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

莫先生带着三十多位弟兄投降后，两个面无表情的共产党军队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步行，将我们押解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这儿有更多被俘的弟兄，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肯定不少于一千人。这个村子不大，大家成排地或坐或蹲在那些破旧房子前面，一个个精神恍惚、衣不蔽体。看守我们的共产党军队士兵不是很多，他们端着步枪，在村子边上悠闲地走来走去，好像一点儿不担心我们会逃跑。

我们在村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在此期间有更多的弟兄被共产党军队押解到村子里，以至我感觉这个小村子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虽然村子的东边不远处仍时不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感觉离我们远去不久的战斗，好像与这个安静的村子，以及几千惶恐不安地待在这个村子里的弟兄没有一点儿关系。

天刚擦黑的时候，十几个穿着杂色衣服的老百姓赶着六辆胶轮大车慢腾腾地进到村子里。车子上满满地放着木桶和柳条筐，隔老远就闻到一股诱人的肉香味。车子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停稳以后，有一个腰上别着短枪，留着齐肩短发的年轻姑娘站到最前面一辆大车上，朝我们大声喊道：“弟兄们，开饭了。”

如果没有这姑娘的提醒，我还真的忘了自头天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自己竟然粒米未进。一刹那间，还真的感觉肚子突然饿得咕咕直叫唤，恨不能立马向那些散发着肉香味的大车围拢过去。但是，眼见着所有的弟兄只是用眼馋的目光看着那姑娘，谁都没有动弹一下，我只得重新蹲回到那个墙角里。

那姑娘见大家都不动弹，就跳下车子，麻利地掀起一个柳条筐上的白纱布，捡起两个小海碗大小的雪白包子，硬生生塞进离她最近的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的弟兄手里。大家贪婪的目光立时齐刷刷地盯向那位不知所措的弟兄。只见他犹豫地看了看这位一脸笑容的姑娘，又四下里小心瞧了瞧，然后张开大嘴，一口就将那滚圆的包子咬成了月牙状。我看得特清楚，那个包子在那位弟兄的嘴里，只用三口就全吞了进去，甚至没有用牙齿嚼一下。在这位姑娘不停地往弟兄们的手上塞包子的同时，其他的老百姓也热情地招呼着，将筐子里的包子往弟兄们的手上塞。

这时，不知是哪位弟兄粗着嗓子喊了一声：“弟兄们，吃吧，即便是死，也要当个饱死鬼。”

于是在瞬间工夫，弟兄们就将那六辆大车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一个个伸着手，希望早点儿接到那些重新站到车上的老百姓递过来的香喷喷的包子。

眼见着大家潮水般一下围过来，那位原本显得不慌不忙的姑娘一下有点慌了，一张俏脸涨得通红，连连朝大家喊道：“别挤了，大家站好队。包子我们有的是，大家管饱。”

说起来大家肯定不会相信，这确实是我这一辈子吃得最为可口的一次包子。虽然在这以前和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吃过味道非常不错的包子，但是，留在我脑子里的，唯有这一次让我一辈子始终没法忘记。

吃过包子以后，我们站成两列长队，在共产党军队士兵的押解下，连夜往西北方向走去。这时我们已经根本听不到枪炮声了，充斥耳膜的全是乱糟糟的脚步声和若有若无的呻吟声。队伍里有人轻声议论，说我们近二十万人的队伍怎就这样不经打呢，才几天工夫就让共产党军队像刚才吃包子一样吃得一干二净。如果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久天下肯定会是共产党军队的了。也有人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唉声叹气，说这样摸黑赶路，不定是将我们赶到哪个僻静的地方，全部枪毙了。说到死，竟然有人轻声抽泣起来。怕死的人始终是被人瞧不起的，于是立刻遭到许多人的责骂。更有人压低嗓子指天发誓，说大家现在是龙困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狗欺，只要瞅着机会，一定想办法逃跑。

一路上，我都精神恍惚地跟在莫先生的后面慢慢地往前走。他被子弹撕开的耳朵一直在往外渗着血水，后来，不知他从哪儿找到一大块薄帆布，将脖子和那只受伤的耳朵紧紧包裹起来。现在从后面看他走路的姿势，显得非常生硬，也非常别扭。对于大家所说的有可能被共产党军队押解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全部枪毙掉这种无来由的猜测，我倒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这个时候对于死亡，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概念。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这是往哪儿走呢？下一步我们又将面临些什么？

