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教育人郑杰：教育认识之旅，精神尺码的教育故事

据说，书、烟、酒是郑杰的三宝。

他喜欢戴礼帽、吸大烟斗，这好像是特有的郑杰式的装束了。他拿着烟斗抽烟的姿态特别有范儿，像某个电影画面中的某个人物形象，但好像又无法确定。那种抽烟的感觉似乎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让人神往。

认识郑杰校长是从约稿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河南工作，曾经为他开过一个专栏“郑杰看教育”。至今想来，个人对教育认识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与编发郑杰校长的文章有关。

郑杰校长一直被称为“另类校长”。不知道这个称号是否是一种美誉。总之，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倒没觉得他有多么另类，不过，台上的激情与台下的沉默倒是让我记忆深刻。生活中郑杰是一位喜欢沉默的人，在社交场合他总是保持特别的低调；而一旦到了讲台上他总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他的表达极富解释力，会让你对问题的认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生善于表达的，而郑杰在文字表达和语言表达两方面都有超出常人的能力。郑杰当属于典型的思想力人物，吞云吐雾间似乎都伴随着思想的生产。

他是为写作而生的。他已经出版有十多本书了。但他自称读书是他私人的幸福，我倒觉得写作才是他的幸福所在。黑夜属于他的世界，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思考可以无边界地在笔端流淌。他的思维总是与众不同，他的文字里总是流露着某种特别的情绪，总之读他的文字会让你时不时设想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今的郑杰在做着自已喜欢做的事情，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用脚步丈量着不同精神尺码的教育故事，以独立教育人的姿态过着一种自由的生活……

我是一位知识传播者

褚清源：人，常常是在职业的选择与被选择中完成角色转变的。你称自己是曾经被选择为校长，而今自我选择自由行走的教育生活。这种自由行走是你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吗？你的教育理想又是什么？

郑杰：在我回答类似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而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又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所以人们羡慕我。可能更令人羡慕的是，我目前的工作方式与我的生活方式高度地统一在一起，我喜欢表达，喜欢写出更多的文字来让人读到，而且我也很喜欢旅行，结交不同地域文化里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合我的。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我只是在从事某种职业，这个职业是为“知识传播”而存在的，我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关于知识，有这样一个链条，有人负责知识生产，有人去消费知识，可是也要有人来传播知识，我发现很少有人做传播的事，或者有人想去做却做不好，比如那些大学教授，他们能生产知识，却不太善于将知识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去做了。之所以我很热心去做，实在是因为知识传播这项工作恰好符合我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

至于我的理想，它在教育之外，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能让所有人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所有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潜能，那该多么美好！中国那么多人口，智商高的人以1/4计的话，也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可是他们都在干什么？许多人都在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在中国，有太多不幸的人，而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毫无改变这一残酷现状的希望。所以，我可能也有理想，而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我拯救不了任何人，我只是拯救了自己，为此我心满意足了。

褚清源：任校长时很多人称你为“另类”校长，你接受这一称谓吗？你如何解读自己的这种“另类”？

郑杰：我接受，很接受。因为那是别人对我的称谓，这个称谓客观描述了我与其他中小学校长的区别。在我看来，这个称谓并不是恶意的，带有一些尊敬在里面。但是，我不会自称自己“另类”的，因为当我显示出与其他校长的不同点的时候，都不是刻意的。我不是为了反对什么而反对什么，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去做什么，我反对什么和去做什么几乎都是出自理性，我非常欣赏和悦纳自己的理性。当一个人很理性，至少在工作和学问上很理性的话，就会拥有更大的勇气。正是勇气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些别人看来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名誉、利益或者领导的认可。总体而言，我靠自我认定而获得尊严，而不是别人的评价。我的另类，其实并不在于我特别的勇气，而在于我的理性，就是所谓求真吧，这让我显得特立独行。而如果在教育界，一个求真的人被看成另类，这个行当就让人有些失望了。

