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罗马帝国：一个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Chapter 7 Epidemics and the fall of Rome

①

一连串的流行病给一个国家造成的影响，并不能仅仅以死亡率来衡量。当传染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之后，传染病的二次效应远比大量人口的减少更为深远且更具破坏性。在神秘的灾难面前，恐惧伴随着绝望而来。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掌握的知识已经缓和了传染病的二次效应所带来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细菌学形成了一种事态，可能会对未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现代科学，人们将部分传染病从无法控制的原始状态，转变为相对温和的可控状态；将部分疾病局限在有限的地域范围之内。即使是一些仍在肆虐的疾病，也受到了遏制，从而无法全面暴发，避免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尽管一些传染病，如流感、小儿麻痹症以及脑炎等，人类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控方法，但他们可以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适当的策略，有条不紊地予以应对。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中恐惧的阴霾并未消散，但至少不会感到恐慌，甚至引发动乱，而恐慌和动乱给古代和中世纪社会造成的破坏，不亚于传染病所造成的实际的死亡。

在早先的时代，瘟疫是神秘的访客。它们是从无处不在的黑暗之处，迸发出来的更高权力的暴怒之音；它们冰冷无情、阴森可怖，让人无处可逃。由于恐惧和无知，人类竟做出了一些雪上加霜的事情，从而大大提高了死亡率。为了生存，他们从城镇和村庄夺路而逃，却不知死亡早已神秘地跟上了他们的脚步。恐慌使社会和道德陷入了无序的状态；农田无人耕作，食品供不应求；饥荒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流离失所，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导致了国内战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催生了狂热的宗教运动，从而在精神和政治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变革。

罗马政权的解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造成其瓦解的原因也比较复杂。虽然在公元423年罗马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去世时，只有不列颠正式摆脱了罗马帝国的控制，但罗马帝国最后的分裂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早在这之前，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的法令，使各省的居民享有了同罗马市民一样的地位，但实际上，罗马帝国的骑士与尼科美迪亚（Nicomedia）的屠夫没有任何可比之处，就如同波士顿或纽约的共和党银行家，与俄克拉荷马州的民主党农民一样，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庞大的官僚机构吞噬着政府，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周边的野蛮人已经在帝国境内定居——从现代的意义上说^[1]，所谓的野蛮人，也就是移民。每逢农业歉收，这些野蛮人就率军向罗马挺进，以此表达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安置在多瑙河以南的西哥特人（Visigoths），在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于396年向罗马发动了攻击。若不是最终罗马帝国向其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这支军队恐怕会攻占罗马。405年，汪达尔人（Vandals）和苏维汇人（Suebi）占领了西班牙，继而进入了非洲，建立了类似美国中西部一样的区域里。在这片区域里，他们可以通过控制粮食的供给，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

关于罗马帝国的瓦解，任何一个可能的角度，人们都已经分析过了，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古代文明的消亡更称得上是巨大的历史谜团了。何况罗马帝国的消亡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在数百年野蛮人的黑暗统治之下，竟然没有一丝火花闪耀。^[2]根据各自的口味，历史学家们已经就罗马帝国瓦解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蒙森（Mommsen）、吉本（Gibbon）和费列罗（Ferrero）从各自的重点出发，从政治、宗教和社会学的角度，就罗马帝国的瓦解进行了推演。费列罗重点强调，“由于后期的罗马帝国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两个根本不同的政体方面进行了妥协，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国内战争”；另一些人则试图从农业歉收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的瓦解；还有一些人将罗马帝国的消亡与令人胆寒的传染病——疟疾的影响联系起来，认为疟疾的肆虐加速了耕地的废弃（罗斯）。帕雷托（Pareto）在《普通社会学》（Traité de Sociologie Générale）第二卷第十三章“历史上的社会平衡”中似乎提供了最理性的分析。他综合了许多复杂的因素，认为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即便是帕雷托，也没能将在罗马帝国政治上最为风雨飘摇的时期，一次又一次横扫罗马帝国的灾难性的流行病考虑进来。这些流行病即使没有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必然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帕雷托警示过我们，“不要将简单的情况考虑得过于复杂”，因此，我们并不想犯那样的错误；我们也不想走向片面的极端，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仅仅是由传染病所致。我们相信，如果以罗马帝国建立的那一年至野蛮人最终胜利的那一年为时间段，对暴发于罗马帝国和亚洲的瘟疫的频率、范围以及严重程度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查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人都会相信，若想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进行分析，这些传染病灾难必须考虑在内。事实上，在将当时的情况考虑在内以后，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完全缺乏现代卫生知识的条件下，要想永恒地维持一个如罗马帝国般规模和类型的政治及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大量的人口聚集于城市之中，与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和东方的自由往来，规模庞大且永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大规模的军队穿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上述这些全部都是传染病^[3]暴发的必要条件。针对这些疾病的暴发，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即便如此，在缓慢扩散的时候，它们往往会变得更加强悍，在免疫力下降的新一代人群中作威作福，从而使自己的火焰再度燃烧起来，制造另一个恐怖时期。一旦一个国家不再以农业为主，卫生知识就成为维持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知识。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死于565年。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于800年加冕。在600年至800年期间，意大利是外来野蛮人的战场，野蛮人为了争夺战利品而来。古代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罗马帝国最后的防御力量彻底崩溃的时间，是以查士丁尼命名的大瘟疫暴发之时。虽然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单独归因于这场瘟疫的暴发并非明智之举，但瘟疫作为原因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毫无争议的。

