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虱子和历史：揭示人类与虱子间的密切关系

Chapter 10 Louse and human

虽然我们明白读者对于进入终极主题——斑疹伤寒的渴望，但我们还是想恳请他们原谅，因为接下来还需要多花几页篇幅，就虱子这种备受误解的小生物展开讨论。关于动物进化的研究，如果我们对法布尔、梅特林克（Maeterlinck）、惠勒等人的观点有所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似乎存在着一种几乎完全被忽略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昆虫的组织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蜂巢是令人钦佩的高效的封建母权社会，相比于人类取得的成就，它似乎更具有优越性。同样，正如惠勒教授所描述的那样，白蚁的共产主义组织似乎代表了苏联理想的终极性完美实现——比人类想象的还要完美。尽管如此，在所谓的低等动物的生活中，我们将它们取得的成就，也就是人类凭借着所谓的“智力”奋力争取的东西，归因于它们的“本能”或进化的力量。我们至少有理由假设，虽然人类的躁动不安加速了人类社会和政府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也同样受制于外部力量。^[1]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虱子寄生的可能性，即虱子之所以进化为寄生动物，是由于一种资产阶级的冲动，即那些偶然被带到一个食物简单、生活安全的地方的个体，渴望过上舒适的生活。那么同样具有可能性的是，这些居住在富饶土地上的“殖民者”越来越相信，所有的虱子生来都是平等的，自由、平等、博爱应当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信条，因此，失去翅膀、自由甚至是开拓精神，可能会换来基本的生活保障。无论如何，和人类一样，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虱子未能像蜜蜂和白蚁一样，发展出高级、复杂的文明体系。由于虱子并不需要为温饱操心，所以这样的文明体系对它们来说可能并无多大用处。在温度适宜、有吃有喝、气味怡人、郁郁葱葱，同时又便于传宗接代的地方，它们欢天喜地、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就像库克船长到来之前的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一样。在它们的脚下，就是无穷无尽的美食，它们只需要将中空的针管插入柔软的皮肤里，便可以获得每天两到三顿饭，这比土著居民把椰子从树上敲下来省事多了。如同卢梭所描绘的高贵的野蛮人一样——与白璧德先生的观点相左，在这种简单轻松的生活方式下，虱子们过着身心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2]如果诚如白璧德先生所言，那么人类就可悲了，我们就无法对未来的变化心存任何美好的期望了。对于人类来说，精神的升华迫在眉睫，我们对陆地进行了彻底的开发，容易开采的资源已经濒临枯竭。两百年以来，人类就像虱子一样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3]只要喧嚣的人类存在，虱子就能无穷无尽地存在下去。每一个人类的新生儿都是一片处女地，虱子也就成了开拓者。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自从人类存在以来，虱子就成了我们密不可分的伙伴。与其他的寄生生物不同，除非出现意外和灾难，否则虱子永远也不会离开它的宿主。如果它被驱离宿主，或是宿主死亡的话，除非它能马上找到新的宿主，不然它就会一命呜呼。这一事实导致很多有宗教倾向的虱子研究专家，就亚当和夏娃身上是否布满虱子展开了推测。针对这一有趣的问题，科万（Cowan）引用了1746年的《君子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一位作者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相信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话，那么以亚当和夏娃之整洁，他们的身上就不大可能有虱子。然而，既然虱子不屑于在田间吃草，也不屑于舔土为生，那么它们又依靠什么生存呢？”虽然这一问题至今为止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世界各地的最为古老的木乃伊身上，科学家都发现了虱子的存在。此外，早期的旅行者描述过他们在所遇到的所有原始族群中都见过这种昆虫的身影。科万在他的《昆虫历史上的有趣现象》（Curious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Insects）一书中，引用了万利（Wanley）关于塞西亚（Scythia）的布迪尼人（Budini）食用虱子的故事，霍屯督人（Hottentots）和美洲印第安人也有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这一习俗在猴子之中甚为普遍。根据这些民族包括中世纪英国人的记载，虱子具有药用价值，特别是在治疗黄疸病方面有效果。同样是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发现了引用自《珀切斯的朝圣者》（Purchas’ Pilgrims）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指出马拉巴尔（Malabar）当地人的一些奇怪习惯，“虱子非常令人厌恶，一些信仰宗教的虔诚人士会将其他人能够抓到的所有虱子放到自己的头上，为虱子提供食物和营养”。这是一种仁慈的自我牺牲，通过此种做法，他们可以进入圣人的行列。

