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早期的传染病：现象和困难

Chapter 6 The epidemic diseases

①

细菌性疾病从很早以前便向更高级形式的生命发起了攻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维也纳博物馆陈列着的史前狗熊遗骸，其牙齿和下颌有明显的大脓肿迹象。里森纳（Reasoner）从古生物学文献中搜集了史前动物遗骸上存在细菌的大量描述。他提到一种存在于二叠纪的爬行动物——异齿龙，据吉尔摩（Gilmore）的描述，有证据表明这头异齿龙患有慢性骨髓炎；而奥尔（Auer）对一头侏罗纪时期鳄鱼的描述，表明这头鳄鱼存在骨盆感染的迹象：感染还转移到了股骨、骶椎以及上颚处。雷诺（Renault）和穆迪（Moody）在数不胜数的化石中，发现了龋齿和风湿性关节炎的迹象。在化石遗骸中，骨坏死和随之而来的骨质增生也是十分常见的。

尽管雷蒙德（Raymond）在于法国发现的一具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骨骼上，发现了变形性脊柱炎和膝关节关节炎的迹象，但就细菌对人类的攻击而言，我们对原始人情况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少量古代的化石并不能解答人们心中的疑问。人类拥有的古生物学文献过于贫乏，无法为这一问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尽管如此，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早在数百万年前，细菌就具有造成感染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在人类存在的最初阶段，传染病就已然是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一团阴霾。在人类开始对历史进行记录的最早时期，许多传染病就已经存在了。在那时，虽然人们做出诊断非常困难，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在耶稣基督诞生几千年前，传染病就已经流行了。

根据古代医学文献对各种传染病做出诊断存在诸多困难，因为在确定描述性词语的含义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除非这些词语在多部不同的文献中均有提及。想得到针对皮疹性质的精确描述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难知道古代文献中的词语究竟应该翻译成什么才是准确的，是凸起的表面、囊泡、脓疱，还是溃疡？

就流行病的性质而言，西方研究者很少能够从中国的文献中获取有用的描述性记载。天花和一些疹病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后来经过波斯和北非传入欧洲。然而，正如怀斯（Wise）和摩尔（Moore）所言，我们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摩尔以古老的中国医学论著为依据，认为公元前1122年到公元前249年间，天花在中国广为流行。1871年，史密斯（Smith）在《医学时报》（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援引证据表明天花由印度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公元前200年的汉代。^[1]

在古代印度的著作中，如在《阿育韦达》（Ayur-Veda）（成书时间不确定，但肯定是在公元前200年以前，部分著作可能成书于公元前900年）和妙闻（Susruta）的著作中，都有类似破伤风和舞蹈病的记述。各种各样的发热病症均已为人们所熟知，其中一些毫无疑问是疟疾，另一些可能是炎症性风湿病或麻风病，麻风病在印度被称为“库斯塔（Kushta）”。一种肠道类型的疾病被准确地翻译为霍乱，这种疾病也已为人们所熟知。汉泽对怀斯的翻译资料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卡他性黄疸、淋病以及疑似肺结核存在的证据。特别有趣的是，妙闻的著作中有对生殖器溃烂的描述，对此，汉泽认为这种病症可能就是梅毒。

关于古代埃及存在的传染病，我们从《爱柏氏纸草纪事》（Papyrus Ebers）中得到了大量信息。该书大约创作于公元前1700年，其中提到的传染病包括埃及人称为“毛乌（Hmaou）”、类似于丹毒的病症，还有肠道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的眼炎。对于毛乌的治疗，埃及人主要是用驴粪。通过对木乃伊的检查，马克·鲁费尔（Marc Ruffer）爵士、艾吕特·史密斯（Eliot Smith）博士和伍德·琼斯（Wood Jones）博士发现了波特氏病（Pott’s disease）存在的证据。他们还在一具公元前1200年的木乃伊的皮肤上发现了类似天花症状的斑点。在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的脸部和身体上，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斑点。在拉美西斯五世（Rameses Ⅴ）的腹股沟周围的普帕尔氏韧带的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块三角形的溃烂区，这表明拉美西斯五世可能患过腺鼠疫或国王病软下疳。在一些更为古老的木乃伊身上，由于木乃伊的腹部脏器并未被移除，鲁费尔爵士发现了肿大的脾脏，这可能意味着死者生前患有疟疾。^[2]