半夜时分，我们从一座简易的浮桥上跨过一条宽大的河流，有人轻声说这条河应该是绕阳河。过河以后，我们前行的方向折向了正北。从路两边逐渐茂密的树木以及更加崎岖的道路可以判断，我们已经走进大山里了。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在一个十字路口那儿，我们这支有气无力的庞大队伍被共产党军队像切黄瓜条一样分成了四部分。我与莫先生所在的这部分继续往北走，其他的则往西边和西北边走了。天快亮时，在穿过一个陡峭的山口以后，我们总算在一个坐南朝北的村子里停了下来。有几个打着火把的老百姓与押解我们的共产党军队士兵耳语了一会儿以后，我们被安置到村头一个平整的场坝里。场坝里事先铺了一层薄薄的高粱秸秆。那几个打着火把的老百姓对我们说，大家可以就地休息一会儿，等天亮后再听候具体安排。

几乎是走了一整晚的路，大家都疲惫不堪了，但在胡乱躺在那些高粱秸秆上后，却感觉没有一个人能够睡得着。我斜歪在地上，想努力看清楚周边的一切，但除了能够看清不远处那只火把旁边有一个正在抽烟的共产党军队士兵以外，四下里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莫先生倒好，在地上躺下没一会儿工夫，就发出了轻微的香甜鼾声。在心态上，我确实对莫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么多年了，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也不管局面如何让人揪心，我从没有看到他有过丝毫的恐惧和惊慌，饭照吃，觉照睡，什么也不会落下。

天亮以后，我们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眼前是一个非常大的村子，少说也有一百来户人家。清晨时分，各家各户房顶上的烟囱都在向略显清冽的空气中倾吐着淡淡的炊烟。早起放羊的孩子甩着清脆的响鞭，惊得树上的鸟儿惊慌失措地嘶鸣着，扑打着翅膀，四处飞窜。这个村子所处的位置非常特别，除了昨晚上我们进来时靠南边那儿有条狭窄的山口，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险峻高山。在淡如轻纱的晨雾中，一条曲里拐弯的小溪从西面的高山上逶迤而至，绕过村西一棵高大的苦楝树，又穿过村头一大堆形态怪异的褚红色巨石，最后一路欢歌向东而去。小溪对面的青石板上，已经有许多穿各色花衣服的姑娘媳妇在浆洗衣服了，伴随着银铃般的欢笑声，感觉她们正用好奇的目光，悄悄地打量着小溪对岸我们这五百多名失魂落魄的倒霉人。

后来，我知道这个窝在山坳中的村子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锅底村。

八点来钟的时候，二十多位老百姓抬着沉甸甸的木桶和柳条筐，沿着那条小溪上用石板砌成的小桥，一路说笑着走到我们中间。这天的早餐虽然只有馒头和稀饭，外加一根泡萝卜，但弟兄们一个个仍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早饭以后，一队衣着整洁的共产党军队男女士兵一路小跑着进入了场坝。他们虽然都配有长短枪，但从他们干净的衣着和红润的脸色上看，他们显然不是在第一线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场坝前面列队站好后，其中一个身材高挑、脸色白净的年轻士兵走到前面，厉声命令我们十人一排列队站好。

我感到非常奇怪。虽然我们全是来自不同部队的弟兄，并且精神状态一落千丈，但基于以前的良好训练，在那位年轻共产党军队士兵下达命令后不久，我们竟然在最短的时间内，按高矮顺序站好了队，并以专注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士兵，等待着他的训话。

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军队士兵操一口浓浓的山东话。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姓龚，叫龚兴扬，是共产党军队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政工干事，负责对我们这批俘虏进行改造。然后他警告我们，作为俘虏，必须严格执行俘虏改造的纪律，如果胆敢违反，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至于惩罚的内容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明。最后他告诉我们，为了便于对不同俘虏的管理和改造，请混杂在我们中间的连级以上的军官自动出列。

“听到没有，我们将士兵和军官区分出来，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是便于对你们的改造。”龚干事以严肃的表情扫视着我们，又一次予以强调。

龚干事的话讲完以后，整个现场寂静无声。谁都知道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混杂着许多当官的，但由于谁都不知道将士兵和军官区分出来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些当官的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谁也不敢贸然造次。

“我再次强调，当官的请自动出列。”龚干事大声说。

在再次沉寂了将近五分钟后，队列里开始有了稍微的骚动。接着，一个相貌端庄、脸色红润、身材壮实的弟兄，嘴里不知紧张地念叨着些什么，慢腾腾地从队列里走到前面。紧随其后，又有十多位弟兄从队列里走了出来。这些神情沮丧的弟兄都穿着并不合身的普通士兵制服。由于这些弟兄有我们新一军的，有新六军的，也有二O七师及其他部队的，所以，除了那位身材瘦小，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的弟兄，我知道他是我们新一军的一位副团长以外，其他的弟兄我一概不认识。

“还有没有当官的，请自动出列。”龚干事再次大声强调。

在长时间的沉默以后，队列里突然有一个尖细的声音大声喊道：“报告长官。我叫汪得富，我要检举。”

