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对政治史与军事史的影响-《老鼠、虱子和历史》

Chapter 8 The influence of epidemic diseases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如果不是因为在战争中有那么多完全不相干的人或死于疾病，或死于杀戮，人们不会把战争当回事儿。事实上，如同对美食和美色的渴求，人类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图，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尽管战争一再重演，但仍令我们疑问重重的是，如果人类不自以为是地固执己见，能正确理解战争产生的真实原因，那么这些现实的原因，是否还会促使战争频繁地爆发呢？当然，所谓的荣耀，根本不是促使人类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诸如此类的理由，不过是人们用来掩饰根本动机的幌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和平时代的日子枯燥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男人们玩玩战争游戏，虽然不乏幼稚愚蠢，却能带来极大的快感。等他们真正到了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疲惫不堪、惊恐不安、疾病缠身和遍体鳞伤的时候，这种快感才会消失殆尽，正如上次世界大战那样。试想一下，一个人居住在萨默维尔（Somerville）或维霍肯（Weehawken）郊区的木屋里，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开始巡视地面，直到下午六点二十分结束，除了八月的两个星期之外，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如此长达十年之久！试想，当他跟在乐队后面沿着百老汇大道行进，夹在欢呼的制衣工人之间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畅快和自得。再想想，黎明之时站岗警戒，或是藏身在一摞沙袋之后，向敌人发起攻击，或是与自己的战友们一起痛饮，心中知道自己在世人的眼中是位英雄，自己的家庭将永远地受到政府的关照，此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除了将自己从无聊的生活中释放出来以外，制服带来的喜悦感也促成了战争的爆发，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此外，正如男人们天生喜欢军旅生活和戎装一样，女人们则天生渴望歌颂她们心目中的英雄（男人）所做出的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勇敢暴行：“我把一枚手榴弹扔进了敌人的掩体，炸死了六名德国士兵，将军要对我进行嘉奖啦。”“他是不是很棒，当之无愧是个勇士！”人们可以听到这个杀人魔鬼的祖母敬畏地看着自己的孙子将一个尖叫着的罪人送上绞刑架时称赞说：“哦，别西卜（魔鬼的名字）——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孩！”

如果是在为和平基金会撰写一本宣传手册，而不是在创作一部疾病的传记，我们可能会致力于对发动不必要的战争进行劝诫。由于我们的重点是斑疹伤寒，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花费太多的笔墨。重点是，即使在军事专家看来，战争也不过是一种严肃的士兵游戏。实际上，行军、射击和作战策略不过是战争这场悲剧中很小的一部分，是侥幸逃出军营流行病魔掌的残余力量所开展的最后行动。事实上，在将军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将总部的烂摊子设在哪里之前，军营流行病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对于普通的军官来说，军医是令人讨厌的非战斗人员。在他们看来，军医只会诊断伤员、开通便药、给交通运输制造困难，使作战计划变得复杂，使水质闻起来刺鼻。当然，在一次军事行动结束后，军医可能有一些用武之地，可以被派去收拾破败不堪的残局，若非如此，军医几乎完全是个摆设。当上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第二集团军中暴发了呼吸系统疾病和伤寒，而监察长O上校对此既不了解，也丝毫不关心。一名主要的卫生监察员由于过于疲惫，在向O上校敬礼的时候将另一只手插在了口袋里。O上校为此大发雷霆，将他痛骂了一顿。在十万人的军队中，可能有许多人没有系好扣子或没有将绑腿整理整齐，但竟然只有这名军医受到了责罚，因此，我们对他表示同情。他是多么痛苦和辛苦啊！1918年9月，这名军医在为前进的军队寻找水源时，工程兵上校H上校却说：“对我来说，你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你根本就不算是军中的一员。”军营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位明事理的指挥官，比如布拉德（Bullard）将军。相比之下，他显得很突出。这样说似乎有点儿不满，但事实并非如此，它直接引导我们回归了主题：士兵很少赢得战争，在传染病的轮番袭击之下，他们很少能够独善其身，而斑疹伤寒和它的兄弟姐妹——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它们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远胜于恺撒（Caesar）、汉尼拔（Hannibal）、拿破仑以及历史上的各位名将。传染病因战败而成为众矢之的，而将军因为战胜而名留青史。实际上，一切本不该如此。或许有一天，军队的组织能够发生变化，前线军官会做军医处处长让他做的事。若与其他措施一并实施，这种改变能够为养老金制度节省出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开销。