此外，在此之前的六百年历史中也存在数不胜数的例子，这些例子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罗马帝国的力量和世界政体的前进步伐，都被唯一一股力量——流行病所打断。在传染疾病面前，政治上的天赋和军事上的勇武毫无用处。在现代历史上，我们找不到类似的案例供我们做出结论，除了1917年到1923年间的俄国。那段时期的俄国，斑疹伤寒、霍乱、痢疾、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讨论。在那段时期，正是波兰和南部边境高度发达的卫生体系，阻止了疾病、苦难、饥荒向整个欧洲蔓延。这种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至少它具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在公元元年之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传染病的传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它如暴风雨一般，所到之处，万物惊慌失措。男人们被恐惧压弯了腰，放弃了他们的争斗、事业和雄心，直到这场暴风雨结束。

我们苦苦地在这一时期寻找斑疹伤寒存在的证据，但仍然徒劳无功。尽管如此，传染病在罗马帝国衰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那样的令人着迷，请读者原谅我在此处的稍许离题。

②

在1世纪的文献中，关于流行病的资料相对较少。公元前4年以后，也就是在罗马皇帝尼禄（Nero）统治时期，一场瘟疫暴发了。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将其描述为“极具破坏力”。然而，我们从他的记载中却找不到任何能够做出诊断的线索。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中，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肆虐横行，家家户户都堆满了尸体，大街上到处都是送葬的队伍，“无论是市民还是奴隶，都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很多人刚刚还在为逝者哀悼，转眼间自己也命归西天。他们和他们哀悼的人被抬到同一个火葬坛上”。至于这种疾病是不是只出现在意大利，我们不得而知。就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的各省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流行病，其中一种叫作“脾瘟”。由于脾瘟可以感染牛、马和人类，所以可能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炭疽热相似或相同。根据一些作家的记载，80年，正是这种疾病使匈奴人苦不堪言，当时三万匈奴人正带着四万马匹和十万头牛向西游牧。