褚清源：辞去公职后，你曾赋闲在家一段时间，期间读了很多在你看来不必与工作有关，也与名利无关的书，这些书丰富了你什么样的教育思考？

郑杰：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失去工作，但我读书并不是只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读书是我的生活习惯。回想起我这个习惯的养成，主要有两条经验：一是条件不允许我读书，小时候父母强烈反对我阅读课外书，所以我总是偷偷地读。有时候越是条件不允许，却越是激发了人偷偷读书的欲望；二是因为我总是只读那些自己喜欢的书，我是一个不愿意苟且的人，在读书方面，我不那么愿意与我不喜欢的书妥协，我从来不和自己的心愿宣战，这让我每次只要捧起书来就进入饥渴的状态，所以我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无论赋闲在家还是忙碌在外，都一样。

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书看得很重，可是什么是有用？你认为有用的别人未必认为有用，有用和无用都是相对的，比如我读《高等数学》，你不能说这本书对大学数学系的人有用，而对我这个中文系的人就无用。我读书常常是无目的的，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有用而读书的，这种习惯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知道敬畏，对知识的敬畏，对人类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能让我在旅途劳顿中保持宁静。我很安心，那是书带给我的最有用的东西。至于书对我从事教育活动的作用，那太大了，读书让我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更显得游刃有余。

读书无疑也加深了我对教育的理解，那就是，教育是复杂的，是不可以乱来的，这是我想要传递给我的读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褚清源：后来你专攻教育咨询，甚至以“教育咨询师”自居，你如何定位教育咨询师这一身份？

郑杰：咨询师其实是知识传播者的一个身份，它还有别的身份，比如科普作家、培训师之类。咨询师的工作难度相对于其他传播工作要大一些，比如科普和培训之类都是“假定”读者和听众有问题，所以你只要备好课，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滔滔不绝地说，可是咨询却不行，咨询是要现场回答问题，回答读者和听众的真实问题，作为咨询师要即兴回答，因此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比如你的反应速度要快，你的知识储备要足够丰富，体能要好，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的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因为几乎所有教育和管理的问题都有丰富的情境性，只有理解了现场的问题情境，才能准确而得体地做出回答。所以，这又是一个很过瘾的工作。

目前在教育界从事专门咨询工作的人不多，气候条件还不成熟，但我相信将来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咨询比培训更有价值，我愿意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学校里只有做法，没有文化

褚清源：你在公办学校做过校长，也曾在民办学校有过任职经历，在你看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他们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郑杰：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差异主要在于“老板”不同，公办学校的老板是教育局，民办学校的老板是企业家。对一个校长来说，无论在公办还是在民办，都是“代理人”的角色。在当公办学校校长的时候，我曾经错误地以为，民办学校比公办学校更自由，公办学校管得太多太死，而民办学校拥有完整的招生权、聘任权，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办学了。可是，我错了，而且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一个校长，在公办的体制内，很少有办学自主权，在民办体制内未必就有办学自主权。那是因为，公办学校的“老板”看重政绩，民办学校的老板看重收益，而无论政绩还是收益，都是以牺牲教育的价值为代价的。而事实上，无论公办的老板还是民办的老板，都十分看重考试成绩，那是因为对公办体制而言考试成绩就是政绩，对民办体制而言考试成绩代表着收益。因此，无论在公办还是在民办，有教育理想的校长都是痛苦的。

不过，相对而言，公办学校校长的痛苦相对更重些，因为并不是学校的考试成绩提高了，你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办学权，恰恰相反，你办得越好，上面给你添的麻烦可能越多，比如“条子生”的问题，学校升学率越高，条子就会越多，你不能照单全收啊，所以就可能得罪领导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把热门学校当成自己的私产来看待，不仅把你不愿意收的学生塞进来，还把你不想要的教师塞进来，实在苦不堪言。公办学校得迎接各方“神圣”没完没了的检查评比考核，这些捆住你的手脚，让你不可能有自由发挥的机会。