在讨论斑疹伤寒特殊的军事用途之前，先以较常规的方式探讨一下传染病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影响可能是有趣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

在这方面，难点不在于找到证据，而在于从众多的证据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医冯·林斯托（Von Linstow）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精选文献，从普通的历史记载中挑选出了一些最具启发性的例子。今天的我们对于他和其他随军历史学家以及军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自由的引用。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瘟疫和痢疾拯救希腊的故事。当时波斯王薛西斯（Xerxes）率领一支约八十万人的军队进入萨利亚（Thessalia）。薛西斯的大军刚一进入希腊领土，其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随着士兵们的忍饥挨饿和营养不良，传染病悄然而至。于是，波斯王只好中止这次军事行动，率部返回亚洲，而此时他的军队只剩下不到五十万人。

雅典瘟疫曾一度削弱了雅典在陆地上的势力。这场瘟疫暴发的第二年，三百名骑士（二等公民）、四万五千名公民以及一万名自由民和奴隶因此命归西天，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也因此丧命，从而使斯巴达人得以自由地在半岛上游荡。

在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396年间，迦太基人对锡拉库扎发动的围城，就是由于一场类似雅典瘟疫的传染病的暴发而不得不放弃。如果汉尼拔将自己的舰队和军队牢牢地扎根在西西里岛上，那么布匿战争的结果以及罗马的未来会如何还未尚可知呢。

公元前88年，在罗马的内部斗争中，马里乌斯（Marius）的胜利得益于一场导致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军中一万七千人死亡的流行病。

425年，匈奴人之所以放弃了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是因为一种未知的瘟疫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如果阿比西尼亚国王没有因为所谓的“神圣之火”撤离麦加（Mecca），阿拉伯帝国（Saracen Empire，也称萨拉森帝国）的未来又会怎样呢？没有人知道。这次战争通常被人们称为“象战”。阿比西尼亚的六万大军，被某种类型的天花或是兼有丹毒和葡萄球菌感染症状的传染病折磨得溃不成军。

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流行病。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读起来像是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1098年，一支三十万人的十字军包围了古叙利亚首都安提俄克。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的人因疾病和饥荒而殒命，以至于尸体都来不及被人掩埋。短短几个月之内，骑兵部队的七千匹战马中有五千匹死亡，致使骑兵部队失去了战斗力。然而，经过九个月的围困，这座城市还是被攻陷了。在十字军向耶路撒冷进军的途中，军队遇到了比异教徒更为强大的敌人。当耶路撒冷于1099年被攻占的时候，十字军最初的三十万人只剩下六万人；而到了1101年，只剩下两万人。

由法国的路易七世（Louis VII）领导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其悲惨程度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同小异。总共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大多数连马都没有——设法返回了安提俄克，而最终活着返回欧洲的士兵，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安提俄克似乎是各支十字军遭到瘟疫伏击的地点。除了这座城市暴发的瘟疫，军队的伤亡还有别的原因。由于土耳其向导的背叛，一支一千一百九十人的十字军被困荒漠。饥荒、瘟疫和荒漠三种因素共同发力，致使一支十万人的十字军到最后仅剩下区区五千人。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威尼斯的多杰（Doge of Venice）和法兰德斯的鲍尔温（Baldwin of Flanders）的率领下进行。当时正值夏季最为炎热的时期，在这支军队刚刚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军队中就暴发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以至于这支十字军没能到达耶路撒冷。

1227年，当德意志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Brindisi）登船的时候，痢疾尾随他的军队上了船。当皇帝本人也身染此疾病时，舰队不得不返航，于是这次远征彻底地失败了。

坏血病并不是一种传染病，因此，在讨论斑疹伤寒一类传染病对历史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就不对其进行深究了。尽管如此，一旦军队的粮食供给跟不上，这种疾病总会给军队带来极大的威胁。于是，在围城或是远征的情况下，坏血病通常会趁势而发，使大量士兵的身体变得虚弱，最终导致他们无法抵御接踵而来的传染病。从这个角度来看，坏血病可以被看作传染病的有力盟友。我们虽不打算在坏血病对军事史的影响方面多费笔墨，却想引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其对军事行动结果的巨大影响。