对于《旧约》（Old Testament）中提到的疾病，加里森（Garrison）在他的《医药史》（History of Medicine）中进行了总结，它们包括：淋病、麻风病以及疑似牛皮癣的疾病；《旧约·撒母耳记》（Samuel）提到了腹股沟腺肿大，表明可能存在鼠疫。《塔木德》提到了一种肺部的症状，与肺结核病症极为相似；此外，它还提到了一种肾脏脓肿的症状以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感染。

耶和华似乎对可怜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较为苛刻。《旧约·撒母耳记》描述过一场战争，其中非利士人战胜了犹太人，在看起来似乎十分公平的战斗中，非利士人杀死了三万犹太战士。非利士人能够取胜的原因之一，在于希伯来军队的士兵临阵脱逃，藏到了他们的帐篷里。于是，征服者将上帝的约柜搬进了供奉己方神灵的房子里。非利士人的神灵叫作大衮（Dagon），形似半人半鱼。自此之后，大衮便再无宁日。希伯来人的上帝向大衮发起了攻击，砍掉了他的双手，将他扔下神坛，使他的脸部重重地撞到地面。这使得以色列港口阿什杜德（Ashdod）的非利士人惊恐不已，于是他们将约柜送回了迦特（Gath）。“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emerod）”“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只有上帝知道“痔”为何物；实际上，它是一种痔疮（hemorrhoid）。这两个令人不快的词的词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非利士人，也不太可能因染上痔疮而一命呜呼。“痔”这个单词，意思是肿胀或圆形的隆起之处。在其著作《圣经字典》（Dictionary of the Bible）中，黑斯廷斯（Hastings）并不认为所谓的“痔”就是我们所说的“痔疮”，他认为是黑死病。因此，他认同“痔”是指私处部位的肿胀，但对于肿胀部位是在身体的前部还是后部，他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无法对此做出精确的诊断，但由于这些圆形的肿胀具有流行性传播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所以它有可能是鼠疫。^[3]

在大卫统治的时代，以色列暴发了一场严重的瘟疫，七万人因此猝死，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一天之内一命呜呼的。关于这场疾病的性质，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约瑟夫斯（Josephus）在《希伯来书》（Hebrews）中提到的古代疾病，没有一种疾病配有足够的细节描述，以支撑一个合理的诊断性猜测。在埃及人所遭遇的灾难中，有一种疾病与水的污染有关，这种疾病给埃及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另一种疾病是因无以计数的虱子从死者的尸体中爬出而引发的（由于很多人死亡，所以埃及暴发了一种由虱子传播、与斑疹伤寒类似的疾病，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尚不存在关于斑疹伤寒的任何记载）；第三种疾病是当时极具致命性的一种传染病——疖病。

从《圣经》描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的公平竞争中，希伯来人总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其他人看来，希伯来人的上帝偏袒希伯来人且冷酷无情。我们想知道这是否为“种族主义作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观点提供了辩解的理由，因为他完全以宗教间的冲突为基础来解释种族冲突。由于犹太人的教义在古代被广泛传播，如果人们相信上帝会对所有反对犹太人的人进行残忍报复，那么非犹太人的仇恨和敌意就很容易理解了。

②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发生在古希腊时代之前的传染病的解读，人们多半是靠猜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到了大量准确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这些疾病的症状和临床表现形成一些合理的认知。在希波克拉底之前，虽然也存在不少医学信息，但我们感兴趣的、涉及流行病的内容还是较为少见。塞萨利（Thessalian）国王、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医术之神）基本上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当时的一些传染病知识在他后来的追随者中广泛传播，很明显这些追随者来自建有其神庙的个别地方，这些地方比如提洛岛的法律规定，严禁人们将死去的人埋葬在神庙附近。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到过一种可能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据说恩培多克勒斯（Empedocles）通过将一座山的缝隙封住，从而控制住了河水中的瘴气。此外，德谟克利特还相信，传染病之所以在人类中肆虐，是因为天体毁灭，灰渣坠落到了地球上。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尔克迈翁（Alcmaeon）利用大火，在雅典阻止了一场瘟疫的暴发。然而，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是希腊人也没有留存古代诊断结论的资料。