顿时，所有弟兄的眼睛都被那个汪得富吸引过去了。那是一个身材瘦小，长相丑陋，留着长长头发的士兵。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场的弟兄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唯有他那长长的头发却梳理得一丝不乱，并且因为涂了发蜡，在并不明亮的光线下散发出一股冷冰冰的光泽。

“可以检举。”龚干事往前走了一步，大声说。

“这位叫方自省，是我们营的营长，他企图蒙混过关。”汪得富指着他前面一位满脸汗水的大个子弟兄说。

那个大个子弟兄扭过头，恼怒地盯了汪得富一眼，然后昂首挺胸，大步走出了队列。

在方自省走出队列以后，又有五六个弟兄低着头走出了队列。

那二十多位企图蒙混过关的长官被两位共产党军队士兵带走以后，龚干事的态度突然一下变得好多了。他让大家在秸秆上席地而坐，然后就像平时拉家常一样与大家侃侃而谈。他讲得非常多，也非常有耐心。既讲到他是怎样从一名普通的学生变成一位中共士兵的，又讲到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区别，也讲到现阶段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争形势。他甚至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国民党政权就是秋后的蚂蚱，照眼下的形势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

“到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将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再也不存在地主恶霸剥削农民、资产阶级欺负工人、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罪恶现象！”说这句话时，龚干事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让人心潮澎湃的期待。

不管从哪方面评价，这位年轻的龚干事在讲话过程中，不仅态度诚恳，并且说话也非常有水平，许多内容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大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竖直了耳朵，唯恐漏掉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只是对于我而言，他所说的那些内容确实太过于深奥，以至于自始至终，我都好像身处于云里雾里一样。但是，我却死死记住了他在讲话结束时所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们愿意留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我们热烈欢迎；如果你们不愿意留在革命队伍中，那我们将发给你们路费，让你们回家。”

回家，确实是一个诱人的字眼，多少年来，始终像有一个人拿了根鸡毛，总在不停地撩拨着我的心房。但是在龚干事的坦荡承诺面前，我又该如何选择呢？这确实是一个让我头痛不已的问题。由于龚干事当时已经说了，并不急于让我们当面表态，我们有一个中午的时间可以考虑，也可以商量，所以在那天中午，我将自己内心的纠结偷偷告诉了莫先生，希望在这个困难时刻，他能帮我出出主意。因为只有他最清楚我在离开冉家坝的十多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早点儿回去。

谁知莫先生瞪了我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留下！”

“为什么选择留下呢？他们不是说了吗？如果选择回家，他们还给我们发路费。”回家的诱惑确实太大了，表面上虽然充满了困惑和怀疑，但在这无法抵挡的诱惑面前，我的内心其实早就做出了选择。

“你笨呀。难道他们说给你一个皇帝当当，你也相信吗？”莫先生几乎有点怒不可遏了。

“你选择留下吗？”我有点胆怯地看了莫先生一眼，小声问道。

“是的。”莫先生大声告诉我。

虽然内心里仍是纠结万分，但在那天下午表态时，我还是紧随着莫先生留了下来。在我们这五百人当中，真正下定决心回家的只有七个人，其他的不管是基于犹豫，还是基于怀疑，全都留了下来。

不管你相信与否，那天目送着那七个决定回家的弟兄消失在南边那个山口时，我的心里真的懊悔不已。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将那个叫汪得富的结局向大家交代一下。

那天下午，在组织大家进行个人登记时，汪得富在所有弟兄中成了一个最为风光的人物。受龚干事的委派，他负责将所有弟兄的姓名、籍贯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所属部队等事项，用毛笔在一个用牛皮纸装订在一起的大本本上登录下来。他做得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特别是那漂亮的蝇头小楷谁见了都竖起大拇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脾气也特别大，小人得志的样子十足。不是责怪这个弟兄意思表达不清楚，就是嘲笑那个弟兄的名字起得太没文化，他甚至因一个叫二蛋的弟兄无名无姓，而恼怒地将浸满墨汁的毛笔直接戮到这位可怜弟兄的脸上。

但是，在第二天一大早点名的时候，龚干事发现汪得富四仰八叉地躺在秸秆上死了。除了七窍流血以外，全身上下竟无一处伤痕。龚干事因汪得富的突然死亡而非常恼怒，虽然怀疑他有可能是被其他人在半夜里整死的，但在询问所有的弟兄时，大家众口一词地回答，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最后，龚干事只得悻悻然命令一位弟兄像拖一只死狗一样，将汪得富拖到远离那条溪沟的荒地里草草埋了。

我记得那个掩埋汪得富的弟兄回来时咬牙切齿说的那句话：“将这只死狗埋远一点，免得污了溪水。”

