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恩洪：杜郎口课改的吹鼓手与建平中学的重磅报道

我称冯恩洪为先生，因为在我眼中，他的确有十足的先生范儿，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气质吧。冯先生总是笑容可掬，这让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位力挺改革的人。做校长时，他被称为“艺高人胆大”的教育实践家，退休后他依然为改革而奔走，比如，近年来，他在很多场合都力挺杜郎口。在他看来，杜郎口意味着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许有人认为，这似乎有些夸大了！但我分明读出了这位老人的改革立场！他曾说，“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教育问题要从课堂找抓手，包括教师的职业倦怠，也可以在这里寻求解决的方案。”

此言不虚。

当学生的潜能在课堂上释放出来，老师的人生就因三尺讲台而精彩。这个时候老师就不会埋怨讲台，而是享受讲台，他就不会埋怨教育，而是享受教育。冯先生自称是杜郎口课改的吹鼓手，是杜郎口模式推广的志愿者。他曾先后6次到杜郎口考察，有一个细节会让你心生敬意，杜郎口中学教室里的“展示歌”，冯先生看过几遍竟然记住了。每每讲座时他都因熟记成诵而掌声四起。

认识冯恩洪先生大约是2010年5月份的时候。那是在江苏昆山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冯恩洪先生作了一个主题演讲。冯先生可谓是极具表达力的思想者，他在演讲方面的天赋常常让人啧啧称赞，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位演说家，整场演讲堪称精彩绝伦，无论是理念还是故事他总能精准且唯美地表达得淋漓尽致。中午一起用餐，席间把酒言欢中更是见证了这位智慧老人竟然还有如此豪爽的一面。

在教育界一直有“南冯北魏”的说法，即南有冯恩洪，北有魏书生。这代表着一种高度，也代表“那一代”改革者的荣誉。

当年他创造的“建平经验”，在教育界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主张，发展学生的强势智慧，打破课程与时间僵化的组合，减少“圈养”学生的时间，增加“放养”学生的时间。在他看来，学校教育应以“圈养”为主、“放养”为辅，因为“圈养”出规范，“放养”出个性。于是，他开启了走班制，开发了一百多门课程供学生选择，他还带领建平教育集团探索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以及领先时代的教育思想和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机制。总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敢为人先者。

尽管他已经离开建平中学十多年了，但建平中学至今仍然在沿用当年他的教育思想和管理体系，创造了一个“人走茶不凉”“人退政不息”的成功案例。

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1996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播出了对他的专访。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将他的教育改革事迹以23集电视连续剧形式搬上了荧屏。紧接着，《人民日报》《人民教育》等媒体都先后推出了关于冯恩洪和建平中学的重磅报道。直到今天，在教育界，能有如此高关注度的人物并不多。

值得铭记的关键事件

褚清源：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自己的关键事件，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

冯恩洪：我的教育人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以前，我做了二十年的教师，做了二十年的班主任；第二个阶段起源于1985年，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的三位基层代表之一，我受邀在教育部召开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发言，从此改写了我的人生，后来我被任命为上海市建平中学的校长，继而担任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我请辞建平中学校长、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至今。

在这三个阶段中，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件事，是发生在1993年，当时的建平中学声誉渐起。在那个年代，招生很严苛。有个孩子差了3分，不能进这所学校。他的家长来找我，我跟他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中途，我要去洗手间，他让我等一等。他先去洗手间看了看，确定没有第二扇门才让我去，然后，还在门口把着，生怕我溜掉。说实话，那天我很恼火，回家带着情绪跟我爱人说了这件事。我爱人很平静地告诉我，如果她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她也会这样做。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对我的教育人生影响也很大。

第二件事发生在两年前，我受重庆市教委委托，担任了60所农村小学软件、硬件同步提升的“领燕工程”的首席专家。一次，我到重庆市南川区一所镇上的农村中学听课。那一天的语文课是《幸福在哪里》，老师教得很好，最后5分钟，老师引导学生们寻找身边的幸福，当时一位女学生的发言让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记忆犹新。她说：“我1岁时妈妈离家出走，7岁时父亲惨死在车轮之下，我和爷爷相依为命到13岁。当我接到初中入学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撒手人寰，我成为南川地地道道无依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单，因为在学校里、在课堂上是如此的快乐，我每天生活在快乐中，幸福就在我身边。”

我以前不太清楚我在寻找什么，但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渐渐清晰，让我下定决心继续追求“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希望我们的教育也能给那些孤儿带来幸福和快乐。