希波克拉底或许并不是古代第一位伟大的医生。实际上，古代埃及很可能出现过很多医术精湛、天赋异禀的医生。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言，古代埃及医生的医术甚至比当代医生的更为高超，因为当代医生通常只研究身体上的一个器官，而古代埃及的医生既是牙医，又是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然而，就我们从希波克拉底那里获得的记录和著作而言——这些记录和著作显示了一种处理医学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完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处理方法——希波克拉底不愧为第一位伟大的医生。实际上，他在《传染病》（Epidemion）一书中对各个病例的描述是如此的精确，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的临床医学史中得出比他当时的诊断更为准确的结论。

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曾使希腊人痛苦不已。希腊人习惯在户外生活，气候条件良好，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所以早期暴发于希腊的传染病并未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在荷马时代的希腊军队之中，在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早期战斗中以及在波斯战争中，历史学家关于流行病的描述之少，实在令医学读者震惊。当时的军队士兵众多，移动速度通常很快，军队中一定暴发过某种疫情，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曾提及任何一场由于传染病造成的影响广泛、死亡率极高的疫情。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暴发的疫情都被人们解读成了神的愤怒，而不是传染病的暴发。

在希波克拉底的记录里，我们发现了暴发于希腊萨索斯岛（Thasos）的传染病，症状为眼部红肿——极有可能是传染性角膜炎；腹泻，伴有发热、下坠感、水样便、呕吐、出汗等症状——可能就是细菌性痢疾；主要出现于秋天和早冬的持续性发热，很明显是三日疟、间日疟以及夏秋疟等造成的；还有长达二十四天以上的发热，伴有腮腺非化脓性肿胀，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认定为伤寒发热症；至于另一种发热，鉴于其在古希腊暴发的特征，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马耳他热；有一种疾病，我们可以将它确定为流行性腮腺炎——温和的发热，不会造成死亡，但会出现双侧腮腺肿胀、干咳以及偶尔的睾丸肿胀的症状；如果出现咽喉痛、咳嗽、发热以及精神错乱的症状，那么那种疾病要么是猩红热，要么是白喉。

在《传染病》一书中，希波克拉底记载了大量的病例，这些记载如同现代的记载一样详尽，我们据此可以做出诊断。对于许多病例，希波克拉底的观察是如此的精确，以至于我们利用现代知识，就可以弄明白某种感染的准确类型——在很多情况下，个例病症一定是由一种微生物造成的。关于许多非外科疾病的研究，希波克拉底所取得的成就，与现代的医生和家庭医学顾问一样出色，后者受到保守的同时代人的尊敬，且他们通过为医学的枪膛填装火药，将我们的行业从所有新式实验室中解放出来。^[4]

以下内容来自希波克拉底的记载。海洛冯恩托斯出现了急性发热，伴有排泄物呈胆汁色液体状、下坠感、腹部压痛等症状；到了第五天，他开始精神错乱，并浑身出汗，排泄物继续呈液体状；到了第九天，他出现了大量出汗的情况；过了七天以后，这种情况又一次发作。海洛冯恩托斯一定是患上了急性细菌性痢疾、斑疹伤寒、副伤寒或者霍乱这几种疾病中的一种。鉴于他的病情只是个例，所以可以排除是霍乱的可能性。

和现在一样，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在过去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可怕。菲利努斯和多玛德斯的妻子，都是死于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产后脓毒血症的疾病。

伊普科拉底的妻子在分娩前两天咽喉痛，并伴有高烧不退的症状，一直持续了二十一天，八十天之后症状才彻底消除。她得的可能是伤寒发热症，或是亚急性链球菌感染。

希腊萨索斯岛的克里东突然感到大脚趾疼痛，接着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发热和精神错乱的症状；第二天，他的脚出现了红肿，并伴有小黑斑，腿也开始肿胀；两天之内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毫无疑问，他死于致命性链球菌感染，很可能是由于嵌甲引起的。

一名有三个月身孕的妇女突然感到背部疼痛，接着很快开始发热、头痛、脖子和右手痛，并失去了语言能力。到了第五天，该妇女出现了精神错乱、右上肢瘫痪的症状。记载中虽然没有提及患者在十四天后痊愈，仍有部分肢体瘫痪的症状，但从整个病症的临床表现来看，该妇女得的应该是急性脊髓灰质炎，或者是一种新型疾病——流行性脑炎。

