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鲜到台湾的归途-《回家的路》

在我的故事中，我原本不想将俘虏营里的这一段经历讲给大家听的，因为这段经历除了让我感到屈辱，更让我感到身为一个俘虏的悲哀。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经过痛苦的思忖，感觉这一段经历于我，于我们中国军人，抑或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而言，都有非常深刻和惨痛的反省价值，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讲述出来。

我在釜山战俘收容所里待了七天。在这七天时间里，除了时不时被美国人点名喊出去接受审讯以外，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地待在帐篷里。接受美国人的审讯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躲避的事情，但是，面对审讯时每个人都有着明显不同的心态。比如，对于那些中共党员，或者在志愿军里担任过干部的弟兄，他们就显得非常紧张。因为美国人对他们知晓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军事或者政治上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显得非常痛苦和无奈，因为如果如实告诉美国人真实情况，不仅显得意志不坚定，并且有当叛徒的嫌疑。而如果坚持坚贞不屈、守口如瓶，那美国人肯定不高兴，少不了会受许多皮肉之苦。我就亲眼见到一一五师一个教导员因为不配合审讯，结果被美国人用棒子打得人事不醒。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什么都不沾边的人就显得格外轻松，因为心里原本就没什么秘密，知道的那些东西美国人又不感兴趣，结果除了时不时遭到美国人的训斥以外，并没有受多少皮肉之苦。

我记得第一次审讯我的是一个自称是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的大个子美国人。开始时，他面无表情地让我将自己的经历简单向他介绍一遍。由于在印度时我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所以一点儿不紧张。我就将自己怎样当兵，以及当兵后如何打日本人、打共产党、打国民党，一直说到现在到朝鲜打美国人统领的联合国民党军队。这个大个子美国人很有耐心，一直不动声色地听我慢慢讲述。在我讲完后，我感觉到他对我在印度兰姆伽接受美国人训练这一段经历非常感兴趣，因为他接连问了我几个与兰姆伽有关的问题，比如我当时属哪个师、哪个连，美国教官是谁，以及接受了哪些训练等。我都如实做了回答。

在我回答完有关兰姆伽的问题以后，这个大个子美国人才告诉我，他也在兰姆伽待过，只不过那时候他是搞情报工作的，没有参加对我们的训练，否则，不定我们还是熟人了。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突然感到一种热乎，毕竟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打过日本人。

后来，这个大个子美国人又问了一些有关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在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如何到朝鲜等问题。从表情看，他确实问得很随便，所以我在回答时一点也不拘谨。

但是这个美国人突然问的一个问题却让我当时有点紧张。因为他竟然问我在战场上打死过美国人没有。

我犹豫了半天，最后朝这个美国人笑了笑，说：“如果我不将面对的美国人打死，那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你的面前了。”

当翻译将我的这句话翻译给这个美国人听了以后，他明显愣了一下神，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对我印象不错，他的表情和言语不仅自始至终都非常友善，并且在我离开帐篷时，他还给我点了一支骆驼牌香烟。

第二个审讯我的美国人是一个矮胖子。当第一眼看到坐在桌子后面这个家伙时，我在心里不停地嘀咕，心想这世上竟然有长得如此恶心的人。他长着一张又大又圆的红脸，一双眼睛又小又亮，像老鼠一样始终闪烁着阴沉沉的光。那又短又小的酒糟鼻子上面长满了黄豆大小的暗红色疙瘩，从远处看感觉上面爬满了绿头苍蝇。胖子怕热，这句话确实不假。我当时穿着一件破旧但仍显厚实的美式军服仍然冷得不停地发抖，但这家伙只穿了件土黄色衬衣，却热得像开了锅的蒸笼一样，额头上不停地淌着汗水。坐在这个美国人旁边的那个翻译是一个中国人，长得白白净净，像个弱不禁风的书生。

这个矮胖子自称是远东民众心理调查局的，主要调查志愿军部队、中国民众以及远东其他国家民众的思想动态。审讯开始之前，他同样要求我将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我像背书一样，又将自己的故事仔细讲了一遍。他好像对我讲的这些一点不感兴趣，因为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他一直在玩弄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我讲完后，他才漫不经心地将那双老鼠一样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问道：“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军队？”

我想了想，回答道：“我并没有刻意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只是因为当了俘虏后才参加的。”

“那你怎样评价共产党政权？”他接着问。

“我没办法评价，因为我一直在军队里当一名普通的士兵。”我看着胖子，小心地回答。我说的是实在话，共产党政权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确实不知道。

“那你知道你们进入朝鲜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吗？”矮胖子死死盯着我的眼睛不放，好像想从中窥视出些什么秘密一样。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复杂，我想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最后我低着头，小声地回答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你这种观点是被共产党洗脑的结果。”矮胖子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挺着那个巨大的肚子，指着我说，“你们的行为是对民主、自由的侵犯。你知道吗？你们对抗的是联合国民党军队，而联合国民党军队代表着正义，代表着民主和自由。”

这个矮胖子哇里哇啦说了一大通，因为过于激动，脸涨红得好像要从每个毛孔里渗出血水来一样。那个弱不禁风的中国翻译在翻译他那些连珠炮的话时，显得非常紧张，有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讲出来时都是结结巴巴的。但是对于胖子讲的这些东西，我确实一点儿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然没办法搞清楚这些东西到底代表着什么，对我有什么作用。在这十多年的战斗岁月里，留在我脑海里的唯一信念就是在战场上，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并且能够回到我的老家冉家坝，我必须竭尽全力打死自己所面对的每一个对手。至于这些对手是属于民主，还是属于自由，又或是属于什么联合国民党军队，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那个翻译说到联合国民党军队时，我还确实将它当成了八国联军。小的时候我就听爷爷讲过，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不少坏事，杀死了不少的中国人。当时我就在心底里对自己说，那些死在自己枪口下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或者菲律宾人等，他们死得一点儿不冤，谁让他们漂洋过海地跑到朝鲜来，直接将枪炮架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只可惜我现在当了他们的俘虏，否则，我一定尽自己所能，多杀死几个联合国民党军队士兵。

矮胖子在说了一大通以后，感觉我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就有点生气了。他用那个长得像肉球一样的拳头使劲捶打着那张桌子，一双老鼠眼像钩子一样盯着我大声问道：“那你告诉我，你打死过美国人没有？”

他的这句话我听得非常清楚。在他恼羞成怒的气势下，我肯定不敢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在这种情况下，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句话我还是记得的。在躲开他那逼人的目光以后，我小声地说：“没有。”

“真的没有？”他更重地捶了一下桌子，那个恶心的酒糟鼻差点就挨着我的额头。

“没有。真的没有。”我以更低的声音回答。

“一群农民，一群蠢猪。”在气急败坏地命令我滚出去以后，这个该死的矮胖子在我背后大声骂道。

在以后几天里，我又接受了几次这样的审讯。虽然审讯我的美国人每次都不同，但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问的问题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想搞清楚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秘密，再就是让我们相信联合国民党军队的行为是正义的，而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为是非正义的。由于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士兵而言确实非常困难，所以，在我们答非所问的回答中，他们有的显得非常有修养，有的显得富有同情心，而更多的则像前面那个矮胖子一样，始终将我们视为一群像猪一样没有头脑的农民。

虽然我在多次审讯中没有受到什么刁难，但是，仍有部分弟兄在接受审讯后要么被美国人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要么就没看到他们重新回到收容所里。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果，我确实无从知道。

但从中我也看出了美国人的霸道和蛮横，他们就是想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七天以后，我与其他五百多位弟兄被美国人用登陆舰从釜山战俘收容所运到了位于巨济岛上的俘虏营。

巨济岛位于釜山西南方向几十公里的海上。在南朝鲜历史上，这里曾是关押和流放犯人的主要场所。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联合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俘虏营，主要关押在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和北朝鲜的战俘。

我们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抵达巨济岛的。在简易的木质码头下船以后，荷枪实弹的美国人大声吆喝着，让我们在松软的沙滩上列好队，然后冒雨步行一个多小时，最后进入戒备森严的俘虏营。

走在乱石嶙峋的简易公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苍凉斑驳的丘陵和一望无际的铅灰色天空。一块块贫瘠的稻田像秋末遭霜的树叶一样，有气无力地散落在公路的两边。偶尔见着一两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农民，不紧不慢地在稻田里驱赶着浑身湿淋淋的水牛，将那犹如一潭死水般的水田，翻起一片片若有若无的浑黄色涟漪。窄狭的田埂上还时不时见着几只互相追逐的野狗。这些在旷野中尽情撒欢的畜生见着我们这些失魂落魄的战俘时，竟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齐刷刷地向我们投来一片惊诧的目光。越过让人垂头丧气的稻田，是一座座像鬼魅一样耸立在灰蒙蒙天幕下的美国人的岗楼。黑洞洞的枪口和清晰可见的探照灯，让所有的弟兄情不自禁地低下了自己的头，并且不由自主地屏住了自己的呼吸。这个时候，谁都无法预料那一座座阴森森的岗楼下面，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走到一个小山包上以后，整个战俘营就像一幅颜色灰暗沉重的画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一棵能够显现出生命活力的树木，也见不着一条散发出蓬勃朝气的溪流。无数土黄色的帐篷像我们冉家坝溪沟旁边那些奇形怪状的鹅卵石一样，密密麻麻地拥挤在我们视线所及的山包之中。帐篷外面一层接着一层的铁丝网像农村用来圈小鸡的篱笆一样，从我们的眼前一直延伸到铅灰色的遥远天际。铁丝网外面则是一座座兀然挺立的岗楼，时刻提防着铁丝网里面会有什么活着的东西会逃跑出去。而在岗楼的外围，则是一圈简易公路，这时候，有几辆美国人的巡逻车正飞快地行驶在这条简易公路上，它们溅起的水花和泥浆隔老远都看得清清楚楚。

