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英国掀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重新反思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全能政府定位,思辨政府“掌舵”还是“划桨”,提出“政府再造”的十项策略,打造高效的“企业家政府”。在政府再造战略中,明确指出打造社区拥有的政府(Community-owned Government)和顾客驱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rnment)。通过对社区、社会授权将服务控制权放在社区手中,更富有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减少依附性。同时将公众视为顾客,一切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制定顾客服务标准,倾听顾客心声,为顾客提供最大价值。[10]
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取向与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观点异曲同工,强调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核心和权威,应鼓励多元参与、共同协作。《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草案)中也提出,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参与”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政府不保证公共物品,但政府要保证公共物品被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多元,例如本章案例中提及的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居委会,都是公民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有益尝试。社会组织、商业企业、个体公民都可以成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有效途径,利用民用化、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用者付费等工具,提供更为灵活、更适应公众需求、具有更高服务效能的社会服务路径。(www.xing528.com)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可针对公益性文化体育产品的创作与传播,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运营和管理,以及民办文化体育机构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等,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确定承接主体,采取购买、委托、租赁、特许经营、战略合作等各种合同方式购买。同时,制定完善的项目选定、信息发布、绩效评价等机制,完善规范化购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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