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跨越鸭绿江-回家的路

一九五零年春节过后，根据命令，我们一一五师从广西龙州地区换防到柳州西部的宜山。

宜山是个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境内多为丘陵地带，但大大小小的溶洞星罗棋布。复杂的人员构成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这一带的土匪异常猖獗，老百姓深受其害。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剿灭这些犹如身上疥癣般的土匪。

前面我已经说过，对于这些土匪，他们就像见不得阳光的鬼魅一样，在与我们的正面交锋中，他们向来都是不堪一击，每每被我们打得狼狈逃窜、屁滚尿流。但是，在他们防不胜防的偷袭面前，我们仍然吃了不少的亏。势单力薄的通讯兵、医疗队被他们残害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稍显偏僻的小村落被他们血洗的惨案也偶有发生。在驻守宜山期间，土匪们无数胆大妄为的劣迹中，最让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的是对我们营运输队的伏击。

那是这年的5月上旬，我们营驻扎在离宜山县城有六十多公里远的北牙街。那天早上，被营里派到县城领取医药、服装等生活给养的六十多位弟兄，在返回途中走到一个叫二隘的峡口时，突然遭到四百多名土匪的伏击。弟兄们经过殊死抵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三位弟兄突出土匪的包围圈，有三十二位弟兄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二十九位弟兄因受伤或者弹尽粮绝被土匪俘虏。

得到消息以后，营长带着我们全营的弟兄冒着倾盆大雨，火速从北牙街赶往二隘。我们赶到时，土匪们已经押解着被俘的弟兄们撤走了。开满野花的现场尸横遍野，一片狼藉。鲜红的血水与淅沥沥的雨水混合在一起，顺着青灰色的山石往下流淌。砸坏的枪支和撕碎的文件撒得满地都是。

“他妈的！”营长怒目圆睁，霍地跳到一块石头上，朝弟兄们大声喊道，“不消灭这些无恶不作的土匪，老子誓不为人。”

弟兄们一个个如突然喷发的火山一样，大声吼叫着，表示不为这些死去的弟兄们报仇，绝不罢休。

确实，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在他与其他弟兄朝夕相处时，他的感情更多是深藏在心底的，而当他面临自己的弟兄突然死于非命时，那深藏在心底的真实情感往往会不可抑制地以愤怒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是当过兵的，谁都会知道，不要轻易点燃一座沉睡中的火山，否则，他将会被炽热的岩浆熔解得尸骨无存。

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当天傍晚时分，我们找到了土匪们藏身的地方，一个叫作福伟洞的山洞。那个山洞高悬于一座好似刀砍斧削的悬崖绝壁中间，被岩石遮掩着的洞口离地面起码有八十多米高，只有一条依着陡峭的山石开凿的狭窄石梯与洞口相连。洞口上面的岩壁像屋檐一样往前伸出，彻底杜绝了我们从山顶上靠近山洞的念头。在如此险峻的地势下，困守山洞的土匪即使只用一柄长矛，任何人也无法靠近洞口半步。

我们虽然将山洞团团围住，但洞里的土匪却没有丝毫的惊慌，竟然从洞里探出头来，不停地向我们叫嚣、挑衅，声称我们若有种，就往洞里冲。

土匪们的猖狂彻底激怒了我们。营长大喊着将营里仅有的两门日本山炮架在一块岩石后面，对着洞口猛轰。但是，我们一连发射了二十多枚炮弹，却没有一颗射中洞口，要么射在洞口下的峭壁上，要么射在洞口上面像屋檐一样前伸的岩石上。炮弹爆炸后溅起的岩石碎屑伴随着浓浓的烟尘，竟然将洞口遮蔽得严严实实。

营长气得眼睛血红，不住地臭骂那几个发射炮弹的弟兄，责怪他们的准星太差，连面对面的山洞都打不中。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办法就是仍然将山洞紧紧围住。

天黑得像一团凝固了的墨汁，带着浓浓水汽的夜风直吹进骨髓，冷得我们一个个不停地哆嗦。不知名的野兽在黑暗中发出的如泣如诉般的嚎叫声，以及从山洞里时断时续传出的惨叫声，将我们所有人的心拧得好像随时会从嗓子眼里蹦跳出来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再困再累的人，也无法稍稍合上一下眼睛。

半夜时分，一直坐在一块石头后面抽闷烟的营长突然想到什么似的，他将那个给我们带路的老百姓喊到跟前，问了一下山洞的情况。那老百姓用难懂的方言告诉营长，那个山洞虽然很深也很大，但只有山崖上这个唯一的出口。

“那土匪们在洞里最多能够待多久呢？”营长的意思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即使不往洞里进攻，一直像现在这样将洞口围着，时间一长，没吃没喝的，饿也得将那些土匪饿死。

谁知那老百姓告诉营长，说那山洞大着哩，土匪在洞里囤积了大量的弹药和粮食，上千人在里面待上半年肯定没问题。

营长一下愣住了，独自趴在岩石后朝面前黑黝黝的峭壁琢磨了好半天。末了，他将甘连长喊了过来。也不知他们俩在黑暗中比比画画地说了些什么，最后，甘连长带了十个弟兄，连夜消失在黑暗之中。

天刚放亮，被薄雾紧紧笼罩的洞口那儿有了动静。有个公鸭嗓子的土匪大声喊叫着，说为了证明与共产党军队势不两立的决心，他们马上将所有的共产党军队俘虏一个不剩地处决掉。

“你们看好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那个公鸭嗓子大声喊道。

我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如此没有人性的场面。在模糊的视线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被俘的弟兄接二连三地被土匪从山洞里推下山崖，像一根根圆木一样在半空中飞舞着，然后重重地摔在山崖下的乱石堆中。惨叫声、怒骂声以及似有似无的哀求声，在清晨潮湿的雾气中让人心惊胆战。

虽然大家都知道土匪凶残，但肯定没有想到他们会凶残到如此地步。大家一个个被惊呆了。有人开始抑制不住地低声抽泣起来。

“我操你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一切仿佛归于寂静的时候，我听到不远处的莫先生带着哭腔大骂一声，然后响起急促的冲锋枪声。

紧接着，所有弟兄们的枪声如刮风下雨般响了起来。然而我们密集的枪声除了在陡峭的崖壁上溅起一层乳白色的灰尘，以及换来土匪们一阵阵得意的狂笑，没有收到一丝一毫我们期待中的效果。在战场上，面对穷凶极恶的对手，你却眼睁睁地无能为力，是一件让人最为憋屈，也最为沮丧的事情。今天，我真切体会了这种感受。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时分，甘连长他们汗流浃背地匆匆赶了回来。原来他们是奉营长的命令，连夜赶到宜山县城，从团里借回来两具火焰喷射器。他们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大卷粗麻绳。

甘连长自告奋勇地带着我们连，在当地老百姓的带路下，沿着遍地的荆棘和乱石，从西北方向艰难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总算绕到了那个山洞的顶上。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从山洞顶上到山洞洞口，至少有四十多米的距离。根据麻绳的长短，经过短暂的商量，甘连长决定由他、我以及莫先生三人先期用绳子吊到洞口，通过火焰喷射器对洞口的土匪进行压制以后，再通知山下的弟兄们抓紧时间攀上洞口。在莫先生的鼓励下，我与许多弟兄都主动要求第一批冲进洞去，但甘连长最终之所以选定了我和莫先生，是因为我和莫先生的理由最为充分，除了像大家一样对土匪充满仇恨，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俩都会使用火焰喷射器。

我们将麻绳系在腰上，顺着崖壁一寸一寸地往下挪动。在接近洞口上面那块巨大的像屋檐似的岩石时，洞里的土匪发现了我们。密集的子弹立时从山洞里面射了出来。好在有脚下那块巨大岩石的遮挡，土匪们无法看到我们，但射出的弹雨仍刮风一样从我们的脚下呼啸而过。这是一个让我们束手无策的难题：如果我们稍一露头，就有可能被土匪的子弹击中；如果我们不及时露头，那就无法消灭脚下山洞中的土匪。

悬在半空中，我们急得满头是汗。最后甘连长一咬牙命令我和莫先生：他首先从岩石的中间借助麻绳的力量荡出去以吸引土匪的火力，然后我和莫先生从两侧荡出去，瞅准机会朝洞口的土匪射击。这是一个拿自己生命作诱饵的举措，无疑甘连长将自己置于死亡之中。我和莫先生虽然对甘连长的命令心存疑虑，但在他坚定的目光注视下，我们只得毫不犹豫地执行。

最后，在甘连长迎着山洞里不断射出的子弹从岩石上荡出去的同时，我和莫先生狠蹬了一下脚下的岩石，然后借助麻绳的力量，整个身子悬空荡了出去。我几乎还没有看清楚那个椭圆形的洞口，就扣动了火焰喷射器的扳机。一股炽烈的火舌呈现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凶猛地扑向那稍纵即逝的洞口。随即，洞口那儿传出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我和莫先生没有停顿，荡出去，扣动扳机，再荡出去，再扣动扳机，直到洞口的惨叫声停顿以后，我们才听到甘连长要我们快速往下降落的命令。

在麻绳继续往下降了十多米以后，我们三个人如天兵神将般凭空悬在山洞的上方。虽然整个洞口已经被熊熊燃烧的火焰完全笼罩住了，但我们仍然不停地往洞里泼洒着仇恨的火焰。甘连长竟然奇迹般地在土匪的弹雨中活了下来，他高悬在洞口的正中间，怀抱着一挺轻机枪，连续地往洞里射击。

我们就这样高悬在半空中不停地往洞口里射击，一直坚持到营长带着弟兄们从洞口下沿着狭窄的石梯爬上洞口。其间，从洞口喷出的火焰燎着了我的裤腿和头发，我也没有停止自己近乎疯狂的射击。

在完全控制住山洞洞口以后，竟然没有出现以前的战斗中面对走投无路的对手时，弟兄们会大呼小叫地要求对手投降的情况。在傍晚时分，营长命令我们将四个三十公斤一包的烈性炸药直接扔进山洞里。最后，我们将整座山洞完全炸塌了，自信里面的土匪即使不被炸死也将会被活埋以后，我们才住手。