一位无名士死于一种病症，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得的病不是急性阑尾炎，就是胆囊炎。在饱餐后的一个午夜，他突然开始呕吐、发热，并出现右胁下痛的症状；这些症状一直持续着，且经常腹痛；到了第十一天，他便离世了。因为没有一点黄疸病的征兆，所以我们认为他患的是阑尾炎。有趣的是，希波克拉底对病人所做的身体检查是那么的详细。他写道，在首次检查病人的身体时，他并未发现腹部僵硬的症状。因此，这种症状一定是后来才出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即使伟大且细心如希波克拉底，也有百密而一疏的时候。(www.xing528.com)

书中还有关于痈、丹毒、疑似白喉、各种形式的瘫痪的描述；由于存在腹股沟淋巴结炎，因而疑似为鼠疫^[5]病症的描述；^[6]此外，还有肺炎、胸膜炎以及类似肺结核的慢性肺部疾病的病症描述。风湿热这一疾病在当时似乎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但是相关的描述确实较为模糊。

之所以要仔细考察希波克拉底的临床医学史，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斑疹伤寒存在于人类早期的证据。奥扎拉姆等人声称，希波克拉底曾经记载过斑疹伤寒，因为在《传染病》第一卷中，其所描述的第二例病人就是很好的证据。这位病人的名字叫作西勒诺斯，他由于疲劳和过度饮酒及锻炼而染上了一种发热病。刚开始时，他感到背部、头部和颈部疼痛。数天之后，他开始发热，并出现了一些肠道症状，腹部还有压迫感，且伴有失眠和精神错乱的症状。虽然数种类型的传染病都会出现上述类似的症状，但西勒诺斯得的病与斑疹伤寒的症状更为相似。到了第七天和第八天，他身上突然长出许多红色的球形斑点，并持续不退，也不发生化脓。第十一天，他离开了人世。在西勒诺斯的病例中，头痛、盗汗、精神错乱、出疹等症状以及疾病的发作和持续时间，都符合严重的斑疹伤寒的情况。我们对于该疾病的诊断，主要取决于皮疹的特性，而对皮疹特性的了解则取决于描述其特性的文字的准确意义。关于该疾病的一项重要描述，希波克拉底用了“Iovθol”一词，法尔（Farr）将其翻译为“样似囊泡”，而默西（Mercy）则将之翻译为“类似静脉曲张”。我们的同事古利克教授说：“我在希波克拉底的作品中找不到‘Iovθol’一词的其他出处，因此不能确定其含义。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意为发根的Iovθol，可以指有脓液的疹子，也可以指无脓液的疹子；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对疹子为什么大多长在脸部发出质疑，认为它们与长在舌头上的肿块儿非常相似。盖伦（Galen）说疖子与Iovθol一样，是由皮肤潮湿引起的，它们或硬或糙或红肿发炎，如果红肿发炎的话，发热的症状随之而来。接下来，盖伦就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开出了几个处方。”因此，将该病例看作是斑疹伤寒的一个实例，不过是纯粹的猜测而已。鉴于并没有与之相似的病例被提及，我们认为这个猜测多半是站不住脚的。

奥扎拉姆认为克拉索门尼亚的病例毫无疑问属于斑疹伤寒，而如果我们对该病例进行详细考察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更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寒。

因此，在希波克拉底的所有记载中，没有一处描述可以被确定无疑地认为是斑疹伤寒。如果你去查找其他可能描述过这一疾病的古典作家的记载，你会发现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与希波克拉底同时代的欧瑞丰（Euryphon）是奈达斯学校的医师，他对某种疾病的描述经常被其他人引用，以支持古代存在斑疹伤寒的观点。盖伦说：“欧瑞丰将这样的发热命名为‘青黑’，并说它周期性发作于头部，并伴有剧烈腹痛，病情严重的病人甚至呕吐胆汁；当疼痛折磨病人的时候，医生很难做出诊断；病人的腹部变得干瘪，全身的皮肤都呈青黑色，嘴唇的颜色就好像刚吃过桑葚一样，白眼球也变成青黑色，病人看起来就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一样；当这些症状有所缓和的时候，病人的病症往往会呈现出新的变化。”显然，这种疾病也不是斑疹伤寒，以上描述倒像是对严重霍乱发作的生动写照。

③

最早有记录、通常被认为是斑疹伤寒暴发的流行病，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s）中暴发的雅典瘟疫。关于这场疫情，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的第二部中进行了描述。