当然，所有的弟兄都知道那天晚上在汪得富身上发生的故事。

…………

在锅底村我们只待了三天就被分到作战部队。

我所在的连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三营七连。我和莫先生以及其他五位弟兄被分在同一个排里。排长叫甘留平，是个陕西人，长得高高大大，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整日里笑眯眯的。那天早上，他与连长、指导员一道，步行两个小时亲自到营里将我们接回排里。

排里的弟兄并没有因为我们曾经是他们的敌人，并且当过他们的俘虏而歧视我们。大家完全将我们当作自己的弟兄了。这不，我们人还未到，他们就提前将我们的住宿都安排好了。

我们的驻地是一个叫蔡家屯的村子，离锅底村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我和莫先生住的那家房东姓蔡，是个五十多岁的东北汉子，不仅话多，并且说话的声音特别洪亮。排里的弟兄都称他蔡叔，我也跟着大家这么称呼他。我们刚住进来，他就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与我同岁，另一个比我小三岁，两年前，他将这两个儿子都送到共产党军队的部队里了。他还指着端端正正粘贴在堂屋那张黑色茶几后面墙上的两张纸质奖状告诉我们，说这是他那两个儿子在打锦州时因表现勇敢所受到的奖励。

由于都是东北人，所以莫先生在很短的时间就与蔡叔混熟了，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由于我与莫先生的关系特别好，所以跟蔡叔在一起时也就显得特别放松。那天我偷偷问蔡叔，他那两个儿子是他自愿送到队伍上去的吗？

“是呀，肯定是自愿的呀。”蔡叔叼着烟枪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自愿呢？”我想起自己迫不得已才当兵的经历，就轻声问道。

“当兵是光荣的事情嘛。所以谁不自愿呢？”蔡叔说。

“光荣？”我不懂当兵为什么就是一件光荣的事。

“为天下穷苦大众打天下怎不光荣呢？”蔡叔咧着缺了牙的嘴巴笑着，仿佛此刻他就沉浸在无限的光荣之中。

“为天下穷苦大众打天下？”我更不懂了。

蔡叔看着我迷糊的样子，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也难怪，你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待久了，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现在你待在自己的队伍里了，时间久了，你就会慢慢明白的。”

确实，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待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我仍发现许多与国民党军队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些差异让我长时间无法理解，也无法搞明白。比如，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简直太融洽了，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再比如，他们长官和士兵之间没有一点儿差异，不仅穿的是一样的，吃的也是一样的，甚至有时长官还主动为普通士兵做些本该由普通士兵做的事。还有，他们彼此之间互称同志，好像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志同道合。

说到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莫先生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那是我们到蔡家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出操回来后，莫先生突然大声叫唤起来，说自己头天晚上换下的内衣内裤不见了。

“你将衣服放哪儿啦？”我着急地问道。

“就压在枕头下面。”莫先生皱着眉头，将床单和被子掀了起来，又低头朝床底下搜寻了半天，仍然没有找到。

“这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是这样的呢？难道尽是些小偷？”我低声骂道。

“说不定还真是的。”莫先生气愤得将放在床边的一只小木凳一脚踢到门外去了。

我们正发着牢骚时，甘排长因有事找蔡叔进到我们的房间。当他听完我们所说的事情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我和莫先生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好笑。

好一刻甘排长才收住笑，边擦着眼角渗出的泪水，边要我们跟着他一块儿去抓小偷。

我们忐忑不安地出了屋子，随着甘排长走到村头的一条小溪边。这条小溪有十来米宽，从村子的西边向东蜿蜒而来，一路上波光粼粼、水花四溅，充满了无尽的生机。有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正在溪边的石板上忙碌地洗着衣服、被褥。她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一个个卷着裤腿，挽着衣袖，在早上明媚的阳光下，感觉像一朵朵盛开在小溪边的鲜艳花朵。

甘排长站在小溪边，拢起双手大声喊道：“胡会长。”

随着喊声，一个脸色红润，剪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媳妇从那群姑娘、媳妇中站了起来：“哟，是甘排长。你找我有事吗？”她高高卷着裤腿，白皙的皮肤被冰冷的溪水冻得通红。

“是这样，我们这两位新来的战士发现他们放在枕头下的衣服被人‘偷’了，正着急哩。我想了一下，除了你们这帮闲不住的妇救会的姑娘媳妇敢‘偷’我们的衣服，不会再有其他人了。”甘排长大声说。

那个被甘排长称之为胡会长的年轻媳妇肯定是村妇救会的会长。她听了甘排长的话以后，开始愣了一下，然后就咯咯地大笑起来，直笑得不停地晃动着腰肢，感觉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你别傻笑了，倒是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们‘偷’的？”甘排长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道。