当天晚上，我们将被土匪推下山崖摔死的二十九位弟兄的尸体，以及另外四位在与土匪对峙过程中被土匪冷枪打死的弟兄的尸体，集中掩埋在离山洞不远处一座坐南朝北的山坡上。在用碎石块将坟堆垒好以后，有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用松木做的门板，在上面用毛笔写下那三十二位弟兄的名字，正正地立在坟堆的前面。

在默哀完毕后，营长吩咐地方干部，以后要为这些弟兄们立一块石碑，让当地的老百姓们永远铭记他们。

至今，我仍记得那块门板上写下的前两位弟兄的名字：

范祥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三营副排长；

王云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三营文书。

福伟洞的大股土匪被我们剿灭，极大地震慑了宜山地区残存的其他土匪。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们虽然历经了十多次剿匪战斗，但几乎全都是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将那些土匪全部消灭干净。剩下的零星土匪慑于我们的压力，全都逃到宜山西部更加偏远的山区。虽然彻底剿灭这些土匪仍需时日，但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和牺牲，不仅赢得了宜山地区老百姓暂时的安居乐业，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换得了短时间的平安和稳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除了偶尔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参加剿匪行动，更多的时间是在为完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而努力。由于我们所处的北牙街是一个只有六十多户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小村落，加之当地老百姓对我们仍然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警戒心理，所以通过征粮等方式来缓解部队吃饭方面的窘境就显得尤为困难。好在我们营长是一个在延安待过的老八路，深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真谛。在他的组织下，我们在战斗之余，短时间内就在全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活动。自5月下旬以后，我们在驻地后面满是乱石的山坡上开辟了十多亩旱地，抢时间种下了晚季苞谷和土豆。与此同时，我们在驻地前面那条细柳河的河滩上开辟了一大片菜地，种上了南瓜、豆角、茄子等许多时令蔬菜。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看似文弱书生的贾子建竟然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在村里弄回来五头小黑猪和十几只小鸡，养在连队厨房后面的场坝上。一时间，我们原本枯燥、单调的驻地里，竟充满了欣欣向荣的农家气息。

“莫不是要在这儿扎根了？”那天我们在地里为那些只有筷子长短的苞谷除草时，莫先生愁眉苦脸地感慨道。

“能够这样安安静静地当一个种地的军人，也不是一件坏事。”我有口无心地说。

“是吗？你就愿意当一辈子军人，打一辈子仗吗？”莫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倒不是。”我矢口否认，“仗打完了，我肯定还是愿意回家去的。”

“我也一样。只是看现在这阵势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能够打完。”莫先生一脸忧伤地说。

“我想快了。不就是几个土匪吗？要不了多久就会将他们收拾干净的。”我说。

“但愿如此吧。”莫先生说。

“你也想回家吗？”这时，我突然想起莫先生那个曾经当过汉奸的父亲。

“那个家我倒不想再回去。我只是不想再当兵了。现在若能找个地方当个教书先生，那是让我最高兴的事了。”莫先生干瘦的脸上充满了抑制不住的企盼。

“干什么我倒是没仔细想过，一切只有等回到家再说。但不外乎种种地，娶个媳妇，生下一大群孩子，成天围着我叫爹。”说到这里，我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你倒是实在。”莫先生听了我的话，哈哈笑出了声。

“实在一点好。”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曾想我与莫先生两人闲着无聊时说的这些话，在后来几天竟然得到了应验，进而更加强烈地勾起我回家的热望。

那时候已经是6月上旬了，团里派了两个年轻的干事到了我们营里。在那天傍晚召开的全营大会上，那两个干事告诉我们，他们到营里来的任务是核实复员人员的名单。从干事的话里，我听明白他们所说的所谓复员也就是不再当兵了，说得文雅点叫作解甲归田。至于复员后去哪里以及干什么，那两位干事告诉我们，遵循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不管结果好坏，回去后肯定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安置。对于复员的条件，我听得特清楚，那就是团以下的干部和士兵，并且军龄必须满十年以上。那两位干事最后特别强调，即使符合复员条件，但是否能够复员，得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

大会结束以前，其中一位干事特别强调落实上级复员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支援解放军的目的，在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现在全国除了台湾以及沿海的个别岛屿没有解放以外，都已经解放了。所以，有效地缩减部队规模，既体现了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老战士的关心和照顾，也是减轻全中国劳动人民经济压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这次复员工作的开展，一切服从组织的要求和需要，不能讲价钱，更不能有丝毫的抵触情绪。

会议结束后，全营军龄满十年的五十六位弟兄都领到了一张表格，表上要求我们将自己的姓名、籍贯、家庭住址、政治面貌、所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党员以及是否有伤病等基本情况一项项填写清楚，并且务必在第二天上午交到营部。

我在拿到表格的当时就与莫先生一道按上面的内容逐项填写好。说实在话，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和莫先生的内心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激首先是缘于上级领导能够充分考虑我们长期在队伍上出生入死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队伍中的那段经历既往不咎。毫无疑问，在复员标准上，他们将我们与那些老革命、老同志同等对待。

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当兵十二年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涌现。我想到在祈家河死去的李大槐、在黄河边死去的朱连副、在密支那死去的杨大哥、在东北死去的冷莽子，以及无数我亲眼目睹的在战场上死去的弟兄。我奇怪为什么唯独胆小、木讷和无能的自己竟然能够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难道真的应验了“祸害祸害，千年不败”这句古话吗？随后，我也想到了自己冷酷的父亲、勤劳善良的幺姑，以及整个冉家坝在我的脑子里都留下印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十多年音讯全无，他们都还好吗？还有那棵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老黄桷树，它仍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吗？当然，我也想到了梅子。

这天晚上还有许多弟兄与我一样睡不着，但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与我完全不一样。此时此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仍然不明白自己当兵当得好好的，为什么陡地一下要复员呢？莫不是真的应验了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这些古训？面对这种残酷的结局，他们觉得万分的不满和伤心。

记得是我们将表格交上去的第十五天，那两位干事再次来到我们营里。他们带来了二十张复员通知书，但是其中没有我、莫先生和其他三十四位弟兄的名字。陡地得知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我的心有如一下掉入万丈深渊一样，情绪一落千丈。好在这两位干事及时苦口婆心地安慰我们，说这二十位弟兄只是第一批复员的，主要是考虑他们有伤病在身。至于其他符合复员条件的弟兄，复员通知书将在第二批或者第三批送达。我失落的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

甘连长因为伤病也在第一批复员的名单中。当他拿到复员通知书时，眼睛陡地一下红了。

营长了解他的心情，赶紧过来安慰他。

“你别安慰我了。”甘连长强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我只是心里不好受。毕竟在革命队伍里待了整整十三年，就是一只狗也有感情了！”

甘连长这句话说得营长的眼睛也红了。

“放心吧，营长。”甘连长这时却反过来安慰起营长了，他啪的一个立正，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一位中共党员，坚决服从上级的安排。即使到地方上工作，也绝不会给我们部队丢脸！”

这二十位复员的弟兄离开部队的头一天晚上，营里在开完欢送会以后举行了会餐。许多弟兄喝得烂醉如泥，也有许多弟兄不知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是因为难以割舍多年生死与共的感情，相互之间竟然抱头痛哭。

在送走第一批复员的弟兄以后，我一直在焦虑中等待那张属于我的复员通知书。十天过去，二十天过去了，我不仅没有等来那张属于我的复员通知书，反而等到一张军里下达的停止复员的命令。突然的变故让我一下如坠云里雾里，我不知道上面为什么如此朝令夕改，丝毫不顾及我们的切身需要和切身感受。一连几天，我都像遭了霜的瓜秧一样，没办法打起一点儿精神。为此，我还偷偷流过几次眼泪。

又过了几天，弟兄们在私底下突然议论着一个不确切的消息，说是朝鲜人与美国人在朝鲜开始打仗了，并且猜测，说不定取消复员的命令会与朝鲜有关。

“朝鲜人与美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之间打不打仗，与我们中国人何干？”我一点儿也不相信突然取消复员的命令与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

“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定还真的与朝鲜有关哩。”莫先生琢磨了半天，还是相信这突然的变故应该与朝鲜有关。

“但我们周边的土匪还没有剿灭干净哩。”我仍然坚持与朝鲜无关的判断。

“土匪与美国人比那算什么呢？一个只是在人身上小打小闹的臭虫，而另一个则是要吃人的豺狼。”莫先生比喻道。

“那我们将打到何时为止哟？”我说着，眼眶里突然一阵发热，感觉眼泪马上要流出来了。

莫先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叹了一口气：“哭有什么用呢？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

到7月中旬，我们又接到一项命令：全师立即前往柳州集结。

军令如山。全营上下立即收拾行李装备，准备出发。

作为一个当兵的，所有的行李装备就那么点东西，大家三下两下就收拾妥当了。但是对于坡地上已经长到齐膝高的苞谷，菜地里刚长起来的拳头大小的南瓜，以及厨房后面的场坝里已经长得膘肥体壮的那几头猪，大家都有点割舍不了。

“这两个多月，我们的心血是白费了。最起码我们应该将这些猪全杀了，将肉带到路上吃也好呀。”全营只有贾子建心里最难过，在给那些猪喂最后一次饲料时，他哭丧着脸，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谁知这句话让营长听到了，他朝贾子建大声呵斥道：“你小子就一副小家子气。上面命令了，除了个人物品和军事装备必须带走，其他所有东西都留给地方政府就地处理。”

贾子建不知是没有听懂营长的话，还是仍然深陷悲痛之中，竟然不合时宜地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我们营顶着瓢泼大雨强行军一天以后，在宜山县城与全团会合。我们几乎连坐都没有坐一下，然后全团搭乘汽车马不停蹄地离开宜山县城往柳州进发。

这时节暴雨成灾、山洪泛滥，当我们车队行驶到一个叫山岔的地方时，前方一千多米长的简易公路被洪水冲毁了，整个车队不得不停了下来。全团弟兄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最后用无数的门板、石块等一切可以用得上的东西，最终将冲毁的公路修复。