在1世纪里，有记载的灾难包括地震、饥荒、火山爆发以及描述模糊的传染病。然而，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瘟疫首次暴发的可靠性记载，是一种被称为“安东尼纳斯瘟疫（Plague of Antoninus）”的疾病。165年，该疾病在东部作战的韦鲁斯（Verus）的军队中暴发。根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记载，最初的感染源于一座刚刚遭到士兵洗劫的寺院金库。当这些士兵返程之时，这种疾病就随之扩散开来了，并最终被带回了罗马。不久之后，这种传染病就从波斯扩散到了莱茵河沿岸，甚至蔓延到高卢（Gallic）和日耳曼部落。最终，这种传染病扩散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说，很多城市的情形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奥罗修斯（Orosius）说，意大利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城市遭到了遗弃，村庄被荒废了，灾难和混乱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进攻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的计划不得不被推迟。当双方的战争于169年再次爆发时，根据汉泽的记载，大量的日耳曼战士死在了战场上，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创伤，死亡是由瘟疫所致。马可·奥勒留本人也感染了这种疾病。因为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具有传染性，他拒绝与儿子见面。^[4]由于拒绝进食，病情日趋恶化，马可·奥勒留最终于患病后的第七天不治身亡。上述事情发生于180年，此时，盖伦的著作《论治疗的方法》（Methodus Medendi）已经完成。由此可见，欧洲的这场传染病持续了至少十四年。至于死亡的大概人数，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毋庸置疑的是，死亡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社会、政治和军事生活都陷入了混乱状态。此外，由于这场传染病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没有人敢去护理患病之人。以上信息都出自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记载。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80年的疫情仅仅消停了九年。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迪奥·卡修斯（Dio Cassius）的记载，在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统治时期，该传染病于189年再次暴发，“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为严重的一场疫情，通常在一天之内，罗马就有两千人因此而死去”。该传染病在后期的暴发似乎比初期的更加致命。

关于这种传染病的性质，我们无法断定。与以往一样，这场疫情不是由一种传染病所致，而是由几种不同的传染病在同一时期集中暴发所引发，其中最具致命性的一种，也就是此次疫情的“主犯”，则是天花或某种与之极为类似的疾病。事实上，安东尼纳斯瘟疫与雅典瘟疫非常相似。根据盖伦的记载，在大多数的病例中，患者在染病之初都有咽部发炎、发热以及腹泻的症状。大多数的患者会在患病后的第九天长出有时带有小脓疱，有时却干瘪的疹子。在准确理解描述这种皮疹特性的文字时，我们再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不过由于这种疾病所导致的突起皮疹通常表现为囊泡和脓疱，所以与雅典瘟疫相比，这种疾病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在掌握了一些证据之后，我们赞同汉泽的观点，认为这种流行病就是天花的一种，或是与现代形式的天花密切相关的一种疾病。从这种疾病在整个已知世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来看，更是印证了其是天花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这种持续了十多年的灾难，再加上内部矛盾以及与外围敌对野蛮人持续不断的征战，罗马帝国的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了。此时的罗马帝国，军事征战停止，城市人口减少，农业生产荒废，商业往来瘫痪。

如果不将军营中接二连三暴发的疾病对前线军队的困扰考虑在内，^[5]在罗马皇帝康茂德统治时期至250年期间，罗马帝国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重大疫情的侵扰。在这一期间，罗马帝国与入侵的野蛮人陷入了动荡不堪、与日俱增的斗争中。在哥特人于阿伯里图斯战役（Battle of Abritus）战胜了罗马皇帝德基乌斯（Decius）之后，野蛮人的威胁变得更为严重了。就在这时，一种传染病暴发了，圣·西普里安（Saint Cyprian）等人对该疾病进行了描述，因此后来人将这场疫情称为西普里安瘟疫。据说，该疾病与雅

典瘟疫一样，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后经埃及传到了欧洲。在该疾病肆虐的十五六年里，它从埃及传播到了苏格兰，覆盖了当时整个已知世界。它时而会销声匿迹几年，然后会在同一地区再次暴发。据塞卓纳斯（Cedrenus）所言，该疾病的传染性极强，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接触传染，还可以通过衣物等传染。对其暴发的突然和可怕的破坏性，尼撒的格里高利^[6]和尤西比乌斯（Eusebius）都留下了记载。256年，在本都王国（Pontus）一个城市的剧院里，由于观众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有所不敬，作为惩罚，这种疾病再次现身；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它造成的死亡率非常高。许多省份正在进行的战争，大大加快了该疾病传播的速度：日耳曼部落正在入侵高卢和近东地区；远东各省正在受到哥特人的攻击；里海东南部的古国帕提亚（Parthians）正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发起攻击。恐怖的氛围挥之不去，幽灵似乎就在各家各户的房顶上盘旋。圣·西普里安通过驱魔，使很多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在整个基督教早期，饥荒、地震以及瘟疫等自然灾难的发生，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改变信仰。另一个间接的影响是流行病导致了古典文明的毁灭。黑死病和天花并不亚于地震和火山爆发，它们为基督教带来了数目众多的信徒。