“是我们‘偷’的又怎样了？有能耐你到连长和指导员那儿去告我们好了。”胡会长仍在笑着，大声对甘排长说。

“我知道就是你们‘偷’的。但是实话告诉你们，我可不会到连长、指导员那儿告发你们。要告就告诉你们当家的。”甘排长说。

“告诉我们当家的又会怎样？”胡会长问道。

“那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对于你们这种偷窃行为，连长、指导员既不敢骂你们，更不敢打你们。你们当家的就不同了，白天不会对你们怎样，但是到了晚上，就能变着法子收拾你们。”甘排长嘻笑着说。

“好你个甘排长，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时候，胡会长装出一副恼怒的样子，大声喊道：“姊妹们，我们现在就收拾他。”

随着胡会长的大声鼓动，那些年轻姑娘媳妇立即用手捧起溪水，一齐往甘排长的身上直泼过来。甘排长躲闪不及，身上的衣服立即被打湿了一大片。他大声叫唤着，像中了枪的兔子一样带着我和莫先生逃得远远的。

后来甘排长告诉我们，这些姑娘媳妇全是村妇救会的。战时她们像男人一样积极支前，而在平时，她们除了帮部队里照顾伤员以及制作军鞋等事情以外，还顺带着将战士们换下的脏衣服、脏被子什么的偷偷洗干净。

“你们可别小瞧这些姑娘媳妇，她们厉害着哩。如果需要上战场杀敌，她们同样是巾帼不让须眉。”甘排长连连夸赞道。

通过这件小事情，我对共产党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所谓鱼水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这种关系，在国民党的队伍里我不仅闻所未闻，更别谈有亲身的感受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弟兄们欺压老百姓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话说回来，鱼水关系从字面上看确实简单，但若落实到实处，不仅复杂，也特别重要。试想想，自比作鱼儿的解放军，若离开了作为河水的老百姓，那他们怎能生存下去呢？任何事物没有根基则无法壮大，而无法壮大则预示着将走向没落和灭亡。现在看来，解放军的根基就是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老百姓了。

在蔡家屯的那段日子里，我们除了军事训练，更多是进行思想学习。思想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生动，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我们连的指导员姓侯，是个结巴子，大家私底下都称他“侯结巴”。他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即使在非正式场合有些弟兄一时说漏了嘴，直接将他的绰号喊了出来，他也只是咧嘴一笑，从不放在心上。我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是在村头的那棵老刺槐树下。全连人席地而坐，专心致志地听他一个人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高谈阔论。村里许多无事的老人和小孩也站在四周好奇地看热闹。

那天刚一开讲，他就扳着指头，直接向全连提出来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一，我们是谁？其二，我们为什么当兵？其三，我们为谁当兵？

对于侯指导员提出的这三个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刚从国民党军队加入到解放军的弟兄一言不发，其他的战士都一个个口无遮拦地争着发言。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说自己是农民，有的说自己是工人，也有的说自己是打鱼的，甚至有的说自己是要饭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有的回答说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而当兵，有的说是为了有饭吃而当兵，也有的说是为了有地种而当兵。反正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对于第三个问题，抢着回答的人就不多了，我记得一个长着一张圆脸的小个子战士小声回答，说是为了自己的媳妇而当兵的。因为他的媳妇看着别人家的男人因为当了兵而自豪得像生了个胖小子似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媳妇能够自豪一下，他也就当兵了。这个小个子战士的回答引得全场一阵哄堂大笑。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大家的发言，虽然感觉他们的答案不仅乱，并且许多都不着边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答案多多少少都与侯指导员提出的问题沾得上边，并且也都是发自内心的。由此，对照这三个问题，我却感到分外迷惘，因为我确实还无法找到与自己沾边的正确答案。我是谁呢？冉家坝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小子。我为什么当兵呢？是被狠心的父亲硬生生赶出家门当兵的。我为谁当兵呢？如果我不当兵，村里肯定还有其他的人会被强迫着当兵，也就是说我是顶替别人当兵的。

在大家安静下来以后，侯指导员才开始正式讲话。刚开始时，他严肃地对大家说：“如果这三个问题都不能回答清楚正确，说明我们的政治觉悟还差得远，仍得继续努力，否则我们与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两样。”

在大家的神情一下变得专注以后，他继续往下讲。“我们是谁？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什么是中国人民？就是那些受苦受难、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工人、学生以及要饭的、逃难的、打鱼的等，也就是全中国所有的劳苦大众。什么是解放军呢？就是将全中国所有的劳苦大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军队。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将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战士。”