在1250年大斋期的第一个星期五之前，圣·路易斯（Saint Louis）的十字军还能够抵抗萨拉森人，但在此之后不久，根据茹安维尔（Joinville）的记载，“十字军开始遭受重创”。他将这场疾病的原因归咎于死尸的恶臭和河里的鳗鱼——这种贪吃的鱼以死尸为食。毫无疑问，这种疾病就是坏血病：“这种疾病在十字军中暴发了。患者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腿部皮肤上出现斑点，呈现出像一双旧靴子一样的黑褐色；患者的牙龈开始腐烂；没有人能够逃出它的魔掌，死亡是唯一的出路。死亡的征兆是鼻子出血，一旦出现这种症状，此人必死无疑。”此时，土耳其人封锁了河流和补给船，新鲜的食物变得更加稀缺，多名指挥官也相继病倒。“就这样，这种疾病开始在十字军中传播，士兵的牙龈开始腐烂，军医不得不将他们口中的腐肉切除，以防他们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将腐肉吞咽下去。军医在为士兵们切除口中的腐肉时，整个军营会陷入一片鬼哭狼嚎之中，士兵们哭喊着，犹如正在分娩的妇女。整个情形令人感到他们甚是可怜。”疾病肆虐不已，撤兵乃是当务之急。国王下令不惜一切力量打破萨拉森人的封锁。在一片狼藉之中，国王及所率骑士一起成了俘虏。

路易斯在第二次东征中只到达了突尼斯。在那里，他和儿子杜克·德·纳韦尔（Duc de Nevers）分别于1270年8月3日和8月25日死于痢疾。

1167年，一种无法准确归类的怪病摧毁了腓特烈·巴巴罗萨在罗马的军队。克内（Kerner）和莱尔施（Lersch）对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进行了记载。由于该疾病刚开始发作时，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头痛、四肢和腹部疼痛，并伴有发热、寒战以及精神错乱的症状，所以它有可能是斑疹伤寒。有些人一旦患病，几天之内就会死亡。该疾病的死亡率之高以及带来的恐慌之甚，以至于在1167年8月6日，也就是该疾病暴发四天以后，这支军队烧掉了营帐，开始向北转移。罗马遭到了遗弃，大多数士兵在行军途中染病而亡。(www.xing528.com)

西班牙与法国之间持续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传染病的左右。1285年，法国的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停止了向阿拉贡（Aragon）进军的计划，因为一场性质不明的瘟疫导致了法国军队大量的士兵和军官甚至是国王本人的死亡。在后来的西班牙军事史中，斑疹伤寒一直扮演着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角色。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

1439年10月1日，德意志皇帝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率军来到了巴格达城下。10月13日，皇帝本人离世，其军队也变得溃不成军，究其原因，竟是痢疾这一传染病所为。

在亨利二世（Henry Ⅱ）统治英格兰期间，关于英国汗热病所制造的动荡，我们已经在其他章节中描述过；我们已经讨论过，在法国的查理八世针对那不勒斯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梅毒造成了怎样的影响；1528年，斑疹伤寒在法国与西班牙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斗争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16世纪的情形大体上与之前的相同，虽然斑疹伤寒和鼠疫已经开始成为主角儿，但痢疾、伤寒和天花无疑也占据着一定的地位。由于坏血病、痢疾和斑疹伤寒的暴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不得不解除对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Metz）的包围。在三万士兵染病而死之后，他的军队全面撤离了这座城市。

最早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斑疹伤寒曾使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的军队溃不成军。当时，他正率领着八万将士准备在匈牙利与苏莱曼一世作战。1566年，驻扎于科马罗姆（Komorn）的军营中暴发了斑疹伤寒。该疾病来势猛烈而又致命，导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不得不放弃针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关于该疾病在欧洲东南部肆虐的情形，我们会在另一章中进行讨论。