民办学校校长的痛苦相对轻些，只要你把考试成绩抓好了，生源广进就是财源广进，老板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来管你的事，校长可以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我当时在民办学校当校长，与老板最大的分歧就是战略问题，我认为应该先抓考试成绩，再赚钱，而老板等不及，一个劲地招生，把学校塞满再说，结果学校差不多成了“工读学校”，所以很快就倒了。

所以，要是在公办学校当校长，差不多到中国的哪个角落里当都一样；而民办学校却不同，运气好的话碰到一个好老板，痛苦相对可以小些，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褚清源：民办教育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尤其是当前的民办教育，有人认为正在遭遇寒冬。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是否看好民办教育未来的发展？(www.xing528.com)

郑杰：我对中国教育，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都不抱什么希望。不是校长和教师不努力，我们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最努力的教师，他们充满焦虑，职业满足感很低，职业倦怠明显，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在继续努力工作。如果说中国教育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出在学校外部的，你说的民办教育的生存状态不佳，其中大部分的苦痛与公办学校是一样的。

如果说民办学校有比公办学校格外的痛，主要是因为民办学校没有真正获得与公办学校“同等国民待遇”造成的，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办学校教师的待遇提高了之后，对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这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来说尤为严重。义务教育本身是政府的责任，民办教育在为政府分担教育的责任，而政府却把民办教育当成减轻本地财政负担的好办法，这是错误的。而在高中阶段，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扶持优质公办高中，使民办高中得不到好的生源，所以鲜见成功的民办高中。至于大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民办大学居然想跻身名牌之列，简直是“痴心梦想”。

民办教育的生存状态不佳，这可能不会是短期的现象，在普遍的“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民办教育正在过冬，而何时是个尽头？我不知道，我是个悲观论者。

褚清源：我们再来聊聊公办学校的话题，公办学校校长的频繁调换，对学校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一种伤害，现有管理体制下，公办学校如何规避这一问题？

郑杰：总体来看，我主张公办学校校长的频繁调换，因为校长一旦在一所学校做久了做顺了，就会走向独断专行，我所见过的所谓名校长，基本上都是学校里的“土皇帝”和“专制主义者”，他们将个人的教育观念以强制力量强加到教师头上，在学校里只能有一个声音一种思想。

你认为当下的中小学校有文化吗？即使那些百年老校也没什么文化。如果连文化都不曾有，还谈什么文化传承。在密不透风的管制之下，学校是没有文化的，有的只是“做法”，即不同的校长有不同的做法，换一个校长就有另外一种做法，频繁地换校长就会频繁地换做法，但这也总比某个校长做几十年而只有一个做法强些。

公办学校就是要让校长流动起来，这会让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意识到校长并不是成就一所好学校的唯一重要因素。只是校长的流动要有个法则，无论是长期任职还是短期任职，总要告诉校长们任职期限，否则即使能够证明长期任职对学校更为有利，也不能给校长和学校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有时候，教育主管部门恰恰不愿意宣布任期，是因为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校长，而这样的控制本身是不道德的。

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取消思想

褚清源：经你这么一解读，的确让人有点悲观了，当教育主管部门和校长都不从道德和思想出发去做事情的时候，教育就变得无计可施了。我们聊聊“教育家”这个概念吧。人们对“教育家”这一称谓始终是心存敬畏的，“呼唤教育家办学”是社会和我们教育人的一种集体愿望。在你心中，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

郑杰：按我的标准来看，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教育家，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什么教育家。我的教育家标准就是，教育家必须是个思想家。你看，历来能被称为教育家的人，无论是孔夫子、朱熹、陶行知还是苏霍姆林斯基、杜威，他们都首先是思想家。可是，我们有思想家吗？没有，我们连思想都没有。为什么没有？那是因为有思想常常是危险的。对管制者来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是一个隐患，所以我们总是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取消思想。