三天以后，我们精疲力竭地抵达柳州。在火车站广场上，我们经过简单的身体检查，除少数因伤病不能随军的弟兄以外，全师即刻登上了火车。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满载军人的军列冒着倾盆大雨缓缓驶离了柳州火车站。

长长的军列是清一色的硬坐车厢，除了军人和服务人员以外，没有一个穿杂色衣服的普通老百姓。随着军列往北行驶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一直忐忑不安的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难道我们这次大规模集结真的与遥远的朝鲜战争有关吗？我不敢相信。

列车上没有餐车，所有的食物都是在火车到达指定车站以后，由地方政府向列车提供。看得出这次部队调动不仅规模非常大，并且在组织上也非常严谨。因为几乎在列车停靠的所有站点上都有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并且地方政府送到列车上的食物也非常丰富。

坐在微微晃动的车厢里的弟兄，大多都在闭目养神，只有少数人始终用空茫的眼神看着车窗外稍纵即逝的田野、山峦和河流。

在我们所处的车厢里，只有贾子建一个人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并且随着火车朝北面行驶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兴奋之情越发不加掩饰。这小子在炊事班待了半年多，长胖了不少，那张细嫩的白脸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刚刚出笼的白面馒头。

“知道不，我离开家已经九个半月了。”贾子建无话找话地与坐在他对面的莫先生搭着话。

“九个半月，那时间可长哟。”莫先生将头靠在椅子背上，懒洋洋地说。

“是呀，我感觉像过了九个年头似的。”贾子建感慨道。

“那你最想的是什么呢？”莫先生问道。

贾子建明显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最想的是能够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包子？”莫先生微微睁开眼睛看着他。

“是的，就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最喜欢吃的那种包子。你吃过吗？”贾子建瞟了莫先生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得意。

“没有。”莫先生淡淡地说。

“是吗？”贾子建脸上闪过一丝遗憾，“那火车到了天津，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请你们吃。保证你们吃了以后，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说到包子，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在黑山刚当俘虏时吃到的那两个包子。我不相信狗不理包子能够比那两个包子的味道更好。于是，我将在座位上蜷得发麻的双腿努力伸直了一下，故意用话逗贾子建。

“我看你心里肯定不是惦着什么狗不理包子，而是惦着你的女朋友。”我说。

“你这话也不假。我心里还真的惦记着她。”贾子建非常实在，白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

“分开九个多月了，你就不担心你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莫先生一脸坏笑地问道。

“不会的。我们发过誓的，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贾子建已经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她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好姑娘，不会做那些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事情。”

“那姑娘肯定长得漂亮。”莫先生说道。

谁知贾子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幸福遐想之中，根本没有听到莫先生的问话。他双手合十，口里喃喃地说：“但愿我们乘坐的列车能够经过天津，并且最好能够停上个十天半月。”

我与莫先生相视笑了笑，没再打搅他。

火车停靠长沙时，自4月份开始一直在中南军区进行政治学习的侯指导员突然上了火车。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人显得特别精神。他的突然出现，让我们原本充满单调氛围的车厢里一下活跃了起来。

“真像催命似的，早上接到通知，中午就得上火车，连跟老婆打声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在将简单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时，他不停地抱怨。

在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后，侯指导员仍在不停地抱怨：“这兵真当得窝囊，你就没办法决定自己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

在后来的闲扯中，我们得知侯指导员趁在长沙学习的机会，就地找了个老婆，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我们在羡慕他办事效率奇高的同时，也为他思想的稍许变化而感到吃惊。现在想来，如果可能的话，当兵的人最好不应该有个家，否则他就会有所惦记和牵挂。而所有的惦记和牵挂更像是一个个沉重的包袱，会压得他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无法迈开脚步。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又无法回避当兵的也是一个行动和思维均正常的人，不可能没有惦记和牵挂。而这客观存在的惦记和牵挂，决定了所有当兵的人当他面对死亡挑战时，他就必须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和牺牲。

第三天晚上，我们冒着淅沥沥的细雨在武昌下了火车，然后准备乘船过江。在等待渡船的码头上，我们遇到正从渡船上下来的其他兄弟部队。有嘴长的弟兄打听到，这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弟兄是驻扎在河北石家庄一带的一七四师的，他们正准备换乘我们来时乘坐的火车赶往广西，接防我们在宜山地区的驻地。对于这一几乎是互换的结果，许多弟兄们都有点不满。那不是明摆着的不合理吗？即使这次部队调动与朝鲜战争有关，最起码也应该遵循就近原则嘛，干吗将我们从大老远的南方横跨整个中国调到北方，而将他们一七四师又从离朝鲜更近的北方调到遥远的南方呢？

然而一七四师的弟兄听到我们的抱怨声，一点儿不领情，反而调侃我们，说我们三十九军号称王牌军，既然是王牌军，那就应该啃最难啃的骨头。

听着弟兄们七嘴八舌的评说，我竟然一头雾水。因为我只知道在国民党军队时，我所在的新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肯定是王牌军了。现在我所处的三十九军也是王牌军吗？我真的还没有听说过。

我们乘船过江到了汉口，然后直接上了一七四师腾出来的火车，继续日夜兼程地往北方进发。

7月28日傍晚时分，我们最终抵达了这一遥远行程的目的地，离沈阳不远的辽阳。

我们连在弓长岭南边一个叫拦河镇的小镇里驻扎下来不久，甘连长竟然穿着一身老百姓装束，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突然回到了连里。开始时，大家还以为他只是因办事顺道到连里来看望大家，但听了他的介绍后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刚刚接到部队的紧急命令，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归队。

“早知道这样，还复员个屁。搞得我自离开部队后至今仍然不舒服。”甘连长嘴里虽然粗声粗气地骂着，但仍无法掩饰心中的高兴。

在以后的十来天时间里，全连第一批复员的六位弟兄，有四位也根据上级的命令陆续回到了连里。

全连弟兄又都聚齐了，大家都显得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唯一情绪低落的是贾子建，因为我们乘坐的火车根本没有从天津经过，结果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的承诺，以及他与女朋友相会的希望全落空了。

在拦河镇我们待了整整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们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以前隔三岔五进行的军民联欢活动，早就销声匿迹，就连非常频繁的文工团慰问演出，也仅仅举行了一两次。这两个月中，在上级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像中了邪一样，一门心思加紧进行各种战术技能训练，几乎到了让人筋疲力尽的程度。虽然在印度兰姆伽时，我们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一些自以为可以应付一切的战术技能，但是，在应对现在的严格训练要求时，我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比如，我们早就习惯了使用日本人和美国人制造的各种不同型号的轻武器，现在倒好，那些教官竟然拿出许多苏联人制造的各式武器让我们学习如何使用、如何保养。教官的那副较真的劲头，好像恨不能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培养成战场上的全才，只要是能够杀人的东西和技巧，都必须运用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再比如，我们在兰姆伽时主要学习如何借助航空火力，准确有效地杀伤敌人，现在却恰恰相反，让我们学习如何通过伪装、灯火管制等技能避免被敌人的航空火力发现和杀伤。此外，我们还学习了防寒防冻以及基本的防化防核等技能的训练。但有一个战斗技能训练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开展过，那就是以前非常重要的白刃格斗训练。当甘连长提出是否有必要训练一下拼刺刀时，那位号称曾经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与德国人真刀真枪多次过招的教官像印度兰姆伽时的美国教官一样，用一副不屑的口气对甘连长说：“你当是打鬼子吗？现在是打美国人，用不着大刀、刺刀那一类原始的冷兵器。知道什么叫冷兵器吗？”甘连长不止一次听到这位教官用这种教训的口气对他说话，心底里十分不爽，但囿于严格的纪律，他从不敢当面顶撞这位不可一世的教官。只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我不止一次听到甘连长在私底下咬牙切齿地说：“你就听他吹牛吧，就这副德性，别说打德国人，恐怕见着鬼子也要将尿吓出来。”

虽然战术训练非常辛苦，但弟兄们没一个有丝毫的怨言，因为大家自始至终，时时将甘连长那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话牢牢地记在心头。作为一个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态，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怨言，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死在战场上开丝毫的玩笑。

在战术训练的间隙，像在兰姆伽时一样，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战场上可能用得着的英语，比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在学这些简单的英语单词时，我感觉比我们整天进行的战术训练还要难受。难受的原因既不在于这些英语单词如何晦涩，也不在于这些英语单词如何复杂，而在于不管你如何努力，我们的舌头始终都不听使唤，仿佛嘴巴里的舌头就是一根硬性十足的钢条，在你想方设法将它弯曲的过程中，你必须使出十倍的力气和努力。在兰姆伽时，我就见识过莫先生的英语水平，所以在我们哇里哇啦地随着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员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只有莫先生一个人可以优哉游哉地躺在宿舍里睡大觉。但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贾子建竟然能够悠然自得地享受莫先生的同等待遇。这主要缘于贾子建的英语水平与莫先生不相上下。那天上午，那位女教员将我们集中到一起准备学习英语时，到达辽阳后一直没精打采的贾子建突然慢吞吞地走到讲台前面，询问这位女教员他是否可以不学习这些简单的英语。那位女教员正在擦拭黑板，头都没回地告诉贾子建，学习英语是上级的要求，除非贾子建的英语与她一样好，否则，他就必须与大家一道学习。

“是真的吗？”贾子建问道。

“是的。”那女教员显然吃了一惊，转过身子，朝贾子建上下好一阵打量。

“你长得真漂亮，让我想起传说中的仙女。我想今天晚上我肯定要失眠了。”贾子建不动声色地看着女教员说道。

这位漂亮的女教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盯着贾子建看了好一会儿，最后挥了挥手，说：“你可以不学了。”

贾子建转过身，志得意满地朝讲台下一脸愕然的弟兄们做了个夸张的鬼脸，然后倒背着双手，吹着口哨，径直走出了教室。

当然，贾子建与女教员的上述对话都是用英语讲的，我们当时肯定无法知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后当莫先生将他们对话的内容偷偷告诉我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贾子建这家伙有点太无法无天了，好在现在是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否则他肯定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