美国人做事确实严谨，在正式进入俘虏营以前，他们除了对我们再次进行搜身，同时对我们的身份再次进行核对，甚至还比照了我们的指纹。随后，他们将我们押入一个个散发出浓浓腐臭味的帐篷。我们每五十人住一顶帐篷。帐篷的正中间挖有一条宽不到两米、深不到半米的水沟，水沟两边潮湿的泥地就算是我们睡觉的床铺。在这个床铺中，我们每个人睡觉所占的地方只有三十厘米宽，连翻一下身都较为困难。此外，我们每两人共用一张草席，每人有一床发霉的旧军毯。

在俘虏营里，一日三餐虽然都有正常保障，但是，美国人显然没有将我们当正常人看待。有人仔细计算过，在每餐的半小碗饭里面，有百分之七十是带壳的大麦，剩下的百分之三十是掺有许多细石子的碎大米。每餐借以下咽的所谓菜，就是发给每人两块散发着浓浓酸臭味的韩国泡菜。开水每五天供应一次，平时连清水都喝不上。如果渴急了，只能用美国人发的铁瓷碗在床铺中间的水沟里舀些泥汤水，经过长时间的澄清以后才能喝。即使这样的饮食，美国人还经常以俘虏们不服从管制、不配合审讯等莫须有的理由，不断加以克扣。所以许多弟兄经常饿得头昏眼花，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

与饥饿紧紧相随的是无处不在的寒冷。在冰冷潮湿的帐篷里，由于弟兄们始终只穿着一身破旧的美军春秋制服，一个个感觉犹如身处冰窖之中一样，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冻得浑身不住地发抖。即使到了现在，我对躺在俘虏营中那冰冷的草席上的感觉仍记忆犹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觉身子下面散发着浓浓霉味的潮湿土地，好似一块巨大的冰冷海绵一样，正在贪婪地一丝丝地吸去我们身上仅存的热量，让人担心清晨醒来，自己会不会变成一具冰冷僵硬的尸体。开始时美国人对我们的境遇始终熟视无睹，及至出现大批俘虏被冻伤、冻病以后，美国人才给每人发了一件夹衣，十个人发了七件旧大衣。

即使这样，我们还得从事到码头上给美国人装卸军用物资、修建简易公路、挖水沟、修建房屋等重体力活。在干活过程中，许多弟兄因为力不从心或者动作稍稍迟钝了一点，就遭到美国人的斥骂或者毒打。我亲眼看到，许多弟兄就累死在干活的过程中，或者被美国人活活打死。在这里我不想将这些细节详细地述说出来，因为我认为在那种境遇下，我们原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的死亡，那肯定是无足轻重的。

平心而论，美国人虽然冷酷、残忍，但与我们中国人中的那么几个败类相比较，那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俘虏营里近两年时间的生活中，让我充分认识了身为中国人的悲哀和可怜。而这一切，都是缘于我们自身的相互对立、相互仇恨、相互残杀。“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里，我第一次领悟了这首诗的悲凉心境。

自进入俘虏营那一刻，我就明显感觉到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者个人出身的不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弟兄们之间画上了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所谓意识形态不同，主要表现在你是信仰共产党还是信仰国民党。所谓个人经历不同，主要是指你是否在国民党军队里待过，还是一直待在共产党军队的队伍里。而所谓出身不同，则主要是看你的家庭里有没有田地，有没有厂房，或者有没有人在国民党的政权里担任过什么职务等。

好像是我进入俘虏营的第三天，由美国人指定负责我所在俘虏营行政管理的警备队长刘大安就将我叫到他所在的帐篷里。刘大安是东北人，原是一个汽车兵，负责从前线往后方运送伤员。在志愿军收复平壤后不久，他就拿着一张美国人通过飞机散发的传单投降了美国人。这家伙五短身材，长着一脸横肉，一双细小的眼睛始终闪烁着阴沉沉的光泽，让人感觉像蛇一样阴森可怖。他坐在一只简易木凳上，用冷冰冰的目光对我扫视了好一刻，然后对我说，他曾经仔细看过我的登记表，知道我曾在国民党军队队伍里待过十年时间，应该对国民党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之所以参加共产党军队，肯定是迫不得已。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着共产党跑，要与共产党进行坚决斗争。

开始时我确实不明白刘大安说话的用意，待我明白过来以后，我就有点惶惑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如果我不站在他们那一边，等待我的将有吃不尽的苦头。但是，如果我站在他们那一边，那就违背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于这些政治上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

但看到站在刘大安身后那两个一脸凶相的弟兄，我明白此刻如果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无法过关的。在犹豫了一刻以后，我明知故问地说：“那你们要我做什么？”

“重新回到国民党军队的行列，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揭发检举你所在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领导干部。”刘大安盯着我说。

我避开他的目光，在内心里痛苦地权衡着。拥护共产党还是拥护国民党，对我来说确实无所谓，因为毕竟都是中国人。但是，若让我揭发检举那些共产党员或者领导干部，这种行为确实过于卑鄙、龌龊，我是绝不可能做的。

最后，我对刘大安说：“我确实不知道我身边的弟兄哪个是共产党员，哪个是领导干部。”

“是吗？”刘大安冷笑了一声。

“是的。”我低声说道。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时，刘大安突然猛地一下站起来，伸手抓住我的领口，差点将我从地上提了起来，“你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待了两年多，怎会不知道？”

“我认识的那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战场上全战死了。”我挣扎着解释道。我没有说假话，甘连长、侯指导员、莫先生以及贾子建等，他们确实全部不在了。

但刘大安一点儿不相信我的话，仍恶狠狠地盯着我。

这时，站在刘大安身后的一个个子稍矮的弟兄劝了一下他，说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如果下次再这种态度，定不轻饶。

这样，我才从刘大安的淫威中逃脱出来。

好像是刘大安找我谈话的第二天，俘虏营里一个叫申振魁的弟兄悄悄将我叫到另一顶帐篷里。他是四川宜宾人，长着一副瘦高个，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将他衬托得既精神又稳重。开始时，他像拉家常一样与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他才切入正题，告诉我俘虏营里的斗争就像战场上一样激烈，要求我要满怀信心，坚定信念，坚决同那些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做坚决的斗争。

申振魁并没有要求我当面表态。送我出帐篷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所以相信你在这场不流血的斗争中会比战场上更加勇敢。”

不用证实，仅从言语和行动上我就判断得出，眼前这个申振魁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一个不小的干部。他找我谈话的目的也非常清楚，那就是应该坚定地站在共产党那一边。

始终留存在骨子里的懦弱和胆怯最终让我不敢在这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中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我时时为自己不能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样勇敢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心扉而感到羞愧，但最终我还是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一个能够安慰自己的借口，那就是在我的意识里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就无从准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可以以自己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无须借助哪个党派来为自己规范一个行为准则。这其中，通过背叛和出卖行径来为自己赢得苟延残喘，我是绝不会做这种为人不齿的龌龊事的。

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我通过逃避的方式力求自保，虽然取得了申振魁的谅解，但却没有得到刘大安的宽恕。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大安又接连找我谈了几次话，但我仍唯唯诺诺地不为所动。为此，我还挨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蛰伏在泥洞的小老鼠一样，始终用胆怯的眼神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既不主动与人说话，也不随意参加那些让我不着边际的所谓学习活动。对于有些人的故意欺凌和冷落，我也一直逆来顺受，从不与他们计较短长。

但是6月上旬以后，因为王先生的到来，我的境遇一下有了大的改观。

王先生的名字叫什么，弟兄们谁都不知道。他自称是一位华侨商人，到俘虏营的目的是探视我们这些误入歧途的同胞。这位王先生五十多岁年纪，头发已经半白，穿一身米黄色西服，系一条鲜红色的当时最为流行的所谓罗斯福式领带，脚上皮鞋油光锃亮。他是在两位同样穿西服的美国人陪同下乘坐一辆黑色的林肯牌轿车进入俘虏营的。

其实，这位王先生一进入俘虏营大家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因为在俘虏营大门口迎接他的是刘大安等人，并且在当天上午他组织的一个小型集会上，参加会议的人也全都是倾向于国民党的那帮人。至于在当天下午由美国人强行组织的大型演讲会上，这位王先生的演讲更是让他的身份昭然若揭。

他演讲的内容其实我们当时谁都耳熟能详，无非是联合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共产党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共产党在大陆虽然一时得势，但最终会被联合国民党军队推翻，并被三民主义代替。他还说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迷途的羔羊，希望我们能够迷途知返，最终选择正确的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

对于王先生所讲的上述话题，我因为不感兴趣，所以几乎没有记住什么。但是对于他所说的共产党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镇压活动我却听得心惊肉跳。

他满脸激情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那些有田有地、有房有厂的同胞们，那些坚持三民主义的有识之士们，那些曾在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政府官员们，那些像你们一样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部队里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浴血奋战的弟兄们，此刻，他们正在承受着共产党的残酷镇压，他们正在鲜血和泪水中，眼巴巴地等待着你们去拯救……”

说良心话，我之所以记住王先生这句话，主要是当时被他这句话吓住了。我的父亲不仅有田有地，并且是国民党任命的保长，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他就属于被镇压的对象。而对于我而言，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待了整整十年，基于这种经历，我的结果同样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选择呢？

然而，在我正陷入惶恐之中时，突然听到这位王先生在台上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冉大发在吗？”他大声喊道，“就是那个家住四川万州冉家坝，曾经在国民革命军新一军新三十师建过战功的那个冉大发。”

我不知道这个素不相识的王先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喊我的原因是什么，在旁边一位弟兄推了一把以后，我才惴惴不安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到前面来。”王先生一脸笑容地招呼我。

