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探访台北眷村

1973年8月，这是一段闷热得让人感觉好似身处蒸笼中的日子。

在长时间的忐忑不安中，我终于等到了那张让我企盼多年，也让我恐惧日深的退伍通知书。全岛与我一道接到退伍通知书的弟兄有五十多位，几乎全是鬓发斑白、年老体衰的老弟兄。他们与我一样，曾经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历经万千艰险从大陆或者南朝鲜来到台湾，然后在金门岛这个弹丸之地像惴惴不安又百无聊赖的老鼠一样驻守多年。现在，随着我们无法抗拒地逐渐老去，我们所有可供使用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司令部给我们办理退伍手续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兵，她的年龄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一张圆圆的脸，留着微卷的披肩长发，看上去显得特别精神和干练。除了在核对我们的长相与照片是否一致时她才会偶尔抬一下头，她就一直低着头问我们年龄、籍贯、军龄和特长等事项，然后将我们的回答工工整整地填写在面前那一大扎厚厚的表格里。

“姓名？”

“陈俊才。”

“年龄？”

“54岁。”

“籍贯？”

“湖南湘西。”

“军龄？”

“三十二年。”

“特长？”

“？”

女孩的问话特别轻柔，但特别清晰。只是所有的老弟兄们在回答问话时，除了简短以外，还有丝丝的颤抖。几乎我们每个人在回答“特长”这个问题时都明显迟疑了一下，然后窃窃地或者回答无特长，或者回答会机械修理，或者回答会土木施工等。有位老弟兄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心里有着浓浓的怨气，竟然大声回答会杀人。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位女孩倏地抬起头，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轻蔑和厌恶。那一刻，我虽然在内心里对这个女孩的表情大为不满，但是几乎在瞬间我就原谅了她。毕竟就她这样的年龄，肯定不知道会杀人是我们这些老弟兄人人必备的特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

在回答特长这个问题时，由于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哪方面的特长，以致我脱口而出说自己会识字。

“会识中国字还是外国字？”女孩仍然埋着头。

“中国字。”我认真地回答。

“哦。”女孩这时抬起头，朝我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这也可以算得上一个特长。”

我被女兵那迷人的笑容迷惑了，更为她“算得上一个特长”这句话弄糊涂了，站在她的面前竟然一时不知所措。

“没什么。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你能够识字写字确实应该算得上一个特长，因为你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女孩非常诚恳地对我说。

“哦。”我似懂非懂地回答道，但内心里仍感到十分满足。

在我们登船以前，上司在那座简易码头上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我们五十多人整齐地站成两排，穿着已经扯去肩章、胸徽的旧军装，每人胸前佩戴着一朵用红布扎成的碗口大小的大红花。那模样，让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冉家坝那些准备出村迎娶新媳妇的新郎官。

站在我们队伍前讲话的是一位穿着整齐的国民党军队少将。他气宇轩昂地讲了近半个小时，但讲的是些什么东西，至今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让我们永远记取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那句话：老兵不死！”

为什么我会对“老兵不死”这句话记得如此深刻呢？因为在我们离岸登船时，走在我前面的付世仁在口里不停地咒骂道：“狗屁，什么老兵不死。老子没死在战场上，不定离开了战场就会饿死、闷死、气死、无聊死。”

我知道付世仁当时所说的只不过是一句气话，只是没曾想这句气话在以后的日子里竟然在他身上以及其他许多老弟兄的身上得到逐一印证。

8月26日早上，我们乘坐的一艘旧军舰形单影只地抵达了基隆港。在嘈杂的码头上老弟兄们依依作别以后，就有如不起眼的烟尘一样各自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与付世仁等六位老弟兄在码头边不远处上了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沿着破烂不堪的公路往台北方向走。因为根据上司的安排，我们这六位老弟兄将在台北的荣民公寓里定居下来。从基隆港到台北的这条破烂不堪的公路，在到台湾后的这二十年当中我虽然走过多次，但每次都感觉异常陌生，仿佛它永远都不会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丝毫印象似的。人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这话确实不假。因为我每次乘车行走在这条公路上时，心情始终都是压抑的，无法从第一次乘车行走在这条公路上的苦闷回忆中挣脱出来。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我就无法记住行车途中的点点滴滴，进而对整个行程始终感到异常陌生。

此刻，在颠簸的车厢里面，我的心情再次变得像铅一样沉重，因为我无法预知公路的尽头等待我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看着车窗外与疾驰的车辆逆向而行的田野和村庄，我突然感觉自己此刻的心情与四十六年前我离开冉家坝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不是吗？那时，我突然离开了生我养我，并且镌刻着我的生命印迹的冉家坝，而现在呢，我突然离开了我相依为命，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队伍。离开时的心境都是一样的，感觉自己的精气神突然像扎破的气球一样，瞬间被抽得空空的，变成了一具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同时，我又深深地为自己以后的日子感到担忧和恐惧，毕竟即刻我将会遇到一个我从没有经历过的崭新的、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自己将会在这个崭新、陌生的世界里，通过怎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那一刻，我确实有一种突然被人抛弃的强烈感觉，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许多能够形容我此刻悲哀和愤怒的词语接二连三地涌入我的脑海里。

晚上快十点时，我们到达了位于台北市西门町一带的松勤街五十号的四四南村。这里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眷村”的一片属于军队所有的宿舍区。其实所谓的眷村，是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初期，为安置大批随军军属建立的简易平房。由于只是那些军属暂时栖身的地方，所以这些平房都建得特别简陋，主要由红砖、石灰和木板构建而成。这些平房大多建在低洼处，每逢下雨或者台风季节，这里即刻就会变成一片泽国，狭窄的街道泥泞不堪，甚至连人都无法正常通行。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街道正中看着眼前一大片在远处高楼大厦映衬下显得破旧不堪的“眷村”，一股强烈的失落感陡地涌上我的心头。

在管理处拿到钥匙以后，我打开了属于自己居住的那间房子的房门。在推开那扇呀呀作响的木板门的一霎，一股令人窒息的霉味扑鼻而来，呛得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在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亮起的同时，我看到两只小猫大小的老鼠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顺着窗框很快地爬到屋梁上面，然后趴在黑暗中，用那火星般的眼睛警惕地盯视着我。房子整个面积只有约二十平方米大小，中间用一人多高的夹板将整个房子隔成了里外两间。外间面对门的墙角那儿垒着一座用水泥做的灶台，离灶台不远处是一张断了一条腿的小木桌。潮湿的地面上堆满了砖块、烂木头、旧报纸等垃圾。里间则完全被一张木质的双人床占满了，床上堆着一大堆积满灰尘的烂棉絮。在双人床靠近门的墙角处，歪歪扭扭地立着一个看不清是什么材质的小衣柜。一张粘满无数蚊子、苍蝇和稻草的巨大蜘蛛网从衣柜的左边一直横扯到两米开外的门框那儿。蜘蛛网中间那只有鸽子蛋大小的蜘蛛正在旁若无人地啃食那些属于它的倒霉猎物。

这就是我以后聊以栖身的家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不管我相信也罢，还是不相信也罢，我最终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下来。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从外面买来石灰、水泥和沙子，将整个房子认真整修了一番。此外，我还将作为一个家应该具备的各种用品都买齐全了。比如，锅碗瓢盆、扫帚洗把和油盐柴米酱醋茶等。我甚至还买了一张印有漂亮山水的风景画，端端正正地贴在那张被我修理好的木桌上面的墙上。房子虽然破旧，但毕竟是以后若干年我赖以栖身的地方，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自己感觉好一点，我也应该下些力气将它整理一番。

我还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用杉木制作的木盒子当作“幺儿”的房子，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木桌的下面。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当我端着茶壶，靠在那张竹靠椅上，看着越来越大的“幺儿”惬意地在水泥地上慢慢地爬来爬去时，一种久违的舒坦就会从心头油然而生。

付世仁的房子离我的房子只隔着三条巷子，房形几乎与我的一样，只是感觉比我的更加破败。在整理过程中，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咒骂，说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完全没有将我们这些老弟兄当人看待。

在将房子基本整理好以后，我抽时间到西宁南路一带去了一趟。我想到那儿去转转，看看眼镜连长的媳妇和儿子是否还住在那儿。因为在“八二三”炮战头一年，我到台北休假时，根据眼镜连长告诉我的地址到他们家去了一趟。正是通过那次去他们家，我才从黄嫂子的口里得知眼镜连长因卷入某位国民党军队将军谋反一事已经深陷牢笼。也正是通过黄嫂子的讲述，我才第一次知道眼镜连长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曾经担任过这位将军的副官。现在想来，当时眼镜连长的口风确实严紧，因为对于这层关系他从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一丝一毫。回过头去看以前发生的他将我们从宜昌带到印度、日本人投降以后他到军校读书以及他最后能够从大陆逃到台湾等那些曾经困惑过我们的事情，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倒是黄嫂子仿佛对眼镜连长十分不满，说他当一个糊里糊涂的兵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拉帮结派，与那些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扯到一起。由于我对于发生在那位将军身上的那些事情只是道听途说知道一点点，具体细节完全不知情，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得喃喃地替眼镜连长开脱，说人在江湖，许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在我的记忆里，黄嫂子一看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善良女人，身材不高，长得白白净净，一双细长的眼睛里始终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愁。那时候她替眼镜连长生下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那儿子几乎是照眼镜连长的模子直接复制出来的，同样长得黑瘦黑瘦，特别是那双眼睛，小小的年纪就透出精明和沉稳。