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我们还夹杂着学习了一些朝鲜话。虽然当时学的内容很多，但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比如，朝鲜话里的“阿妈妮”，在中国话里就是大娘或者大妈，朝鲜话里的“东木”，在中国话里就是同志。还有，朝鲜话里的“嘎么撒哈么呢达”，在中国话里就是对不起。至于桌子、板凳一类东西，现在我依稀还能说得上一两句。

虽然所有的训练都是围绕着实战进行的，但是内心里我们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战争会实际发生。对于那些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来说，他们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基于害怕，毕竟在战场上会成片成片地死人，没准自己就是这些死人中的一个。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老兵而言，我们有这种想法除了像新兵一样是基于害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对战争的厌烦，总感觉这仗打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战争结束的曙光。

形势的发展从来不会以我们这些普通士兵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内心里我们一万个不愿意，但是到10月初以后，我们仍然感觉到战争的脚步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悄然逼近。我们仿佛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那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已经呼吸到那些令人作呕的刺鼻硝烟味，我们甚至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在我们周围越来越浓烈。

我们开始紧张地更换制服了。原来那身宽松的土黄色棉制服换成了颜色稍深、略显紧凑的新式制服。新制服的棉衣棉裤上都缝有直直的线条，将棉布里面原本蓬松的棉花束缚得紧紧实实，穿在身上感觉比原来的制服不仅要轻便得多，并且要神气得多。有人一本正经地说，这种棉衣棉裤是苏联式的，不仅保暖，而且在战斗中更有利于行动的迅速。新发的春秋制服也比原来的老式制服显得紧身，除了颜色略深一点，再就是在左胸处缝有一块白色的胸徽。胸徽上用黑体字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七个字。

说实在话，当看到胸徽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七个大字时，我内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不是吗？我怎么一下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了？

根据要求，除了枪支弹药，我们几乎将身上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印记全部抹去。比如我们的棉帽上不再佩戴那颗红色的五角星，每人配发的白色毛巾上印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几个红色大字，也用剪刀整齐地剪了下来。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弟兄们颇有怨言，说既然是堂堂正正地打仗，为什么还要藏藏掖掖呢？当然，在那个时候，作为普通士兵的我们，肯定无法理解这些藏藏掖掖行为的苦衷。但是在若干年以后，通过各种文献我才最终理解中国共产党做出这种决定实属无奈之举。其实共产党的最高层也像我们这些普通士兵一样，不愿涉足或者说是不愿过深地涉足朝鲜这场看似与我们无关的战争。但是，基于对美国人的不信任，或者说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他们只能在最困难的时刻做出最为困难的决定，并且，他们事先为自己最困难的决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共产党人的意识里，将大炮架在家门口与将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肯定是同一种性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弱者，面对一个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强者，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同时，必须对最坏的结果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做出是否出兵朝鲜的决定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压力。

…………

10月16日开始，我们从辽阳周边开始往中朝边境运动。

19日傍晚，我们进行了入朝前的短暂动员。在安东西面一个偏僻的废弃煤矿货场上，我们全团沐浴着落日斑斓的余晖，在团政委的带领下，庄严地宣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誓词：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当此，美帝侵略台湾，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领袖，团结兄弟友军，掌握战术技术，勇敢歼灭敌人，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胜利前进，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19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三十九军随着几十万其他兄弟部队从安东悄然跨过了鸭绿江。

夜色沉沉，急促的脚步声和骡马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中显得既清晰又杂乱。那是一座横跨鸭绿江的铁桥，青灰色的桥身在淡淡的光线下散发出一股清冽的光泽。桥下闪烁出星星光点的江水，像凝固了一样，听不到一丝流动的声音。而不远处的江对岸，像被一幅巨大的黑色布帷紧紧遮盖住一样，看不到一丝一毫踪迹。一位身材清瘦的部队首长，一言不发地站在桥头的黑暗中，用坚定的眼神注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千军万马，仿佛已然在内心的深处攥紧了战争这匹野马的缰绳。

铁桥的正中间，用油漆画着一道醒目的白色横线。谁都心知肚明，当我们的脚步急促地跨过这道白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跨出国门，到了异国他乡的朝鲜了。不仅是我一个人，我想有许多的弟兄都与我一样，在我们的双脚跨过这道白线的时候，内心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这种感觉犹如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在陡地离开家的那一刻，心中突然失去了父母的依托和关心。十多年前，当我离开自己的家乡冉家坝时，就是这种感觉。

在我跨过那道白线的时候，背着那口沉重大铁锅、走在我右边的贾子建突然轻声问他身边的侯指导员：“指导员，现在是几点钟？”

侯指导员看了看手上的夜光表，压低嗓子说：“二十三点三十六分。”

贾子建轻轻哦了一声。那拖长的语气表明他仿佛要将这个时刻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

走在旁边的我也记住了这个时刻，并且在内心里对自己说：“不仅要记住这个时刻，并且要让这个时刻与我的生命同在！”

铁桥的另一头，站着二十几位朝鲜老百姓，他们都穿着白色的朝鲜服装，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嗓音有节奏地呼喊着：

“欢迎志愿军！”

“感谢中国同志！”(www.xing528.com)

“感谢中国共产党！”

“……”

他们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并且夜色完全遮盖了他们的表情，但是从他们颤抖的声音里，我们仍然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们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在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或者国家能够义无反顾地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他们的感激之情肯定难以用言语表述。现在，从这些老百姓简短朴实的言语中，我除了感受到他们真切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感觉到他们的国家确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跨过鸭绿江后不久，天空中开始下起淅沥沥的小雨。我们的队伍没有丝毫的停顿，在雾蒙蒙的雨水中悄无声息地往东边前进。天空黑得像一团化解不开的墨汁，远山、河流和房屋等全被黝黑的夜色遮掩得严严实实。急速行进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连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也听不到。偶尔从身边驶过的汽车全都关闭了车灯，以往巨大的引擎声好像也被黑暗阻隔了，在黑暗中像一个闷声不响的怪物一样，颠簸着很快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虽然我们所有的人最多只能看清楚前后左右两三个人的身影，但我们仍然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队伍好似一股势不可当的钢铁洪流，正在惊天动地地咆哮着，愤怒地撕裂着夜的布幔，勇敢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挑战。

天快亮的时候，部队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开始露天宿营。

斜依在一棵碗口粗细的松树树干上，我开始细细打量着视线范围内的一切。连绵不绝的山峦像一幅巨大的画轴一样，从我们的脚下一直延伸到黛青色的遥远天边。林木茂盛的山峦和怪石耸立的山峰点缀其中，不经意间将这幅画轴所具有的强烈层次感和动感勾勒得淋漓尽致。山脚下星罗棋布的村庄在晨曦中开始逐渐苏醒，隐隐约约的狗吠声和鸡鸣声，在山间袅袅游荡的潮湿雾气中四处飘散。无数的溪流像舞动的银色缎带一样在山间来回出没，泼洒出无数耀眼的点点金光。如果不是心里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异国他乡，单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我肯定会产生仍在国内东北某个地方的错觉。

就着山间清冽的泉水匆匆吃过随身携带的干粮以后，我靠着树干开始睡觉。然而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被一阵飞机的巨大轰鸣声惊醒。透过浓密的树枝缝隙，我看到两架银灰色的飞机嘶鸣着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它们飞得如此之低，以至掀起的巨大气浪将满山的树木吹得像波浪一样不停地起伏。这两架飞机一前一后地顺着山峰直扑向山脚下那座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子。顷刻间，剧烈的爆炸声传了过来，整座村子也迅速被浓烈的火光和烟雾笼罩了。那两架飞机在投完炸弹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不断地在村子的上空盘旋，并且时不时俯冲下去，向那些四处逃散的老百姓发射出一串串密集的弹雨。

“该死的美国佬。”甘连长将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气得大声骂道。

整个白天我们都在山上休息、睡觉。开始时，不断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飞机时常将我们惊醒，但是到了后来，所有的人对这些飞机的轰鸣声都没有感觉了，仍能呼呼大睡。

一连几天，我们都是这样晓宿夜行，并且始终都在翻山越岭，几乎从没有在大路上走过。其间，我们多次看到不知是南朝鲜人还是美国人的车队，沿着山脚下的公路往鸭绿江方向急驶而去，但我们始终没有理会。以甘连长的话说，这些小股敌人不够我们塞牙缝的，才懒得理会他们。

到25日上午，我们总算听到了南边传来急促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兄弟部队已经与敌人接上火了，大家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兴奋。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周围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并且从公路上也可以看到零星往东北方向匆匆撤退的小股敌人。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会这些不够我们塞牙缝的南朝鲜人或者美国人，仍然坚持晓宿夜行，继续沿着公路两边的山梁往东南方向急速运动。

到了29日早上，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云山的城市。从山上往下看去，云山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四面群山环抱，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穿城而过。城里停满了坦克和卡车，许多戴着钢盔的敌人在密密麻麻的帐篷中进进出出。看得出来，这座城市里集中了不少的敌人，完全可以填饱我们早就饥肠辘辘的肚子了。这不，兄弟部队已经在周边的山上开始构建简单的进攻工事，并且将少量的山炮的炮口对准了城市的方向。但是，我们团并没有参加对云山城的包围，而是在当天晚上沿着云山的外围继续往东北方向前进。