相比于雅典瘟疫，西普里安瘟疫的性质更难界定。汉泽认为黑死病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将此结论建立在季节因素的基础之上。然而，由于缺乏腺体肿胀和淋巴结炎的确切信息的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西普里安对这种疾病的症状的描述为：以眼睛红肿为开端，接着咽喉发炎，腹泻、呕吐不止。^[7]此外，他还提到了脚部的坏疽、下肢的瘫痪、失聪以及失明。然而，他并没有对皮疹进行描述。我们必须再次假定这场瘟疫是由多种疾病的同时流行所致，其中包括脑膜炎和急性细菌性痢疾。从当时的作家所观察到的症状来看，我们无法做出确切的诊断。

尚且不论这些症状究竟是由何种疾病造成的，西普里安瘟疫的破坏性如此巨大，对政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下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普里安瘟疫带来的恐慌是何其巨大：“人们蜂拥进入大城市；只有最近的田地得到了耕种，较远的田地已变得杂草丛生，变成了狩猎用的围场；耕地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人口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少量的耕地所产出的粮食就足够养活人们。”即使是在意大利的中心，大量的土地也被荒废了，沼泽湿地的范围大大扩大，侵蚀了伊特鲁利亚（Etruria）和拉丁姆（Latium）的海岸土地。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写道，人类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地球重新回到了一片荒漠和森林的状态中。^[8]

根据巴罗尼乌斯（Baronius）的记载，在西普里安瘟疫肆虐期间，基督教教徒穿黑色衣服悼念亡者的习俗开始形成。之前，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也曾采用过这一做法，在前任罗马皇帝图拉真的皇后普洛蒂娜（Plotina）归西后，他身穿黑色衣服达九天之久。

在西普里安瘟疫与下一次大规模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之间，一系列的灾难——地震、饥荒以及严重但相对小范围的传染病等接连发生。在一个大批军队不断调动、贸易往来频繁的庞大帝国里，这些灾难相对来说波及范围较小。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使大量的人口拥进狭小的区域，却没有任何必要的现代医学保障。

塞卓纳斯谈到过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统治时期暴发的一种瘟疫。尤西比乌斯后来也对该次疫情进行了描述，但他同时还提到了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就是脾瘟。脾瘟发作之时，患者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出现红肿和急性溃烂症状，多数患者甚至会出现失明症状。与此同时，大量家畜因此而死去。于是，疾病和饥荒一发不可收，一直持续到313年。

关于此后一段时期的情况，文字记载相对较少，尽管期间不乏疾病的肆虐。这段时期是欧洲民族迁徙最活跃的阶段。当时人流就好像波浪一般从东向西涌动，而这一事件的起因，则可能是由于匈奴被赶出了中国，继而游牧到了里海。后来可能是受到疾病^[9]的驱使，匈奴人不得已继续向西迁徙。他们遭遇的第一次冲突，是与黑海东北部的古代游牧民族阿兰尼人的冲突。最终，一部分阿兰尼人落荒而逃，还有一部分阿兰尼人则跟随匈奴人去攻打哥特人，后者只得从北方沿着河床向黑海迁移。被匈奴人和阿兰尼人驱赶出来的哥特人，只好逃进了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多瑙河沿岸定居下来。

到了406年，野蛮人部落——苏维汇人、阿兰尼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迁徙到了意大利和高卢，并穿越了比利牛斯山，来到了西班牙。根据伊达修斯（Idatius）的记载，这一时期充满了战争、饥荒和瘟疫。444年，不列颠群岛暴发了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这似乎也是历史上撒克逊人（Saxons）成功征服不列颠的原因之一。在《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10]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比德写道，走投无路的樊缇加（Voltiger）向撒克逊人首领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求助，“一场可怖的瘟疫降临在他们头上，数不胜数的人因此而殒命，以至于连掩埋死者尸体的人手都不够。他们绞尽脑汁寻找着出路，思考如何得到援手，以抵御北方民族的频繁侵扰——显然，他们的战斗力量已经被瘟疫大大削弱。449年，撒克逊人登陆不列颠，成为不列颠人的保护者”。因此，不需要太多的想象，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包括种族、风俗、建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流行病疫情决定的。