时间确实过得飞快，一晃已经十六年过去了。好在那一片建筑没有大的改变，在周围转悠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最终还是找到了那棵在脑子里有模糊印象的无花果树。那时候这棵无花果树只有茶盅粗细，现在已经长到水桶粗了。这时节，树上结满了一串串青绿色的果子。我记得眼镜连长的家正对着这棵树。

当我敲了敲那扇用白铁皮铺面的大门以后，没多会儿工夫出来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她用略显痴呆的眼神警惕地朝我上下打量了好一刻，然后用难懂的闽南话问我找谁。我努力装出一副笑脸，将黄嫂子的模样以及什么时候曾经在这座房子里住过等情况向这位老妇人详细说了一遍，我甚至将自己与这一家人是什么关系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从这老妇人痴呆的眼神和毫无表情的脸上，我敢肯定她完全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将我所说的话听进耳朵里。然而在感觉我讲完以后，这位老妇人冷冰冰地告诉我，说现在住在这里的不是我要找的人。然后她缩进房子里，啪地一声将门重重地重新关上。

在偌大的台湾，眼镜连长肯定是我唯一记挂的人了。现在倒好，他以及他的家人竟然全都不知所终。

那天从西宁南路回来以后，我一个人在马路边一直坐到天黑，感觉五脏六腑都像被人掏空了一样，整个都是空空荡荡的。

虽然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因为不习惯会过得更加艰苦、更加难受，但是我自己没有料到的是，这种艰苦和难受的滋味竟然是如此地折磨人。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那段时间我成天都像失魂落魄似的，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外面四处晃悠。在此期间，我遭受了许多人的白眼，也承受了无数人的咒骂和鄙视，但我始终都像一具没有意识的木偶一样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然而，在我回到自己狭窄的房子里以后，我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疯狂地将自己心中的怨恨和痛苦发泄出来。其实我的发泄方式应该只能算是自虐，因为我除了忍气吞声地使劲抓扯自己已经变得斑白稀疏的头发以外，就是不停地用额头去撞那堵冰冷坚硬的水泥墙壁。倒是看似粗心的付世仁从我额头上的伤疤感觉到了我心中的苦闷，那段时间只要我们俩聚到一起，他就不停地安慰我，说：“再忍忍，只要忍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让我嫉妒不已的是，付世仁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要比我强多了。这不，在住进眷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找到一个既可以消磨时间，又可以让自己暂时忘却苦闷的去处。

那天吃过中饭以后，他来到我的房子里，一脸神秘兮兮地约我到一个好玩的地方去转转。随后，我们乘电车到了西门町汉口街那一带。穿过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以后，我们进到一条狭窄的小街里面。小街两边都是低矮的日式平房，许多平房的屋顶都被台风掀开了，露出里面黑黝黝的房梁。那些敞开的门洞里不时传出一阵阵哀婉的歌声和粗犷的喝彩声。还有些房子里面静悄悄的，不时有一个着装艳丽的女人从门洞里探出头来，轻浮地与我们打着招呼。我们熟视无睹地在小街浓烈的脂粉气中又走了十多分钟，最后付世仁将我引进一家没有招牌的歌厅。这个歌厅的面积至少有六七十平方米大小，正对大门的是一个木质台子，台子下面是十几条用木板制作的长条凳。悬挂在四周的白炽灯都用五颜六色的塑料布罩着，花里胡哨的光线将整个大厅映衬得犹如魔幻一般。此刻，台子上有一个穿粉色旗袍的女人正扭动着并不苗条的腰身，用梦呓般的声调轻声吟唱那首《东山飘雨西山晴》：

远在东边的山丘正下雨，

看西山这般山色晴朗，

歌满处，情是往日浓。

…………

付世仁带着我熟练地穿过那些坐在凳子上的人群，径直坐到离台子最近的那条长凳上。其间，他时不时与熟悉的人打着招呼。

随着台上那个女人一曲唱罢，付世仁跟着那些坐在凳子上的人们随即发出兴奋的喝彩声。我虽然有点愕然，但同样随着他们呼喊起来。这时，有一个头发全秃的瘦高个颤悠悠地走到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个红包直接塞进台上那个女人半露的胸口里，然后使劲地搂了一下那个女人。那女人倒是一点儿不拘谨，在嗲声嗲气地说着谢谢的同时，非常响亮地在那个瘦高个的光头上亲了两口。

台下随即又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呼喊声和跺脚声……

后来我才知道，坐在条凳上的那些人全都是从部队上退伍的老弟兄。

“你应该学着适应这种生活，否则日子更加不好过。”付世仁看出我在这种场合下有点拘谨，就不停地开导我。

我觉得付世仁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在经过一番努力和犹豫以后，我也三天两头地往这个被大家称作“红包房”的地方跑。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是约了付世仁一道去。我也学着大家那样在那些女人唱完歌以后忘情地为她们喝彩，并且也有几次壮着胆子往她们半露的胸部里塞红包。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甚至还认识了几个唱歌的女人，比如一个叫紫涵的，是福建人，另外一个叫阿芳的，是贵州人。她们虽然已经徐娘半老了，并且都是些风尘女子，但只要给她们钱，感觉她们并不让人讨厌，也不那么让人害怕。

这年冬至那天晚上，付世仁突然兴高采烈地约我到他那儿喝酒。

我进到屋子里时，发现酒菜已经在那张小方桌上摆好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小方桌旁边竟然坐着一位三十多岁、表情羞涩的女人。

虽然只有几天没去付世仁那儿，但自双脚踏进门槛，我就感觉他的房子里竟然充满了一种温馨、祥和的氛围。后来我想了一下，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主要是缘于他的房子里多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付世仁满脸幸福地告诉我，这女人叫陈梦琪，是他的老婆。

“你结婚了？”我吃惊得一下张大了嘴巴。

“是呀，今天领的证。所以请你过来喝酒，一道庆祝一下。”付世仁咧着嘴巴说着，将我面前的酒杯倒满酒。

虽然我嘴巴上对付世仁这种悄无声息吃独食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但在喝酒过程中，我还是向他们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毕竟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了。这一结果，确实难得。

在喝酒过程中，我得知付世仁是在“红包房”听歌过程中认识陈小姐的。

“她是无家可归，我是心无定所，所以两人一拍即合，立马就结婚了。”在酒精的作用下，付世仁的脸上泛满了红光。

陈小姐一直没有说什么话，但在付世仁的不停介绍下，我对她的情况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她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高雄人，父亲是一个日本军官。日本人投降后，那个日本军官抛下她们母女两人后逃回日本去了。十多年前她的母亲得病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这混乱的世界中到处闯荡，主要在“红包房”一带以唱歌为生。

虽然陈小姐的身世较为悲惨，但是在我们说到她那个无情无义的日本父亲时，她却连连为这个日本人开脱。

“我的父亲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她说。

“怎不是呢？他凭什么抛弃你们母女俩。那些日本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付世仁说。

“他也是没办法才离开我们的。”陈小姐低着头，小声说。

“不是离开，是被我们赶跑的。”付世仁正色纠正道。

“你这是对日本人有成见。”陈小姐这时抬起头，看着付世仁说。

“有成见怎了？我就是不喜欢日本人。”付世仁不屑地哼了一声，大声说。

“日本人怎么了，将台湾建设得好好的，最终让你们这些大陆人捡了便宜。”陈小姐突然涨红着脸，大声反驳道。

“放屁。”付世仁突然猛地一拍桌子，将上面的盘子、杯子震得跳了起来，“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我们捡了什么便宜。老子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将被日本人抢去的东西给夺回来。”

我一看情况不好，连忙劝付世仁不要发火，并且示意陈小姐先到里间房里回避一下。这女人还确实乖巧，白了付世仁一眼，然后不声不响地回到里间房里去了，一直到我与付世仁告别时都没有出来。

“她什么都好，就是总忘不了她那个日本爹。”付世仁仍然耿耿于怀。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是不能久留的。接下来我们边喝着酒，边扯些插科打诨的闲话，然后我就醉醺醺地回到自己的房子里。

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因为有重重的心事，这天晚上我竟然失眠了。一晚上我都在想，我也得像付世仁一样找一个女人。不奢望有一个女人体贴，即便是能够与一个女人说说话，甚至是吵吵架，也应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付世仁除脾气稍微暴躁以外，确实是一个好人。这不，我并没有提出让他帮我介绍女人，他就冷不丁地给我送一个女人来了。

那是春节以后的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屋子里听收音机，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轻声敲门。开门以后，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这女人留着一头微卷的披肩长发，穿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挎着一个浅红色的皮手袋，略显粗糙的脸上挂着一丝憨厚的笑意。

