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政策实践

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导角色和强干预手段主要体现在以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的唯一来源。例如基础教育服务、公民基础医疗服务、公共文化事业和基础科学研究等具有纯粹公共物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中小学教育和特殊教育，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服务。受到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影响，这种模式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为例，即使在市场化和私营化的过程中，仍然强调生产、提供和监管的全过程中政府的计划和调控的权威性。

新加坡是国土和能源都相对匮乏的国家。加之其移民较多，受到西方国家影响深刻，社会呈现多元化特色。在公共住宅和社区服务领域，政府通过建屋发展局（HDB）为新加坡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组屋”。自1960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共兴建组屋99万套，有超过82%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组屋中^[24]。与国内保障性住房不同，新加坡组屋不仅分布在郊区，而且围绕地铁、河口和公交车站遍布整个新加坡。组屋设计以人为本，主要有三房式和四房式，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租赁一房式或者二房式组屋，与组屋相匹配的还有完善的社区服务，例如商场、健身房、公园、小学、社区食堂等各种公共设施。(www.xing528.com)

组屋计划的平稳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决定性作用。建屋发展局在管理过程中按照“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原则开展大型翻新工程，政府不仅在住房提供者角度给予资金支持，而且在消费者角度，对于低收入者租赁组屋给予低于市价租金10%的优惠。到2015年为止，新加坡政府为组屋计划的财政支出累计达800亿人民币。政府不仅在前期建设上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并在后期制定了较为完善严格的法规和科学的分配原则，监督组屋系统的运行。作为监管利器，保障了基础住房服务的公平性和国民福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