事家杜伦尼（Turenne）发动的战争，发生在荷兰的战争，发生在俄国的战争，之后在土耳其爆发的持续战争，尤其是1683年的维也纳包围战，都为斑疹伤寒在日后兴风作浪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西里岛，饥荒更是给流行病送来了东风，为流行病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法国也未能幸免。1651年和1666年，普瓦图和勃艮第分别暴发了严重的斑疹伤寒流行病。

在东部战场上，俄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之间的冲突不断上演，直到18世纪才平息。而那时，斑疹伤寒早已站稳脚跟，建立了自己永久的疫情区王国，关于这一点我们曾有所提及。

③

在英格兰早期的流行病学记载中，没有证据证明斑疹伤寒很早以前便在欧洲大陆存在。不过，像1087年的饥馑热这样的大规模流行病，一些文献已有记载。《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写道：“在救世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第1087个冬天，也是威廉按照上帝的旨意管理和指挥英格兰的第21个年头，这片土地经历了一个非常沉重和令人讨厌的季节。这样的疾病发生在男人身上，几乎每个男人都处于最严重的疾病中，也就是腹泻；腹泻是如此可怕，许多男人因此而丧命。”这很明显不是斑疹伤寒，很可能是痢疾、伤寒以及饥荒所带来的营养缺乏病。关于1196年（由纽伦堡的威廉描述）、1258年和1315年的饥馑热的性质，我们同样一无所知。陆军中校W. P. 麦克阿瑟（W. P. Macarthur）曾写过一篇关于古代英格兰斑疹伤寒的学术评论，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流行病以及1414年伦敦监狱的流行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斑疹伤寒。他指出自己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是基于当时流行病暴发的环境；然而他也承认，由于相关记载模糊不清，因此完全缺乏具体诊断的基础。在15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出现过流行性的斑疹伤寒。16世纪中期，斑疹伤寒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之后，穿过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在彼岸，斑疹伤寒发现拥挤肮脏的村落和小镇里住着爱长虱子的人们。从此，这里就成了斑疹伤寒的“安乐窝”。

在英格兰，有一部分早期的斑疹伤寒患者集中在监狱里，因而斑疹伤寒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监狱热”。麦克阿瑟告诉我们，英格兰的监狱系统已经“从上到下彻底腐烂了……有些监狱属于私人所有。看守租用这些监狱，并从犯人及其亲友那里榨取钱财，来偿还自己租用监狱的费用……犯人们身上戴着镣铐，这样看守就可以打着‘减轻刑具’的名号趁机索贿……监狱里人满为患，极其肮脏”。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百年，直到1770年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首次提出监狱改革。约翰·霍华德写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状况》（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的小册子，然而，他在巡视监狱时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最终死于该疾病。斑疹伤寒在监狱里十分猖獗，有时还会在周围的城镇里横行霸道，引来一阵“黑色审判”的流行之风，这其中包括1577年的牛津流行病、十二年之后的埃克塞特流行病以及1750年的老贝利街流行病。接下来的实例主要来自麦克阿瑟的记载。

1577年，牛津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叫罗兰·詹克斯（Rowland Jencks）的犯人。他本是天主教的图书装订工人，因被指控说了当权者的坏话、亵渎上帝的话、辱骂牧师以及远离教堂等而被捕入狱。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似乎是一个有灵魂和信念的人。在审讯他之前，牛津监狱的一些犯人就已经开始接连不断地病死。在审判中，詹克斯被判割去双耳。由于詹克斯一案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兴趣，所以法庭上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审判结束后不久，斑疹伤寒就在来看热闹的人群中蔓延开来。麦克阿瑟叙述道，首席法官大人罗伯特·贝尔爵士、尼古拉斯·巴勒姆爵士、警长、副警长皆病逝。大陪审团的所有成员，除了一两个幸存者，其余无一幸免。死亡人数超过五百人，其中一百人是牛津大学的成员。此事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就连弗朗西斯·培根也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调查。他把这种疾病的暴发归因于与人类气味相似的恶臭^[4]，这种臭味来无影去无踪。当时的理论认为，这些神秘的感染多是由污浊的空气引起的。基于当时的状况，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再自然不过了。在这一特殊的案例中，人们认为是鲁汶的天主教恶魔幻化成风，悄悄地溜进了牛津，才造成了这种情况。麦克阿瑟说詹克斯虽然被割去了双耳，却侥幸逃过此劫，在杜埃（Douai）定居下来。他在英格兰世俗学院找了一份面包师的工作，在那次灾难性的审判结束之后活了三十三年。基于斑疹伤寒在博学多识的观众中的传播方式，麦克阿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事实说明牛津大学的老师身上确实长有虱子。

接下来是“埃克塞特审判”，此次事件与牛津事件的情形极其相似。“黑色审判”两百年后（也就是1750年），老贝利街所暴发的流行病揭露了长期以来监狱条件一点儿都没得到改善的事实。约翰·普林格尔（John Pringle）曾是皇家军队的首席医师，后来又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他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准确的调查和描述。

在英格兰，斑疹伤寒通常会蔓延到岛上的每个角落。牛津解剖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描述让人毫不怀疑，在1643年的雷丁（Reading）之战中，摧毁议会军和皇家军队的疾病正是斑疹伤寒。1650年，一场同样性质的流行病“把整座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医院”。就像当时斑疹伤寒和鼠疫在欧洲大陆上并肩作战一样，在1665年寒冷的冬天，随着鼠疫病例的不断增加，伴随大瘟疫而来的是斑疹伤寒。

斑疹伤寒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到爱尔兰的，目前还不清楚。爱尔兰后来成为而且至今仍然是斑疹伤寒最坚固的据点之一。默奇森说，关于爱尔兰的斑疹伤寒，第一次有准确记录的是1708年在科克郡（Cork）暴发的流行病。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和“爱尔兰疟疾”一样， 斑疹伤寒早在1708年之前就存在于爱尔兰了。

【注释】

[1]引自普林茨（Prinzing）的作品。

[2]拉默特对于气候的关注是很自然的。根据早期关于流行病的书籍的记载，自然现象、火山爆发、地震灾害、异常天气往往是造成流行病的罪魁祸首。现代流行病学认识到大气条件、温度状况、湿度变化对疾病的暴发和传播有明显的影响。对此，我们能够找到实证。拉默特对葡萄酒的关注看似荒诞，但饮酒的习惯曾经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在中世纪，人们以群居为主，这会造成水源的污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惨剧之后，人们知道了饮水的危险性。据相关记载，在弗鲁瓦萨尔（Froissart）的某个地方，一支向西班牙行进的德意志军队喝光了他们的葡萄酒，只好饮用水。这导致了痢疾的暴发，使得士兵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3]实验流行病学是一种较新的传染病研究方法，它包括为小鼠、大鼠、豚鼠、野兔以及其他易受微生物传染病影响的动物建立一个大型的聚居环境，然后在各种可控条件下，将一个或多个受感染的个体引入这个聚居群。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可以了解到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以及其他重要信息。这一实验方法被证明是有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管是老鼠的还是豚鼠的聚居群，都被关在一个个封闭的区域内，这无法彻底模拟人类交往的复杂状态。自然将自己的实验室设在战争和饥荒的背景下，正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战争中一样。这些可怕的实验可以被一个称职的医生观察到，其观察结果对人类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说，医学是上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虽然得不偿失，但是卫生知识和医学知识的增加是人类在这场糟糕透顶的灾难中获得的唯一确定的收益。

[4]在现代医学术语中，此恶臭被称为“同源恶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