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姓康，名叫康敏，是付世仁让她来找我的。

我虽然感觉非常突然，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来意，然后热情地将她请进屋子里。

我们的谈话不仅直截了当，并且非常随意。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对她的身世以及现在的处境有了初步的认识。她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丈夫是一个渔民，前年在出海打鱼过程中遇到了台风，结果船沉人亡，留下了一个十岁的姑娘和一个患有腿疾的母亲。为了养活女儿和母亲，从去年开始她就在“红包房”一带给那些歌厅做一些打扫清洁以及端茶倒水的粗活，挣些小钱。

“我是在歌厅里认识陈小姐和付先生的。他们说你人品不错，就让我直接来找你。”她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

“是吗？我真的不错吗？”我有点怀疑付世仁对她所说的话的真假。

“是的，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说你不像那些老兵喜欢对女人动手动脚，人也非常沉稳。”她看着我，以一副非常认真的表情说。

“你不要太相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不知道，陈小姐对我非常好，我特别相信她。”为了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她甚至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张她与陈小姐的合影。

从这个女人的长相和言语来看，应该非常厚道。但是，她不经意中的一些行为却让我对她的热情减少了不少。因为在她与我讲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她的眼神一直非常游离，从不敢直面我的目光。还有，在我到外面打水的过程中，我竟然发现她正偷偷地打量着我里间屋里的东西。虽然里间屋里同样是空空如也，但是她偷偷摸摸的作态却让人心生疑惑。

出于想更好地表现自己，那天晚上我特意请她到外面的小饭馆里吃饭。我出手非常大方，点了满满一桌子酒菜。在吃饭的过程中，她不仅不停地给我添酒夹菜，而且自己也酌了一小杯白酒，陪着我慢慢喝。

有个女人陪着喝酒确实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在不知不觉中，我竟然差不多将自己喝醉了。

十点多钟我们从饭馆里出来后，我歪歪倒倒地提出送她回家。

谁知她挽着我的胳膊，毅然决然地对我说：“今天我不回去了，就睡你这儿。”

初听到她这句话时，内心里我确实大吃一惊。这女人是不是太随便了，第一次见面就睡到我的床上去了。但是，我的拘谨很快就被我突然涌起的渴望击败了。我醉眼蒙眬地笑着对她说：“你就不怕我占你的便宜？”

“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占谁的便宜哩。”她红着脸说。

但是，接下来在这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却是我这一辈子中一段最难于启齿的经历。在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身子面前，我竟然失去了一个正常男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生理机能。

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我虽然万分渴望和急迫，但在淡淡的灯光下，我竟然无法容忍眼前这个女人粗糙、松弛的皮肤，觉得与梅子光滑、富有弹性的身体相比较，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也无法容忍眼前这个女人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臭味，总感觉曾经有无数男人的嘴唇在她的身上碾磨、吸吮。我甚至为这个女人左腹部那块鸡蛋大小的青色胎记而感到恶心，脑子里总产生那是块散发着酸臭味的污泥沾在上面似的错觉。在这种心态的强烈作用下，我的眼前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梅子那绵长、忧怨的眼神。仿佛她就站在我的床头，注视着我在这个女人的身子上徒劳无益地挣扎、撕扯……

第二天天刚一亮，这个女人就离开了。她两眼浮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能怪你。我知道你心里装着另外一个女人。”

我记得自己没有对她说过是因为梅子，进而导致自己在忙活了一晚上以后，仍然什么都没有做成。但是她是怎么知道的呢？确实，女人是个让我永远无法猜透的谜团，感觉她们就像鸦片一样，既让我迷恋，又让我害怕。

在康敏这个女人身上发生那段让我一直难以启齿的经历以后，我几乎有半年多没有去付世仁那儿。这主要缘于我害怕他以及陈小姐向我提起康敏这个女人。我还特别害怕康敏会向他们说起那天晚上我的窘态。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正常男人而言，确实有点难堪。

当我再次见到付世仁时已经是这年的9月份了。当时，他正坐在眷村前面那口池塘边上闷头抽烟。我走到他旁边时他没有发现我。他面前的水泥地面上扔着好几颗已经熄灭的烟蒂。可以看出他一个人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

才半年多时间，感觉他消瘦了不少，左边脸颊上那道疤痕显得更黑更长，原本漆黑的头发也白了许多。

他看到我以后，努力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不停地抱怨我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到他那儿坐坐。还好，他没有向我提起康敏，这样我就免去许多的尴尬。

在闲聊中，我主动提到他的老婆陈小姐。其实我只是出于客气，并没有其他意思。谁知付世仁竟然勃然大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你提谁都好，就别提这个臭婊子了。”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时不知所措。

付世仁从我窘迫的表情中马上认识到自己的失态，连连向我陪小心，说不该无缘无故地对我发火。

继续闲聊下去的心情已经被破坏了。于是我找了个借口，准备离开。然而我刚走出几步，付世仁突然在背后喊住我，问道：“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死后应该埋哪儿好？”

我没想到他竟然说出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扭过头，怔怔地朝他看了好一刻，然后说：“我们当兵的都是贱命，死后埋哪里都一样，山坡上，田地里，还有的直接扔水里。”

“不，不，我才不愿意扔水里哩。”付世仁连连朝我摆手，“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水了。”

“有那么多恨的，为什么唯独恨水呢？”我不解地问道。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如果不是金门岛与厦门之间的那湾海水，我会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吗？如果不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那湾海水，我又怎会在现在这个破岛上受那些冤枉气呢？是水毁了我的一辈子。我恨水！”他直直地看着我，双眼里竟然噙满了浑浊的泪水。

我一辈子都为自己的头脑简单而懊悔不已。因为我当时只是想到他可能突然想起自己伤心的往事了，而根本没有想到他会真的去死。否则，我无论如何都会劝劝他，说不定还能将他从那条不归路上拉扯回来。

在我这次见着付世仁的第十天，他就出事了。得到消息，我慌慌张张地赶到他的房子那儿。房子的四周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一大群警察和宪兵已经将现场收拾干净了，正在拆除围着房子的警戒线。几个穿蓝色背心的义工正将三个装着尸体的裹尸袋往车上搬。即使离凶杀时间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但现场仍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出于一种兔死狐悲的心态，我竟然冲动地想看看付世仁的尸体，结果被宪兵给挡了回来。

听周围的老弟兄们议论，都说付世仁死得特像个真正的男人。原来那个陈小姐与付世仁结婚以后，竟然还与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男人拉扯不清。付世仁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考虑，曾多次规劝陈小姐将心收回来，好好过日子。但陈小姐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与那个男人一道将付世仁的养老金给全部卷走了。这天上午，在外面溜达回来的付世仁将这对狗男女捉奸在床，一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用菜刀将这对狗男女双双砍死在床上，然后自己抹脖子自杀了。

在我们这帮老弟兄们的共同努力下，付世仁的骨灰并没有被人扔到海里去，而是由老弟兄们共同出钱将他葬在台北城东那片荒凉的墓地里。

没错，付世仁确实死得像个男人，但陈小姐怎会是这样一个可恶的女人呢？

自此以后，我再没有给自己找一个女人的想法了。

原本不想将这一节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的，但是因为心里始终感觉特别憋气，所以基于刺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考虑，还是讲出来好。最起码在尽兴骂了打了以后，可以落得个心里轻松。

千真万确，付世仁的死，对我触动特别大。面对这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可不愿因为自己的一时错误选择，进而急火攻心，以小失大。正可谓大行不拘小虑。我所说的大行，对于其他人而言，确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那就是能够回家，回到我那魂牵梦萦的冉家坝。我的这一追求在许多人面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农民意识，更可能是他们不屑一顾的小民怀土情怀。但是我的追求确实仅此而已。如果在年轻时，我可能还会顾及别人的言语，但是，作为一个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上的行将就木之人，我才懒得理会其他人的感觉和评价。我就是想回家，我就是要落叶归根。所以，为了实现回家这一唯一的追求，我得好好活着，并且争取活得越长越好。活得越长，活得越好，回家的希望就越大。我不能老死在孤岛台湾，更不能像付世仁一样横死在台湾。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探和琢磨以后，我最终决定开一间牛肉面馆。开面馆的目的并不在于赚钱和发财，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在决定开面馆以前，我也曾想过做其他的小生意，例如开个小百货店或者弄个修车行什么的，但最终还是被自己否定了，因为我感觉做这些事情我在体力上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最后，我在离台北中山纪念馆只隔两条马路的乐利路上租了一间门面房，经过简单装修以后，在1975年3月3日这天正式开张。面馆的面积只有约五十平方米，我将其隔成里外两间，里间面积稍小，作为工作间，外间正对马路，我在里面摆了八张小木桌，最多可以容下二十多人同时就餐。