在根据古代的病情描述对流行病做出诊断，且对同时发生的疾病无法做出区分时，我们需要知道，当任何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时，尽管绝大多数的病例代表着同一个类型的传染病，但与其同时暴发的，通常还有其他形式的传染病。因为有利于一种传染介质传播的环境，通常也会为其他传染介质的传播创造有利的条件，只有一种传染病尽情肆虐的情况极为罕见。修昔底德之所以没能做出准确诊断，可能是因为在雅典暴发严重瘟疫的同时，还有数种流行病也在肆虐。当时的环境正是如此。在公元前430年的初夏，希腊的阿提卡（Attica）驻扎着大规模的军队。这个国家的民众蜂拥进入雅典，于是这个城市开始变得拥挤不堪。这场流行病似乎起源于埃塞俄比亚，接着横扫埃及和利比亚，并最终来到了希腊东南部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Piraeus）。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播开来，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病魔缠身。患者最初的症状表现为剧烈的头痛和眼部红肿，随后会出现舌头和咽部发炎的症状，并伴有打喷嚏、声音嘶哑和咳嗽。不久之后，患者的胃部剧烈疼痛，并伴有呕吐、腹泻和干渴的症状。与之相伴发生的，通常还有精神错乱。一般在第七天到第九天之间，患者就会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通常身体极度虚弱，伴有持续腹泻，并无法痊愈。当患者发高烧的时候，其全身会出现红色的斑点，其中部分斑点会发生溃烂。重症患者痊愈后，他们通常会在康复期出现手指、脚趾或生殖器坏死的症状。有些人甚至会失明，还有很多人会完全丧失记忆力。那些痊愈了的人，从此便具有了免疫力，因此他们可以照顾病人而不会让疾病对自己构成威胁。那些未完全免疫的人，不会再次感染并因此而死亡。修昔底德就曾经感染过这种疾病。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冬季来临时，这种疾病再次现身，并极大地削弱了雅典的力量。

无论雅典的瘟疫属于哪一种流行病，它都给历史事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雅典军队为什么会遵照伯里克利（Pericles）的建议，没有试图驱逐蹂躏阿提卡的斯巴达人？这场瘟疫是一个主要原因。当时雅典人的生活已经完全陷入混乱状态。人们不再愿意为荣耀而战。正如修昔底德所言：“他们看到了那些曾经富甲一方，却突然死去的人；也看到了那些曾经一无所有，但片刻之间却占有了他人大量财富的人；更看到了这种运势的变化，是何其的迅猛。”对于人类乃至上帝的律法，没有人再心怀敬畏。无论虔诚与否，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指望自己能活到被审判的那一天。最后，斯巴达人匆匆忙忙离开了阿提卡。他们之所以离开，并不是出于对雅典人的惧怕，何况此时的雅典人已经蜷缩在他们的城市里。斯巴达人所畏惧的是那场瘟疫。同时，这场瘟疫使进攻斯巴达沿岸的雅典舰队没有完成其兴师动众的使命。因此，在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中，传染病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任何军事力量。

修昔底德时代暴发的那场瘟疫，与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传染病均不相同。汉泽认为，比起我们所熟悉的任何情况，它都更像是斑疹伤寒；赫克则认为它是某种形式的斑疹伤寒，只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它的特性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它引起的皮疹与现在的斑疹伤寒的皮疹大不相同，倒是与天花造成的皮疹更为相似。综上所述，必须做出的总结是，我们无法确定无疑地为雅典瘟疫定性。在一座拥挤不堪、建有一万多栋相对较小的建筑物的城镇里，加上人口大量流入，雅典瘟疫传播的速度与许多传染病的表现是一致的；而它的发病、立即出现的呼吸系统症状、皮疹的性质以及后遗症，则与天花的十分相似。

在试图对雅典瘟疫进行诊断时，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赫克的观点，即在数个世纪的流行与沉寂交替的过程中，这种传染病可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医学与传染病的斗争中，人类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发现在流行病间歇期间，潜在的疾病介质可以潜伏在人类、家养动物以及昆虫等载体上。在揭示细菌和病毒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发生的性状变化方面，现代细菌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斑疹伤寒一类的传染病的环境已经被着重研究过了。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历史上的多种斑疹伤寒以及与之相似的发热类疾病，这些传染病的病毒可能是通过不同的啮齿动物、昆虫以及人类传播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在其他的章节中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