尤西比乌斯谈到一场于455年和456年，在罗马帝国各省和维也纳附近暴发的流行病疫情。该疾病的症状表现为：眼部发炎，全身皮肤红肿，第三天或第四天伴有严重的肺部症状——患者有时会死亡。要判断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它有可能就是链球菌感染，或是某种形式的猩红热，并伴有继发性链球菌肺炎。^[11]

根据巴罗尼乌斯的记载，467年，罗马暴发了一种导致不计其数的人死亡的传染病；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高卢各省也暴发了局部性的流行病；477年，当撒克逊国王奥多亚塞（Odoacer）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途经高卢西部的安茹（Anjou）时，一场严重的瘟疫在当地居民和入侵者之间暴发了。此后不久，非洲北部暴发的饥荒和瘟疫极大地削弱了汪达尔人的力量，因此他们在与伊斯兰教徒的战斗中彻底落败。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欧洲没有出现严重的疫情，但在526年，古叙利亚首都安提俄克（Antioch）爆发了一次大地震，致使数十万人遇难。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动摇古代文明根基、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查士丁尼瘟疫面前。关于此次瘟疫的具体情况，我们从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的著作中获知了一些细节。

6世纪是历史上罕见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在《查士丁尼大瘟疫》（Die Grosse Pest zur Zeit Justinians）一书中，赛贝尔（Seibel）对现有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后来大多数作者援引的权威之作。据他记载，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系列的地震、火山爆发、饥荒和瘟疫，给整个欧洲、近东以及亚洲带来了极大的恐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最具破坏性的非地震莫属；其次是火灾，526年，火灾毁灭了安提俄克，致使二十万到三十万当地居民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慌不择路地逃离了这座城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东部的其他城市以及欧洲多地也发生了地震。在所有的地震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克莱蒙特（Clermont）。此后，该地又暴发了一系列的洪灾和饥荒，可谓雪上加霜。伴随这些灾难而来的贫困、流离失所、农业混乱和饥荒，肯定为瘟疫的暴发和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代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潮汐、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也同样会带来类似的浩劫。(www.xing528.com)

查士丁尼瘟疫起源于埃及的贝鲁西亚（Pelusium）附近。关于其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说法含糊不清；似乎有一种源于古代的传统猜测，认为瘟疫通常起源于埃塞俄比亚。普罗柯比如是写道：

540年，一场瘟疫暴发了。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属于何种人种以及处于何种季节，它都使你无处遁形。它所向披靡，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不论男女老少，它都毫不留情。它起源于埃及的贝鲁西亚附近；接着传播到了亚历山大港，进而覆盖了埃及全境；然后扩散到巴勒斯坦，并从此地蔓延至整个世界；不论什么地方或什么季节，都无法阻挡其扩散的势头。无论你在天涯海角，都无法逃脱它的魔爪。如果它暂时还没在某个地区现身，早晚也会在那里出现，而不是去攻击早先已经深受其苦的人们；只有在夺走了相当数量的生命后，它才会意犹未尽地离开。它似乎总是从沿海区域向内陆传播，继而更进一步地向内陆深处扩散。

第二年春天，它来到了古罗马城市拜占庭（Byzantium）。很多人看到了化为人形的鬼影，遇到这些鬼影的人会遭到鬼影的重击，从而感染上这种疾病。其他人则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但鬼影并不因此放过他们，而是出现在他们的睡梦中，或者让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们死神即将降临。^[12]

由于普罗柯比对瘟疫暴发的原因深信不疑，所以他的记述反映出当时人们内心深处的绝望和恐慌。于是，绝望和恐慌同瘟疫一起四处扩散。

四个月以来，这场瘟疫一直停留在拜占庭。起初，很少有人因此死亡，后来死亡人数渐渐多起来，先是一天五千人死去，继而是一天一万人死去。“最后，连挖墓者都所剩无几了，人们只得将城堡的塔顶拆下来，然后在里面堆满尸体，最后再用别的东西代替原来的塔顶。”有些尸体则被装上船，最后被扔进了海里。“这次瘟疫结束之后，颓废与淫靡之风盛行，好像躲过这一劫难的全是邪恶之人。”