门面好坏并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牛肉面的味道能否吸引顾客。我虽然不图赚钱和发财，但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荷包里的那几个养老金一天天亏空下去。在面馆开张前的一个多月，我几乎刻意吃遍了台北市稍稍有点名气的牛肉面摊和面馆，从不同风格的牛肉面中，努力发现它们能够吸引无数食客的精华所在。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不少涉及饮食方面的书籍，有重点地加以研究，希望从这些书籍中找到一些能够对我有所启迪的东西和内容。最后，我从集市里买回二十斤牛的后腿肉，在眷村那间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我的初步尝试。那天上午，我先将洗净的牛肉分成四大块，放入冷水锅里大火加热后慢慢炖煮。在煮的过程中，放入少量的姜块、葱段、桂皮。待整块的牛肉熟透以后，再从锅里捞起，沥干水分摊凉。然后，将大块摊凉的牛肉切成一寸见方的小块备用。中午过后，我将那口新买的大铁锅在灶台上烧到发红，再放入整整一瓶菜子油，待油烧到开始微微冒烟的时候，依次放入干辣椒、干花椒、姜片、蒜头、八角、冰糖等我自配的各种配料。在不停地翻炒过程中，待这些配料散发出浓浓的香味以后，再将晾干水分的牛肉块放锅中与配料一道翻炒。这个时候特别关键，只有等到不断升腾的水汽停止的那一刻，我才放入酱油、料酒和几颗干槟榔。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翻炒过程中放入干槟榔是我的独创。我知道在台湾有许多人喜欢嚼槟榔，甚至在历经多年以后将满口雪白的牙齿浸染得黝黑，他们也不舍不弃。基于迎合他们的喜好，我才别出心裁地在我的配料中加入了槟榔。接下来是继续翻炒。待最后一丝油水在锅底发出清晰的吱吱声时，我不失时机地往锅里加入冷水。在这里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冷水加得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以漫出肉面上拳头深浅为止。冷水少了，肉汤的味道太浓太腻；冷水多了，则肉汤的味道显得过于寡淡。然后，我盖好锅盖，减小灶膛里的火势，让锅里的牛肉汤在温火中慢慢炖煮。晚上十点多钟，我将灶膛里的炉火熄灭，让香气四溢的牛肉汤在锅里自然冷却。

整个晚上我始终没有睡踏实，感觉自己像一个待产的产妇一样，不知在长时间的剧烈阵痛中自己会产下一个什么样的“歪瓜裂枣”。

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我就起床了。在眷村外面一个叫阿兴记的生面店里买了两斤生切面，就着锅里的开水将大约三两切面煮熟，用筷子捞起盛进放好碎花生、碎黄豆以及小葱、香菜等调料的大瓷碗里，然后在上面浇上一勺子黏稠的散发出珀琥色光泽的牛肉和汤汁。经过简单的搅拌以后，一碗让人垂涎欲滴的冉氏牛肉面就大功告成了。

就大多数人而言，在吃自己亲手烹制的菜肴时，一般不会有好的胃口。但是那天早上面对自己亲手烹制的这一碗牛肉面时，我竟然毫没停顿地将那一大碗牛肉面呼啦呼啦地全吃进肚子里。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在我放下碗筷努力回味那美不可言的感觉时，竟然有一股大声呼喊的强烈冲动。我能不兴奋吗？因为我除了熟悉当兵杀人，在其他方面我同样具备常人无法企及的天赋。

我正在窄狭的房子里自个儿沾沾自喜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我打开门，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住在隔壁大房子里的孟广东。孟广东只是我们这些老弟兄们对他的戏称，他的大名叫孟庆成，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佛山人，十多年前从少将师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孟广东虽然身材矮小干瘦，但性格却特别古怪，在眷村这个狭小的区域里，我们虽然经常碰面，他却从不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在内心里我感觉他还在显摆他退役前的威风，好像从没将我们这些曾经的普通士兵放在他这个曾经的师长眼里。今天是什么风将他吹过来了呢？那一刻，我的脑子充满了狐疑。

“你这老小子在家里偷偷弄什么好吃的，让我这两天始终感觉有什么东西将我的舌头揪着似的。”他用难懂的广东话大声责怪我。并且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倒背着双手，挺着瘦小的身躯进到我的屋子里。

虽然我有点不喜欢孟广东的做派，但在弄清楚他是被我烹制的牛肉面的香味吸引过来以后，以前对他的所有不满和回避在顷刻之间都烟消云散了。于是，我眉飞色舞地将自己自制牛肉面的经过详细向他讲了一遍。

“难怪整个眷村都充满了牛肉面的香味，那你弄一碗让我尝尝鲜。”这老弟兄倒是一点儿不客气。

我忙不迭地给孟广东重新做了一大碗牛肉面。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将那一大碗牛肉面吃得干干净净以后，我站在一旁，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你这老小子的手艺还真的不错呀，竟然能够做出这么好味道的牛肉面。既有四川牛肉面的麻辣，又有广东牛肉面的鲜香，还有北方牛肉面的韧劲。”在慢慢地吃下最后一块牛肉以后，他大声评价道，满是老年斑的瘦脸上充满了意犹未尽的表情。

“真的吗？”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这个时候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对我独创的牛肉面做出最中肯的评价。

“我还会说假话吗？”这位老弟兄不满地瞪了我一眼，“就你这手艺，完全可以在外面开一家牛肉面馆了。”

正是因为有了孟广东这位老弟兄最后那句话，我一直七上八下的那颗心才放了下来，最终选在3月3日那天将冉氏牛肉面的牌匾在乐利路高高挂了起来。

就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无法维持面馆的正常运转，所以在开张以前，我还特意聘请了两个帮工。其实这两个帮工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曾宪明，女的叫王惠英，都是台南人，原来以种地为生，后来因为儿子在台北读大学，就举家迁到台北来了，通过帮人家打零工赚些小钱以资助儿子读书并维持生计。这夫妻两人确实是奇怪的一家子，曾宪明长得又黑又瘦，体重估计连一百一十斤都不到，而王惠英长得又白又胖，就她自己的话说，心情好时，一不小心体重就会涨到一百四十斤以上，平时也都保持在一百三十斤左右。此外，曾宪明的话特别多，感觉就像一只成天聒噪不停的黑乌鸦，不管是什么人他都能找到相互感兴趣的话题。而王惠英感觉就像是一个哑巴，成天除了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根本听不到她说一句话。曾宪明虽然话多，但说的尽是些道听途说的家常趣事，从不涉及政治方面的敏感话题，给人一种踏踏实实并且热心快肠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喜欢在客人面前炫耀他祖上的辉煌业绩，并无其他让人生厌的恶习。他始终有鼻有眼地向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客人强调，他的祖上是江西南昌的名门望族，从乾隆年间就开始做台湾到江西之间的生漆生意。如果不是后来因台风导致船毁人亡，也不至于到他这一辈子沦落到以种田为生的境地。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这一切千真万确，他竟然将一本用油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族谱给我和客人们看。我曾经仔细看过他珍藏着的这本族谱，从上面的记录来看，他的祖上还真的是江西南昌一带的人。

除了喜欢炫耀他祖上的光辉业绩，曾宪明还喜欢炫耀他的姓氏。他竟然说曾姓在百家姓里是了不得的姓，与孔姓、颜姓、孟姓齐名，并且这四种姓的字辈都是一致的。当看到曾宪明眉飞色舞地向客人炫耀他的姓氏时，起初我心里还有点儿怀疑，但后来查了一些资料，竟然吃惊地发现曾宪明并没有胡编乱造。原来曾姓的先人名为曾子，而曾子与孔子、孟子和颜子是并列的中国古代四大圣贤，孔子是尊圣，孟子是亚圣，颜子是复圣，而曾子则是宗圣。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其言行以孝著称，传说《论语》就是他根据孔子平日的言论编撰出来的。既然圣贤仅限于他们四人，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将这四大姓并列在一起，并且将字辈的顺序统一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在清朝以前，四大姓的字辈并未以皇帝钦赐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到了康熙六十一年，朝廷钦赐四大姓字辈共二十五个字：“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贤扬。”作为四大姓的字辈，全国统一，不得混乱。例如，曾宪明是“宪”字辈的，那他的儿子就是“庆”字辈了，至于他的孙子，那肯定就是“繁”字辈了。

毫无疑问，曾宪明夫妻两人都是安分守己、勤劳节俭的人。曾宪明虽然喜欢向客人炫耀自己祖上的光辉业绩和曾姓的无限荣耀，但这只是其抒发自己对先人无限缅怀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并不为像我这样背井离乡多年的人厌烦。

我的冉氏牛肉面馆在我的努力之下，同时也在大家的共同关照之下，就这样正式开张营业了。

1975年4月6日早上，我从收音机里得知蒋介石已于昨晚去世的消息。

当时我的面馆里有五六个老弟兄正在埋头吃面。他们听到这一消息时，表情马上显得非常悲伤，其中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弟兄竟然立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原本充满初春温暖气息的面馆里，气氛立时变得像铅一样沉重。