“那我们为什么当兵呢？前面我已经说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将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战士。那为什么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劳苦大众会受苦受难呢？因为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压迫他们，有穷凶极恶的资本家在剥削他们，有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在欺压他们，有万恶的国民党军队在镇压他们。此外，还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在屠杀他们。所以，既然我们有责任将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当兵的目的就是勇于以自己的牺牲，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去打倒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的土豪劣绅、所有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所有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这时候，情绪激昂的侯指导员已经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他一脸严肃地扫视着大家，大声问道：“大家现在告诉我，我们为谁当兵？”

“为天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当兵！”全连弟兄的激情突然像喷发的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道。

“对，我们就是为了天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而当兵！”侯指导员使劲朝桌子上猛拍了一掌，直震得桌子上那只白色的茶缸陡地一下跳起老高。

在这群情激昂的环境中，我的表情虽然始终显得非常平静，但内心里却犹如地底下炽烈的岩浆一样在不住地翻腾冲撞。说句老实话，对于侯指导员所说的那一大番话，我并没有完全听明白，但这一点儿不影响我内心日益膨胀的一种渴望，那就是强烈期待着自己也能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侧身看了看坐在我旁边的莫先生，他正怔怔地看着前面的侯指导员。从他那执着的眼神里，我分明感觉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正在喷薄欲出。

事后我有点儿奇怪，因为平日里被大家称之为侯结巴的侯指导员，那天在说这一大番话时，感觉他并没有打一下顿，更别说结巴过。

那天学习结束后，全连整齐地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同声齐唱那首让我至今听起来仍然血脉贲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不畏惧，

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着最后的胜利，

向着全国的解放！

我们在蔡家屯只待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开始匆匆忙忙往关内开拔。

侯指导员对这种突然变化明显有点不满，私下里不停地抱怨，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了，现在倒好，连喘息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他甚至对我们这些补充到解放军部队中的所谓解放战士有点不放心，担心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如果在战场上出现逃跑、变节等变故，他可无法承担责任。

对于侯指导员的这种担心，内心里我觉得有点好笑。不管怎么说，他对于我们这些人还是不大了解。虽然我们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待了那么多年，也经历过无数的腥风血雨，但是如果说到对国民党军队有多深的感情，还真的谈不上。在这些年里，我总感觉自己像激流中的一片枯叶，既没有信念，也没有追求，只能在奔流不息的河水中随波逐流。倒是在蔡家屯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突然觉得自己身处的环境一下变得温暖了，并且感觉自己的脑子像被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陡地变得清晰明亮了。虽然怀疑和观望的情愫仍时时在我的心头萦绕，但这些肯定不会成为我在战场上逃跑或者变节的原因。

部队在11月底就开始进行紧张的集结，并且配发了相应的武器装备。我和莫先生等一直穿在身上的那身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军服，被换成了崭新的解放军军服。如果单就美观和质地而言，解放军的军服完全不如国民党军服，但是，如果就经济实用而言，解放军的军服就实在多了，不仅厚实保暖，并且穿在身上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充实和自豪。他们还给我们每人配发了一顶崭新的狗皮帽子和一支锈迹斑斑的日制三八式步枪。我分得的那支步枪确实太陈旧了，准星是歪的，标尺是缺的，甚至连枪栓也拉不开。好在我们整理枪械的能力还不错，这不，我只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就将整支枪擦拭得像新的一样。

莫先生在往枪栓上抹枪油时还不停地嘀咕：“哼，他们还瞧不起我们哩。谁行谁不行，到战场上比试比试就知道了。”

我也有同感，咬着牙，将布满黄锈的刺刀磨得光可照人。

12月初，整个部队就开始往南开拔了。开始乘坐的是火车，途经新民、凌海和锦州，过了葫芦岛以后，因铁路线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毁，大家只得下车步行。我们乘坐的火车是那种被他们称之为闷罐车的铁皮车。一百多号人挤在铺满麦秸秆的车箱里席地而坐。车箱的两头放着两个大木桶，由于沿途除了因躲避飞机轰炸偶尔停顿一下，几乎没有停过，所以大家的大小便只得在那两个大木桶里就地解决。这样，整个车箱里充斥着一股让人作呕的屎臭味。此外，比难闻的屎臭味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从车箱缝隙里钻进来的风雪，吹在脸上，感觉像谁用一把钢丝制作的刷子，正没鼻子没眼地往我们脸上使劲刷着，痛得让人浑身直哆嗦。

从火车上下来以后，一路都是雨雪天气。乌云低垂，北风呼啸，被雨雪浸泡透了的道路松软得像河床边的淤泥。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部队向关内前进的坚定步伐。

由于保密的需要，以及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狂轰滥炸，在进入山海关以前，部队一直坚持晓宿夜行。过了山海关以后，可能是平津一带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面突然命令所有的部队均晓行夜宿。这一突然的变化虽然增加了行军过程中的风险，但行军速度确实加快了不少。在乌蒙蒙的天幕下，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军队伍犹如一条褐黄色的溪流，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前行。