普罗柯比用了大量的篇幅对这次疫情进行了描述，他的记载也成了我们对该疾病做出诊断的唯一线索：

被感染的患者会突然间发热：一些人是在睡觉时发作，而另一些人则是在白天从事各项工作的时候发作。从清晨到夜晚，这种发热显得如此轻微，以至于患者本人和医生都没把它放在心上，也没有人将它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很多人在发病的第一天就死去了，其余的也熬不过几天。有些人的腹股沟处和腋窝下会出现一个肿块，有些人的肿块则出现在耳后或是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

截至目前，这种疾病在每个人身上发作的症状大致相同，但到了后期，患者的症状表现却变得因人而异。有些人陷入了深度昏迷，有些人则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症状。那些既没有陷入昏迷，也没有出现精神错乱症状的人，他们身体上肿胀的部位则会变成坏疽，他们最终会死于无法忍受的痛苦。由于没有任何医生或个人由于接触患者或死者而被感染；而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是，那些护理患者或是掩埋过死者的人，仍然安然无恙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所以人们确定该疾病不会通过接触传染。一些医生因为对这种疾病不熟悉，认为腹股沟淋巴结炎是罪魁祸首，于是他们检查了死者的尸体，切开了腹股沟区，发现很多地方都长有脓疱。

有些患者很快就死去了；有些则能勉强存活数日；有些人的身体上会长出扁豆般大小的黑色水疱。那些没有活到第二天的患者一般会很快死去，许多人会大口吐血而亡。医生们无法区分病例的轻重缓急，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方法。

558年，阿加斯（Agathius）再次描述了拜占庭暴发的同一种传染病，也提到了腹股沟淋巴结炎以及患者会在第五天突然死亡的现象。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是这种疾病袭击的目标，但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病身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种流行病展现了现代流行病学经常提到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疾病暴发的初期，患病的人数和死亡率均相对较低，但随着传染病传播速度的加快，情况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不容置疑，查士丁尼瘟疫主要是一种黑死病，但在很多病例中，黑色水疱的常态出现，表明一种严重的天花也是其中的罪魁祸首。无论查士丁尼瘟疫究竟是由何种流行病引起的，因为它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疫情又如此严重，以至于像汉泽一样的评论家认为它对东罗马帝国的衰亡施加了一定的影响，而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在六十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这场瘟疫摧毁了。城市和村庄遭到遗弃，农业生产停滞。受感染地区的饥荒、恐慌以及人口的大量流失，使整个罗马帝国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在谈及这场瘟疫时，吉本说：“在这场大灾难中，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死亡人数。我只知道，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亡；东部的很多城市都成了空城；在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庄稼和葡萄枯萎在田间而无人打理。战争、瘟疫和饥荒的三重蹂躏，使查士丁尼治下的百姓苦不堪言，而查士丁尼的统治，也因人口数量的骤降而饱受诟病。”

对于自己所描述的大多数事件，普罗柯比本人就是见证者。在东罗马帝国将军贝里萨留斯（Belisarius）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普罗柯比跟随在将军左右，因此他占据了有利的条件，能够洞悉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人们可以推测，他关于那段时期动荡局势——战争、政治腐败以及瘟疫——的描述，并没有过分夸大。由于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规模更大、波及范围更广且更具破坏性的战争，也因为我们今天的政治腐败与任何历史时期相比都同样的普遍和根深蒂固，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正是由于我们拥有了较强的疾病防控能力，才使现代世界没有像查士丁尼的罗马帝国那样崩溃。

在通过普罗柯比的视角研究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十分生动的画面，画面显示三个元素（战争、政治腐败和瘟疫）是如何彼此协作，摧毁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为了恢复罗马帝国的昔日实力，查士丁尼做了最后的努力。在世界各个分散的区域，他与波斯人、非洲的汪达尔人以及意大利的哥特人开战，向四面八方的前线增派军队。这些做法耗尽了政府的全部力量。在各个地方，罗马的防御体系被实力不断增长的野蛮人所突破。此时，这些野蛮人已经从他们先前的主子那里学会了战争和组织的艺术。内部叛乱，如532年的拜占庭内乱威胁着后方。背叛和贪污削弱了元老院的行政权力。在这些几乎完全无法克服的困难之上，还加上了瘟疫——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一次又一次暴发，几乎持续了六十年——造成了死亡、恐怖和混乱。