到30日凌晨时分，我们到达云山南边一个叫诸仁桥的公路路口。接团里的命令，我们开始沿公路两侧的山坡构建工事，准备阻击可能从云山方向往南逃跑的敌人。

“看样子我们要将云山的敌人包饺子了。”莫先生一脸汗水，将几根一米多长的松树枝插在战壕前面，借以伪装自己。

“那还用说。看这架势还是一顿汁多味浓的肉馅饺子哩。”我紧挨着莫先生不远，用铁锹将战壕前面的松土使劲拍紧实。

“已经有好些年没见着那些美国人了。”莫先生说着，将步枪架在一块石头上，做了一个瞄准射击的动作。

“是呀。这一仗争取能够抓几个俘虏，好好瞧瞧那些洋鬼子。”我打趣地说。

趁着夜色，我们抓紧时间将工事修好了，然后一个个蜷缩在战壕里，守株待兔般等待着美国人的到来。

11月1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兄弟部队对云山城里的敌人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虽然我们所处的地方离云山还有近二十公里的距离，不能亲眼目睹整个战斗的激烈过程，但从美国人马蜂一样不断从我们头顶上往云山方向飞过去的飞机数量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边战斗的激烈程度。在缅甸时我们就见识过美国人的作战风格，前往助战的飞机越多，说明他们的处境越是危急。

云山周围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晚上。猛烈的炮火以及从没有间断的照明弹将整个西边的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即使趴在潮湿、冰冷的战壕里，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地面的强烈抖动。在这个漫长的晚上，我周边的弟兄们没有一个能够睡着的，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属于我们的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早上，东边的天际刚刚显露出淡淡的鱼肚白，山坡下的公路上开始有了动静。我从荆棘的缝隙里朝公路的西端看去，发现一眼望不到头的美军车队像一条巨大的乌梢蛇一样，正沿着灰白色的公路向我们的阻击阵地圈缓缓驶来。

“准备战斗！”甘连长压低声音命令道。

于是大家有条不紊地进入到各自的战斗位置。我紧紧趴在战壕上，再一次认真检查了自己的枪支和弹药，在感觉没什么差错和遗漏以后，我将目光再次转向越来越近的美军车队。不怕大家见笑，虽然当了十多年兵，打过无数次仗，也见过数不胜数的生生死死，但是这天清晨，当我面对越来越近的美国人时，强烈的恐惧感还是不可抑制地涌上我的心头。我虽然努力克制自己，但随着山脚下坦克和车辆的马达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强烈，我又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胃里也开始像有人正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在撕刮一样，痛得我蜷缩着身子，全身上下直冒冷汗。

我隐隐感觉不远处的莫先生正担心地看着我，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他。虽然他故作轻松地朝我点了点头，但我仍感觉到他的内心其实像我一样紧张。

美国人的车队还没有全部进入我们的包围圈，但他们飞机扔下的炸弹就开始雨点般落在我们阵地的周围。强烈的爆炸掀起的泥土铺天盖地地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一个个仍然像泥塑一样紧紧地趴在战壕里，纹丝不动。我左手边不远处有几位弟兄被炸弹炸飞了，他们被撕碎的身子像纸屑一样在烟尘中上下飞舞。还有几位弟兄受伤了，虽然痛得将双手使劲抠进坚实的泥土里，但他们仍然咬着牙，一声不吭。所有的弟兄都知道，美国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在这儿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他们这样毫无目的地盲目轰炸，无非是给已成惊弓之鸟的公路上的敌人壮胆。

战斗在视线尽头那座不到十米长的公路桥被我们事先埋设好的炸药炸毁后开始。我们的轻重火力犹如雨点一样居高临下地倾泄到美国人的头上。这些好不容易从云山方向逃出来的美国人，一下被我们猛烈的火力打蒙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四处寻找能够藏身的地方。他们有的躲到路边的水沟里，有的钻进停在路中间的汽车下面，更有的像被掐了头的苍蝇一样，在燃烧的车辆、坦克之间四处乱窜。整条公路上烟尘滚滚，火光冲天，呼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

在战场上，在美国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时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机会。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后，我就没有停止过射击。我几乎是机械地不停地扣动着扳机，并且感觉到每一个在我的准星前面匆匆闪过的身影都被我准确无误地打倒在地。

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美军，他们在短暂的慌乱以后很快清醒过来。他们除运用强大的火力对我们进行压制以外，还调动了三辆坦克径直向我们据守的阵地冲了过来。在这里我不是吹牛，通过在兰姆伽以及缅甸与美国人近两年的接触，我对他们的战术理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在对目标进攻时，我们主要强调射击的精确度，力求以最少的弹药消灭更多的敌人，而他们则更在乎火力的密度，在无限制地发挥弹药火力的过程中，最终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毫无疑问，美国人的战术理念是建立在他们强大的后勤保障之上的，在我印象里，不管在任何地方，也不管在任何时候，他们仿佛永远都有使用不完的弹药，根本无须担心我们经常遇到的弹尽粮绝。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人正面交锋，所以今天我第一次充分领教了他们的强大火力。他们各种口径的枪弹和炮弹像冰雹一样直接砸在我们的阵地上面，掀起的气浪像冬天呼啸而过的北风一样，发出让人魂飞魄散的啸声。这个时候，你根本无法分清枪声和爆炸声，所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让人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一面巨大的牛皮鼓之中。此刻，一个凶残无比的巨人正狂暴地挥动着鼓槌，恨不能将整面牛皮鼓擂得支离破碎、尸骨无存。美国人强大的枪炮火力原本就压得我们根本无法抬头，更让人茫然无措的是那些像可恶的马蜂一样始终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俯冲的飞机。它们带着死亡的狂笑，机腹擦着树梢呼啸而过，然后将巨大的航空炸弹、燃烧弹一鼓脑地扔在我们的阵地上。猩红色的火球挟带着浓烈的烟云将我们的阵地紧紧地笼罩着。所有的树木在燃烧，残缺不全的尸体在燃烧，支离破碎的枪支在燃烧，甚至那些裸露的石头以及我们脚下的土地也在燃烧。很难想象，在如此惨烈的景况下，我们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还能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疯狂进攻。

在这里我并没有刻意渲染美国人的火力如何强大，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的这一切，确实是我亲眼目睹、亲身体验的客观实际，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夸张或者杜撰的成分。

这个时候，我们完全没有了意识，所有的行为只是出于一种简单的杀死对手的本能。我们近乎疯狂地不停射击，不停地投弹，唯一的目的就是将蜂拥而至的对手成片成片地打死在我们的阵地前面。此时此刻，对死亡的恐惧早就在弟兄们的脑子里荡然无存，我们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让对手攻占自己的阵地。我亲眼看到一个全身上下被美国人的燃烧弹烧得黝黑的弟兄抱着一捆手榴弹爬到一辆仍在疯狂射击的坦克上。不知是他使劲掀开坦克顶盖的动作太过神奇，还是他视死如归的勇气太让人震撼，竟然将躲在坦克后面的六个美国人惊呆了。他们全都平端着冲锋枪，却没有一个人想起对这位弟兄扣动扳机。在那位气吞山河的弟兄将那捆手榴弹扔进坦克里的同时，我们的弹雨也毫不留情地泼洒到那六个仍然呆若木鸡的美国人身上，在那辆坦克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也将他们送到他们应该去的地狱里面。

不管人类如何表现自己的崇高，也不管人类以什么样的理由为自己的凶残进行开脱，及至现在，我仍然认为，在与对手殊死搏杀的过程中，杀死对手，应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残忍也最为原始的本能。

从清晨开始，一直到中午时分，一直处于疯狂状态中的我，不知道我们总共打退了美国人的多少次进攻。在此期间，我没有与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与一个人打过招呼。我唯一留下印象的是在一次美国人进攻的短暂间隙，不远处的莫先生扭过头朝我笑了笑。虽然这只是一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笑容，但是由于是在被死亡笼罩着的阵地上，更由于莫先生那让我忍俊不禁的滑稽模样，所以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仍留下了清晰的记忆。当时莫先生肯定不知道自己那张瘦脸已经被硝烟熏得像锅底一样黝黑，以至在他向我咧嘴笑时，那白色的眼白和牙齿也就像被人用毛笔蘸了白色的颜料不经意涂上去的一样，感觉特别别扭，也特别滑稽。他头上的棉帽不知被炮弹的气浪掀到哪儿去了，满头的长发有一半被烈火燎烤得像烤焦的鱼皮一样耷拉在头顶上，而另一半像遭霜的茅草一样，在炙人的热风中起起伏伏。

中午过后，随着支援部队的到来，我们对已成强弩之末的美国人发起了最致命的一击。伴随着漫山遍野的军号声，我们从公路两侧的山坡上如猛虎下山般扑向公路上的美国人，很快将像长蛇一样一线展开的他们截成首尾不能相顾的几段。美国人的飞机虽然仍在头顶上不停地盘旋、俯冲，但面对双方绞杀到一起的混乱局面，这些飞机除了像哀鸣般在我们的头顶飞来飞去，既不敢投弹，也不敢扫射。整条公路上，枪声、喊杀声和哀求声惊天动地。兵败如山倒，眼前的情景充分印证了这句古话的无比贴切。弟兄们大声吼叫着，将那些身材高大、灰头土脸的美国大兵从横七竖八的死尸堆中，从燃烧的卡车下面，从原地打转的坦克里面，以及从公路两侧的水沟里，像农村放鸭子的庄稼人一样，将他们一个个赶了出来。这个时候，那些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一个个像呆滞的木偶一样，三五成群地聚到一起，惊慌失措地向我们高高举起了双手，将各种枪械、行李扔得满地都是。

在甘连长的带领下，我们十几个弟兄大声吼叫着将一群美国人赶到一条不到五十米长的小山沟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拿着手中的各式武器，像一群受到惊吓的坏孩子一样紧紧地挤到一起，用惊恐的眼神紧张地注视着我们。

“都给我放下武器。”甘连长挥舞着手枪，朝他们大声吼道。

肯定是甘连长忘了用国内学会的英语向这些美国人喊这些话，以至这些美国人一个个将原本就大的眼睛瞪得更圆，嘴里也哇里哇啦地不知道说些什么。

“Lay down arms。”莫先生端着一支缴获的崭新美式冲锋枪往前走了一步站在甘连长身边，用英语对这些美国人说。

“OK，OK。”一个身材高大，胡子拉碴，看上去像个当官的美国人战战兢兢地答应着，率先将手里的手枪扔到了地上，然后高高举起了双手。其他的美国人也学着他的样子，噼里啪啦地将手中的武器全扔到地上，同时举起了双手。

