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组织修养的重要性

组织修养问题是纵队党委的同志以及全体同志均应注意的问题。政治修养问题上面讲了，这里讲一下共产党员要建设正确的组织修养问题，这主要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非一般的空洞理论问题。

共产党员要有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才能构成正确的政治观念。共产党是以革命手段打破旧的，建设新的，非去修修补补。而彻底改造世界，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非依靠个人力量。党员要学习为人民服务，牺牲个人一切利益，不争报酬，不讲薪水，不计待遇与地位。如果是打仗，则一次受伤，伤愈再上战场，直到战死；不要只照顾家庭，自私自利，要有夏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精神。所谓牺牲个人，就是牺牲个人之一切，死而无怨。因之，党员的人生观应该非常愉快的、毫不愁闷的，如果有什么愁闷，就应该愁老百姓是否有吃有穿，非忧己忧私。我们要不仅是为了中国，还要为了整个世界之解放，要从整个世界出发，而又从目前的现实条件出发；“民胞物与”，将来全人类解放之后，我们还要进而解放牛马畜牧，减少对他们的杀害。党员的世界观是非常广阔的，要研究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与整个星球，永远研究进步，自强不息。这一问题能解决，我们就可以解决广纵内部的问题。过去你们思想方法之错误，就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不扩大，常常驻足从自己的局部去想，如果我们这样，则天天身体是跟着革命走，思想则停留在原来境地不会进步，一定要造成自己的终身苦闷。

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首先要有组织，有组织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消灭剥削阶级，求得人类的解放，否则，怎能推翻资产阶级，实现世界革命？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靠人多，把多数人组织起来就有伟大的力量，便可解决问题。组织起来有人指挥，有统一的行动，便可战胜阶级敌人。共产党为何能在三两年内取得革命成功？主要靠人多，能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理，如土改与反美蒋斗争，都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拥护的，所以一定胜利，共产党过去没有一块地盘，没有一根枪，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只有二十多个人，代表了五十多个党员，今天发展到如此宏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掌握了真理。

组织问题贯串着四个主要原则：即个人服从整体、服从党，少数服从多数，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世界利益。个人是一颗小螺丝钉，如为了整个机器需要，要除掉一个坏螺钉，就要除掉，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入党时发过誓的，决心要牺牲热血头颅的，如现在因一点待遇、地位，就要闹起来，这非什么公不公的问题，往往是对革命人生观发生基本动摇的问题，是对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的动摇，是对党服从的观念的动摇。党员要有牺牲自己一切的决心，在干地下工作时，常常有这样的事，当一个机关被破获时，应决心牺牲一两个人，其余设法逃出，将来才为死者报仇，如是一个部队被包围时，应以一部掩护大部撤退，甚至为了将敌人消灭。在这些情况下，就不能计较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便走了，要牺牲我？为何你不来牺牲？要知道自觉地为党为人民革命而牺牲自己，这就是共产党员至高无上的美德。如果党员为革命去牺牲则不争，因一点私利便大争特争，这是违反党员道德的，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大叫为何提拔你，却不提拔我？你是属于那一派的，他又是那一派的，我也赶快来拉几个人来搞一个派，拥护谁做领袖，这是最坏的表现。张国焘就为了要强调个人，弄成一派，硬不承认和改正错误，结果投降国民党去了。

党员个人的利益与组织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发展了，个人也发展了。党垮了，个人前途也没有可言了。现在党大了，毛主席的地位就发展了。解放军大了，朱总司令也就大了。如果党垮了，他二人也要穿草鞋上山了。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与组织利益是一致的，跟随着变化。我个人来说，我本是一个四川的学生，如离开了党的力量，靠我个人，最多只能当个教员，或钻营于军阀官僚之门，求得一官半职，如果没有党的培养，哪里有今天的名誉地位？名誉地位个人是搞不到的，如张国焘强调个人，爬得够高了，就又垮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过去并非站在领导位置，但人民硬要拥护他上台，给他以今天的名誉地位。所以名位是争不到的，是党与人民给的，当然这也要靠自己的努力与领导的正确。如果是一条狗，你硬将它拉上树去，还是要跌下来的，因为不是这种材料之故，所以硬要闹地位，是闹不到的，凡是闹情绪的人，提拔是不好的，应该批评他，正派的人，则可以适当提拔。林伯渠主席说过：“朱总司令过去是滇军的一个小军官，为什么他能获得今天的地位，全球闻名，这就是党的作用的结果，如果朱总司令离开了党，最多在云南只能做个唐继尧而已。”朱总司令自己说：“如果我不加入共产党，连唐继尧还不如。”这是很对的。我自己来说，如不加入党，最多当个教员，当教员在四川则要饿饭了。