因此，在对公元前5世纪暴发于雅典的瘟疫进行分类时，我们必须在斑疹伤寒、腺鼠疫、肺鼠疫以及天花之间做出选择。

在我们看来，没有理由推断雅典瘟疫是某种斑疹伤寒。无论现存的分歧在何处，我们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与斑疹伤寒大不相同的是，雅典瘟疫所引起的皮疹后期会突然起泡；其发作的突然性、上呼吸道发炎的症状以及剧烈咳嗽，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斑疹伤寒亦不相符。肢体的坏死虽然符合斑疹伤寒的症状，但这种症状在雅典瘟疫中并不突出。斑疹伤寒一般在冬季暴发，而雅典瘟疫暴发的时间是在酷热夏季的伊始，这个季节因素也不符合斑疹伤寒的特征。此外，如果对其他的古代证据进行仔细审查，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斑疹伤寒在当时的确存在，我们也找不到相关的可信描述。

腺鼠疫在当时可能已经存在。可以确定的是，早在耶稣基督诞生至少三百年前，腺鼠疫已经在近东地区和非洲北部海岸一带流行；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某种形式的腺鼠疫，或是一种与之紧密相关的疾病，在圣经时代形成了严重的疫情。尽管如此，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无法给我们线索，让我们了解究竟是鼠疫杆菌或类似的有机体，以腺鼠疫或者肺鼠疫的形式，引发了这场瘟疫。

我们认为天花是最具可能性的选项。关于天花在当时的世界是否广泛流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利特雷认为在古代文献中找不到天花存在的有力证据。汉泽则引用妙闻的记载，提及在古代印度曾经流行过一种与天花极为相似的疾病；德国物理学家帕邢（Paschen）相信，早在公元前1700年，中国就已经存在天花了。总的来说，博学的作家们似乎相当一致地认为，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7]，欧洲并不存在天花这一疾病。然而，在我们看来，修昔底德的描述恰好指出了这类疾病的存在。另一种传染病的暴发，为这一推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对这一疾病的暴发进行了描述。公元前396年，当迦太基（Carthage）的军队围攻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港口城市锡拉库扎（Syracuse）时，也就是在阿提卡暴发传染病之后不到四十年，另一种传染病袭击了这支军队。狄奥多罗斯是这样描述这场疾病的：“起初，在太阳升起之前，由于冷风从水面吹来，他们冷得打起了寒战；而到了中午，气温又变得炙热难耐。在疾病发作的最初阶段，患者先是出现黏膜炎、咽喉肿痛的症状，继而开始发热，后背疼痛，肢体麻木；紧接着就出现痢疾，并全身起水泡。”此后，一些人就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到了第五天或第六天，就是死亡开始降临的日子。狄奥多罗斯将这种疾病归因于人群过于拥挤地集中在一个地方，夏季的干燥以及锡拉库扎低洼和潮湿的特点。由于大量的人因此而死亡，所以围城不得不停止，军队不得不解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疾病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历史作用。布匿战争（The Punic Wars）距当时仅一百多年，主战场位于西西里岛。迦太基虽有强大的军队和建制良好的海军基地，但由于受到这种疾病的袭击，始终无法完全控制西西里岛。在征服迦太基人的过程中，罗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战争初期，迦太基人占有绝对的优势，甚至很可能以其商业和闪米特文化，取代罗马的军事和政治文明，从而深刻地影响后续的历史进程^[8]。狄奥多罗斯记载的这种疾病和发生在雅典的瘟疫一样，与天花的特征极为相似，患者同样是在第五天或第六天死去。

值得注意的是，当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212年再次在锡拉库扎对阵的时候，一种类似的传染病同时袭击了双方的军队。尽管如此，对该疾病暴发的记载却并不详尽，因而我们难以做出确定性诊断。

【注释】

[1]这些信息主要来自赫希。然而，天花的来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克劳斯（Krause）、哈恩（Hahn）、韦尔霍夫（Werlhof）以及众多医学家都就这一主题发表过作品。汉泽对天花来源于印度和中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尽管他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此外，他也不接受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对天花的描述。关于这种疾病准确无误的描述，可以在公元40年以后的著作中找到。

[2]我们引用的上述多项观察结果，都来自美国陆军上校里森纳（Reasoner）的一篇有趣的随笔。在此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3]普罗伊斯（Preuss）所著的《塔木德医学》（Medizin im Talmud）是圣经时代最具权威性的医学著作。