但是面对这一大群不懂中国话的美国人，我们竟然一下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了。正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制服，并且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污垢，然后径直向我们走了过来。莫先生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并且下意识地将手指放在了冲锋枪的扳机上。

谁知这美国人走到离甘连长五步远的地方，突然一个立正，并且一脸严肃地向甘连长说了一大通英语。

在这美国人讲完话后，甘连长一脸愕然地问莫先生：“这小子讲了些什么？”

“他说，美国军人在战场上投降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没有子弹了，二是没有干粮了，三是联络中断了，四是无法突围了。他们符合投降的所有条件，所以决定正式向我们投降。”莫先生笑着将美国人的话翻译出来。

“什么没子弹、没干粮，我看怕死才是投降的唯一条件。”甘连长鄙夷地瞪了那些美国人一眼，然后大声命令我们将这些美国俘虏全部押走。

从严格意义上讲，发生在诸仁桥这个地方的围歼战，是整个云山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书上记载，云山之战是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场交锋。虽然双方装备悬殊，但中国军队凭借高超的战略战术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最终取得了这场战斗的全面胜利。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我们连虽然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弟兄，但与之相比，我们取得的胜利更大也更辉煌，因为我们不仅俘虏了七十八名南朝鲜俘虏，同时还俘虏了六十三名美国俘虏，至于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许多弟兄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美国人，除了惊叹这些美国人身材高大、装备精良，感觉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这些美国俘虏虽然隶属于美军骑兵第一师，但为什么见不着他们骑的战马呢？

“这是什么骑兵，竟然连马都没有。”大家大惑不解。

贾子建始终是个思想有点怪异的家伙。那天晚上，他们炊事班在给那些美国俘虏准备晚餐时，他吃惊地发现许多俘虏的背囊里或者衣袋里都装有几只精致的朝鲜铜碗。后来一打听，才明白其中的原委。原来这些美国人听说东方人使用的碗都是用黄金制作的，所以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四处收集铜碗。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还有铜盆子、铜锅的话，那他们死活都要打到中国去。因为我们中国才真正是遍地黄金哟。”贾子建在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这件事时，差点没将我们笑得岔过气去。

但是话说回来，通过美国人四处收集铜碗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美国人，对朝鲜人的了解竟然如此幼稚，对我们中国人的认识肯定更加无知！

云山之战虽然是第一次与强大的美国人交锋，由于是出其不意，所以我们仍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不仅打死和俘虏了一定数量的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同时还缴获了不计其数的武器装备和各种战争物资。小试牛刀即取得如此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弟兄们的士气，认为人高马大、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也不过如此。大家跃跃欲试，恨不能借此大胜之机，再接再厉，多消灭些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美国人。

那天还没有将死尸枕藉、烟雾弥漫的战场清理干净，我们就接到命令，全连沿公路北侧往南有限发展，肃清公路沿线残存的敌人。

甘连长脸上的污渍还没有洗干净，但显得异常兴奋，在列队出发以前激动地对大家说：“这次任务是上级对我们连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打出国威，打出军威。”

傍晚时分，我们从藏身的树林里开始出发。这时候，还弥漫着浓浓硝烟气味的天空中开始飘起了雪花。风也越刮越大，像针一样穿透薄薄的棉袄，让人感觉刺骨的寒冷。东南方向的炮声仍在时断时续地轰鸣着，偶尔升起的照明弹在远处漆黑的夜空中晃晃悠悠地飘忽着，让人不禁想起夏天深夜里在乱坟岗中飘忽不定的鬼火。

莫先生带着我们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就像个婆婆妈妈的保姆一样，一路不停地小声告诫大家，要注意脚下的路，不要扭了脚，更不要发出丝毫的响声。其实自出发以后，我们的脚下就根本没有路，因为我们始终走在公路北侧的山梁上，而山梁上林木茂盛，乱石遍地，每迈一步都得小心谨慎。那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始终像一条巨大的菜花蛇似的，若隐若现地横躺在山脚下面，虽然我们知道这条公路并不平坦，但是此时此刻却不可抑制地勾起我们惬意地在上面行走的奢望。

自出发以后，除了发现几具因受伤而死在山梁上的美国人和南朝鲜人的尸体，我们并没有遇到其他的突发情况。这让我们紧张的心里一下涌出许多的迷惑，在整个白天跟我们打得你死我活的那些美国人和南朝鲜人跑哪儿去了？在黑暗中，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些美国人或蓝色或褐色的眼睛，感觉他们一个个像慑人心魄的鬼魂一样，时时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些美国人与我们一样生活在地球上，并且吃的都是五谷杂粮，为什么偏偏在形象上与我们有如此大的差异。

半夜时分，在队伍前面负责打前哨的两位弟兄紧张地返了回来。他们告诉莫先生，说前面是一个岔路口，在公路的左侧一座小山上，好像有敌人据守。整个队伍立时停了下来。在我们正犹豫时，甘连长和侯指导员也赶了上来。大家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侯指导员带着我们排趁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先摸到敌人的阵地上。如果是小股敌人，由我们就地解决，如果是大股敌人，则由甘连长带领全连与我们一道解决。

这是一座由我们所处的山梁往东自然延伸的并不高大的小山包，但它直接扼守着山包下的公路分岔处，所以显得异常重要。美国人在这儿派兵据守，也就顺理成章。

全连悄无声息地从山梁上下来以后，在一条十来米宽的小溪边停了下来。然后侯指导员带着我们排涉水渡过了那条小溪。过了小溪以后，是一面陡峭的长满荆棘的山坡，大家在荆棘丛中小心地往山顶摸了上去。这些荆棘长得太密实了，人在里面根本无法迈动脚步。许多人的衣服被划破了，脸也被划破了，但大家一个个仍一声不吭，咬着牙，一寸一寸地往山顶挪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总算汗水淋漓地挪到了山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山顶上竟然是光秃秃的。在朦胧的雪光映照下，山顶上朝公路一面挖有一条五十多米长、呈半弧形的战壕。战壕顶端用沙袋垒起的简易掩体里，摆放着的几挺重机枪若隐若现。

莫先生在打开冲锋枪的枪栓后，示意我和另外两位弟兄随他一道先摸进敌人的战壕。我们四个人一个跟着一个，在满是荆棘和乱石的地面上朝战壕爬了过去。除了挟带着雪花的风声发出阵阵呼啸声，四下里静悄悄的。当爬到战壕顶端松软的泥土上时，我们明显听到一阵接着一阵的奇怪呼呼声。我们几乎同时停顿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从战壕的顶端慢慢滑进战壕里面。当我们费力地看清楚黑暗中的一切时，一个个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在一人多深的战壕里面，顺着弧形的地面，整齐地摆放着几十个黑色的睡袋，那奇怪的呼呼声就是从这些睡袋里面发出来的。在心中涌出一阵强烈的狂喜的同时，我竟然有一种深夜潜入别人家猪圈的感觉。

在稍稍迟疑了一下以后，前面两位弟兄蹑手蹑脚地朝最近的那个睡袋摸了过去。我和莫先生满手是汗地平端着枪，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最前面那位弟兄摸到最近的那个睡袋的边上以后，不知他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竟然俯下身子，想将在睡袋里呼呼大睡的敌人看个究竟。然而在刚一俯下身子的那一刻，他突然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不仅陡地站直了身子，并且惊慌失措地扭身往后跑。跟在他后面的另外一位弟兄不知发生了什么，同样糊里糊涂地跟着往后跑。

“怎么了？”我用枪挡住这两位弟兄的同时，轻声问他们。

“有鬼，真的有鬼。”最前面那位弟兄因为强烈的恐惧，嘴巴里的牙齿竟然发出清晰的咯咯声。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战场上会遇到鬼这种说法。于是我撇开这两位仍在发抖的弟兄，自己一个人顺着战壕往前面摸了过去。在靠近最近的那个睡袋时，我也学着前面那位弟兄的样子弯下身子，想看清楚地上正呼呼大睡的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谁知不看则罢，这一看竟然吓得我魂飞魄散，差点没有喊出声来。睡袋是黑的，没想到睡袋中的那张脸也是黑的。特别是那张张开着能放得下拳头，并且不停地打着呼噜的嘴巴里显现出来的两排雪白牙齿，将那张黑脸衬托得更加让人毛骨悚然。小的时候听爷爷讲故事，说阎王殿里专勾人魂魄的黑无常是黑脸，白无常是白脸，难道我眼前所见的这个有着一张黑脸的家伙是黑无常再世了吗？我几乎被自己所见到的东西吓得瘫软在地上。好在这么多年自己见过太多的生死，自认为还有一定的胆量，所以我在努力屏住自己的呼吸的同时，再壮着胆子往前面几个睡袋看去。让我不敢相信的是，我所看到的那几个睡袋里伸出来的脑袋，都有一张黑黝黝的脸。这个时候纵使我有再大的胆量也无法保持冷静了。现在想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个睡袋旁边挪动脚步的，我只知道在往回跑的过程中，竟将想拦住我问个究竟的莫先生推了一个趔趄。在手忙脚乱中好不容易爬出战壕时，我终于抑制不住地低声叫唤起来：“有鬼，有鬼。”

我们四个人失魂落魄的样子将战壕外面的侯指导员他们也吓住了。他们不知就里地随着我们从山顶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半山腰。甘连长带着其他的弟兄这时已经摸到半山腰了，他握着枪一把揪住莫先生的衣领，总算拽住了惊慌失措的我们。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甘连长压低嗓子厉声问莫先生。

“是他们看见的。我也不知道看见的是什么。”莫先生指着我和其他两个弟兄，回答道。

“胆小鬼。”甘连长扔下莫先生，然后用枪指着我问道，“那你们到底看见的是什么？”

“反正不是人，一个个长得黑黑的，像鬼一样。”我仍然惊魂未定，结结巴巴地在黑暗中比画着。

正在这时，山顶上突然有了动静，有人在哇里哇啦地喊叫着什么。接着，一颗惨白色的照明弹在我们的头顶上升了起来，将四下里照得如同白昼。与此同时，重机枪低沉的吼叫声也响了起来，并且有几颗迫击炮炮弹落在我们身后的山梁上。