这几位老弟兄呆呆坐了一会儿以后，一个接着一个蹒跚离去，其中有两位对盛在碗里的面条连动都没有动一下筷子。

说实在话，对于蒋介石我就像是面对头顶上那片广袤深邃的天空一样，既陌生又熟悉。几十年来，私底下我曾无数次听到弟兄们对他的抱怨，说他如何大肆屠杀共产党，如何因用人不当最终失去大陆，最后只得带着我们这些失魂落魄的弟兄与同样失魂落魄的他一道，偏安于孤岛台湾。对于弟兄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我确实显得过于陌生，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而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就始终只能以最普通、最浅显的理解能力去看待和评价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但我熟悉的是，他曾经带领我们经过八年浴血奋战， 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即使带着那些九死一生的弟兄们败退到孤岛台湾，他始终都在努力实现将弟兄们带回大陆的夙愿。特别是在美国人、日本人以及那些数典忘祖的所谓“台独分子”竭力想将台湾从国家版图上分割出去的时候，他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从不让步，也绝不心慈手软。以至在他的有生之年，那些“台独分子”一个个犹如过街老鼠，始终只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撇开个人行为举止的得失，也撇开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见解和残酷无情的党派争斗，单就维护民族整体利益而言，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位让人敬仰的人。

“老总统走了，那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哟？”曾宪明一改往日的豁达和乐观，黝黑的瘦脸上充满了凝重和恐惧。

此时，我坐在门边的凳子上茫然地看着外面正绵绵下着的细雨。听到他的话，我怔怔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竟然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此刻正想着蒋介石以前对我们这些来台老兵所说的那句话：“我既然将你们带到台湾，我肯定会将你们重新带回大陆。”那以后谁会将我们带回大陆呢？我再次将目光转向面馆外如冬雾般凝重肃杀的绵绵细雨……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之日。一大早，我就与许多老弟兄们一道赶到台北中山纪念馆，加入与蒋介石告别的队列。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必须铭记一生的悲痛场面。在三个多小时的行进途中，我始终步履沉重地跟着缓缓前行的送葬队伍。虽然从内心里我谈不上对蒋介石有什么感情，也谈不上对他有什么敬仰或者崇拜，但是在眼前这凝重肃穆的氛围下，我的心始终是沉甸甸的。不是吗？他将我们这些人带到台湾，但是现在他却对我们撒手不管了。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在我的热情邀请下，孟广东等四位老弟兄与我一道拖着沉重的双腿，身心俱疲地回到我的面馆里。我安排曾宪明抓紧时间弄几个好一点的菜，准备与老弟兄们喝上几杯。

店里很安静，除了靠北边的座位上有五六位客人在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再没有其他的客人。

曾宪明和他老婆王惠英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我将老弟兄们安排到南边的座位上坐好，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以后，又端上两碟瓜子。从早到晚，大家粒米未进，这时候一个个肚子饿得咕咕直响。

二十分钟不到，曾宪明就将酒菜端到桌子上了。有卤牛肉、卤猪蹄、炒猪肝，另外还配了几样小菜。酒则是普通的金门高粱酒。在我将大家面前的小酒盅倒上酒以后，没有人提议，大家几乎同时端起酒盅，相互碰了一下，然后一仰脖子，直接倒进嘴里。这样默默无声地一连喝了四盅酒以后，大家才开始动筷子，边吃菜边喝酒。然而大家在沉默中将一瓶酒喝完以后，孟广东突然哇地哭出了声。他颤颤地举着盛满酒的酒盅，浑浊的泪水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滴落到桌子上面。

“大家知道吗？我可是整整跟了蒋先生五十年哟。现在他老先生驾鹤西去了，却狠心地将我扔到这座孤岛上，我将怎么办哟！”孟广东伤心欲绝地边说边使劲撕扯着自己胸前的衣服。

我和其他三位老弟兄被孟广东的行为惊呆了，大家急忙七嘴八舌地规劝孟广东不要过于悲伤。然而在规劝过程中，大家却抑制不住地相继也哭了起来。有的说自己跟了蒋介石四十二年，有的说跟了三十七年，有的说跟了三十五年。一位老弟兄还说自己的妻儿老小现在仍在大陆，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

“蒋先生去了，光复大陆的希望没了，我们回家的梦想也没了。”孟广东用拳头使劲捶打着桌面，绝望地说。

“可不是，我们只能老死在台湾了。”其他老弟兄泪水涟涟地随声附和道。

“几十年了，我心有不甘呀。”孟广东捶胸顿足。

“我同样死不瞑目哟。”其他老弟兄嘶哑着嗓子喊道。(www.xing528.com)

“大家还记得那首诗吗？”孟广东突然站了起来，睁大噙满泪水的眼睛看着大家。

“哪首诗？”

“《乡愁》。”

“知道。”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

接着，我们这五位行将就木的老弟兄在孟广东的带领下，用不同的口音同声颤悠地朗诵起那首让我们这些背井离乡之人心肝俱裂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就在我们悲怆地朗诵完这首诗的时候，一只空酒盅突然从北边的座位上飞过来，在我们的桌面上砸得粉碎，飞起的碎屑、菜末和油水溅了大家一身。大家一时愣住了。

还是曾宪明反应快，急忙向那边跑了过去。然而，没待开口，他就被一位留着长发、穿黑色夹克的高个子中年男子一脚重重地踹倒在地上。

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和气生财。于是我急忙向那边跑了过去。

那六位客人四男两女都喝了不少的酒，泛红的脸上堆满了愤怒和轻蔑。

“怎么打人呢？怎么打人呢？”我连连问道。

“打了又怎么样？一群老不死的大陆崽。”那个穿夹克的大个子瞪着被酒精烧得血红的眼睛，用难懂的台湾话对我大声骂道。

“你怎么骂人呢？”我这人一辈子最厌烦张口骂人的人。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情愿被别人打一顿，而不愿意被人指着鼻子骂一顿。虽然一股怒火陡地从我的胸腔中升起，但我还是咬紧牙关努力克制住了。

“就骂你们这帮老不死的大陆崽怎么了？”其中一位留着卷发的年轻女子很响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用鄙夷的眼神瞪了我一眼。

“你们应该讲道理的。如果我们哪方面做得不对，你们可以指出来，我们改了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打人骂人呢？”我努力挤出一脸笑容，仍想息事宁人。

“你们在这儿不停地哭丧，就是碍了我们的事。一群要死不活的老东西，还装模作样地念什么诗。”那女子说着，又使劲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这时才明白，是因为我们对蒋介石的缅怀以及对家乡的思念招惹了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明事理的人，即使我们的行为稍稍放纵了一点，也是能够得到充分谅解的呀。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我们只是抒发一下心中的感情，不至于妨碍了你们什么吧？”我仍不想将事情闹大。

“咋没妨碍我们？如果不是蒋介石带着你们这些大陆崽跑到台湾来，我们台湾人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现在好了，蒋介石死了，你们这些大陆崽也就一个跟着一个死翘翘吧。”另外一位留着分头的男人将手中的筷子在桌子上不停地敲打着，歪斜着眼睛诅咒道。

“他妈的，你们这些数典忘祖的家伙今天是想找死了。”这时，孟广东带着其他三位老弟兄也怒气冲冲地跟了过来。没容我阻拦，孟广东操起一条方凳就朝那个留分头的家伙头上砸了下去……

一场激烈的混战在狭窄的面馆里展开了。十多分钟以后，一直到警察吹着警哨赶过来才得以结束。混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孟广东过于老迈，被打得倒在地上人事不醒。曾宪明的腿被打折了，歪在墙角那儿痛得直哼哼。我因为保护被打晕在地的孟广东，左肩膀被那个穿夹克的大个子用一个摔成两半的瓷碗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深可见骨，流出的鲜血将半边身子都染红了。其他三位老弟兄也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甚至从厨房里匆匆赶出来助战的王惠英也受了伤，左边脸颊被那个留着卷发的女人用手指抓出了几道血道道。对方的情况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那个穿夹克的大个子在砍伤我以后，被我抡起的空酒瓶重重地砸在额头上，结果酒瓶被砸得粉碎，他的额头也似一个被砸烂的西瓜一样，立时血肉模糊了。警察到来时，他抱着头缩在桌子底下，像被屠宰的猪一样，正大声哀嚎着。那个留分头的家伙被一位老弟兄踢翻在地后，胸部和肚子被使劲跺了几脚，估计受了内伤，肋骨肯定也得断几根。至于那个留卷发的女人，半边头发几乎全被曾宪明的老婆给扯掉了，脸也被另外一位老弟兄用巴掌扇得像刚出锅的老面馒头一样，肿得老高。他们其他三位同伙，一个耳朵被撕开了，一个双眼被打成了熊猫眼，剩下的一个裆部被重重地踢了一脚，痛得整个身子蜷曲着，活像一只大尿虾。

当然，我们还有额外的损失，那就是面馆里面的桌椅板凳几乎全被砸烂了。

被带到警署后，那个小个子警长简单询问了一下我们的身份和事情经过以后，就将我们放了。但是那几个家伙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仅有“台独”倾向，而且还经常组织一些非法集会，其中那个穿夹克的大个子竟然是一个正被通缉的“台独”组织的小头目。结果他们全被警察直接关了起来。