[4]见富星汉姆（Frothingham）的作品。

[5]如果希波克拉底描述的病例是真正的鼠疫，那就很奇怪了，因为书中并没有关于该疾病流行性传播的描述。他似乎在单个病例中发现了鼠疫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格言》（Aphorisms）的部分文字中看出来。他在书中写道，除了短期发作的发热以外，其他由淋巴结炎引起的发热都是十分危险的。利特雷引用了《传染病》第二部中的一句话，表明希波克拉底对真正的鼠疫很了解。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即第十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年。雅典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暴发于公元前430年，如果这次瘟疫就是鼠疫，希波克拉底也会这样认为。如同我们将会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尽管奥扎拉姆和其他一些医学家持不同看法，但根据病情的描述，雅典那次暴发的疾病不能被认为是鼠疫。在希波克拉底的一生中，波斯暴发过一次严重的传染病。波斯王亚达薛西（Artaxerxes）派使者前来拜访这位伟大的医学家，说如果他能向被病魔所困的波斯人伸出援手，那么波斯王将赐予他数不尽的财富。尽管希波克拉底出于爱国的原因，拒绝了波斯王的请求，但波斯使者肯定将国人所染疾病的具体情况详尽地告诉了希波克拉底。因此，极有可能的是，如果在公元前5世纪时，这种具有典型特点的瘟疫出现在希腊的话，希波克拉底一定会将它识别出来。关于这一问题，所有著名的医学史专家都已经详细地研究过了。如果当这种疾病在世界其他地方肆虐的时候，希腊人能够幸免于难，那么可能是因为希腊人的家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惯于生活在宅院中的老鼠。在探讨老鼠历史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这项推测成立的原因。然而，其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的神秘原因。我们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在现代历史上，英国和欧洲西部都没有出现过鼠疫。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人们在欧洲较大的城市中发现了鼠疫的孤立病例，但就其规模而言，几乎连局部疫情都称不上。从大约1721年开始，欧洲西部就没有出现过鼠疫疫情。在19世纪，俄国西部实际上也未出现过鼠疫疫情，但是携带跳蚤的老鼠确实数目众多且无处不在。

[6]希波克拉底似乎采用了一种听诊的方法。现代听诊器之父雷奈克（Laennec）曾说：“希波克拉底尝试了一种最接近于听诊的方法。”

[7]一些作者认为，天花是随着四处游荡的日耳曼部族传播至整个欧洲的，但这也只是猜测。可以确定的是，在6世纪的时候，天花在非洲北部是一种常见疾病。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也暴发了一场流行病。阿夫朗什（Avranches）的主教和图尔斯（Tours）的格里高利（Gregory）对这一情形进行过描述。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场流行病就是天花。10世纪早期，拉齐斯（Rhazes）曾精确地描述过这一疾病。在那时，天花已经广泛出现在近东地区。据说，在6世纪的“象战（Elephant War）”期间，天花通过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传播到了阿拉伯半岛。此后，萨拉森人（Saracens）将其带入了西班牙，并由此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欧洲。
到了1000年的时候，天花已经遍布整个欧洲。随着十字军的回乡，士兵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天花从东方携带回国。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所率军队的悲惨命运，可能是由天花造成的，而不是武力所为。蒙古人的入侵更是造成了天花病毒新一轮的大规模泛滥，于是欧洲人不得不建立了第一批隔离病院，用来为大量的患者提供庇护。最终，这一疾病成了全人类不可避免的考验之一。
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以后，天花紧跟开拓者的步伐来到了美洲。在征服墨西哥，迫使强大的当地部落屈服之时，欧洲人无疑得到了他们强大的同盟—— 瘟疫的帮助。在瘟疫面前，土著居民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堪一击。在这些瘟疫中，天花可谓拔得了头筹。西班牙征服者纳瓦埃斯船上的一名黑奴将天花带上了美洲海岸。据说，三百多万印第安人因此而命归西天。事实上，在天花于美洲新大陆快速传播的过程中，黑奴很可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中期，天花已经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天花这一传染病可谓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其暴发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可以肯定地讲，如果不进行牛痘疫苗的接种，天花仍将肆虐于当今世界，不断地向人类的后代发起进攻。

[8]可能会推动商业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