待我不知所措地走到台子上后，王先生问我：“你就是那个万州冉家坝的冉大发？小名叫祸害？”

我肯定地对他点了下头。

“还记得你的那位眼镜连长吗？”王先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镜连长？”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全身陡地一震。自广州一别，离现在也有四年多了。眼镜连长在哪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的老上司没有忘记你，我想你肯定也没有忘记你的老上司。”王先生饱含激情地对我说。最后，他从桌上的皮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这是你的老上司从台湾写给你的一封信。”

在我拿着信往台下走的时候，我依稀听到王先生大着嗓子对弟兄们说：“到台湾去吧，党国在召唤你们，像冉大发一样，你们的老上司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们！”

眼镜连长的信写得非常简单：

祸害吾弟：

得知吾弟身陷巨济岛，彻夜未眠。虽经万劫，九死能有一生，亦是万幸。愚兄现暂厝孤岛台湾，若能与吾弟一聚，实乃此生唯一愿望。归去茫茫，不如对酒当歌；时事难料，怎比弟兄聚首。

甚念，甚念。

愚兄 益明

眼镜连长的信虽然简短，但仍让我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确实，人在茫然和失落之时，自己最信任的人带给你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眼，将有可能立刻抚平你内心的一切涟漪，让你好似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突然见到一片朦胧的星光一样，顿时感觉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王先生在俘虏营里的这次煽动性演讲，仿佛一下点燃了国共两派开始直接冲突的导火索。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冲突不仅残酷，并且成了影响朝鲜战争及时停战的关键筹码。及至这年年底涉及战俘遣返问题时，这种斗争更趋白热化。确实，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目睹了太多的暴力和凶杀，也真切感受了太多的背叛和无耻。许多曾经相依为命的弟兄在不明不白中死去，也有许多曾经九死一生的弟兄在两派的大规模冲突中命丧黄泉。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两种最简单却又最复杂的选择：要么去台湾，要么回大陆。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不能明白，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吗？为什么要做得如此卑劣和龌龊，为什么要以那么多的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

而在我们中国人不停地相互残杀的时候，铁丝网外面的美国人就像在观看一场古罗马的奴隶格斗一样，竟然为我们的血腥行为拍手叫好。

虽然自恃有眼镜连长那层关系，刘大安他们并不敢对我怎样，但是，我仍然小瞧了他们的凶残和暴戾。本性决定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我，哪怕我始终懦弱和胆怯。那是第二年4月的一天傍晚，刘大安带着两个手下在一个偏僻处突然截住我。他手里玩弄着一根一尺来长、沾满斑斑血迹的木棍，阴鸷地看着我说：“你以为有老上司的关照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

我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他：“你要干什么？”

“你别给我装糊涂。”刘大安用木棍在我的前胸使劲捅了一下，“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小子必须表明态度，到底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我——”我紧张地看着刘大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将这小子收拾一顿就行了，还对他啰唆什么。”这时，刘大安身后那个矮墩墩的手下突然冲到前面，一把揪住我的领口。

然而在刘大安的低声呵斥下，那个手下立时就松了手。“收拾这小子还不像踩死一只蚂蚁般容易吗？只是，”刘大安撇了撇嘴巴，阴阳怪气地说，“如果这小子日后果真去了台湾，他的那位老上司肯定会怪罪于我们。但是如果这小子不识抬举，死活要回大陆，到时候我们再成全他也不迟。”

在放开我时，刘大安的另一个手下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啪地一声扔到我的脚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血肉模糊的人耳朵。

“你小子应该知道不识抬举的后果了吧。”刘大安舞弄着手中的木棍，狞笑着离开了。

事情并没有完结。在刘大安威胁我后的第二天早上，申振魁突然找到了我。他的左边额角那儿留有一道两寸多长的血痂，但精神仍然非常好。他好像已经知道刘大安那帮人对我做了什么似的，怔怔地看了我好一刻，才关切地问我：“没伤着吧？”

“没有。”我低着头，咬了咬嘴唇，轻声回答道。

“没有就好。”申振魁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帮家伙根本就不是人，什么样的凶残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必然要付出代价和牺牲。”

那一刻，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向申振魁表白自己的心情才好，只感觉自己的眼眶一阵发热，泪水好像即刻就要流出来了似的。确实，每一个人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和呵护。

但是，与生俱来的懦弱和胆怯最终使我辜负了申振魁的鼓励。个中原因除了眼镜连长的来信，更在于他们对大陆新政权的恐怖渲染，使我始终恶梦连连。特别是面对贾子建惨不忍睹的尸身以后，我在他们的淫威面前最终彻底畏缩、屈服了。确实，我始终是那样不争气，为了能够活着回到冉家坝，再大的困苦我虽然能够忍受，但是，莫名其妙的是，再大的屈辱我也同样能够承受。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年的6月份，因为他们凶残地杀死了贾子建，最终让我怒不可遏，痛下杀手。虽然我知道这是自己一时悲愤难抑，但是并不能因此抹去我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懦弱和胆怯。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当看到人事不醒的贾子建被那些美国人拖走以后，我就以为再也不会见着他了。谁知在这年的年底，他突然随着一大批新的俘虏出现在我所处的俘虏营里。他告诉我，那天他是因为会讲英语而最终救了自己一命。当时他已经被美国人扔到一堆尸体堆里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腹部的剧烈疼痛痛醒了。他在雪地里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爬到美国人的帐篷前面。一个美国士兵听了他的讲述后，将他送到一所简陋的临时战地医院里。他的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阑尾炎，经过一位年纪很大的美国军医短暂手术以后，他的病症就消失了。这位美国军医年轻时曾在天津待过，所以对贾子建很好，特意推荐他到釜山战俘收容所给美国人当翻译。但是到了这年年底，在战俘遣返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竟然执意要求回国，结果惹得美国人不高兴，最终随着那批新的俘虏被送到了我所在的俘虏营。

“我们俩确实有缘哩。”看到我时，明显长胖了不少的贾子建像个小孩一样显得非常高兴。

“可不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拍着贾子建的肩膀，同样兴奋万分。

但是在谈到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个问题时，贾子建仍毫不犹豫地坚持选择了回大陆。他的理由非常明确：“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必须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再说了，我的女朋友还在天津等着我，为了她，我同样必须义无反顾地回去。”

我茫然地看着贾子建，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只是让我未曾预料到的是，贾子建竟然为他坚定不移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53年3月以后，随着战俘遣返的节奏越来越快，俘虏营里国共两派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美国人的大力支持下，以刘大安为首的一帮子人更加有恃无恐。表面上，他们除炮制上千俘虏用血书请愿的形式要求去台湾以外，暗地里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胁迫那些仍然处于犹豫中的俘虏选择去台湾。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强烈要求回国的坚定分子，他们则通过毒打甚至直接杀死等惨无人道的手段，企图阻止他们返回国内。最为人不耻的是他们通过暴力手段在那些强烈要求回国的坚定分子的身上刻上“反共抗俄”“杀猪拔毛”等口号，甚至将国民党党徽直接刻在他们的额头上。那段时间，整个俘虏营简直变成了人间地狱。

由于贾子建公开声明自己要求回国，这样他就成了刘大安等人的眼中盯肉中刺。在我的强烈不安中，贾子建最终在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待我再次看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赤裸着上身被吊在帐篷前面的旗杆上，一根拇指粗的麻绳紧紧地从他的脖子绕过。他的左右手膀上各刻着血淋淋的“反共抗俄”“杀猪拔毛”几个大字，额头上茶盅底大小的国民党党徽则被鲜血染红了。清晨明亮的阳光照在他血肉模糊的身子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然而，刘大安带着他的几个帮凶站在旗杆旁边正乐呵呵地向围观的众多弟兄不停地调侃着，说这个死硬分子羞于见人，最终选择了自杀。

看着贾子建惨不忍睹的尸身，怒火从我早已死去的心灵深处陡地一下被重新点燃。我没有听清刘大安以及他的那几个帮凶正喋喋不休地对弟兄们说着什么，但我却在脑子里刻下了他们那可憎的模样。

我杀死的第一个帮凶是一个长着两颗丑陋鼠牙的浙江人。那天半夜时分，我悄悄地尾随他进到那个硬纸板搭成的简易厕所里。没容他回过神来，我的双手就像一副无坚不摧的老虎钳一样，紧紧地掐在他的脖子上。这家伙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像一摊稀泥一样瘫软在我的脚下。

我杀死的第二个帮凶不知是哪里的人，但我记得他的眉角那儿长着一颗黄豆大小的肉痣。那天晚上，美国人押着我们在码头上扛炮弹箱。我瞅准一个灯光照不到的角落，趁这家伙不注意时，将炮弹箱重重地撞在他的头上。我看到这个家伙的头立时像西瓜一样被撞得脑浆四溅，同样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歪倒在地上。我从旁边搬了几个炮弹箱压在他的身上，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最后美国人认定这家伙是在搬炮弹箱时因自身不小心被炮弹箱压死的。

在我找机会准备对刘大安下手时，谁知这家伙在俘虏营里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家伙的结局，原来他被台湾的情报机构招录了，后来空投到辽西一带进行侦察、破坏活动时，被共产党军队抓获，结果被公开枪毙了。这也应验了恶有恶报这句中国人的老话。

我虽然自认为替贾子建报了仇，但巨济岛这座让无数中国战俘失却人性的人间地狱，却像刀子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时至今日，仍让我在回想中不寒而栗！

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也囿于自身的懦弱和胆怯，最终我糊里糊涂地选择了去台湾。

半年以后，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最终以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方式准备去台湾。