在抵达滦县以后，天气逐渐变得晴朗，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和扫射的频率也就越发频繁，几乎从早到晚就没有间断过。有人说这些飞机都是从北平的南苑机场起飞的，如果能够派出一小股部队将这些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飞机全部敲掉就好了。也有人说，还是刮风下雨的天气好，虽然人冻得受不了，但毕竟比这被动挨炸要好受得多。良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残酷的现实。在通过滦县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翻越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时，三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从山的背面悄无声息地猛扑了下来。待我们发现它们时，已经没有时间躲避了。顷刻之间，这三架可恶的飞机，一架跟着一架，紧贴着低矮的树梢，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叫，将密集的弹雨泼洒在我们行进的队伍之中。

我和莫先生猛一抬头发现俯冲下来的飞机时，几乎是下意识地扑到路旁边五米远处的一个土坎下面，整个身子像壁虎一样紧紧贴在潮湿的泥地上，一动都不敢动。与此同时，一颗巨大的航空炸弹在我们刚刚逃离的路面上爆炸了。铺天盖地的泥土夹带着呼啸而过的弹片眨眼之间几乎将我们掩埋起来。我的脑子里立时变得一片空白，五脏六腑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使劲抓扯一样，痛得我无法抑制地发出一连串的惨叫……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惊醒了，并且感觉有人正在用手掌轻轻拍打着我的额头：“祸害，祸害，你醒醒。”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莫先生的怀里，他正用焦急的眼神看着我。

“你他妈吓死我了。”莫先生看到我醒了过来，大声骂道。

我感觉全身软软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咧嘴朝莫先生笑了笑。

虽然头仍在一阵阵发晕，五脏六腑也痛得厉害，但在莫先生的帮助下，我总算拄着步枪歪歪斜斜地从地上站了起来。这时，我看到路中间那个半间屋子大小的巨大弹坑还在冒着一股股青烟。东边不远处一棵歪脖子松树下，几个穿着羊皮袄的民工正在挖坑。坑的旁边，一顺摆放着十几具用白布覆盖着的尸体。而在那条翻山而过的简易公路上，快速行进的队伍正川流不息地从我的眼前走过。看着眼前这紧张有序的一切，仿佛刚才那场差点要了我的命的轰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知道不，他们以为你被炸弹炸死了，正往那堆尸体堆上抬时被我截了下来。”莫先生搀扶着我，随着前进的队伍慢慢往前走。

“我真的像是死了吗？”我有点不相信。

“可不是，全身上下尽是血，一动不动。要不那些民工为什么说你已经死了呢。”莫先生说，“结果我死活将你从死尸堆里拽出来，仔细一检查，身上连皮都没有破一块，那些血水全是其他人溅到你身上的。再一听心跳，哈哈，竟然跳得咚咚有声。”

“要不是你，我现在就被他们活活埋到那堆黄土下面了。”我万分感激地说。

“可不是。”莫先生说，“当时我就一个想法，咱们祸害咋能那样轻易就死了。祸害祸害，千年不败，这句老话还算不算数？”

“那部队的其他弟兄呢？”我突然想起甘排长他们。

“敌机飞走后，队伍就立即出发了。全连死了七个，算你一起伤了五个。甘排长知道你只是被炸弹震晕了后，要我先留下来照顾你，待你复原后再一块儿赶上部队。”莫先生告诉我。

这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军队后遇到的第一个小插曲，虽然九死一生，但因莫先生的细心，我总算没有被他们活埋到那堆黄土下面。算得上是大难不死。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就是那么回事，不仅谁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并且一个生命的消失，更像一个死去的蚂蚁一样，没有人会多关注一眼，也很少有人会在心里留下悲哀的记忆。

在唐山赶上队伍以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直插天津城西，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整个天津城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

其实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队早就为抵抗我们的进攻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不仅在城内城外构建了各种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而且在城市的外围挖掘了宽阔的护城河。此外，他们还将护城河外轻武器射距范围内的村庄、树林全部焚毁，以彻底清除影响射击视线的一切障碍。从国民党军队的防守态势来看，他们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誓死决心，即使城池最终不保，也要撬下我们几颗坚硬的牙齿。

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拼死一搏的决心，队伍里从上到下并没有将之放在眼里。在东北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使共产党军队战胜一切敢于阻止其前进步伐的对手的信心倍增。在战前动员会上，侯指导员就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们，现在整个华北就剩下被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和保定这四座孤立无援的城市里的敌人了，如果我们能够一举拿下天津，不仅能够彻底打乱敌人的整体防御部署，同时也可能促使剩下的敌人在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主动向我们投降。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既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使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免遭战火涂炭，得到有效的保存。”侯指导员挥舞着手臂大声说，“所以，天津我们必须拿下！”