在“三十年战争”的各个阶段，致命的流行病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随着军队的四处调动，各种瘟疫也在欧洲大陆扩散开来，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些流行病暴发的细节进行描述，无异于将那次战争的历史从头到尾地重述一遍。然而，有一部分史实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在这部分史实中，在双方军队尚未投入战斗之前，斑疹伤寒已经单枪匹马地将他们各个击溃。1632年，为了争夺纽伦堡（Nuremberg）这一战略目标，古斯塔夫·阿道尔弗斯（Gustavus Adolphus）与华伦斯坦（Wallenstein）各自率领军队在这里对阵。斑疹伤寒和坏血病致使一万八千名士兵殒命，于是双方为了逃出传染病的魔爪，匆匆撤离了这一城市。

查理一世（CharlesⅠ）的命运，有可能就是因为斑疹伤寒而画上了句号。1643年，查理一世在牛津遭遇了艾塞克斯（Essex）率领的议会军队，双方率领的军队各自约有两万人。由于双方的军中均暴发了斑疹伤寒，国王不得不放弃了进军伦敦的计划。

1708年，由于暴发了瘟疫，在俄国南部所向披靡的瑞典人陷入了绝望，被迫彻底放弃了他们千辛万苦换来的胜利果实。

1741年11月，由于三万奥地利士兵死于斑疹伤寒，法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布拉格。

由于军中暴发了严重的痢疾，已经战胜了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大军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被迫退出波希米亚。

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由痢疾这一传染病决定的。1792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Ⅱ）联合自己的奥地利同盟，率领四万两千人的军队向法国革命军发起进攻。然而，痢疾似乎站在了法国革命军一边，同盟军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万人。于是，普鲁士人不得不撤回到了莱茵河对岸。

海地共和国的建立虽然通常归功于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英明决策，但实际上的功臣是黄热病。1801年，拿破仑派勒克莱尔（Leclerc）将军率领两万五千人前往海地镇压黑人起义。法国军队在法兰西斯角（Cap Francais）登陆，击败了杜桑，并将他赶入了内陆。德萨利纳（Dessalines）对黑人军队进行了集合和重组，但若不是黄热病将法军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对抗纪律严明且装备精良的对手。总共两万五千人的法军，两万两千人死于这种疾病，1803年活着撤离出该岛的仅有三千人。

在流行病面前，即便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也同样束手无策。拉尔雷（Larrey）对拿破仑在俄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记录，但更为具体且有价值的记载来自骑士迪特·德·基尔霍夫（dit de Kirckhoff），他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医。在从德意志北部延展至意大利的法军军营之中，驻扎着超过五十万人的军队。在大军集合之时，传染病还没有暴发的迹象。马格德堡（Magdeburg）、埃尔福特、波兹南以及柏林的医院中只有少量的病人。当军队进入波兰以后，基尔霍夫对当时悲惨的情形进行了描述。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当地人民的贫穷、悲惨和奴役现状，令他感到震惊。由于各个村庄尽是受昆虫感染的茅舍，所以军队不得不露营驻扎。士兵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白天炎热而夜晚寒冷，于是，肺炎、咽炎甚至白喉等呼吸系统感染的患病人数迅速增加，新的医院不得不在但泽、哥尼斯堡以及索恩（Thorn）等地建立。1812年6月24日，大约在大军横渡尼曼河时，斑疹伤寒病例开始少量出现。在立陶宛，他们遇到了大片的森林和泥泞不堪的道路；俄国人烧毁了城镇和村庄；士兵们找不到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补给；饮用水水质恶劣，天气炎热，疾病——主要是痢疾、肠热病和斑疹伤寒等开始肆虐。在奥斯托俄（Ostrowo）战争之后，也就是7月末，患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八万。9月初，当他们到达莫斯科河时，基尔霍夫所在的原有四万两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士兵了。在莫斯科河边展开的战斗致使负伤的人数超过了三万人，这对军医来说简直是不可战胜的挑战。9月12日，军队中的斑疹伤寒和痢疾疫情更加严重。9月4日，这支军队进入莫斯科。莫斯科原有市民三十万人，但在法国军队进入之前，大多数市民早已逃离这座城市。9月15日，在罗斯托普斯基（Rostoptchin）总督的命令下，被释放的囚犯用硫黄火炬纵火，火势从布尔斯（Bourse）开始，一直蔓延至整个城市。莫斯科拥有许多设备齐全的医院，但这些医院很快挤满了患者和伤员。由于城市的大部分已经在炮火和火焰中变成了灰烬，所以这支被疾病所困的军队只得驻扎在城外，挤在破旧不堪的茅舍下。俄国人或带走或焚毁了几乎所有的粮食。