“对于这些忘记自己祖宗的家伙，就得往死里揍。”送我们从警署里出来时，那个小个子警长竖着大拇指，不住地夸奖我们。

虽然这场突如其来的斗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确实惨重。孟广东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出院。我的肩膀上被缝了十六针，半个多月才好利索。曾宪明的腿伤一直没有治疗彻底，至今走路仍有点趔趄。当然，我的牛肉面馆也整整有十来天没有开门营业。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耿耿于怀，那就是我前后当兵三十多年，打过无数的险仗、恶仗，但始终没在身上留下一个流血的伤口，现在倒好，竟让这几个闹“台独”的家伙破了我的“金刚不坏之身”。

通过这次斗殴，我对所谓的“台独”才有了一定的认识。毋庸置疑，台湾的历史和文化都是从大陆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根在大陆，没有大陆，肯定就没有台湾。但我始终不明白，那些“台独”分子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竟然连自己的祖宗都可以不要了。再说了，自古以来，台湾原本是中国的，我们无数人流血牺牲好不容易将台湾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你说独立就独立了，那死去的那些人不是白死了吗？那些还活着的人会答应吗？还有，那些“台独”分子，除了不忠不孝、数典忘祖，压根就是欺软怕硬的家伙，日本人占领台湾时，他们闹过独立吗？没有。现在台湾从日本人手里回来了，他们就开始闹独立了，这分明是部分不争气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的一种表现。

毫无疑问，台湾若真的独立了，那我们这些人更是有家难归。

“若再遇到那些闹独立的家伙，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跟他们打上一架。”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日子虽然过得平淡，却也过得飞快，转眼十多年就过去了。

在这十多年中，我做的唯一一件可以称得上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面馆的股份分了一半给曾宪明。我之所以如此慷慨，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夫妻俩确实勤劳善良。那次在与“台独”分子的斗殴过程中曾宪明受伤致残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此外，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钱，不必为这些身外之物而锱铢必较。

老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的慷慨除了博得曾宪明夫妻的感恩戴德以外，也落得自己心里轻松。更重要的是，通过开面馆分得的那些红利，夫妻俩不仅资助儿子在台湾读完大学，而且有能力将儿子送到美国继续深造。1984年，曾宪明那争气的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在面馆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以示庆贺。难得曾宪明还记得参加那次斗殴的孟广东等老弟兄，建议我将他们也请到一块儿，一起高兴高兴。但是在我竭尽全力联系了整整一天以后，最终只来了孟广东和另外一位老弟兄，其他两位老弟兄在两年以前，因患病和旧伤复发先后离世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仅存的三位老弟兄相聚在一起时，相互打量着日渐衰老的面容，一个个慨叹不已。

曾宪明的儿子一点不像他父母，中等身材，皮肤细嫩，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身浅蓝色西服，举手投足之间始终让人感觉像一个女孩一样羞涩文静。曾宪明自豪地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叫曾庆才，在曾姓里面属庆字辈。“有的人可以不要祖宗，我们可不能。”曾宪明再一次将曾颜孔孟四大姓的典故和统一字辈向大家介绍了一遍后，满脸激动地说。

不知是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怀旧，还是在酒精的作用下人的话特别多，反正那天自坐到桌子上开始，大家的谈兴就特别浓，仿佛说出来的话已经在肚子里憋了好多年了，现在总算找到一个可以无拘无束倾诉的机会。大家从少年时的各自趣事谈到如何当兵，又从队伍上的九死一生谈到到台湾后的无尽落寞。到最后，自然而然地谈到回家这个谁也没办法从脑子里抹去的话题。

“我恐怕只能老死在台湾这个孤岛上了。”孟广东并没有喝多少酒，但舌头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因为我这阵子总梦见自己的母亲，还有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烤鹅。”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看你现在精神好好的，一定能坚持到回家的那一天。”虽然感觉孟广东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仍努力地安慰他。

“就是，以前队伍上时时告诫我们，坚持就是胜利，你可不能气馁哟。”另外一位老弟兄也安慰他。

“你们说我能不气馁吗？”孟广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提高了嗓子，“那时候老总统将我们带到台湾时，我们谁对光复大陆没有信心呢？谁知三十多年过去了，核武器、飞机大炮什么的，美国人有的东西大陆全有了。看看我们，除了成天嘴巴上喊着要光复大陆，什么都不如大陆。光复大陆是要凭实力说话的，既然没有这个实力，我们这些老骨头就只能在台湾等死了。”

“孟师长说得有道理。想想共产党刚统一大陆时，他们有多少飞机大炮，但是他们硬是将美国人死死挡在三八线上，不敢往北边迈动一步。那个时候美国人就不敢招惹他们，现在更不敢招惹了。我们都是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大家说说看，凭现在我们这点儿力量，能够招惹大陆吗？”我说的是大实话，因为在座的老弟兄中，只有我在共产党军队的队伍里待过，并且在朝鲜时真刀真枪与美国人血拼过。

谁知我的话竟惹得孟广东不高兴了，他撇了撇已经没有牙齿的嘴巴，用筷子指着我说：“你老小子就别谈在共产党队伍里的那段辉煌业绩了。你看看在座的弟兄，哪个像你一样既当过日本人的俘虏，又当过共产党的俘虏，最后还当过美国人的俘虏。还记得老总统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吗？要杀身成仁！”

孟广东这一席话一下呛得我哑口无言。他说得没错，我确实当过共产党军队的俘虏，也当过美国人的俘虏，但我绝没有当过日本人的俘虏。只是我不明白，从过去到现在，为什么他们始终强调只有横尸沙场，才能证明你的军人气概和高风亮节？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考虑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以及每个曾经当过俘虏的士兵心中，那些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和痛楚呢？没办法，对俘虏这个问题的定性，只有没有当过俘虏的人才最有发言权，这就像历史始终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

孟广东这一番不管轻重的话，将酒桌上原本轻松随和的气氛一下打入了寒气逼人的冰窖。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如何继续下面的话题。

这时，一直安静地倾听我们讲话的曾庆才轻轻咳嗽了一下，然后一脸腼腆地笑着说：“各位长辈，在这个场面本轮不到我说话的。但是刚才听了你们的一番争论，我还是想斗胆说上两句。不知各位长辈同意不同意？”

“你不要插话。”曾宪明狠狠瞪了儿子一眼，想制止他。

倒是孟广东洒脱，挥了挥手，说：“听他这位读过洋书的秀才讲讲看。”

在老弟兄们鼓励的目光下，曾庆才就我们争论的话题开始不慌不忙地讲了起来。只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他讲话的表情是那样轻松自如，仿佛一位任教多年的先生面对一群专心致志听讲的学生。而他讲话的内容更是让我们这些见过无数生死的老弟兄也一个个战战兢兢，因为若将这些话报告给那些无孔不入的情报机关，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免不了会有牢狱之灾。

由于他一口气讲了将近二十分钟，所引述的内容既有历史也有现在，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如果全部复述下来肯定显得过于冗长。所以在这里我只是将他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有重点地归纳一下。

关于光复大陆这个问题，他完全同意我和孟广东的观点。只不过在评价那些仍在高喊光复大陆口号的人时他竟然说这些人根本是在痴人说梦。他说：“只是我不明白，在涉及国家统一这个民族利益的大问题时，不同的党派之间为什么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东方人，自古至今，每个朝代的更迭和转换，无不都是鲜血淋漓，无不都是无数生灵惨遭涂炭。你们背井离乡的悲惨结局，有家不能归的可悲现实，就是你们沉迷于党派之间你死我活斗争的最终结果。虽然悲惨，却确实可悲。为了避免民族悲剧，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会妥协呢？弱小的向强大的妥协，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家不和则外人欺。这句话我们在嘴上讲了几千年，在行动上怎就始终无法做到呢？每每看到你们这些老兵孤苦伶仃、形单影只的身影，我在为你们伤感的同时，又为你们感到悲哀。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向当局表达回大陆探亲的意愿呢？这既可了却你们叶落归根的良好夙愿，同时也为两岸走向和解做出你们应有的贡献。你们不能在迷茫和失望中再等待了，否则你们真的只能无可奈何地老死在台湾这座日渐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上……”

在谈到俘虏这个问题时，我感觉这小子好像在有意为我开脱。他仍是一脸笑容地侃侃而谈：“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勇敢的士兵，其最高荣誉是战死在疆场。但是在战场上因弹尽粮绝或者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战俘，他的勇敢精神并不能因此受到诋毁。他举着双手从战壕里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履行完了一个勇敢的士兵该履行的一切。如果从人性上面考虑，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是对无畏牺牲的抛弃。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将被俘与投敌区分开来，前者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而后者则是对灵魂的出卖，肯定万恶不赦。在如何对待被俘这件事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人。在东南亚巴丹战役中被日本人俘虏的温赖特将军，不仅在密苏里号军舰上参加了接受日本人投降的仪式，其军衔还在战后由少将晋升为中将。还有，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步兵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在返回美国后同样从少将晋升为中将。这一结果在我们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眼里，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在不放弃责任，不出卖灵魂的前提下，活着肯定比死去好……”