不过，即使现在能允许人们独立思想，可是很遗憾，人类的教育思想已经死了，因为你现在能够想到的，前人都已经想到过了，你说要以人为本，这算不算新思想，是的，这是新思想，可是五百年前，甚至在更久远的古代，哲人们早就说过了，比你说得还好。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育”“新基础教育”或者“新学校”等等之类的东西，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很新，可其实只要稍读过教育思想史的都会知道，那些新思想只是对前人思想的重新表述而已。我这里并不是贬低这些新思想的意思，我只是说人类的教育思想已经终结。

此外，我还想为不再有教育家而庆幸，因为一个领域还主要依靠信仰、思想、信念、观念，那是这个领域落后的表现。就比如说医疗，最初也是依靠信仰、思想之类的东西，而现在去看病，不去医院却去找巫师、神父、和尚、思想家，那不是愚昧是什么？所以，教育的发展将不再需要思想的进步，而是需要依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个行当越来越需要心理学、脑科学的成就来滋养，我们需要学会说“研究表明”，而不是说“我认为”。

哪个行当里流派众多，就说明哪个行当还不科学，当活跃着的“教育家”们一个个口口声声地宣扬自己的思想，还搞出许多流派来故步自封，那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褚清源：这说明，我们今天的教育存在一种严重的改革浮躁症。作为改革者和助力改革的人，你认为教育人需要坚守一种什么样的改革立场和心态？

郑杰：烦躁是一种通病，不仅存在于教育界，现在是全民皆烦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造成的，人们总是害怕落伍，害怕被淘汰，害怕寂寞，害怕不被重视。缺乏安全感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在恐慌之中；缺乏安全感还与不够自信有关，自信力不足，心中的能量不够，便会恐慌。

其实，有些恐慌是不必要的，回到你开头的问题上，好些朋友羡慕我的生活方式，可是真要他们也这么做却不那么愿意了，那是因为他们需要记取两句话，可能对他们获得灵魂的尊严和心灵的安宁有用，一句话是“艺高人胆大”，还有一句话是“无欲则刚”。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成长，而逐渐开始忘我的时候，幸福之路已经铺就。

褚清源：你是从实践走向理论思考，又从理论思考走向实践，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民间立场的教育行者，你说你是在“流浪途中的”，我觉得正是在这种实践中积累的思考，才是有根的思考，这也恰恰是当下教育人最缺失的。你认为，一线教育者如何走出“思想的迷失”，教育理论与一线实践又如何实现零度对接？

郑杰：什么是好的理论，好的理论是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即好的理论可以对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才能指导人们实践。我是个草根型的实践者和理论家，当初我做校长的时候，为探索有效的实践，不惜冒犯错误的危险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当初的那些实践让我从错误中学会什么是正确的；而后我在做一些研究，我的研究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能把那些复杂的事情解释清楚，我渴望获得足够简约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人们之所以不喜欢现在的一些理论，总觉得一些理论很高深很复杂，是因为这些理论为了像理论的样子而特意搞出来参加论文评审，或者为了评职称的，压根没有想过要让一线的教师读。

我觉得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要回归常识，没有比常识更重要的了，只要教师能学会理性，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便能够回到常识里，而不会被弄到“迷失”的境地里去。

郑杰语录

真正热爱、关心教育的长官们，只要给教育拨钱就够了。

价值观就是一个人在乎什么、看重什么。有价值观的人遇事就不会纠结、困惑。

幸福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有保障，第二层楼是艺术地生活，第三层楼是有独立思想。

学会敬畏的人格外谦逊、格外知足，敬畏写在“敬畏者”的脸上。在不知敬畏的人的脸上，只能读到放肆、邪恶、虚伪和鲁莽。

校长队伍发展趋向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高端校长，属于思辨型校长，是可爱的校长；第二层次是中端校长，属于实践型校长，是可敬的校长；第三层次是低端校长，属于蛮干型校长，是可恨的校长。

教师从新手型到熟练型，一般运用工匠模式，派一个导师给他，是最有利的。从熟练型到风格型是科学应用模式，给他讲教育原理，让他在实践中去运用。从风格型到专家型则主要运用研究模式，引导他做研究、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