从这时开始，斑疹伤寒和痢疾成了拿破仑的主要敌人。10月19日，当法军从莫斯科开始大撤退时，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只有不到八万人。返乡的行军变成了溃败，这支遭受疾病和疲惫双重折磨的法国军队，还不断遭到敌军的骚扰。天气骤然变冷，法军中的大量士兵由于生病和疲劳而变得精疲力竭，最终被冻死了。11月初，当法军再次进驻斯摩棱斯克（Smolensk）时，骑兵部队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仅是住在这座城市医院中的病人，就有约两万人之多。11月13日，当法军撤出斯摩棱斯克时，很多患有斑疹伤寒的病人被留在了那里。横渡别列津纳河，又是一次灾难般的经历。若不是士兵们对军医拉尔雷爱戴不已，将他举过头顶跨过了桥，拉尔雷恐怕难以幸免于难。关于这次死亡的人数，我们虽然没有查到准确的记载，但估计有四万人左右。虽然斑疹伤寒仍是当时主导性的疾病，但痢疾和肺炎病例的增长也毫不逊色。据说，在前往维尔纳（Vilna）的路上，一万五千名士兵被冻死了。12月8日，当法军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支昔日规模庞大的军队，最终只剩下两万名病病恹恹、心灰意冷的士兵了。在奈伊（Ney）元帅统帅的第三集团军中，最后只剩下二十名士兵。维尔纳的医院变得拥挤不堪，伤病员们躺在腐烂的稻草上忍饥挨饿，无人护理。迫不得已，他们只能以皮革制品甚至是人肉为食。于是，以斑疹伤寒为首的各种疾病，逐渐传播到周边国家所有的城市和村庄。12月，各地的患者都被转移到了维尔纳，使这个地方的患者人数上升至两万五千人。到了1813年6月末，这些人中只有三千人幸存了下来。从俄国撤回来的剩余士兵，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染上了斑疹伤寒。

基尔霍夫在书中对他的伟大领袖的战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拿破仑占领波兰后有所收敛，致力于包括疾病防控在内的重组，那么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成功，拿破仑的强权也会永久地建立起来。

关于拿破仑的天才的最好证明，是他在这次惨败之后，于813年东山再起，重新召集了一支五十万人的新军。由于缺少成年兵源，这支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娃娃兵，于是对流行病的抵抗力也就更弱。由于在包岑（Bautzen）、德累斯顿（Dresden）以及卡尔斯巴德（Karlsbad）的几场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有所折损，加上感染疾病者不少，在与盟军于莱比锡（Leipzig）相遇时，拿破仑新招募的大军已经只剩下十七万多人了，而盟军的军队尚有二十万人。^[1]拿破仑在欧洲的霸业究竟是毁于流行病之手，还是败于对手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有待人们进一步考证。

就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而言，从传染病方面来推断战争的结果颇有难度，因为战争的双方都受到了霍乱、斑疹伤寒、痢疾以及其他军中流行病的影响。然而，这场战争对本书讨论的主题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精确记载，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与武装冲突相比，流行病的破坏力要大得多。关于战时军队中暴发的流行病，我们可以从嘉可（Jacquot）和阿曼德（Armand）的记载中获得确切的信息。他们记载的斑疹伤寒分别暴发于1854年12月和1855年12月。该疾病首先出现在俄国人中，接着攻击了英国人和法国人，随后进入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登上了舰艇和商船，进而扩散到了整个俄国和奥斯曼帝国。1855年，在阿尔玛（Alma）战役之后，一场严重的霍乱疫情暴发，并一直持续到1856年4月。在各种疾病最为猖狂的时候，仅仅四个月时间，四万八千名士兵就不得不因病退出了军队，相当于每个月有一万两千人因病退出战争。据阿曼德所说，法国派出了三十万九千人向东挺进，其中二十万人因病住院。在住院的伤员中，因战斗受伤的只有五万人，而因病住院的却高达十五万人。下面这张表格中的数据来自冯·林斯托的记载，该记载对1854年到1856年间各国士兵的伤病及死亡情况做了总结。

1 包括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等等。

【注释】

[1]根据冯·林斯托（Von Linstow）的记载，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只有十万零五千，而传染病造成的伤亡人数高达二十一万九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