中国的教育缺标准

褚清源：教育的问题似乎一直积重难返。你最关注哪些教育问题呢？在你看来，解决这些问题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冯恩洪：三十年前中国教育缺投入，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教育缺标准。我认为，今天的教育已经不是解决投入的问题了，更需要重视标准的建设问题，比如，课堂的标准、评价的标准等等。毕竟一流的单位出标准，二流的单位出人才，三流的单位出产品，四流的单位出劳务。这是我认为最需要重视的问题。有人说，中国人今天其实不缺教育，缺的是“教养”。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有教育没“教养”？为什么今天的教育解决不了“教养”的问题？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其实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靠神仙，也从来没有救世主。中国教育偏离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是中国内部深层次的反映，也必然要靠内部来自行解决。我还要提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育投入要占到GDP总量的4%的问题。这固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占GDP总量的4%不能解决教育需要的问题，教育是投入多少也永远不嫌多的事业。我们不能否认这其中表示了政府的决心，但是难道政府的决心就可以解决全部的教育问题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注意到世界上经济最强的美国，也不能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当它还要鼓励民间投入、社会投入、有识之士投入的时候，我们显然能够意识到，中国教育没有政府力量是不行的，但仅有政府力量也是要吃苦头的。

褚清源：回到教育改革上来，你认为，学校教育改革首先要从哪里突破？

冯恩洪：教育改革必须由会场走向课堂。教育改革已经不需要再务虚，即使务虚也要和务实相结合，务虚是手段，务实是目的。我很欣赏以山东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中国的教育太需要这样务实的改革者了。

褚清源：近年来，你一直关注课堂教学改革，在你看来，我们的课堂教学存在哪些问题？

冯恩洪：我们的教育需要深刻反思两对关系。课堂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个要素组成的，而现在的课堂普遍存在两大矛盾：第一是教材相同和学生不同的矛盾，目前大多数学校，教学目标是相同的，教学内容是相同的，教学过程是相同的，教学进度是相同的，甚至连教学测评也是相同的，这样如何解决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第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就是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大多数课堂仍然是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这样的学习无疑是被动的、低效的。我想引用《教育社会学》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全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只有一条——减少讲授，走进合作。”所以，只有调整好了课堂里的这两对关系，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才有可能是高效而快乐的。

杜郎口中学的价值与空间

褚清源：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也必然是课改绕不过去的一部分。你在很多场合都力挺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改革经验，为什么如此看重杜郎口中学呢？

冯恩洪：谈到课堂改革，我总乐意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为例。我对杜郎口中学的课改是高度兴奋的。懂行的专家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不懂行的人则可能怀疑杜郎口中学的价值。

杜郎口中学通过微观实践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宏观进程。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全新思路。我们一直认为，要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提高教师的质量，这是对的，一百年以后也会这样认为。但现实是，教师的质量永远是农村比不了城市，自然，教育质量也永远是城市高于农村。今天的农村地区太需要优质教育了，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觉得杜郎口中学通过课堂改革抓学生潜能的释放，相信学生能够释放潜在的能量，在这点上是充分体现了学生发展为本。人的潜能释放了，他就快乐了，他就愿意学习了。杜郎口中学充分相信学生，研究学生，释放学生的潜能，最后实现教育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杜郎口中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可以借鉴的经验。

褚清源：你觉得杜郎口中学未来还需要怎样的优化与发展？

冯恩洪：包括杜郎口中学在内，我们应该始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学生的潜能是不是真的被激发了？学生还有没有想学的东西？还有没有学生关心的领域我们却没有涉及？教育为什么不渗透进学生想学的领域呢？今天已有的课堂改革经验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新的经验出现？我觉得杜郎口中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还可以再做新的探索。

课堂变革能释放学生的生命潜能，但究竟能释放多少呢？这个问题我曾问过崔其升校长，他迟疑了一下回答我说，大概释放了学生潜能的50%。如何继续释放学生的生命潜能，如何进一步关注学生的差异，在多维课程的开发中，实现学生的完整成长，我想是包括杜郎口中学在内的很多学校都面临的问题。

区域课改的推进策略(www.xing528.com)

褚清源：从一所学校的课改到一个区域的课改，课改正在呈现一种集体繁荣的态势，尤其是一批区域课改典型经验先后涌现。你如何看待区域课改的整体推进？

冯恩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观念是受区域经济和地域文化影响的，因此，当区域课改整体推进的时候，首先应符合本地区经济和文化实际，同时又要适度高出本地区经济和文化对人的制约。我们常说，一个群体的水平就是领头人的水平。教育改革的经验，从学校角度说，其实考量的就是校长，从区域角度来说，考量的是一方政府的水平，考量的是当地父母官的水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呼吁区域整体推进课改，号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表示赞成。