这场瘟疫一直持续到590年，或是更晚一些。568年至570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伦巴第人（Lombards）征服了。正如一名叫作库尼蒙德（Cunimund）的野蛮人所言，“伦巴第人的身材和气味，同萨尔马提亚（Sarmatian）平原上的母马一样”。罗马帝国昔日的强权、威仪以及执政理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注释】

[1]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我们需提及这一事实：对罗马霸权的最终争夺，是在汪达尔人的国王盖塞里克（Genseric）和苏维汇人里西梅尔（Ricimer）之间进行的，就如同奥·布赖恩（O’Brien）先生与拉·瓜尔迪亚（La Guardia）先生在纽约的政治角逐一样。

[2]《中世纪》（Le Moyen Age）一书的第一章对每一处消失的古代文明遗迹都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3]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1917年的兵营和军队的卫生情况充分表明了今天的战争同以往的征战没有什么不同，百分之七十五是卫生问题，而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才是军事问题。如果战争双方的其他方面基本势均力敌，那么卫生方面做得最好的一方将会赢得战争的胜利。聪明的将军会采纳技师和卫生顾问的建议。卫生问题之所以在战争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只是因为双方的军事指挥官太过于志存高远，所以未能注意到各自的军队由于受到同一种传染病的侵袭而无法进行调动。
有时候，医学也会对重要战争施以间接影响。毋庸置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士兵之所以勇猛无畏，是因为他们知道前面不过只有德国人，但在自己的身后，却集合着大量的美国医生，他们正卷起衣袖，挥汗如雨地工作着。

[4]许多个世纪以来，历史的变迁、文明的更替、宗教信仰以及各种风俗习惯都无法改变的唯一东西，便是亲情的生物学法则。

[5]大约是375年，罗马作家韦格蒂乌斯（Vegetius）在写给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的《兵法简述》（De Re Militari）中，谈及了罗马军队中暴发传染病的频繁程度，“军队绝不可饮用不洁净的水，因其与毒药无异，凡是饮用之人，都有可能遭到感染”。此外，在该著作的最后一章，他提到以下内容：“在夏秋季节，如果一支军队在一个地点驻扎时间过长，那么那里的水源就会遭到污染，饮用这种水会有碍健康，空气也会遭到污染，这样，传染病就会应运而生，而应对之法唯有频繁地改变军队的驻地。”

[6]根据尼撒的格里高利的记载，在格里高利·托马斯格斯（Gregorius Thaumaturgus）的有生之年也暴发了同样的瘟疫。在格里高利三世（Gregorius Ⅲ）的描述中，该疾病的症状如下：“一旦疾病袭击了一个人，它就会迅速扩展至患者全身。高烧和干渴迫使患者寻找泉水或井水，但水对患者来说是无用的。这种疾病具有极强的致命性，死的人比活下来的人多，以至于没有足够的劳力掩埋死者。”

[7]西普里安主教在其著作《死亡论》（De Mortalitate）中描述道：“腹泻使得身体虚弱无力；骨髓中仿佛孕育着火焰，进而发酵成为咽喉部的炎症；不断的呕吐使肠道翻江倒海；眼部像是着了火一样呈现出血红色；有时，脚部或肢体的其他部位由于受到了这种疾病的感染，而不得不进行截肢，从而导致了肢体的腐烂。”

[8]在研究历史的长周期波动时，我们明白评判关乎人类命运的政治、社会以及其他变革，必须将考察时间建立在两到三个世纪以上的周期之上。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们只能对自己所处的小段历史曲线进行评估，而无法把眼光放长远，除非我们经过训练，能够回头看到这条曲线的起点，也就是至少1两三百年前。罗斯福先生和他的智囊团成员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9]施努莱尔如是认为。

[10]比德（Beda），《全集》（Opera Omnia）。

[11]1917年，美国军队的一处营地里暴发过一场溶血性链球菌肺炎疫情。

[12]《波斯战记》，第二十二章（De Bello Persico，Chap. ⅩⅩ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