1954年1月中旬，我们这些说不上是兴高采烈也谈不上是失魂落魄的人，在汉城一带集结以后，美国人用卡车将我们运送到了仁川港。

对于仁川港，我们中的许多人与我一样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因为正是在四年前的9月15日，美国人在这个地方强行登陆，截断了正在围攻釜山的北朝鲜军队的后路，最终形成了后来的美国人与我们中国人直接对抗的惨烈格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场上，美国人在许多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他们往往通过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行动，瞬间就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进而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站在仁川港破烂不堪的码头上，看着在朦朦细雨中若隐若现的无数美国军舰，万千感慨不由自主地涌上我的心头。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干预和支持，我们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吗？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介入，朝鲜战争会起于原地，止于原地吗？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介入，我们这些人会沦落到现在这般境地吗？及至后来，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介入，台湾会孤悬海外吗？确实，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始终遵循同一个道理，那就是谁的力量强大，谁就能掌控别人的命运，谁的力量强大，谁就是世界的主宰。自古至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无处不在。

在经过三天多的等待以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在1月23日上午分别登上了停泊在仁川港外的美国军艘。虽然其中有五艘悬挂国民党军旗的登陆舰与美国人的军舰停泊在一起，但只有很少的弟兄上到这些属于中国人的军舰上。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没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些人是无法去到台湾的。

中午时分，所有的军舰在鸣笛后陆续绞锚起航，开始了驶往台湾的航程。军舰航行到中途的时候，有几个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军人命令我们将身上破旧不堪的美军制服换成了崭新的国民党军队制服，此外，连军帽、皮带、皮鞋也都换成了崭新的。就当时的着装来看，除了没有佩戴军徽和配发枪支，我们这些人与真正的国民党军队无异。在军舰上，还有许多随船记者，他们中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这些记者好像对我们这些人的经历非常感兴趣，采访了这个，又采访那个，问的问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详细了解我们此时此刻心情的，也有询问我们之所以选择去台湾的原因的，甚至还有记者问到我们这些人在大陆的家庭情况。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许多弟兄刻在身上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文身，因为这些记者不停地变换着各种角度对这些文身进行拍照，有些甚至还兴奋地与这些刻有文身的弟兄一道照相。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位个子姣小、皮肤白皙的女记者竟然对一直像老鼠一样蜷缩在舱角的我好像非常感兴趣，一连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但我始终像没有听到一样，一声未吭。最后她只得失望地离开了。看到她曾经无比兴奋的表情，她当时肯定无法理解我已经沮丧到极点的心情。确实，我觉得自己的惨痛经历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这些经历饱蘸了落寞和无奈，而这些落寞和无奈此刻正充斥着我的每一个脑细胞，让我始终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凉感觉。这个时候，我确实羞于将自己正流血的伤口袒露出来示人。

军舰在航行途中，我曾有几次一个人默默地走到舰首，希望能够看到一丝丝让我精神稍感轻松的东西，比如几只在天空中翱翔的海鸟，或者几片在海浪中颠簸起伏的船帆。但是，映入我眼帘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铅灰色天空，再就是波浪翻滚、寒风呼啸的黑沉沉的大海。我无法猜测前面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又会是在哪儿。此刻，我的心变得比眼前的天空和大海更加沉重、更加迷茫。

25日早上，美国人的军舰缓缓靠上台湾的基隆港。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凛冽的寒风和如丝的细雨中，码头上竟然站满了欢迎我们的人群。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无尽的期待和热情。在我们忐忑不安地沿着舷梯走到码头上时，即刻就被欢迎的人们淹没了。的确，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丧魂落魄、为人不齿的俘虏，竟然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此时此刻，谁的脑子里都有一种从现实跌入梦境中的幻觉。

在簇拥的人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小横幅和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反共义士归来”“反共到底”“光复大陆”等各种口号。许多人还燃放了我们久违的鞭炮，清脆、悦耳的轰鸣声在阴沉沉的天空中四处飘荡。欢迎的男男女女都满含泪水，用激动人心的表情无微不至地向我们每一个人问寒问暖。其间，还有许多年轻学生向我们递过来一束束散发着浓浓香气的鲜花，或者一面面精致的青天白日旗。面对这热烈的欢迎场面，我们所有人的脑子里涌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错觉，仿佛此刻我们已经不是落难的俘虏，而是在未来能够拯救台湾、拯救中华民国的英雄。

许多弟兄被这热烈的场面感动得不能自已了，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双臂，忘情地随着欢迎的人群呼喊着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各种口号。还有的弟兄在寒冷中，竟然脱掉上身的棉衣，露出刻有“反共抗俄”“杀猪拔毛”等口号的手臂或者胸部。在这种氛围之下，除了以这种最能抒发他们感情的方式表达他们义无反顾的决心，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了。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仔细打量和轻轻抚摸这些刻在弟兄们身体上的口号，在确认这些文字和图案是真实的刻在血肉之躯上以后，他们一个个发出一声声明显是发自内心的惊叹。

在码头前面临时清理出来的货场上，国民政府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许多我闻所未闻的大官都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他们的讲话内容非常热情，也非常富有激情。他们一致称赞我们为坚定的反共义士，不仅赞许我们迷途知返，并且将我们义无反顾地来到台湾这一行为，评价为针对中共的一次伟大胜利。

五十军的一个弟兄还代表我们这些人到主席台上做了发言。我记得这位长着一张圆圆脸的矮个子弟兄到主席台上时，非常夸张地向主席台上的那些大官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照着事先写好的讲话稿，用浓浓的云南话念了二十多分钟。他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消灭共产党，我韦新财誓不为人”。这个韦新财激情澎湃的讲话博得台上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台下一位认识韦新财的大个子弟兄悄悄告诉我，说韦新财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第六十军的一个班长，是在往汉江北岸撤退过程中带了十多个弟兄投降美国人的。听说他的父亲和一位兄弟在解放军进攻云南时，被当作土匪处决了，所以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这一刻，我想起自己在广西宜山一带剿匪的经历，突然对这个韦新财的讲话心生强烈反感。不是吗？有些土匪确实造孽太多，死有余辜。你怎能为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而愤愤不平呢？

这天整个上午，我们始终都被热情的人群包围着。但是，平心而论，这热烈的氛围并没有点燃我心中早就熄灭的激情之火，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等到我企盼中的眼镜连长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

欢迎大会结束后，我们被几十辆扎着鲜花、插着彩旗的大卡车直接送到了台北市郊的苦苓岭军营。根据事先登录好的名册以二百人一组为单位编好队以后，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营房。在这里说一句不怕大家见笑的话，这是我当兵十多年以来，住得最好的营房。墙壁被粉刷得像纸一样雪白，木质的高低床也是新做的，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木头香味。床上的毛毯和被褥也是崭新的，枕头上别出心裁地放着一朵碗口大小的纸扎的大红花。每间营房正对大门的墙壁上，都挂着一幅蒋介石的巨幅画像，每次进出营房时，我们都切实感觉到这位国民党军队的三军统帅正用威严的眼神注视着我们，好像时刻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似的。然而，对于贴在营房左边墙壁上的那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标语，却让我心里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回想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我始终认为自己除没有像甘排长、冷莽子、莫先生等众多弟兄那样死去以外，我并没有做出对不起谁，并且应该予以深究的错事。既然没有做过错事，那又谈何回头是岸呢？

当天晚上的伙食同样好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无数的海鲜以及各种各样可口的美食堆满了十多张长条桌。十几位长相标致、穿着雪白服装的女服务员像燕子一样在条桌之间来往穿梭，殷勤地为大家添加食物和酒水。这天晚上，酒水的品种同样繁多，并且没有限量。除了金门岛产的高粱酒，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洋酒，他们甚至还准备了许多正宗日本产的清酒。这些酒每样我都品尝了一下，可能是我不会喝酒的缘故，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美酒的味道竟然一点儿也比不上我们冉家坝自家酿的苞谷烧。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每当爷爷喝酒时，他都喜欢用筷子蘸上一点点苞谷烧滴在我的嘴巴里，在看到我辣得不住地皱眉头、吐舌头以后，他都会咧开他那缺了门牙的嘴巴哈哈大笑起来。苞谷烧进口时虽然辣得厉害，但多喝一点后，整个人全身上下都热乎乎的，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不像现在喝的这些酒，不仅使人口干得像被火烤着一样，还有一种想吐的感觉。(www.xing528.com)

这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酒，吐得地上衣服上全是污秽的东西。至于醉后我竟然站在条桌上唱歌的经历，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一片空白。只是第二天早上头痛欲裂地醒来以后，许多弟兄告诉我，说我唱《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川东民歌时，特有感情，将许多弟兄都唱哭了。

老话说酒后吐真言，我不知道在醉酒状态下自己所唱的这首家乡的歌，是不是代表了我到达台湾后的第一天内心的真实感受。

然而，所有的热情在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一大早，有许多穿制服的国民党军队政工干部进入我们的驻地。在驻地前面的广场上，他们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为了保持国民党军队队伍的纯洁，也为了坚定我们反共抗俄的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当中，我们必须接受最严酷的思想教育。

“大家必须明白，这是纯洁我们队伍的需要，也是保证我们最终取得反攻大陆胜利的需要。只有最纯洁的队伍，才有最坚强的战斗力，也只有最坚强的战斗力，才能保证我们所肩负的神圣事业得以最终成功。”在广场前面的讲台上，那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被大家私底下称为“阎王”的严长官挥舞着短粗的手臂朝大家讲道，“所以，我们必须以最大的热情，以最坚强的意志，接受党国最为严格的考验！”

严长官所说的最为严格确实不假，因为从当天下午开始，我们就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并且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完成诸如思想汇报、检举揭发等各种尽情剖析自己心灵的任务。这确实是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经历，痛苦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无法以他们满意的方式，证明自己能够经受住他们所说的最为严格的考验。