一般情况，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又有矛盾的。如被捕后你如不供出秘密，反动派则要杀你，这时要牺牲个人来保存党的秘密；如打仗冲锋时，自己也可能牺牲的。当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具备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的人才能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在这一问题上，党员应养成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天性与习惯。这是要有一定的锻炼过程的。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人到了三十便有比较稳定的立场，四十岁便不致糊涂被骗，五十岁便不会听错说话，能分辨是非，六十岁便知道事物发展规律，到七十岁，无论做什么事，不会再有错误了，这也是说做人修养的过程。有些人参加革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来的，是来投机，是来扒东西的。四川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神庙，大家都向它烧香敬烛，供奉鸡子、猪肉给他吃。有一次，一个人跑到那座庙里，跪拜之后，不是给那个神供奉食物，他却掏出一把小刀在那个香炉旁边刮来刮去。那个神打开帐帘一看，原来是刮蜡油的。我们党里也有不少同志是来刮蜡油的，而不是来诚心诚意把自己贡献给革命的。

个人应尽量不谈个人利益问题，但组织上则应尽可能照顾党员的利益，为他解决困难。有些同志幼稚，个人问题未搞通，领导上专责备是不对的。多年的老党员，应注意适当地提拔，不要埋没好党员，只提拔一些向上爬的坏蛋。过去有些战斗英雄是靠打滑头仗得来的，生产劳动英雄变成懒惰英雄，组织上要善于了解考察他们是否埋头苦干，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在斗争中，在紧急关头能挺身而出的是好同志，不要给一些只装表面，会钻营奉迎，会敬礼，会讲大话的“客里空”骗了，这样会走上张国焘与项英的前途的。要党员完全无毛病是不可能的，个人与党的矛盾，是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解决。但又要了解党员亦有幼稚的，如因幼稚而犯错误的，则应教育；有些对敌是支援的，对党内则拼命地斗。故意违反的则应执行纪律，以至开除党籍。组织上应尽可能周全地照顾同志，党员则不应吹毛求疵，不要斤斤计较，要注意到目前是对敌斗争为主，主要工作任务是打倒敌人。一如船过险滩，如你一句我一句，你要这样，他要那样，使得掌舵的领导者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大家都要去见阎王老子。

在工作上只用熟人是不对的，应扩大世界观，扩大用人圈子，应尽量吸收各种优秀干部来使用，但如胡乱使用生人，对他不了解，弄到一个野鸡或特务，表示自己无宗派，那也很容易出乱子。下面不应责备上面用熟人，上面则应调查研究用生人。三国里刘、关、张三兄弟，老是搞不出名堂，一用上诸葛亮便打开大局。个人勿斤斤计较领导上不提拔你，不要怕埋没了你，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十年二十年，组织总可了解你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革命斗争的历史与群众会出来给你做结论的。谁好谁坏，自有公论，真金不怕火炼，在党内只有先提拔与后提拔之分。我们不要怕党或同志误会你，只要你真心真意努力工作，党及同志总会了解你的，不是靠人家向你提拔与照顾，而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与进步。党内可能一个时期发生错误，你也可能受党的委屈，但经过一定的时期，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是考茨基、伯恩斯坦他们，后来才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死后苏联有一个时期是托洛茨基他们领导的，后来才是斯大林。从中国共产党来说，过去很长的时期是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他们领导的，后来才是毛主席。他们这些领导者，曾自称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他们把样装得很像，上面做报告，布置好下面有人拍巴掌，喊口号，但结果工作搞垮了，谁还拥护你做领袖？毛主席他没有说过要做领袖，没有摆起领袖架子，但在斗争中考验了他的领导的正确，群众就自觉拥护他做领袖了。我过去在粤赣湘边工作时的警卫员，与他十年不见，他现在当了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了。如因不提拔你便闹情绪，讲怪话，到茅厕里写标语骂人，那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领导上提拔的哪一个干部确实很坏，这也是领导上没有全了解情况而已，你可以帮助他去了解，对领导上仍要当他是上级好好尊重，不应对抗，也不要以为你自己不说，领导上便永远不会提拔你。上面说过，这只是先后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地考验提拔，如果你确是一个好干部，结果总会轮到你的。历史上陈独秀不行，轮到李立三，李立三不行才找到今天的毛泽东。谁不行的，就总会被拿下来的，谁行的，总会轮到他的。组织上可能一时会提拔了一些不行的，但最后总会是好人上台的。不要把个别人当成整体，不要把一时的看成永远不变的，黑暗是暂时的，正气与光明终要到来，比方打仗缴到很多汽车，这架开一开，那架试一试，结果总会选到一架好汽车，又如选用马匹，先看看样子，试用一下，不行，再换第二匹，结果总会发现一匹良马的。如因一时没有提拔到你，或看见人家不行就闹情绪，便埋怨组织，便不满意，那是你修养不好的表现。我讲的这些都是实际问题，我受过提拔也受过委屈，今天，我又在天天提拔人与天天委屈人。我想我从未使得在我领导下的人，个个都满意我，很多人会批评我，但我从未离开过党的原则，这是确应小心注意的。领导者有其困难和苦衷，被领导者亦有其意见与不满，领导者应将之统一起来，求得适当解决，这是党组织原则的辩证法。

