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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出版界与图书馆界阅读推广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时间:2023-08-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类似的顶层布局还包括“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全国少儿阅读公共论坛”“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等。自201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是为中国大陆和海外图书馆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出版界与图书馆界阅读推广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作为产业链的上下游,出版界与图书馆界有着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早有合作经验的双方在阅读推广方面的合作会更得心应手;作为都热衷阅读推广的文化主体,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作为均具有文化属性,有着共同文化追求的双方,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协同开展阅读推广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作为同属文化产业一份子的双方,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在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合作开展阅读推广顺理成章。

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对出版发行机构而言,一方面,阅读推广的成效刺激国民对阅读资源的需求,从而促进出版机构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行机构对文化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阅读推广也使得国民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满足国民积极的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出版界势必要花心思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改善生产经营方式,完善文化产品服务方式,这都无形中促进了出版界的不断自我完善。对图书馆而言,与生俱来的公共文化服务本质使其不拒绝任何合理的有益于提高全民阅读水平的举措,图书馆界诚然是十分欢迎出版界加入到阅读推广这一共同的文化事业中来的。这些都使得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成为可行。

(一)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关系密切

出版界与图书馆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图书馆购买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以供读者借阅,培育了一定的阅读用户,这些用户会成为出版发行机构的潜在消费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版发行的可持续发展;反过来,出版机构一方面能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进行开发、出版,另一方面能利用图书馆用户在借阅、资源浏览、参考咨询等过程中产生的行为数据,在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进行数据挖掘分析,获知有助于出版机构选题策划的决策信息,同时,出版机构的出版动向和决策一定程度上又作用于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借阅资源,指引着图书馆的用户服务。发行机构同样能透过这些数据挖掘分析的结果知悉阅读市场,实施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决策

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来源于出版机构,出版机构的最大消费群体是图书馆,出版界与图书馆界之间关系密切,双方曾就多方面开展过合作,如选题策划合作、古籍整理出版合作、编目协作等,都取得一定成效。在选题策划合作方面,出版机构根据图书馆提供的馆藏书目数据库进行合理选题,甚至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共同进行选题策划,便于出版机构精准掌握市场需求,反过来,图书馆可以通过出版机构提供的拟出版图书MARC数据及时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和采购,并有助于宣传推广出版机构的新书。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合作策划《四库全书》的重印、线装书局与南京图书馆合作策划《宋诗拾遗》X660,这些都是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在选题策划方面合作的实例。这些方面合作的实例自然为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在阅读推广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双方合作阅读推广互利共赢(www.xing528.com)

如今我们对阅读危机这个名词已十分熟悉,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众多重视国民阅读的国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阅读危机,阅读危机不仅表现为阅读的数量少,也表现为阅读的质量低。当下网络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功利性追求过剩,处在变化、多样、复杂、庞大信息流中的人们容易迷失方向,盲目追逐娱乐化潮流,偏向于浅阅读、快餐阅读和低俗阅读,阅读己不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阅读,而是形式化的象征性行为。如今我国阅读危机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受阅读率影响的不只是国民素质,还有相关的各行各业,而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出版发行机构的经营状况,以及一直以来就肩负着阅读推广重任的图书馆机构。国民合理的阅读需求是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机构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壮大的保障。

对出版发行机构而言,其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国民对阅读的合理需求这一基础之上的,国民阅读量的保持和稳步增长是其可持续出版经营的保证,国民对文化知识的合理需求是出版发行机构进行出版发行事业最根本的动力。当下,国民阅读率偏低和存在低俗化阅读需求的状况势必会冲击出版发行机构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我们通过阅读推广转变国民不正确的阅读观念和需求。虽然阅读推广多注重公益性,但阅读的推广有助于用户阅读习惯的培养和阅读消费行为的养成,这对促进出版发行机构的可持续经营十分有益。对图书馆而言,其为读者服务的使命与生俱来,国民作为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其阅读需求会左右图书馆服务的开展,国民阅读率普遍偏低,造成的是图书馆门庭冷落,又何谈文化服务;低俗化阅读需求的存在,造成的是扰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健康秩序,又何谈文明进步和发展。当然,笔者的本意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希望唤起我们对这一状况的认识,早作准备,未雨绸缪。因此,在笔者看来,即使仅基于保障自身地位和发展这一共同诉求,出版界与图书馆界也应该团结协作,共同谋划阅读推广事业的有效开展。而事实上,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协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的益处,远非仅此而己,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无论对出版界而言,还是对图书馆界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事情,双方互利共赢。

(三)顶层的布局为合作保驾护航

国家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和机构已经意识到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性,作为肩负文化传承重担的出版界与图书馆界,自然是阅读推广的领头羊,出版界与图书馆界殊途同归,没有理由不开展阅读推广合作,二者的合作势在必行。在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的指导与支持下,韬奋基金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报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举办“2013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来自国内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300多名代表就全民阅读推广、馆社合作、数字阅读和数字出版的工作进行深入探讨。以往我国出版界、图书馆界阅读推广活动多为行业、地域所限,而这次是我国阅读推广的创新之举,也是出版界与图书馆界正式开展阅读推广合作的重要契机,将成为今后全国性阅读推广的品牌和阵地,真正做到让全民阅读无所不在。

类似的顶层布局还包括“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全国少儿阅读公共论坛”“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等。自201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是为中国大陆和海外图书馆、出版社的领导者和中国研究专业人员搭建的一个交流平台,是海内外出版界与图书馆界探讨合作,交流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进展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出版界与图书馆界探讨阅读推广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顶层会议,可以为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妥善布局,营造合作氛围,激发双方合作热情。诚然,在这之前,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就己经在阅读推广方面有所合作,这些基于以往合作经验的顶层布局能够更好地进行整体构思,为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合作开展阅读推广保驾护航,使双方的合作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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