比如，在思想汇报中，许多人只能抽象地说明自己恨共产党热爱国民党，至于为什么恨共产党热爱国民党，大家所列举的理由几乎是五花八门，许多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说起来让人不相信，在许多人的汇报中，吃不饱穿不暖也成了仇恨共产党热爱国民党的原因。甚至共产党过于严格，既不许大家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骚扰百姓，又不许大家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随意亲近那些人尽可夫的风尘女子，也成了共产党着实可恨的理由，等等。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我所说的仇恨共产党的理由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弟兄。我的理由好像是出自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我至今对共产党在广西宜山我已经填好退伍表格的情况下，竟然不允许我退伍一事耿耿于怀。“我不就是想退伍，想回家吗？他们竟然连我这点儿人之常情的请求都不能满足。这充分说明他们没有一点儿人性。”我振振有词地向那些听取我汇报的政工干部大声控诉道。

我没想到自己这句好像是发自内心的不满竟然赢得了严长官的高度赞许，他用红铅笔在我的思想汇报记录上评价道：“该同志认识深刻，充分揭露了共匪共产共妻，没有人性的本质。”

从严格意义上讲，思想汇报更多是一种走过场，不管你列举的事实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只要你能够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你就能顺利过关。但是，紧随其后的相互检举揭发却导致整个驻地一片混乱，甚至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紧张境地。在此无须讳言的是，在弟兄们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在巨济岛上进行战俘甄别时，他们以他们自愿选择到台湾的行为证明自己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以前在共产党军队队伍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甚至对其他弟兄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成了这些人不可饶恕的罪孽。三十八军一位当排长的弟兄就被他手下的一个弟兄当着那些政工干部的面打得鼻青脸肿，被打的原因竟然是在强渡汉江后，这位排长曾经将仅剩的一把炒面给这个打人的弟兄吃了。“他自己饿得头昏眼花，竟然将仅剩的最后一把炒面给我吃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拉拢我，引诱我，好像他一样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这个长着一副尖嘴猴腮面孔的家伙，边说着边用脚不停地踢打蜷缩在地上的那位可怜的排长。

在这场通过互相检举揭发来证明自己反共意志坚定的活动中，甚至曾经打死多少美国人、俘虏多少南朝鲜人，也成了被检举揭发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了严长官他们需要重点教育和重点照顾的对象。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难道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只有被美国人或者南朝鲜人打死，才能证明自己反共意志坚定吗？

亏得我始终是一个没甚性格的人，更亏得那些熟悉我以及曾经关心过我的弟兄在无数次的战斗中死亡殆尽，所以在这严酷的检举揭发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没有人能够从我的身上找到些许可以证明他们反共意志坚定的素材。消灭一只可有可无的老鼠，不能证明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猎人。

虽然有几个政工干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启发我，希望我能检举揭发其他的人，但是由于我确实没办法检举揭发其他的人，再则我呆笨木讷的表情也足以让他们相信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最终在这场有着浓烈狗咬狗味道的检举揭发活动中，我得以在忐忑不安中顺利过关。

千真万确，在这场严格得不能再严格的思想教育活动中，不仅是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自愿来到台湾的弟兄都陷入了困惑之中。而困惑的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如何证明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更不知道他们要将我们改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人！

就当时大家的感受而言，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人人惶惑，人人迷茫。

在精神几近崩溃之中，我像一个无助的小孩一样，一直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眼巴巴地盼望着眼镜连长能够突然出现，进而以他的能力和影响将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或者为我迷茫的心境指明一条道路。我甚至想到，即使他不能及时出现，也能够像在巨济岛时一样，托人给我捎上一张字条或者一封信。我在心底里始终认为，眼镜连长是一个重感情讲信用的人，他不会在我已经来到台湾以后，竟然对我弃之不管。

在我的苦苦等待中，眼镜连长终于出现了。只是让我预料不及的是，我们见面的结局竟然是如此的凄苦。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弟兄们全在教室里听一位政工干部用难懂的广东话讲解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一位值班的弟兄悄无声息地走到我的旁边，告诉我有一位戴眼镜的人正在质询室里等我。

戴眼镜的人？在第一时间我就想到这个人肯定是眼镜连长。几乎是在瞬间，我全身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将他给盼来了。

当我一路小跑地进到质询室时，我看到眼镜连长正坐在那张长条桌的后面。他仍戴着那副黑框眼镜，头发蓄得长长的，却显得有点零乱。他虽然比八年以前胖了许多，但却一点不像八年前那样浑身上下散发着让人着迷的感召力，让人感觉精神萎靡，毫无以前那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件普通的略显陈旧的浅灰色西服。

看到我激动地走进来时，他坐在座位上一动都没有动，只是用他那略显浮肿的脸朝我挤出一丝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笑意。

如果仅从眼前这个人的举止来看，他肯定不是我无比熟悉的那个眼镜连长，但从长相上看，他分明又是那个我无比熟悉的眼镜连长。才八年时间，是什么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巨大的困惑让我不敢在他面前尽情地表露自己的激动心情。在迟疑了一刻以后，我像以前无数次接受那些政工干部质询一样，正襟危坐地坐到了他的对面。

“来了？”他沙哑着声音问道。

“来了。”我机械地回答道。

“感觉如何？”他问。

“还好。”我答。

“得有一个适应过程。”他说。

“是的。”我答。

可能是觉得这样一问一答过于枯燥，并且完全不像两个曾经生死与共的弟兄在一起讲话，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在得知我仍然不抽烟以后，他自顾自地点着了一根。他缩紧脸颊狠狠地抽了一口，然后将浓浓的烟雾缓缓地吐了出来。那在他眼前缓缓升起的青烟将他原本抑郁的表情衬托得更加悲戚。我记得我们在一起时，他像我一样，也是从来不抽烟的。

在很快抽完一支烟以后，他突然用热切的眼神看着我，要求我将在广州与他分手后的经历，以及将莫先生、冷莽子的经历讲给他听听。他甚至还记得在攻打密支那时那个会写诗的陶成达，他也要我将他的经历讲给他听听。

于是，我应他的要求，像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人的故事一样，将自己以及他所提到的那些人的经历毫无表情地讲述了一遍。但是，在我平淡的讲述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呼吸变得逐渐急促起来，那双抑郁的眼睛也开始像锥子一样紧紧地盯着我，仿佛生怕错过我所讲的每一个细节。

讲完以后，我吃惊地发现他的眼角里竟然渗出了两滴泪水，在昏黄的光线下沿着已经松弛的脸颊缓缓地滑落下来。

在我的注视下，他很快擦去脸上的泪痕，然后尴尬地对我笑了笑，说：“失态了，失态了。”

看着他那明显有意掩饰自己内心感情的痛苦举动，我心里一酸，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接下来，他警惕地朝窗子外面匆匆打量了一下，然后征询我能否到外面的操场上走走。

内心里我虽然觉得他的建议有点过于谨慎，但是我还是随着他走到了操场上。

然而接下来他告诉我的一切一下将我的心揪紧了。他小声地告诉我，他原本早就应该来看我的，但是，由于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捕风捉影的政治斗争，为了避免像我这样无辜的弟兄被卷入其中，所以他尽可能地不与大家来往。

“你可能不会相信，我随时都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眼镜连长苦笑着说。

“有这么严重吗？”我觉得政治这东西始终像个妖孽一样，让人永远无法捉摸。

“你看见了吗？”眼镜连长说着，朝四下里看了看，“此时此刻有许多人正在监视着我哩。”

我随着他的目光睃巡了一下，还真的发现在不远处的一丛冬青树后面，有个人影一晃就不见了。

“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我担心地看着眼镜连长。

谁知眼镜连长倒是一脸坦然，他朝我笑了笑，说：“我能犯什么事呢？现在这个非常时期，不管是犯事还是没犯事的，人人自危。”

我知道自己没办法理解眼镜连长的所作所为，他也不会告诉我他的所作所为。但几乎在一瞬间，我一下理解了他的困境。于是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关切地对他说：“我确实不懂你所说的一切，也不想了解你所说的一切。你还是自我保重吧。”

“你也自我保重。”眼镜连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脸深情地看着我，“还是以前说的那句话，只要我们不死，肯定还有见面的机会。”

随后，眼镜连长告诉我他在国民党军队国防部的一个机构工作，同时告诉我他在台北的家庭住址以及他妻子的名字。他说以后我若有时间，可以随时到他的家里去坐坐。对于他告诉的这一切，我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眼镜连长在匆匆与我道别时，又突然扭过头苦笑着对我说：“真的，我写信让你到台湾来，说不定是害了你。”

目送着眼镜连长消失在黑暗中以后，我站在原地好久都没有动弹一下。我不明白，原本简单明了的眼镜连长怎就会变得如此神神秘秘呢？他所处的现实生活难道比血肉横飞的战场更可怕更残酷吗？对于这一切，我确实一无所知。但是，在内心里我牢牢记住了眼镜连长对我所说的最后那句话，并且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我始终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努力与这句话联系到一起，竭尽所能去体会这句话到底有多少得到了验证，以及这些验证一直会延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只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与眼镜连长匆匆一别以后，当我再次见着他时，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天晚上眼镜连长走后没多久，严长官就将我叫到了质询室内。他一脸严肃地坐在眼镜连长曾经坐过的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我与眼镜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没想到眼镜连长最后那句话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第一次验证。在稍稍平息了一下紧张的心情以后，我将自己与眼镜连长如何相识以及如何打日本人的那段生死与共的经历详细地向严长官讲述了一遍。我甚至讲到自己到台湾来的真正原因在于眼镜连长给我写的那封短信。

“真的，如果没有他给我写的那封信，不定我还真的糊里糊涂地回到大陆去了。”我低着头，最后小声说道。

严长官毫无表情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将面前的记录本轻轻合上，然后看着我说：“就这么简单吗？”