关于这一非常具有可能性的推断——在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Cortez）到来以前，斑疹伤寒就已经在阿兹特克人（Aztecs）中存在了，就出自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的记载。“在与西班牙人暂住在蒙特苏马（Montezuma）期间，有一天，阿朗索·德·奥赫达（Alonzo de Ojeda）在父亲的宫殿里发现了许多束紧开口的小袋子。起初他以为其中装的都是沙金，打开其中一个袋子之后，他惊讶地发现里面装了满满一袋子虱子！”奥赫达将这件事告诉了科尔特斯，于是后者去找玛丽（Marina）和阿圭勒（Anguilar）问个究竟。他们告诉他，墨西哥人有向统治者进贡的传统，贫困潦倒的人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贡的话，就会每日清理身体，将捉到的虱子保存起来，当虱子多到可以装满一小袋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装满虱子的袋子放到国王的脚下。韦泽尔（Weizl）告诉我们，当他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土著中短暂逗留时，造访过他的小屋的年轻女子会调皮地往他的身上扔虱子。这一行为令他颇为窘迫，仔细询问之后他才尴尬地获悉，这是当地的一种示爱风俗，并非嬉笑打闹之举，类似于“我身上的虱子，即是你身上的虱子”的一种仪式。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将虱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亲密而重要的角色，仅仅局限于原始部落或古代种族。在当今那些不幸的人之中，在文明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中，这些小生物也依然相当的普遍，尽管据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所说，在像波士顿那样纸醉金迷的地方，如果不是轻车熟路，要想找到一定数量的虱子非常困难。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当我们急需一定数量未受感染的虱子，用于放在疑似斑疹伤寒患者身上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使一位警官感受到科学的使命和召唤，然后请他拘留一位有色人种之男士——我们通常可以在该男士身上找到这种昆虫。当然，这位男士将他的“囤货”拱手交出之后，很快就会被释放。

然而，每一个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当水资源匮乏，肥皂变得稀缺，或是更换衣物不勤时，虱子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回到人的身上。实际上，在不久之前，即使对于社会上层人士来说，虱子也如同洗礼和天花一样，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虱子甚至还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科万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中世纪瑞典的兴登堡（Hurdenburg）流行着这样一个习俗，市长是通过如下方式选举出来的：候选人围坐在桌子旁，头低着，把胡子放在桌子上。一只虱子被放在桌子中间，接下来就很关键了，虱子钻进谁的胡子里，谁就是下一任市长。

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使众多虱子普遍存在无可避免。在12、13世纪的英格兰，穷苦之人居住在小茅屋里，屋顶通常会留出一个洞，用于排放炉火所产生的烟。在寒冷的天气里，晚上一家人会穿着外衣挤在一起。由于每个人只有一件衣服，所以洗衣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富裕阶层的人，由于缺乏良好的供热系统，生活也舒服不到哪儿去，虽然他们可以穿上很多衣服御寒，但同样很少换洗衣服。作家麦克阿瑟（MacArthur）撰写的故事——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à Becket）的葬礼就是很好的例子：12月29日傍晚，这位大主教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遭到谋杀。人们将他的尸身放在大教堂里一整晚，准备在第二天进行安葬。大主教身穿华丽的服装，在一件棕色的大披风之下，是一件白色的法衣；法衣下面是一件羊毛大衣，然后是一件羊毛外套，再往下是一件黑色的本笃会披风；再往下是一件衬衣，贴身处是一块奇怪的麻布，上面覆盖着亚麻布。随着大主教的尸体渐渐变冷，寄生在层层叠叠衣服之中的虱子便开始从里面爬出来。正如麦克阿瑟引用编年史作者的话：“那些虱子就像烧开了的水从大锅中溢出来一样，这令旁观者哭笑不得。”