全连的弟兄立即紧紧地趴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好在美国人并没有发现我们，虽然重机枪密集的子弹将我们头顶的荆棘打得四处横飞，但并没有伤着我们。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鬼吗？等消灭了他们，再找你们算账。”甘连长气得大声骂道。

山顶上的重机枪在毫无目标地胡乱射击一通以后，就停了下来。四下里重新归于漆黑一片。只有呼啸着的北风好像越刮越大了。

全连的弟兄像壁虎一样悄无声息地爬到山顶上，随着甘连长一声令下，大家将手里的手榴弹一齐扔进那条弧形的战壕里。几乎在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的同时，大家从地上一跃而起，呐喊着跳进了战壕。在凄厉的惨叫声中，大家或用枪或用刺刀，不到五分钟时间，就将战壕里的敌人全部消灭了。我们遇到的唯一抵抗是在战壕尽头的一个防炮洞里。一个敌人藏在里面，胡乱朝外面开了一枪，竟然击中了冲在最前面的莫先生。我听到莫先生哎哟了一声，然后斜靠在洞壁上，将冲锋枪的枪口伸进洞里，疯了一样一阵猛烈地射击，将里面的敌人整个打成了筛子眼。

我跑过来时莫先生已经坐在地上了。好在子弹只是将他的肩头穿了个洞，没有伤着骨头。在我给他包扎时，他痛得脸上冷汗直冒，口里还不住地埋怨自己，说自己怎么就没有发现洞里面还藏着敌人。

这场偷袭进行得干净利索。三十二个敌人，被我们打死了十四个，打伤了九个，剩下的九个也被我们俘虏了。当大家就着暗淡的火光看清眼前这些敌人时，一个个惊呆了。这三十二个敌人不管是被打死打伤的，还是被俘虏的，全都黑得像锅底一样。

甘连长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朝一个吓得瑟瑟发抖的俘虏的脸上捏了一把，惊得立即吃惊地将手缩了回来：“不是涂的黑颜料，是真正的黑哟。我还真的从没有见过这么黑的人，难怪把你们几个吓得屁滚尿流的。”

甘连长的话惹得坐在地上的莫先生吃吃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你就不想想你们几个当时的熊样。”甘连长有点不高兴地白了莫先生一眼。

莫先生不想向甘连长解释事情的原委，只是将眼前这些黑皮肤的美国人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他说这些黑人是非洲人，几百年前被白人贩到美洲当奴隶，结果就都成了现在的美国人了。这时，扛着那口大铁锅爬到山顶的贾子建也证明莫先生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那说明他们也是被压迫阶级了。”侯指导员也是第一次见着黑人，这时很认真地说道。

“可以这样说。”莫先生回答道。

只有甘连长不以为然，他朝地上的一具尸体踢了一脚，说道：“我才懒得管他们是压迫阶级还是被压迫阶级，只要他们敢于与我们为敌，我们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天亮以前，甘连长派人将那九个俘虏全押到云山方向去了。莫先生因为受了伤，甘连长也命令他随着这些俘虏一道到后面去养伤。莫先生虽然始终强调自己伤得不重，但在甘连长的严令下，他最终无可奈何地服从了。与此同时，甘连长命令余下的弟兄将战壕清理干净。这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既费神又费力。这些黑人的尸体又大又重，大家两个人一组将这些尸体费力地扔到战壕前面不远的地方就不管了。这惹得甘连长非常不满，他说这些丑陋的东西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前怪扎眼的，得扔到看不见的地方才好。大家无奈，只得重新将这些尸体拖到更远处的荆棘丛中。

天刚一亮，四架美国人的轰炸机就飞到了我们头顶。他们好像例行公事般在头顶上盘旋了一圈后，就开始轮番着不慌不忙地往阵地上投弹。无数巨大的航空炸弹没多会儿工夫就将半弧形的战壕炸塌了一大半，整个山头笼罩在浓烈的烟尘和猩红色的火光之中。好在甘连长有先见之明，只留下五个弟兄在阵地上担任警戒，余下的弟兄在天亮之前全撤到山下一个新发现的山洞之中。即使是这样，留在阵地上的五个弟兄还是吃尽了苦头。在轰炸结束以后，甘连长派人到阵地上一清点，这五个弟兄中有一个被炸得尸骨无存，一个埋在炸塌的战壕里被挖出来时已经断了气，还有一个的左腿从膝盖以下全被炸飞，血差不多要流尽了。剩下的两个虽然没有受外伤，但被炸弹震得耳朵、鼻子不断地往外淌血，人也好像变得痴痴呆呆的。

甘连长觉得照这样硬撑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全连的弟兄就会被美国人的飞机全给炸死。于是，他让大家趁天黑的时候在朝向公路的那一面的山腰上重新挖了一段战壕，并且用树枝伪装好。没想到这一举措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奇效，虽然山顶上的战壕完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平了，但山腰新挖的战壕里竟然没有落下一颗炸弹。大家在山洞里直笑美国人的脑袋瓜子简单，比猪还要笨。

接下来我们过了几天可以称得上是奢侈的日子。虽然美国人的飞机每天仍然机械地对山顶上的工事进行轰炸，但没再伤着我们一个弟兄。我们待在这个不太大的山洞里，每天不仅能喝上热水，还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馒头。更重要的是，这几天气温逐降，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并且整个世界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而我们待在山洞里不仅未被冻着，还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烤上火。大家在惬意的山洞里互相打趣，有的说如果始终是这样的仗，情愿打一辈子。也有的说，待在这温暖如春的山洞里，感觉比待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偎着娇滴滴的媳妇还要舒服。

但是，到11月10日以后，我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美国人对我们阵地的进攻是从这天中午开始的。他们不慌不忙地坐着汽车到那个岔路口处停了下来，在他们集结期间，先期开到山脚下的六辆坦克就开始不停地朝我们的阵地进行轰击。与此同时，八架飞机像走马灯一样轮番着朝我们的阵地进行轰炸和扫射。在他们的步兵开始进攻前，我们的阵地就完全被呛人的硝烟和炙人的火焰笼罩住了。虽然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对山顶和山腰处的阵地进行了加固，但在美国人的大炮和飞机的轰击下，弟兄们仍然伤亡惨重。我们班九位弟兄，在美国人的步兵发起进攻前，就被炸死了两个，炸伤了三个。我藏身的那个洞子也被美国人的航空炸弹炸塌了，好在弟兄们动作快，三下两下将我从洞里扒了出来，否则我就被美国人给活埋了。

美国人肯定认为在如此猛烈的轰击下，阵地上不可能有人能够存活下来。所以他们的第一轮进攻只派了一个排。结果这一个排没多长时间就被我们打垮了，在阵地前留下十多具尸体后就狼狈地退了下去。

接下来，美国人继续用坦克和飞机对我们的阵地进行新的一轮轰炸和扫射，然后又调集了约两个排的步兵对我们的阵地进行更凶猛的进攻，但同样被我们猛烈的手榴弹和密集的弹雨给打了回去。

到这天傍晚时分，我们总共打退了美国人的四次进攻。阵地前美国人的尸体几乎将积雪都覆盖住了。我们始终像颗坚忍不拔的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阵地上一动不动。

天黑以后，美国人停止了进攻，剩下的人又漫不经心地搭乘汽车退到远处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宿营过夜。

美国人的这种进攻方式让我们感觉有点特别，他们就像远古时代的武士一样，该厮杀时就拼命厮杀，该休息时就抓紧时间休息，两者之间绝不相互影响。但我们就不像美国人那样呆板。这不，半夜时分甘连长就带着二排和三排剩下的三十多个弟兄冒着漫天大雪往美国人的宿营地摸了过去。一个小时不到，美国人的宿营地那边就响起了我们熟悉的手榴弹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通红的火光将东北方向的天空映得如同烧着了一样。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甘连长带着弟兄们乐呵呵地回到阵地上。他们这次偷袭收获颇丰，不仅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带回来五个吓得半死的俘虏。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打退一个连的美国人的进攻以后，团里突然派了一个通讯员来到我们连里，命令我们即刻往后撤退，并要求我们将抓着的俘虏进行简单的思想教育后全部放掉。

甘连长好像对上级的命令有点想不通，瞪着那个身材瘦小的通讯员不停地大声吼叫。但是军令如山，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想到一直待在炊事班里的贾子建这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记得侯指导员一脸严肃地对那些一脸恐惧的美国俘虏说了下面这些话：

“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非正义战争。你们作为美国人民中的一员，是因为受了那些战争贩子的迷惑才来到朝鲜战场上的。你们回去以后，应该同那些战争贩子做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你们才能避免死亡，也才能早点结束朝鲜战争。”

贾子建一字不差地将侯指导员的话翻译成了英语。

那五个美国俘虏在听完贾子建翻译过去的话以后，先是一脸困惑，进而是一脸恐惧，及至侯指导员要他们马上下山时，其中一个长着一脸胳腮胡子的俘虏以为我们要枪毙他，竟然吓得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在侯指导员解释了好大一通以后，这个美国俘虏才半信半疑地站了起来。

谁知这五个美国俘虏离开我们的阵地不到一百米远的距离，美国人的一颗炮弹落在他们的旁边，一下将走在后面的两个俘虏给炸倒在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卑鄙无耻的一幕，虽然后面两个美国人被炸得呼天抢地地惨叫着，但前面那三个美国人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求救声一样，撒开两条长腿，兔子一样连滚带爬地跑到山下的公路上。

倒在地上的两个俘虏，一个腿被炸断了，另外一个腹部炸开了拳头大小一个洞，肠子都流了出来。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无法自己走到山下去。

突然的变故气得甘连长破口大骂。最后侯指导员叫人找来两副简易担架，命令我、贾子建还有其他两位弟兄，将这两个受伤的俘虏抬到公路上去。我们心里虽然十万分不情愿，但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将这两个倒霉的美国人抬到公路上。