面对严长官那冷冰冰的目光，我一下陷入了无法抑制的恐惧之中。因为我无法理解他们竟然将战场上的生死与共看得如此简单。我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严长官的问话。

“真的就这么简单吗？”严长官的眼睛仍然刀子一样盯着我，又问了一遍。

“是的。”在惊慌失措之中，我仍旧回答了一句。

对于我的表态，严长官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高深莫测地对我笑了笑，然后就让我回宿舍休息去了。

既漫长又痛苦的三个月思想教育活动结束了，我们在政治宣传中的残存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人刻意了解一下我们的真实想法，也没有人刻意征询一下我们的最终选择，至于到台湾之前他们所做的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承诺也无人提起，我们这一万多人就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被强制编入到国民党军队不同的战斗部队之中。我们又成了汹涌大海中一颗不起眼的水滴，身不由己地挟裹进据守台湾、反攻大陆的巨大浪潮之中。

只是我感觉自己仿佛比其他的弟兄更为倒霉，因为我并没有像大多数弟兄那样留在台湾本岛，而是被派遣到与大陆遥遥相望的金门岛，成了离共产党军队最近的一名国民党军队士兵。

我不知道自己这一不幸的结果，是否真的与眼镜连长有关。

5月上旬，我们一百多位弟兄登上一艘登陆艇，从基隆港启航，直驶金门岛。

这登陆艇是美国人提供给国民党军队的，近一百米长，十多米宽，艇上密集地布置着各种火炮和高射机枪。青灰色的舰体在明媚的阳光下散发着沉重的光泽，高悬在桅杆上的那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和煦的海风中猎猎招展。巨大、零乱的码头上一片萧条，没有穿梭来往的车辆，也没有热情洋溢的欢送人群，完全失去了三个多月前我们从南朝鲜抵达台湾时的热烈场面。

上午十点多钟，登陆艇在呜咽般的汽笛声中缓缓离开了码头。

整个白天，海面上波平如镜，除了机器单调、沉重的轰鸣声，硕大的船舱里显得异常安静。晚上八点多钟，突然刮起了大风，整个海面立时像头突然惊醒的怪兽一样开始咆哮起来，巨大的海浪将登陆艇像片树叶一样在波峰浪谷中掀起掀下。宽大、密闭的船舱里瞬间乱成一团，原本经过绑扎加固的货物、行李散落一地，咒骂声、哭喊声响成一片。上层甲板的海军军官气急败坏地跑进船舱，大声呵斥大家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但起不到丝毫的作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面对这混乱场面，刚开始只是有点惊慌失措，到后来因为颠簸得厉害，竟开始头晕目眩，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转。及至最后，我与大多数弟兄一样，开始剧烈地呕吐起来。这真是一种痛苦的漫长煎熬，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要从嗓子眼里全吐出来了。这样一直折腾到快天亮时分，直到风浪变得小了，船的颠簸逐渐变得平衡了，弟兄们才慢慢安静下来。大家一个个脸色灰白，横七竖八地躺在脏乱不堪的甲板上，发出一声声有气无力的呻吟。整个船舱里充斥着一股只有猪圈里才有的浓浓酸臭味。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金门岛。

站在狭窄的舷梯上，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贫瘠荒芜的小岛。形态各异的巨石从白浪翻滚的海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顶，稀稀拉拉的各色树木，在巨石的缝隙里艰难地展示着它们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抹绿色。低矮的洼地里，零星地散布着几座萧条、破败的淡黑色村落，若隐若现的丝丝炊烟软绵绵地飘入被晚霞装饰得七彩斑斓的天空。几个光着身子在海滩上捡拾贝壳的小孩，停止了欢闹，用惊奇的目光偷偷打量着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不速之客。

水泥构建的简易码头上零散地站着十多位欢迎我们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举着一条写有“欢迎反共义士”的白色横幅，用木然的眼神欢迎我们的到来。

不管你如何看待眼前这一切，反正此刻在我的内心里陡地升起一丝无法抑制的怅惘和落寞，感觉自己像被人随意扔到眼前这座孤寂小岛上的一只举目无亲的无助羔羊，无法预知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那时候驻扎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总共有十多万人。我们这批人在登岛的第二天，很快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队。我开始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队第一一八师三十三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又先后被调配到不同番号的部队里，但始终驻守在金门岛西边古宁头一带，与大陆的厦门市隔海相望。

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座孤寂的小岛上一待就是整整二十年，并且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通过什么方式才最终度过那漫长、痛苦的二十年。这漫长、痛苦的二十年，不仅彻底耗尽了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同时也耗尽了留存在我身体里的最后一丝激情，最终使我由一个身体健壮的汉子，变成一个弱不禁风的风烛老人。这二十年留给我的人生记忆虽然非常模糊、非常无奈，但唯有一个认识在我的脑子里却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那就是作为一个历尽人世间无数坎坷的普通士兵，他存在的价值除了在士兵名册里留下一个逐渐泛黄的记录，甚至比那些在岩石间蓬勃生长的野草都不如。

我最先所在的那个班的班长姓林，叫林阿根，是一个身材精瘦的广东人。长着短而宽的额头，高耸的额骨下，一双细长的眼睛始终在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好像随时随地都在防范着什么似的。开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时间久了，我逐渐明白了个中原委。原来他在日本人投降以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以后八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由于始终胜少败多，以至对共产党军队畏惧到谈虎色变的程度。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向我们谈起自己在古宁头大捷中表现得如何勇敢，如何风光，但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看，那无法抹去的畏惧已经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我刚到班里，林班长就与我谈了话。开始是对我一番鼓励，说我是国民党军队的老兵，党国正值危难之时，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党国分忧解难。后来是对我的一番告诫，说要坚定战胜共产党军队的信心，不得有侥幸心理，否则就有被军前杀头的风险。最后对我强调了各项纪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岛上不得一个人单独活动，站岗放哨、外出巡逻，甚至到村镇里购买生活品，都必须两人以上一起活动。听他唠唠叨叨地讲了半个多小时，其间我始终将眼神投向窗外那棵像个赤裸着身子的丑陋男人似的椰子树。在内心里我确实感觉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废话，因为对我而言，不管是当国民党军队士兵还是当共产党军队士兵，只是我消磨岁月的一种方式，谈不上为谁分忧解难，至于会不会从岛上逃跑出去，我压根就没有想过。

谈完话后，林班长就分给我一支锈迹斑斑的中正式步枪和三十多发子弹。我看了班里的其他弟兄，除了那位左脸颊有一条一寸多长伤疤的弟兄与我一样扛着一支锈迹斑斑的中正式步枪以外，其他的弟兄全都是崭新的美式步枪或卡宾枪。拿着这支锈迹斑斑的中正式步枪，一种强烈的被歧视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起在东北参加共产党军队以后，他们发给我的是一支锈迹斑斑的三八式步枪，而现在我重新加入到国民党军队以后，他们再一次发给我一支老掉牙的老式步枪，这一差距明显的待遇充分说明，那时候共产党军队因为我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队伍里待过对我不信任，而现在国民党军队却因为我曾经在共产党军队队伍里待过同样对我不信任。那一刻，我确实备感伤心。

至于那位左脸颊有一条一寸多长伤疤的弟兄为什么会像我一样扛着一支锈迹斑斑的中正式步枪，在后来我才明白个中原因。原来他与我一样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这位弟兄名叫付世仁，老家是江苏兴化。以前是共产党军队二十八军的一名班长，1949年秋天在攻打金门岛的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俘虏，结果被强行编入了国民党军队队伍，最后像我一样长期驻守在金门岛上。只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在猜测他的经历时，他同样也在猜测我的经历。那天我们两人在营房里负责做清洁，他听了我对自己经历的简单介绍以后，竟然对我选择到台湾这一举动表示强烈的不解。

“你为什么不选择回大陆呢？”他一脸诧异。

“我有一个当保长的父亲，还有长期在国民党军队队伍里的经历，我若选择回去，会有好果子吃吗？”我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他。

“大不了被整死，也比待在这要死不活的国民党队伍里强。”他用一副不屑的眼神看着我。

在他的眼里我显然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我心里就有点气愤，白了他一眼，压低嗓子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要死不活的国民党队伍里，有胆量就逃到对岸去。”

“你——”他一下被我的话噎住了，狠狠地瞪着我，咬着牙说，“老子若会游泳，早他娘就逃到对岸去了。”

在说完这句话后，他明显感觉自己说漏了嘴，警惕地四下看了看，然后一脸凶样地盯着我说：“我刚说的这句话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如果有其他人知道了，看我不弄死你。”

对于他的威胁我丝毫没当回事，只是苦笑着朝他摇了摇头。内心里我觉得他比我更可怜。

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对话竟然在我们两人之间形成了一堵互相警惕的高墙，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再来往，也没有丝毫的交流。但是在第二年夏天发生那次枪毙逃兵的事件以后，我们重新有了交往，并且成了唯一可以相互信赖的弟兄。

那个逃兵是个山西人，三十多岁年纪，长得高高大大却偏偏有一张娃娃脸。他利用晚上站岗的机会偷偷溜进海里，企图往对岸游去。谁知他对潮汐一点不了解，在海上漂流了四个多小时以后，最后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又被海水直接送回到金门岛上。

刑场被宪兵队里的那帮家伙别出心裁地选在面对大陆的那片沙滩上，听人说，六年以前，共产党军队进攻金门岛时就是从这个地方登陆的。那天的太阳特别厉害，像火炉一样灼烤着岛上的一切，让人无法躲避也无法睁开自己的眼睛。那个倒霉的山西逃兵只穿着件破烂的白色裤衩，软软地站在齐膝深的海水里，以一副义无反顾的面孔面对着沙滩上整齐排列的弟兄们。他的脸上和赤裸的身上布满了血痕，不知是在逃跑途中被海上的流木划伤，还是因受刑留下的印迹。从对岸方向席卷而来的浪花一波接着一波地从他的身下掠过，好像正迫不及待地将他拉扯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去似的。