毫无疑问，从某种程度上说，剃去头发戴上假发的习惯，是为了遏制虱子的滋生。整个欧洲的绅士和小姐们都采取了这一做法，但他们戴的假发中通常长满了幼虱。英国皇家海军部长佩皮斯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谈到这一点，他曾抱怨自己买的新假发上全是虱子：“因此，我前往威斯敏斯特找到了我的理发师，要求他最近将我的假发中的幼虱清理干净；这使我非常苦恼，他竟然将这样一件东西交到我手里。”

即使在上层社会，虱子的活跃以及由此引起的抓挠，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在皇室子弟的教育中，相关人员也会进行与虱子相关的、个人卫生方面的培训。勒布（Reboux）谈到17世纪中期法国公主的教育时说：“有人会非常仔细地教育公主，习惯性地抓挠虱子咬过的地方是非常恶劣的举止；当众从脖子上捉住虱子、跳蚤或是其他的寄生虫，然后将它们杀死，是非常不礼貌的举止，除非身边都是最亲近的人。”(www.xing528.com)

他还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说明即使在贵族中，虱子也普遍存在。年轻的吉什伯爵（Comte de Guiche）由于和国王的弟媳眉来眼去，所以不受国王待见。于是，国王派这位伯爵的父亲前去向他下达驱逐令，而在父亲到来的时候，伯爵竟然还没有起床。当伯爵的父亲站在床前时，一只虱子从他的假发中爬了出来，沿着这位老人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一路前行，一直爬到了眉毛的边缘，然后又钻回到假发中。由于吉什伯爵只顾全神贯注地观看虱子的冒险，所以全然不知父亲说了些什么。

即使到了18世纪，虱子仍被视为必需品。整整一代细菌学家都在思考，肠道中大肠杆菌的广泛存在是否意味着它们拥有某种生理学的意义。同理，聪颖如林奈者曾提出，正是由于有了虱子的保护，儿童才得以避免遭受一系列疾病的侵扰。

在鲁珀特·休斯（Rupert Hughes）所著的乔治·华盛顿的故事中，我们找到了题为《文明准则》（Rules of Civility）的文字，是华盛顿在执政时期颁布的：“不可在他人面前杀死跳蚤、虱子等害虫；若在同伴的衣服上发现它们，则要悄悄地将它们拿下来；若是别人帮你这样做了，一定要感谢那个人。”

自殖民时代以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上流社会中再也看不到虱子的身影，对中产阶级来说，即使不是家家户户都拥有一辆汽车，但几乎每个房子和公寓里都有一个浴缸。渐渐地，在浴缸里存放煤炭的习惯也消失了。于是，虱子生存的空间在慢慢缩小，逐步被局限在社会底层的贫穷人群之中。尽管如此，在生活仍旧原始的地区，在浴缸仍然是奢侈品的地方，在洗澡被认为是大逆大道的行为的地方，虱子仍然广泛存在。虱子永远也不会完全消亡，即使是对于那些卫生条件较好的人群，它们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只要虱子存在一天，斑疹伤寒流行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

【注释】

[1]无疑，亨德森教授关于帕雷托的研讨会，为这种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2]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卢梭主义的定位对虱子来说并非是完全公平的。虽然在其他的习性方面，虱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慵懒生活，但在性生活方面，虱子却保持着高度的理智。对于幼虱来说，大自然并没有为它提供性器官。这里所谓的幼虱，就相当于人类的高中生一般。只有在它们的身体长成之时，性器官才会生长发育。于是，只有到了一个能负得起责任的年龄，它们才能够繁殖后代。如果人类的生理机制也能如此，在人的大脑发育完全成熟之后才能拥有性能力，那么多少身体上的困难和道德上的困惑都可以得到避免啊。

[3]如果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西岸，那么我们此时可能已经形成了年轻的批评家们所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国文化。当人类的生命力受到外部资源枯竭的驱动时，一百年前种在康科德（Concord）的种子，可能会绽放出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