有些人总是觉得地位越高越好，我则觉得负责小一点最好，我自己很希望负小一点责任，由于责任太重，关系太大，常为之数晚睡不着觉，几千万人胜败的问题，精神上的负担是很重的，如负了这种重责，又无这种责任感的则是笨人。我常常想宁愿做个副职，减轻一点负担，轻了就愉快了。当然搞坏了工作不一定受到责备，因不是故意的，但精神负担是太重了。比方打仗，如果第一晚打不下，第二晚又打不下，第三晚仍打不下，至第四晚还是打不下，是很使人担心的。自己虽未见敌人，但每听到打炮，心里就痛一下，打一炮就死了我们许多同志了。有人说，在苏德战争后，斯大林老了，这是合理的，苏德战争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重大问题，身负此重责，安得不老？伍员去昭关，一夜间头发变白了，因为精神负担太重。我自己常常见警卫员下棋、唱歌、打扑克，愉快得很，想想倒不如做个警卫员好，但这是个人主义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也不要贪图一时的个人发展，爬得过高，一旦跌下来是不好的。

必须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上来考虑问题。能坚持这四个原则，就是正确的组织观念，也就不致犯大错误。以服从上级态度来提意见，以党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当自己意见与多数人不一致而又发现多数人的意见不正确时，要能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又能服从与执行多数人的决定，跟大家一起干。比方当大多数人要罢工，你虽认为这种罢工不正确，除说明你的正确意见外，仍要与大家一起干，如罢工果如你所料失败了，亦不要讽刺打击他们，说明反对资本家基本是对的，只是在那些错误的问题上说明清楚，教育大家，这样大家就拥护你了，相信你了。

事物的发展，只能由不完全走向比较完全，由不正确走向比较正确，但永远是不会绝对完全与绝对正确的，一切都在发展及变化着。如过去提出抗日统战与减租减息政策是正确的，但到了今天非改变不可了。如点灯是由松光点火，而电灯还有什么原子灯、太阳灯，一步一步发展到更完全，由不完全而发展到更完全，又永远在发展，永远不全的。组织上亦如此向前发展的，因此，党员便不能只片面地看问题，不能凭主观，不能只见不提拔自己便乱发意见，因你只见到事物的一面，领导上还有一面，要从全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党内需要用有系统的来说明这些道理，不要像瞎子一样摸到铜盆，摸到蜡烛就以为是太阳，主观主义，片面出发。