曾庆才慢条斯理地将自己的话讲完以后，酒桌上至少有两分钟一下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谁知孟广东啪地拍了下桌子，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发红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曾庆才，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你小子虽然说得天花乱坠，但我绝不会同意你的观点。告诉你们，我孟庆成即使老死在台湾，成一个孤魂野鬼，也绝不向共产党妥协求饶！”

然后，他将面前的碗筷使劲一推，气呼呼地走出面馆，歪歪倒倒地冲入漆黑一团的夜幕之中。

这次因庆贺曾庆才学成归来而好不容易召集到一起的小规模聚会，虽然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迹，但并没有改变我百无聊赖、循规蹈矩的生活。这是没办法的，我一辈子就是这种性格，畏畏缩缩、胆小怕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不敢勇敢地站出来。

平淡乏味的日子又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我虽然偶尔听说有些老弟兄偷偷摸摸地通过美国或者香港等渠道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也听说个别胆大的老弟兄竟然斗胆向政府请愿，要求允许回大陆探亲，但是由于自身胆小怕事的性格使然，始终没有人主动邀请我参加这些看似胆大妄为的活动。至于自己主动进行这些胆大妄为的活动，我想都没敢想过。所以，我始终像被我精心豢养在木盒子里的“幺儿”一样，对外面的一切虽然充满了好奇和冲动，但又从不敢主动参与其中。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与我一样蜷缩在眷村里的那些老弟兄接二连三地撒手人世，让我在惆怅中更加悚然。每送别一位认识或者不认识的老弟兄，我的心里就感觉有更多的铅块隔三差五地压在那儿，不仅日渐沉重，并且日渐恐惧，仿佛自己随时会与他们一样悄然离去，变成一个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

1987年初春，一向刚强好胜的孟广东，最终没有等到回家的那一天，也在孤单落寞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他的尸体是在死后第四天才被做清洁的义工发现的。发丧那天，他的许多老部下以及住在眷村里的许多老弟兄都自发前来送他最后一程。看着黑压压一大片表情悲戚的老人，刹那间一股肝肠寸断的悲哀陡地涌上我的心头。我在心里想道，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老弟兄为孟广东送葬，只怕日后其中的哪位老弟兄死了，送葬的老弟兄只会越来越少。

自此以后，除非有那些熟悉的老弟兄邀请，我再也没有勇气参加那些撒手西去的老弟兄的葬礼了。

1987年4月，我从其他老弟兄的口中，听说有人成立了外省人探亲促进会这么一个组织，目的是通过和平请愿的方式，要求政府允许我们这些行将就木的老兵能够回大陆探亲。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早就变得麻木不仁的心脏突然一下跳得充满了力量和生机。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我当时确实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人们心中那座沉寂日久的火山可能要爆发了。

果不其然，在5月9日这天，我接到一位老弟兄的口头通知，说5月10日是母亲节，大家一块儿到台北中山纪念馆参加和平请愿。

5月10日一大早，我从衣柜的最底层找出那套已经尘封了十多年的旧军装，端端正正地穿在身上。才十多年的时间，这套我曾经特别中意的旧军装竟然显得过于臃肿了。军装的大小肯定没变化，变化的只是我的形体。时光飞逝，日月如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原本壮实的身子也一天天老去，干瘪了，萎缩了。

出门时，七彩霞光正从东边黛青色的天际升起。仲春温暖的风吹在人的身上，让人不仅感觉神清气爽，并且有一种青春的气息在全身恣意冲撞。路上的行人虽然稀少，但感觉他们都用亲切、赞赏的眼神在注视着我，仿佛他们谁都知道此刻我将往哪里去，知道我将去做一件自己一生中最简单，也最有意义的事情似的。

我虽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从仁爱路进入台北中山纪念馆前的广场时，我仍为广场上人山人海的场面惊呆了。我不知道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汇集如此多的退伍老兵，他们来自台湾的各个角落，有的穿着陈旧的军服，有的穿着普通的老百姓服装，但都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苍老面孔和满头稀疏的斑斑白发。没有人招呼，也没有人指挥，他们仍秉承一个普通士兵的固有习惯，自觉列队站立在广场上。只是这队列看上去让人心生无限的悲怆，因为这些曾经的士兵不再有挺拔的身材和充沛的体力了，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即便如此，谁都不会怀疑在若干年以前，这些苍老衰弱的身体无不充满虎虎生威的生命活力。

九点钟的时候，开始有人向我们散发传单和印有醒目红色字迹的白色T恤衫。传单仍然散发着浓浓的墨香，标题是《我们已经沉默了四十年》，开篇的文字即让所有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那白色T恤上的血红色大字则更让人血脉贲张、思绪连连。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后背上则写着“妈妈，你在哪里”。我看到每个老弟兄都眼含泪水，庄重地将T恤穿在外套外面。看着他们虔诚、激动的表情，仿佛那不是在穿一件普通的T恤，而是在真切感受遥远母亲的气息和温暖。

九点半的时候，开始有人在纪念馆前面搭起的简易台子上举着扩音器演讲。最先上台演讲的老弟兄是一位又黑又胖的大个子，说一口浓浓的山西口音：

……我将父母、老婆和孩子全扔在大陆，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已经整整三十六个年头了。为了党国利益，我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在这几十年中，我从没有向党国提出过任何要求，现在，在我行将就木之时，我斗胆向为之奉献了一切的党国提出唯一的要求，那就是请允许我回到我的家乡去看看，即使我只能在父母的坟前烧上一炷香，磕上一个头，这样我在死的时候才能得以瞑目。爹呀，娘呀，不孝的儿子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们呀……

接着上台演讲的是一位戴眼镜、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弟兄，听口音好像是贵州人。这位老弟兄还未开口，已经泣不成声了：

……为什么我们这唯一的可怜请求政府就不能答应呢？我们为党国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在我们即将入土之时，只是想看看父母的坟墓，看看家乡的山山水水。除了能够表达一下这迟来的孝心，我别无他求。如果政府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发誓：如果我做出任何背叛党国的事情，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每一位老弟兄饱蘸亲情和热泪的演讲都让台下的老弟兄们情绪激昂、悲痛欲绝。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同，家庭状况不同，到台湾的时间长短也不同，但都饱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传统美德，那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向父母表达一下这份迟来的孝心。确实，这一要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再铁石心肠的人，在这一简单的要求面前都应该被感动，除非他像孙悟空一样，无父无母，直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十一点钟的时候，集会组织者在台子上指挥全体老弟兄共同唱响那首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歌曲《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

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吹得枫叶乱飘荡，

嘘寒呀问暖缺少那爹娘。

母亲呀，我要问您：

天涯茫茫您在何方？

…………

你肯定从没有看到过如此场面：将近上万名年老体弱的老兵，或站着，或拄着拐杖，或坐在轮椅里，咧开他们几乎没有牙齿的嘴巴，或用号啕的声音，或用干吼的声音，或用尖叫的声音，在湛蓝色的朗朗晴空之下，在庄严肃穆的台北中山纪念馆前，共同唱出他们心中沉积了几十年的思念和梦想。催人泪下的歌声在广袤的天空下悲怆地回荡，浑浊的泪水漫出他们已经呆滞的眼眶，流过满是皱纹或者伤疤的脸颊，然后滴落到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土地上……

在如此凝重的氛围下，自莫先生在朝鲜战场上死去以后，我久违的泪水重新夺眶而出。此时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我早就死去的情感在心里重新复活了。人确实是感情动物，我们始终无法抹去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思想，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会刻意将这些感情和思想埋得深深的，自欺欺人地认为已经将这些东西彻底忘记干净了，但是，一俟遇到那把能够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时，那些尘封日久的感情和思想将犹如火山一样喷薄而出。

唱完歌以后，大家挥舞着各种旗帜和横幅，呼喊着“我想回家”“母亲你在何方”等口号，围着台北中山纪念馆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游行。我记得有两条用白色床单制作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妻守空房”。

然而在经过纪念馆东北角时，秩序井然的游行队伍突然发生了一阵骚乱。原来有几位在集会现场维持秩序的宪兵与那些老弟兄们发生了口角。那些不知好歹，更不知天高地厚的宪兵们竟然骂我们是“共匪”“台独”和“阴谋分子”。

“我们只是想回家，何罪之有？”

“我们只是想念自己的母亲，何罪之有？”

大家大声责问那些表情木然的宪兵。在双方的推搡过程中，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打死这些为虎作伥的看门狗”。立时间，愤怒的老弟兄们犹如潮水一样朝那些宪兵们涌去。我看到那些宪兵被打得大呼小叫，有的头被打破了，有的衣服被扯烂了，有的手中的警棍被夺了下来，最后全都远远地躲到广场外面去了。好在老弟兄们很快恢复了理智，继续秩序井然地围绕着纪念馆继续我们的游行。

当围着纪念馆走到第三圈的时候，我突然被队伍外围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弟兄熟悉的眼神吸引住了。我好像刹那间被电流击中一样，在定睛细看了一下以后，就忘情地朝这位老弟兄扑了过去。