宪兵队那个身材矮胖的队长戴着一顶白色的钢盔，颐指气使地站在弟兄们和那个逃兵之间。他的左手边是十个并排站立着的行刑宪兵，他们同样戴着白色的钢盔，一个个平端着步枪，凝神屏气地将枪口瞄准那个逃兵。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逃兵的下场。”宪兵队长转过身，面对着弟兄们大声喊道。然后他重新转向那个逃兵，在寂静中像例行公事般清晰地下达了准备、射击的命令。

随着清脆的枪声响起，那个可怜的弟兄像根被突然折断的芦苇一样仰面朝天地倒在海水里。然后在浪花的簇拥下，追随着若有若无的潮流，像片枯叶似的慢慢向远处漂浮而去。开始时还可以辨别出身体的形状，到后来只剩下一个若隐若现的黑点，到最后只留下海天交汇处那一抹像细线一样绵绵延展开去的水雾……

在近二十年的当兵生涯中，我见过无数次枪毙人的场面，其他的场面留在我记忆中的更多是恐惧和残忍，唯有这一次却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确实，当子弹击中那位弟兄身体的时候，我感觉同时也击中了我的心脏，让我的思绪一下变得一片空茫。虽然那个宪兵队长在行刑前没有向弟兄们说明这位弟兄的罪状，也没有解释他逃跑的原因，但是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弟兄都知道这位弟兄之所以冒着以生命为代价的风险跳进海里，原因竟然是他太想家了。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因怕死当逃兵被枪毙，谁都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但是因为想家而被枪毙，那对每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肯定都是一种兔死狐悲的强烈刺激。

这次逃兵事件发生以后，上面进一步加强了对弟兄们的管理和监视，并且对于言语和行为稍有些许可疑的弟兄都进行了严格的审问、盘查。更让人恶心的是，由于弟兄们相互之间的检举和揭发，导致许多弟兄被宪兵队逮捕。一时间，整个岛上陷入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境地。许多次我都感觉到付世仁在暗处用蛇一样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仿佛我也会像那些弟兄一样将他的不当言行检举揭发出来。只是我从没去点破他心中的恐惧，因为我觉得他太小瞧我的德行了。在后来风声稍稍平息以后，他才带着有点歉疚的表情主动与我套近乎。我也乐得顺水推舟。毕竟在这种残酷无情的氛围中，有一位能够推心置腹的弟兄互相帮衬着，更能打发那浸润着浓浓痛苦和无奈的时光。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这杀一儆百的仪式以及严密的管理和监视，并没有阻止和吓倒所有的人。在这个倒霉的山西弟兄被枪毙后的第三个月，其他部队的一名弟兄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宪兵队的那帮子弟兄像狗一样将整个金门岛搜寻了个遍，仍没有发现这位失踪弟兄的蛛丝马迹。但是，在第三天的晚上，对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这位失踪弟兄浓浓的闽南口音。原来他借助一口倒扣的行军锅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泅到对岸去了。这件事后来不仅成了弟兄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同时也引起上司的强烈震怒。之所以会变成笑话，是因为我们得知这位幸运的弟兄竟然是被对岸他的老婆通过高音喇叭给喊回去的。在我驻守金门岛以前，两岸通过高音喇叭相互之间进行言语攻击和宣传已经成了弟兄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岸女广播员的声音特别柔和悦耳，也就成了许多弟兄黄色笑话和黄色幻想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发生逃跑事件前几天，对面的喇叭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浓浓的闽南口音，好像一直在急切地呼喊着什么人。由于大多数弟兄完全不懂闽南话，同时也知道这个女人肯定与自己无关，也就谁都没有在意。只是在对面的喇叭里传过来这位失踪弟兄的闽南口音以后，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女人在喇叭里一连喊了几天的人竟然就是这位弟兄，只不过她除了用闽南话呼喊以外，同时有意用小名称呼这位弟兄。在我们的名册里，只登录了弟兄们的大名，小名谁也无从知道。正是因为小名的缘故，导致这位弟兄被他的老婆偷偷召唤到对岸去了，上司们不愤怒才怪。结果在以后的几天里，上司严厉要求弟兄们将自己的小名全都登录到名册里，甚至严令那些五花八门、不堪入耳的绰号也不得遗漏。当然，我将自己的小名“祸害”也登录进了名册。为此竟引来那个小个子文书好一阵嘲笑。

由于对岸的共产党军队并没有攻打金门岛的打算，所以，在我上岛以后的四年半当中，生活不仅过得平静，甚至可以说得上有点奢侈。除了对岸若隐若现的山峦、城市时不时勾起我强烈的思乡情愫以外，再就是始终挥之不去的孤寂和落寞时时刻刻折磨着我。

思乡情愫我是无法淡化的，这就像刻在我心中的一个印记，不管在任何时候，也不管在任何地方，回家的渴望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但是，孤寂和落寞却是由我自身的性格造成的，以至我深陷其中，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也无法自拔。

由于处于敌对双方的最前沿，再加之有几年前的所谓古宁头大捷，所以整个金门岛不仅成了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防守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成了台湾岛上广大民众不断予以慰问的重点对象。除了接二连三的慰问团到岛上对我们进行慰问，有时候，那些穿着考究的大官们还陪着许多美国人、英国、荷兰人，甚至许多我叫不出国名的非洲人，也到岛上来参观、视察。他们到岛上时，无一例外地都会带上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以至于我们每个弟兄放在床头的铁皮柜被中国人和外国人送的慰问品塞得满满的。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肚子成天被各种好吃的东西填充得满满的。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我的体重从上岛时的一百一十五斤，陡地升到了一百三十八斤。整整多了二十三斤肉哟，那可得用一个竹筐才能装得下去。

除了物质生活得到了切实的保障，上司对大家的精神生活也非常关心。几乎每个星期弟兄们都可以看上一场电影。这些电影主要是台湾本地产的，我记得的有《碧海同舟》《关山行》《六才子西厢记》等。我们还偶尔可以看到一两部美国的西部枪战片，例如《火车大劫案》和《关山飞渡》等。此外，那些所谓的歌星也会隔三差五地到岛上来进行慰问演出。相对于电影而言，那些来岛上演出的歌星更受弟兄们欢迎，至于他们的歌曲是唱得好还是唱得坏，大家并不感兴趣，弟兄们感兴趣的是那些长相漂亮的女歌星。每当这些涂脂抹粉的漂亮女人梦幻般地出现在舞台上时，总会引得台下弟兄们一阵抑制不住的欢呼声和跺脚声。

由于岛上几乎全是单身士兵，在发生了几起性侵村落里农妇的事件以后，上司竟然煞费苦心地在岛上的乳山后山坡上建了一座四合院似的建筑。这座建筑坐落在绿树丛中，对外虽称“军中乐园”，实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妓院。弟兄们凭部队上分发的娱乐券可以到“军中乐园”里物色自己中意的各色妓女。由于有十多年前在广州逛妓院的惨痛经历，所以我对这“军中乐园”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但是有一次经不住付世仁的再三恳求，最后还是陪他一道去了一次。只是我们俩都没有进到后面的“接待室”里，而是坐在供有一尊镀金菩萨的大厅里边喝茶边打发着时间。对“军中乐园”里的风尘女子我没有一点印象，但至今我仍记得那座供有菩萨的大厅的墙壁上竟然挂满了长相轻浮的女人照片。此外，我还记得大门上那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联，上联是“大丈夫效命疆场”，下联是“小女子献身国家”，横批是“服务三军”。

由于自己天生不善于通过大多数弟兄都热衷的方式为自己解脱精神上的巨大束缚，因而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精神世界里苦苦挣扎。好在自己并不是一个绝对作茧自缚的人，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就为自己找到许多适合自己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开始时，我在野外捡了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养在驻地里。这是一只被我称为“小花”的黑白相间的小花狗，特通人性，不管是站岗时，还是平时到海边溜达时，它始终都跟在我的身边，几乎与我形影不离。但“小花”在跟了我四年多以后，突然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付世仁陪着我寻找了几天，最后在一堆杂草丛中找到它被撕烂的狗皮和一堆被啃得精光的乱糟糟的骨头。我知道它已经变成那些馋嘴弟兄们的腹中之物了，虽然心里悲痛万分，但我并没有像其他性格凶狠的弟兄那样围着驻地破口大骂，而是找来一只破铁桶，将“小花”残存的那些东西小心地埋进石头缝中。后来，我在驻地后面的山坡上开辟了一小片菜地，根据不同的季节种上辣椒、茄子、豆角、南瓜、苦瓜等蔬菜。一直到我离开金门岛，这片菜地几乎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得益于我的精心照顾，这片菜地里种植的蔬菜一直长得特别茂盛，甚至后来发生的“八二三”炮战也没有给它们带来多少影响。这一消磨时间的方式，不仅为我平添了无尽的生活乐趣，同时也为弟兄们改善生活创造了条件。我就是在这片菜地里遇到我的“幺儿”的。大家不要见笑，我的“幺儿”其实只是一只普通的乌龟，我在杂草丛中发现它时，它的整个身子只有火柴盒大小，但两只菜籽般大小的眼睛却像小孩的眼睛一样充满了好奇和善良。我几乎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内心里就感觉到这个小小的精灵与自己有缘，于是我就给它起了“幺儿”这个名字，并一直将它带在身边。那时我在心里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与“幺儿”生死与共。谁知还是人算不如天算，那年带着“幺儿”从台北机场登机准备回到阔别五十年的家乡冉家坝时，“幺儿”被机场负责动植物管理的人员给强行扣了下来。虽然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生离死别的感觉，但最后还是一咬牙将“幺儿”交给了他们。那时候“幺儿”的身子长得比我的手掌还要大了。