我们还没走到公路上，就发现停在岔路口那儿的美国人的坦克将炮口对准了我们。贾子建紧张得不停地用英语喊叫着什么。好在美国人没有开炮。我们将那两个美国俘虏往公路上一辆被我们炸毁的坦克旁边一扔，连忙往山上的阵地跑去。

我们刚跑回阵地上，美国人的一辆卡车开到担架的旁边。从卡车上下来五个美国人，将那两个受伤的俘虏抬到卡车上，然后一溜烟开走了。

“便宜了这些美国人。”大家气得不停地大声骂着。

只有侯指导员严肃地看着贾子建，责问他在山下时对美国人喊了些什么。

贾子建一脸的汗水，委屈地解释，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喊，只是告诉美国人别开炮，我们是给他们送伤兵的。

“真的没说其他的吗？”侯指导员不依不饶。

“真的没说其他的。”贾子建哭丧着脸，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仿佛只要侯指导员再问下去，他的眼泪立马就会流出来。

不知是我们的善举感动了美国人还是咋的，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他们没有再开炮，也没有继续向我们的阵地发动进攻。我们草草地掩埋了被美国人打死的弟兄，然后搀扶着十多位受伤的弟兄，心有不甘地从阵地上撤了下来。

谁知到公路上时，甘连长竟命令大家将个人的物品、干粮以及用不上的枪支弹药全扔在公路上。不知甘连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家虽然一个个怨气冲天，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做了。

由于我缴获了一支崭新的卡宾枪，于是我将那支跟了我两年多的日式三八步枪给扔了。在将那个土黄色挎包扔在地上时，我没有忘记将幺姑送给我的那双布鞋以及在攻克天津时获得的那枚勋章取了出来。谁知我拿在手上的那双布鞋竟然被甘连长看到了，他大声命令我马上将布鞋给扔了。

我紧紧拿着布鞋，不知道如何向甘连长解释才好。

“扔了它。打完了这一仗，我保证给你一双崭新的布鞋。”甘连长怒视着我，接着走过来抢我手中的布鞋。

我既没有躲，也没有让，只是咬着牙，用坚定的眼神看着甘连长。最后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甘连长说：“连长，如果你非要我扔掉这双布鞋，那还不如现在就开枪打死我好了！”

甘连长明显愣了一下，虽然不明白这双布鞋为什么对我这样重要，但最后还是同意我留下这双布鞋。

我就是通过这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终于从甘连长的手中要回了这双整整伴随我十二年的布鞋。当时没有人知道，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对于我而言，这双布鞋比我的生命更加重要！

我们通过上述让美国人无法理喻的示弱方式，最终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一步一步地引诱进我们早就为他们编织好的口袋里。

11月25日，心高气傲的美国人慢慢进入到我们事先为他们计划好的区域后，一直隐藏在冰天雪地里的我们，发动了猛烈的全线反击。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第二次战役。

战役开始前，我们连由于减员过于严重，上级只得从其他部队调拨了一部分弟兄加入到我们连里。经过十多天的治疗，莫先生的肩伤虽然还没有完全痊愈，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上级只得批准他提前回到连里。这种情况下，甘连长甚至将一直在炊事班的贾子建也调入我们班，以缓解我们连第一线兵员严重不足的窘境。

在这次围歼战中，我们三十九军负责从宁边地区向正面的美军第二十五师发动进攻。我们的左翼是三十八军、四十军等部队，他们的进攻方向是德川和球场等地区，目的是撕开敌人的防线，通过大迂回方式穿插到敌人的身后，进而全面截断敌人的退路。

当天拂晓时分，我们团与美军第二十五师正往北疾进的一个团，在一个叫上九洞的地方不期而遇。这种情况犹如大海上相对而行的两股海浪，不经意间剧烈地冲撞到一起。结果为了阻止美国人继续北进，同时为了保证其他兄弟部队能够及时截断敌人的退路，我们与美国人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天一夜的惨烈战斗。

在我参加的朝鲜战争中，好像白天永远是属于美国人的。他们凭借飞机、大炮所具有的猛烈火力，在无数坦克的引领下，一波又一波地往我们坚守的阵地发动疯狂的进攻。在美国人强大的火力面前，支撑我们在残缺不全的阵地上能够顽强坚守下去的，除了视死如归的精神，再就是一个个血脉贲张的血肉之躯。虽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但我们最终将狂妄的美国人死死地阻止在我们的阵地前面。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25日整个白天，我们到底打退了多少次美国人成连、成营的集团冲锋，但我始终记得在双方的殊死搏杀中，那些发生在我的身边，并且让我永生难忘的人和事。朱生财，一个大字不识、长得粗壮的山东汉子，在弹尽粮绝时，以仅剩的最后一根爆破筒与十多名美国人同归于尽。白得寿，一个不到十八岁、参军不到三个月的学生兵，同样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紧紧抱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滚落到深不见底的悬崖之下。车东起，与我一样从国民党军队加入到共产党军队的解放军战士，在双腿被炸断以后，怀抱一捆手榴弹，在美国人的坦克即将将其碾成肉酱的一瞬间，拉响了怀中的手榴弹。还有，二排一个班的弟兄被美国人的重机枪火力压制在一面土坎下面时，美国人的一颗凝固汽油弹落在他们的当中，几乎只是眨眼工夫，全班十一个弟兄无一幸免，全被烧成了惨不忍睹的黑炭……

在这里，我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所有阵亡的弟兄中，绝大多数不是被美国人的枪弹打死的，而是被他们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其他各种重型武器打死的。我想从这一数字上，大家肯定能够从中发现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还有，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些在战斗中阵亡的弟兄，他们几乎全是死在冲锋的道路上，或者是死在坚守的阵地上，而死在溃败途中或者逃命途中的少之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

说实在话，不管以后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所谓的“人海战术”来贬损志愿军奋勇进攻的场面，还是用“螳臂当车”来取笑志愿军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我始终对他们的评价嗤之以鼻。毕竟我是真正参加过这些血腥战斗的人，所以更能深刻体会中国士兵在冲锋陷阵时的勇敢和面对死亡时的无畏。如果单就战略战术而言，我们肯定比美国人技高一筹，但是，如果单就手中的武器而言，我们确实比美国人差得太远太远。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真正的人，肯定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真正的国家，更需要无数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精神的人。无数的志愿军战士，以他们的勇敢和牺牲，不仅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也证明了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一个人，一个国家，只要他凛然不可侵犯的精气神还在，他就必定能够赢得别人和世界的尊重。否则，在崇尚强权和敬畏强者的西方列强眼里，你就是一个为人不齿的下贱民族，连猪狗都不如。

江山是打出来的，而尊严，是以无数勇敢生命的牺牲换来的！

…………

由于三十八军等兄弟部队的迂回战术收到了预期效果，进而导致美国人北进战略的整体崩溃。为了避免被我们围歼的结局，美国人开始了大规模的紧急撤退。即使是在不利情况下的紧急撤退，美国人也充分展示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武器优势。他们除了借助飞机、大炮和坦克撕开我们的包围圈，同时利用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最大限度地迟滞我们的追击速度。此外，美国人的撤退速度也始终让我们无法真正截获他们。你无法想象在不断遭受飞机轰炸和扫射的情况下，仅凭一双光脚板，在崎岖的山路上能够追上飞驰南去的汽车轮子。所以，在整个漫长的追击途中，我们除了缴获美国人遗弃在公路上的无数枪支弹药和各种无法带走的武器装备，并没能大规模、成建制地围歼仓皇逃窜的美国士兵。这是整个朝鲜战争中时常出现的一幕，不仅让我们时时扼腕长叹，也时时让我们无可奈何。

11月28日，我们顺利攻占宁边。

11月29日，我们冒着美国人飞机的狂轰滥炸，顽强地渡过冰冷刺骨的清川江。

12月3日，我们几乎是撵着美国人的屁股攻占顺川。

12月6日黄昏时分，我们团在未遭到丝毫抵抗的情况下，与一一六师一道悄无声息地进入平壤市区。

传说中美不胜收的平壤已经不能称为一座真正的城市了。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全是让人惨不忍睹的断壁残垣，猩红色的火光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熊熊燃烧，刺鼻的浓烟遮蔽了整个天空。在一望无际的废墟之中，我们时不时见到残缺不全的尸体，以及在尸体旁边悲声恸哭的老人或孩子。更有无数的野狗站立在废墟之上，用恐惧的眼神远远地凝视着突然出现的我们。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们从东北方向刚刚进入城市的时候，竟然有一百多位衣衫褴褛的老百姓站在满是弹坑的马路边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有的举着用浅色床单缝制的横幅，有的举着用门板制作的木牌，冒着漫天的大雪，稀稀拉拉地站在马路的两边。床单和木牌上写着“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中朝友谊万岁”等内容。即使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士兵，仍能从这些老百姓兴高采烈的表情中，看出他们的内心曾经承受过无尽的痛苦和迷茫。

当天晚上，我们团在平壤城东的一座小山下露天宿营。

我刚找了一块自己感觉特别满意的墙角躺下的时候，一脸肃然的莫先生突然在不远处朝我不停地招手。我收拾好东西向他走去。

莫先生的左手仍吊着那条已经分不清颜色的绷带。他带着我往南边走了五十多米远的距离，然后往东穿过一片茂密的松树林。当我们停住脚步的时候，我被自己所见到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在我们的脚下是一片低矮的洼地，洼地的南边是一条不太宽的小河。借助洼地周边仍在燃烧的火光，我看清整个洼地上的积雪几乎被穿着各色衣服的尸体铺满了。在这些尸体中间，有几个老百姓坐在雪地上无声地哭泣，还有几个老百姓在尸体中间茫然地翻寻着什么。

“听说这些人都是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在逃跑前枪杀的朝鲜政治犯。”莫先生小声说。

“什么是政治犯？”我虽然听说过政治犯这个名词，但一点也不懂政治犯的含义。

“很简单，如果你相信共产党，那么你就是国民党的政治犯。如果你相信国民党，那你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犯。”莫先生毫无表情地解释道。

好在我从没弄懂过政治，也从没相信过政治。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确实是我一生中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