“连长，连长，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扑通一声跪在轮椅前面，将头深深地埋进眼镜连长那剧烈颤抖着的干瘦怀里。

“没错，祸害。是我呀，是我呀。”眼镜连长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肩膀，然后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我没有想到竟然在这种场合遇到已经整整三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眼镜连长，也没有想到三十三年过去，曾经风流倜傥的眼镜连长已经衰老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如果不是眼镜片后面那熟悉的眼神，即使与我擦肩而过，我也不敢轻易地确定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就是我魂牵梦萦的眼镜连长。我记得他比我大十五岁，不多不少，现在已经整整八十岁了。

我们没有再随着队伍围着纪念馆游行，而是停在广场外围一棵开满鲜花的玉兰树下，相互倾诉着这三十三年各自的不同经历。我的经历不仅简单，也平淡无奇，我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在我讲完以后，眼镜连长竟然不停地自责，说是他害了我，否则我就不会在那荒僻的金门岛上一待就是整整二十年。对于他的自责，我一头雾水。

“你肯定不知道呀。”他说话已经非常费力了，但仍努力将话的意思表达清楚，“你刚到台湾时，我正被卷入那件众所周知的谋反案子。我已经是一个不被他们信任的人了，那我曾经的手下能够被他们信任吗？再说了，你还有在共产党军队队伍里待了两年多的经历，更不可能为他们所信任。”

相对于我这三十三年的经历而言，眼镜连长的经历就悲惨多了。自1955年开始，他就因所谓的谋反罪深陷牢笼，一直到蒋介石过世后才被特赦出来，在牢房里被囚禁了整整二十年。在他入狱以后，他的夫人就带着儿子从台北搬到台南居住，目的是尽量避免那些情报人员的骚扰。后来，他的儿子和儿媳在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双双死于非命。前年，老伴儿也因疾病离他而去。现在，只有唯一的孙女与他相依为命。

听着眼镜连长断断续续的讲述，我的泪水就一直没有停顿过，感觉他曾经承受过的那些痛苦和打击，此刻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里。

“你呀，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流眼泪。”谁知眼镜连长对他所经受的痛苦和打击却显得非常淡然，“没什么的，我所经受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好的。无须伤心，更无须抱怨。”

然而说到这次集会游行，他已经变得模糊的眼神突然显得熠熠生辉：“得到消息，我就让台南的那些老弟兄们将我带过来了。我虽然不可能回去了，但我仍得为其他弟兄们能够回去尽一份自己的微薄力量。毕竟像你一样，许多弟兄背井离乡来到台湾，我还是有责任的。”

那天游行结束以后，我死活想将眼镜连长留在台北与我一起生活，但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像以前那样慈祥地看着我说：“这样的游行请愿肯定不止一次，我们肯定还有机会见面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多次大规模游行请愿中，不管我如何仔细搜寻，也不管我如何四处打听，在游行队伍中我始终没有再见到眼镜连长。

我再次见到眼镜连长已经是这年的十一月上旬了。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这时候政府已经发布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明确规定在当年的12月1日以后，我们这些离家多年的退伍老兵可以作为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

那天一大早，面馆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里是一个年轻女孩甘甜的声音，她说她叫嘉怡，是眼镜连长的孙女。她礼貌地问我是否有空闲时间，若有，最好去台南他们家里一趟。

我的脑子里一激灵，当下就想到眼镜连长肯定不行了。我告诉那女孩，我即刻收拾东西，马上从台北出发。

我乘坐大巴从台北出发，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路途颠簸以后，在下午四点多钟到达台南。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傍晚时分终于找到眼镜连长的家。

眼镜连长的家位于台南航空站不远处的兴隆路边上，是一幢年代久远、破败不堪的红砖黑瓦的小平房。房子的窗户玻璃许多已经破碎了，不得已将不同颜色的夹板钉在空洞的窗框上，借以隔绝房子外面那令人作呕的污秽空气。平房邻近航空站的方向是一片菜地，其他三面全是高低错落的灰蒙蒙的厂房。平房与厂房之间的空隙里，堆满了各种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初冬季节轻微的北风将那些垃圾吹拂得漫天飞舞，三五成群的野狗在其间不时出没。低沉的天空下，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气味和垃圾腐臭气味，让人感觉这里仿佛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

我无法想象眼镜连长怎么生活在这样贫瘠、龌龊的环境里，又是依靠什么生活下来。

我轻轻敲了敲蒙着一层斑斑锈迹的白铁皮的木板门，里面一个苍老的声音仿佛从时空远处缓缓传过来一样：“是祸害吗？”

我刚一推开门，一股浓浓的霉味扑面而来。但我顾不得这些了，进到屋子里以后，三步两步就冲进左手边亮着昏暗灯光的小房间。

在一张低矮、狭窄的木板床上，眼镜连长正费力地欠起身子，扬了扬好似枯柴般干瘦的手，挣扎着与我打招呼。

“我知道是你来了。”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吃力地说。

“看来你病得不轻哟。”我右膝盖跪在潮湿的地面上，双手小心地扶着他重新平躺到床上。

“可不是。这次恐怕再没机会起来了。”他屏住呼吸，故作轻松地说。

“别说这些败兴的话了。老话说了，吉人自有天相。你会好起来的。”我安慰他，又将他身上薄薄的毯子盖严实。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是吉人。我害了你，还有许多与我一道相依为命、出生入死的好弟兄。”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用空茫的眼睛使劲盯着黝黑的屋顶。

“你就别自责了。这也是弟兄们的命。”我再次安慰他。

他又一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将手从毯子里伸出来，使劲抓住我的手。这是一只完全萎缩退化的手，毛孔毕现，骨骼粗大，呈现出让人心悸的灰白色，无数粗细不一的血管像蛛网一样在几乎透明的皮肤下清晰可见。

“祸害，还记得1938年夏天我们乘船从万州出川时的情景吗？”他问道。

“记得。”我答道。

“还记得中条山战败后我们跳黄河的那一幕吗？”他问道。

“记得。”我答道。

“还记得在缅甸的密支那，我们痛歼鬼子的战斗经历吗？”他问道。

“记得。”我答道。

“还记得在朝鲜战争中你与美国人浴血奋战的惨烈场面吗？”他问道。

“记得。”我答道。

“记得就好。”他剧烈地咳嗽了一声，转过脸，用那熟悉的眼神看着我，“作为一个军人，虽然我们有愧于父母、子女，但是我们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不管是打日本人，还是打美国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富强。现在政府允许我们回大陆探亲了，这正是国家走向统一、民族走向富强的一个好的开端，也是无数弟兄流血牺牲的价值所在。”

“你说得对。”此时此刻，我已经泪如雨下了。

“祸害祸害，千年不败。”他突然松开抓着我的手，欠起身子，努力想抚摸一下我的脸。我微微站起身子，将自己的脸向他颤悠着的手伸了过去。“老了，也老了。”他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抚摸着，“但在有生之年你最终可以回家了，可以落叶归根了。”

“你也可以回去的。”我哽咽着说。

“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

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眼镜连长的孙女嘉怡回来了。这是一个身材高挑、长相端庄的十八九岁姑娘，眉宇之间隐隐可以寻觅到眼镜连长年轻时的风采。她高中毕业后因照顾眼镜连长，就没再继续读书了，现在台南市的一家公益机构做义工。

嘉怡回来的时候，眼镜连长已经睡着了。我吃了一点嘉怡带回来的盒饭，然后找了一张破旧的椅子坐在眼镜连长的旁边。由于见过太多的生死，我隐隐感觉生命留给眼镜连长的时间也就在瞬息之间了。我得陪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以后，眼镜连长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吩咐我将睡在另一间偏房里的嘉怡喊过来。

嘉怡睡眼蒙眬地过来以后，眼镜连长让她端端正正地跪在我的面前，然后对我说：“祸害，我就这点儿血脉了。现在我是没办法回大陆了，我就将她托付给你，希望你将她带回去。也算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了却我叶落归根的夙愿。你答应我吗？”

我看看嘉怡，又看看眼镜连长，扑通一声跪在他的床前，哽咽着说：“连长，我答应你。”

“那就好。”他蜡黄的脸上竟呈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回去以后，你帮我在四川给她物色一个好点的婆家。如果你们冉家孙子辈里有合适的更好，那更是圆了亲上加亲那句古话。”

然后，眼镜连长将脸转向嘉怡，问道：“好孙女，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这个时候嘉怡已经是泪如雨下了，她跪在地上，挣扎着扑向眼镜连长，抽泣着说道：“爷爷，我听清楚了。我一定听你的话，一定听祸害爷爷的话。”

“那就好，那就好。”眼镜连长说着，睁大眼睛朝嘉怡看了好一刻，然后挥了挥手，“你去睡吧，明天还得上班。我感觉累了，想好好睡一会儿，就让你祸害爷爷坐在旁边陪陪我吧。”

眼镜连长最终在睡梦中一睡未醒，在天空刚刚泛白的时候，带着一脸满足的微笑，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奋斗了一辈子，也纠结了一辈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