除了种菜、养乌龟，那段时间我还经常抽空到岛上众多的各式庙宇里去转转。金门岛上的庙宇有二三十座，有供奉菩萨的，有供奉妈祖的，有供奉关公的，也有供奉土地爷的。国民政府甚至为古宁头大捷中战死的那位团长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以供后人敬仰。由于我没有宏大的志向也没有奢侈的愿望，所以我除了经常光顾离金城镇不远的那座破败不堪的土地庙以外，其他地方我很少涉足。这座土地庙的住持是个五十多岁的瞎子，姓郑，大名叫郑旺涛，日本人占领台湾时曾参加过抵抗日本人的战斗，在战斗中眼睛被打瞎了，最后就流落到金门岛上。可能是到土地庙的人较为稀少，所以住持对我特别热情，喜欢与我聊一些天南地北、不着边际的故事和想法。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甚至聊到台湾和大陆隔海对峙的现状。谁知这位瞎着眼睛的住持比我对现实更加乐观，他说中国老话说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台湾从大陆分出去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要不了多长时间，肯定要重新回去。他甚至安慰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家去了。说实在话，听了他的安慰话我的心里特别舒坦，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会马上收拾行李，即刻回到在自己的记忆里日渐变得模糊的冉家坝去。

谁知随后爆发的“八二三”炮战一下让我刚刚萌生的一点点希望再一次破灭了。

这次前后延续了整整二十一年的猛烈炮战在开始以前竟然一点儿征兆都没有。那天是个烈日高悬的日子，空气闷热得像整个世界都被倒扣到一只巨大的蒸笼里似的。空洞的天空中，几丝若有若无的云彩懒洋洋地飘浮着，四周的海面波澜不惊，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散射着一簇簇像银针般刺眼的阳光。海对面的厦门市在淡淡的水汽中若隐若现，像飘浮在云间的仙山楼阁一样变幻莫测。当时我正在菜地里给才栽下不久的半厢莴苣浇水，突然从西边的天际传来一阵空气被撕裂的嘶嘶声。无须经验，仅凭直觉我就知道，此刻有无数颗炮弹正如雨点般向岛上飞过来。然而，没容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就有十几颗炮弹落在我的四周。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扑倒在菜地里，将整个身子像壁虎一样紧紧趴在刚刚浇湿的菜地里。巨大的爆炸声在我的周围接二连三地响起，无数的弹片发出让人心悸的尖啸声四处横飞，灼人的热浪像一堵厚实的墙壁一样将整个世界紧紧地压迫在它的身下。大地像打摆子一样在剧烈地颤抖，爆炸掀起的碎石、泥块劈头盖脸地落在我的身上。几乎在眨眼之间，整个世界都被死亡的气息密不透风地笼罩住了。虽然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使劲撕扯一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知道这个时候自己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弹，否则，立马就会被那些在头顶上尖啸着的弹片撕成碎片，然后像破布一样在天空中四处飞舞。我努力忍耐着，坚持着，希望在第一波炮击过后能够从现在这个无处藏身的地方躲进营房后面那个狭窄的防炮洞里去。然而，共产党军队的炮击竟然像从山上呼啸而下的山洪一样，既没有丝毫的松懈，也没有明显的间隙，始终保持高强度、高密度的态势轰然而至。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甚至觉得一个小时都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强度有稍许减弱。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总算感觉到共产党军队的炮火有了向岛的东面延伸的迹象，于是趁这个有可能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像跳蚤一样从地上弹了起来，低着腰身，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有如丧家之犬般朝一百米外的防炮洞跑去。在往防炮洞那边跑之前，我没有忘记被自己放在菜地旁边那块大青石下面乘凉的“幺儿”。可怜的家伙被爆炸声吓得将头紧紧缩进龟壳里去了。

在我有如离弦之箭般扑进防炮洞里那一刻，我发现我们原来的营房已经在猛烈的炮火中从原地上基本消失了，剩下的断壁残垣在巨大的火光和浓烟中瑟瑟发抖。营房前面的篮球场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巨大弹坑，有几具被炮火撕烂的弟兄的尸体散落在弹坑的四周，发出刺鼻的焦臭味。

“看你一直趴在菜地里，还以为被炸死了。”蹲在防炮洞洞口的付世仁拉了我一把，朝我大声喊道。

“我怎会这样轻易就死了呢。”我打着哈哈说道，同时不停地拍打着落在头上和身上的泥土、石块。

“你知道吗？一个多小时你就趴在那儿动都没动一下。那样子就像是死了。”付世仁笑着说。

“能动吗？如果真的动了，那现在就不能站在你面前了。”我大声说道。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付世仁，他的模样比我好不了多少，那顶略显大了点的钢盔上落满了泥土，脸上也像涂了层泥浆一样，将那些细密的皱纹填得满满的。至于那身制服，也被弹片撕扯得破烂不堪。毫无疑问，他也是在情急之下，惊慌失措地逃进防炮洞的。

没容我们有更多的言语，排长命令我们立即各就各位，准备阻击共产党军队的登陆。

我与付世仁一道手忙脚乱地沿地下工事进入到海边悬崖上的地堡里。虽然密集的爆炸声仍在头顶上不停地响着，并且震得地堡顶上的泥土不停地往下掉落，但是透过面对海面的巨大射击孔，我们吃惊地看到宽阔的海面上竟然出奇的安静。除了炮弹在飞行途中留在天空中有如鱼网般密集的一条条白色烟痕，海面上波平如镜，看不到一条共产党军队的船舶。

“狗日的，怎看不到船呢？”付世仁趴在子弹箱上朝射击孔外看着。他的表情流露出一丝丝失望。

“你巴不得共产党军队打过来吗？”我斜靠在地堡的水泥壁上看着他说。

他朝我笑了笑，走到我的旁边，趴在我的耳边小声说：“说心里话，我还真巴不得他们能够打过来。”

“那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不定会被他们给打死了。”我故意揶揄他。

“被他们打死也比在这儿受活罪强。”他咬着牙，狠狠地说。

这时候，岛上的炮兵才如梦初醒，开始对共产党军队的炮火进行猛烈的反击。因为我们突然感觉爆炸的密集程度比以前更强了，并且从射击孔里朝对岸看去，那些原本清晰的房屋、山峦、公路很快被浓烈的烟尘和火光笼罩住了。

那天晚上十点来钟，共产党军队的炮击总算停了下来，我们的反击也戛然而止。四下里一下陷入死一般的静寂，我们所处地堡下面的海浪轻轻拍打崖壁的声音也清晰可闻。

不久，弟兄们私底下开始议论着我们的损失情况。由于共产党军队的炮击过于突然，结果导致我们的损失特别惨重，不仅炸死了三个正在开会的驻岛副司令，而且炸死了近五百名毫无防范的弟兄。至于岛上的表面工事、各种建筑以及停泊在码头、锚地上的大小船舶，几乎被完全摧毁。好在在此以前国民党军队在岛上修建了密如蛛网般的地下工事，所以在人员上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共产党军队的意图确实让人捉摸不透。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天里，他们的炮击在白天几乎从没有停顿过，并且将整个金门岛以及岛周边的水域封锁得密不透风，外面增援的国民党军队无法登岛，岛上受伤的弟兄无法及时撤离出去。即使是这样，他们始终没有渡海登岛的迹象。

然而正是这种猫捉老鼠般的炮击，最是让岛上的弟兄们惶惶不可终日，大家一天到晚不敢闭上眼睛睡觉，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因为谁也不知道共产党军队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对岛上突然发动潮水般的进攻。

“他妈的，搞的什么名堂，干打雷不下雨。”付世仁为此不知骂了多少次。

我倒是始终十分坦然，毕竟自己曾经在共产党军队里待了四年多，对于他们那种捉摸不透的战术虽然谈不上十分了解，但是还是有点儿习惯。打还是不打，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既然无法预测，那就只能耐着性子一天一天地捱下去。说句不中听的话，我对于自己能够习惯共产党军队这种折磨人的战略战术心底下还有点儿扬扬自得。

双方连续不断的炮击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1月下旬。那天晚上，我们在地堡里突然听到对岸共产党军队的喇叭朝我们喊话，说是为了保证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后勤保障能够及时上岛，同时也为了保证受伤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能够得到及时治疗，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决定逢单日对金门岛进行炮击，逢双日停止炮击。

第二天恰逢双日，共产党军队竟然真的停止了延续五个月的猛烈炮击。虽然共产党军队兑现了他们的承诺，但弟兄们却没有一个胆敢从地下工事里走到外面去。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这不是共产党军队耍的一个请君入瓮的花招。

在后来的几天里，由于共产党军队始终在兑现他们的承诺，这样弟兄们的胆子也就变得大了，开始时只有三三两两的弟兄跑到表面阵地上，到后来，几乎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蜷缩多日的弟兄们全都欢呼雀跃地跑到地面上。大家趁着这难得的和平日子，将那些早就发潮、发霉、发臭的被子、衣服、鞋子等摊在太阳底下暴晒一番。至于那些向岛上提供后勤给养的船舶、军舰也忙不迭地往岛上卸载各类军火物资。

这确实不像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更像是一场国共联手导演的政治游戏。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这场常人无法理解的政治游戏竟然延续了漫长的二十一年。

现在想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涉及民族大义时他们同样伟大，同样值得华夏子孙敬仰。如果没有这场常人，特别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政治游戏，孤悬海外的台湾诸岛将会出现何种结局，谁也不敢妄加猜想。

教育不听话的孩子必须有出类拔萃的智慧，除了有慈母般的关怀，还必须辅以严父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