领导与被领导问题，这就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有许多人批评领导不民主，对被领导者则说不服从，自由主义，这是不对的。应该是被领导方面多讲服从，非多讲民主，领导方面则应多讲民主，不应多讲集中，否则上下两方面，各自片面强调，则越闹越凶，越会上下隔阂。这是以分裂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为着团结。党内的矛盾，非阶级对抗，并非党外的阶级敌人，要加以消灭的，应将这种裂痕，设法缝起来，采取团结的方针。领导者如强调集中，不讲民主，则越压越冲，如同拍皮球一样，越大力打击下去，则皮球跳得越高，这是有一定的道理。下面应了解上面的困难，上面又应好好讲民主，把二者的矛盾，逐渐求得统一。被领导者对于领导者也不应找岔子，如听一篇报告，如其基本精神是对的，则应照做，如技术问题、方法问题不妥，可机动执行，不应专钻空子。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最有力的表现形态，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是最民主的，因他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所以亦最有力量，考茨基说无产阶级既然要讲民主，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意见的最集中的表现。民主与集中是一件事物的两面。一切问题由大家民主讨论，但决定之后，则要绝对服从地执行。

干部政策问题，由于我们干部的水平、能力、历史、本质等方面不同，故需要系统地研究与了解干部，要有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使党的工作少犯错误。干部政策是党提出的，是组织上的事，党员则不应该提出干部政策，以干部政策求得个人的提拔，这是不对的。有些同志只知向纵队批评干部政策不对，但是自己对干部政策执行如何？你只批评人家，为何自己不好好检讨一下？常常批评上级干部政策不对的人，可能他自己就是很坏的，做好一个干部总是二重资格的，是领导者同时又是被领导者，我们的干部，常常对他的上面则强调干部政策如何如何，但对他的下面，则是打击政策，不检查自己站在领导地位上是否完全了。一个团级干部，只要你对一个团搞得很好，纵队自然有眼睛会了解你，同时也只有好好检查自己的领导，才能有经验来向上级提意见。一个党员只要他能把他那一份工作搞得正确，搞得很好，他常常会提到领导作用，如吴满有的生产经验，就领导了全国，一个士兵表现得好，亦可能被调到领导岗位上去，所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非绝对的，亦非一成不变的。

我们还要展开原则的争论与反对无原则的争论原则就是事物发展的共性。对大多数人有关的事就坚持原则，如土地法大纲是代表了人民大多数的利益，它就是一个原则。凡是原则问题应争论清楚，不能含糊；凡是生活问题，小的问题，非主要问题，或个人问题，非当前马上影响到革命利益的问题，则不必斤斤计较，可以让步，求得妥协。但就是展开原则问题的争论，就应照顾组织，照顾团结，为了党的团结统一，求得原则性地解决。组织的巩固与统一就是最大的原则性，要坚持原则，又能体现组织的团结统一，不能因争原则而破坏了组织的团结，否则，就是斗争专家，而这种斗争必将使无产阶级受到大的损失。(www.xing528.com)

要禁止无原则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提出那七条办法是很好的：

1.一切党员对党领导机关及各个党的组织，如有意见，只能向相当的党组织提出及批评，不允许在群众中乱说。

2.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或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提出或批评，不允许乱谈。

3.一切党员或下级党委对上级党委如有意见，只能向上级党委提出，或要求召集会议检查，或向更上级的党委控告，不允许乱说或向下级传达。

4.一切党员如发觉其他党员有不正当的行为或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时，必须向所在的党组织报告，不得隐瞒或互相包庇。

5.一切党员应大家提倡正气，提倡正派，反对邪气，反对一切的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给那些喜欢说闲话、喜欢广播、喜欢打听人家秘密的、喜欢造谣的党员以严重的申斥。党的领导机关应随时通令，禁止党员的相互谈论某些已定的问题。

6.各级领导机关，应随时找那些喜说人闲话、喜闹无原则纠纷的同志来谈话，给予纠正或警告或其他处分。

7.各级党委尊重每个党员提出的意见，应经常了召集会议，讨论问题，检讨工作，给党员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我们应提倡政治批评，减少技术的、生活问题的批评，我们党内是很缺乏这些的，谈生活则津津有味，谈政治则晕晕欲睡，我们要养成政治批评的习惯，不要把党内变成茶馆，只好讲个人斗争，互相排斥、拉拢，这是旧社会的封建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对无原则纠纷，不应从纠纷本身去评判是非，因为无原则纠纷本身是没有什么是与非的，应该从原则上、从党的基本利益上去求得问题的解决。

但我们又应该注意好好收集反映意见，常常是小广播中有真理，茅房里面有好话，“官方”的报告不一定可靠，而侧面的反映则有许多好材料。

两广纵队政治部整理

（选自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两广纵队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一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