褚清源：在区域课改推进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冯恩洪：区域课改一是要靠权力支撑，二是要靠学术支撑，两者缺一不可。

区域教育管理者要逐步实现从行政管理到专业引领的转变。如果管理者对三尺讲台缺乏话语权，他就缺乏领导力，没有领导力，领导的魅力就无从谈起。区域课改要重视总目标的设定。没有目标的引领，就不能引导课改队伍走向“对岸”。而且，区域课改总目标的设定要相对较高，第一阶段的目标则要具体，切实可行。因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第一阶段的目标要充分结合本地区实际，扬本地区之长。区域改革的起点可以是多元的，但最终殊途同归。同时，区域课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此，走一步要想两步，因为它势必会拉动一个地区教育的整体变革。

让教师的“脑袋”也富裕起来

褚清源：你一直主张教师要学会使用一种课堂模式，这是否是对教师专业自主权的限制呢？

冯恩洪：我们要敢于把教育思想转变为操作流程，严密、科学的操作流程才能保证质量。我发现国内教学比赛中获奖的教师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展示的是一种课堂模型；第二类展示的是他的个人特质。我想说，模型是可以推广的，而个人特质却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教育理想、道德良知、实验精神，要比个性更重要。《中国教师报》曾发布了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式，这九大范式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少讲，学生能讲的让给学生去讲，同学之间能互相启发的就合作交流，学生实在不能解决的，教师才站出来画龙点睛。所以，认识一种模式、实践一种模式是有必要的，是有利于教师专业提升的。

褚清源：课改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永远停留在局部改革层面。教师既要关注课堂，也要关注课程，只有在这样的协同发展中，学校教育才可能系统建构。

冯恩洪：课堂是课程的一个核心部分，但不是课程的全部。课改要关注教法的改革，还应该关注教材的建设。没有校本课程，哪有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培养？目前在校本课程开发和课程文化建设上，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

要开发校本课程，必然要求更多的教师成为复合型人才。而教师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努力成为复合型人才。要成为复合型人才，教师就要拿起书。教书的人不买书，教书的人不看书，是今天不需要再遮遮掩掩的教育现象，教师不看书、不买书、不发展自己，岂能发展学生、发展学习？教师要拿起书来，来源于目标的确立，这就需要建设一支有追求、有精神需求的教师队伍。

褚清源：教师强，则教育兴。教育变革最终要由教师去实施、去推进，教育的品质最终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养。那么，关于教师的专业发展，请你支招。

冯恩洪：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不可能在培训的会场里完成的，而应该在教育变革的实践中逐渐提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绩效工资的实施并没有拉动教师对教育变革的积极性。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生存需求，无疑就辜负了政府、社会对教育的信任和期待。

同样站在讲台上，我们是埋怨讲台还是享受讲台？我们应该承认，埋怨讲台的多，享受讲台的少，而关键就是教师能不能提高需求的层次，教师有没有“国忧肩上挑，旁观非英豪”的气魄和胆识。如果有这样的气魄和胆识，他就会躬下身子研究，一研究就会产生兴趣和热情。如此的教育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褚清源：就农村教育的现状而言，你认为，如何关注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

冯恩洪：教书匠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必然会产生职业倦怠。作为教师，如果每天都在思考，都在研究，就会发现每天都是新的。一位好老师不应该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奉献，是一种悲壮的美。一位好教师应该照亮别人的同时也发展好自己。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教育差异很大，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的教育差距。对于大部分仍然处在生存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而言，教育家是阳春白雪，不是下里巴人。在这些地区，我们除了要改变区域学校的经济状况、文化现状，关注教师们的“钱袋”富裕起来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引领教师们的精神成长，让教师的“脑袋”也富裕起来。

冯恩洪语录

最高水平的管理是有权不用的管理。

最高管理原则是“四恰当原则”：在最恰当的时间，最恰当的地点，通过最恰当的人做最恰当的工作。

名师是干出来的，不是捧出来的。

教育的差异实际就是阅读的差异。

改革者是从来不可能去苛求环境的。

建设现代课堂的出路很简单，那就是由讲授走向合作。

要敢于把教育思想转变为操作流程，严密、科学的操作流程才能保证质量。

教育内部的变化远远赶不上教育外部的变化。

天生其人必有才，天生其材必有用，教育者应该看学生哪壶先开提哪壶，充分发展他的强势智慧并使之达到特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