对于整个华北战场上的战争形势我并没有多少兴趣，对于共产党军队所处的有利态势，我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奋。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疙瘩无法解开，那就是我总觉得自己现在面对的对手是自己无法割舍也无法释怀的一奶同胞。在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不管谁赢谁输，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的国家以及身处这个国家中的所有老百姓。兄弟阋墙、同室操戈，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所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我虽然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而不得不违心杀死自己的弟兄，但是，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哀情愫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内心深处。

清剿外围的国民党军队据点是总攻开始前的序曲。

自12月下旬开始，我们就像一把威力无比的老虎钳一样，有条不紊地将护城河外那些孤立无援的国民党军队据点一个接一个地拔除。不知是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出于有限消耗共产党军队进攻能力考虑，还是现在的国民党军队确实已经处于江河日下、不堪一击的尴尬境地，反正在近半个月的外围清剿战斗中，我们基本上没费多大的周折，很快将整个天津城外西北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据点一个接一个清剿得干干净净。这些战斗进行的顺利程度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往往在经过连续炮火轰击以后，不待我们发起进攻，那些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弟兄很快就高举着双手，从硝烟中列队走出来，向我们投降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唯一一次殊死抵抗发生在天津西北方向的百李庄村，遇到的对手也不是正规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而是两百多名穿普通老百姓衣服的民团。百李庄村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地处一座土山的半山腰，山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估计是基于防范土匪袭扰的原因，这个村子依山建有三米多高的石头砌的厚实围墙，将整座村子严严实实地围在正当中。经过事先侦察，我们知道村子里负责指挥那些民团的是一个叫查仕坚的财主。虽然知道村中只有两百多名民团，但我们仍调动一个营的部队将村子团团围了起来。用甘排长的话说，我们这是杀鸡用牛刀。进攻开始前，营长派一个当地的老百姓向查仕坚传话，希望他能够及时投降。谁知这查仕坚特顽固，不仅将那位传话的老百姓的两只耳朵给割了下来，还放了狠话，说是誓与村子共存亡。结果我们在第一波进攻中，甘排长就挂彩了，左胳膊被围墙后面射出的子弹射了个对穿。此外，还有三个弟兄被打成了重伤。气得甘排长跳着脚大骂。

营长可能觉得在这儿做出无谓的牺牲有点不值得，就调来两门日本山炮对着那围墙猛轰。最终我们只发射了七发炮弹，就将那看似坚固无比的围墙轰塌了一大片。弟兄们呐喊着像潮水一样从缺口里冲了进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民团应该投降吧。谁知恰恰相反，他们非但不投降，反而疯了一样借助村子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亡命地用那些老掉牙的步枪、土铳阻止我们的进攻。这种以卵击石的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剩下的二十多名民团全部逃进村子最中间的一座用水泥垒成的碉堡里。在经过十多分钟的劝降无效后，营长就决定用炸药包将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全部解决掉。在最终牺牲了三个弟兄以后，我们总算将这座碉堡给炸塌了一大半。有七八个没被炸死的民团被我们从废墟里像拖死狗一样拽了出来，其中也包括那个满脸是血的查仕坚。

“狗崽子，为什么不投降？”甘排长用绷带吊着受伤的胳膊，大声骂道。

“投降怎样？不投降怎样？横竖是一个死。活在你们这些共产共妻的共匪手下，老子生不如死。”查仕坚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高大汉子，他圆瞪着双眼，大声吼道。

“那老子今天成全了你。”甘排长怒不可遏，将驳壳枪的枪口一下顶到查仕坚的额头上。

“别——别乱来。”这时走上前的侯指导员结结巴巴地呵斥道。

“今天便宜了你这小子。”甘排长恨恨地瞪了一眼，悻悻地命令我们，将查仁坚等人押到山下去。

在将城外的据点全部清剿干净以后，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连续进行了六天的土工作业。弟兄们冒着从城里不时射出的冷枪冷炮以及几乎没有停顿过的雨雪，将战壕直接挖到了护城河的边上。以前在缅甸进攻密支那的日本人时我们曾经采用过这种土工作业的方法，不仅可以缩短冲锋距离，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队在进攻开始时的伤亡。今天在天津城下又见到这种熟悉的进攻方法，我和莫先生都觉得格外亲切。

“想不到我们又重操旧业了。”莫先生高挽着裤腿，站在快漫到膝盖的泥水里一锹一锹地往战壕外扔着泥土。

“可不是。那时我们在一起挖战壕时就数冷莽子的干劲最大。”我同样高挽着裤腿，跟在莫先生的身后用一块厚实的门板固定两边不时下渗的松软泥土。(www.xing528.com)

“在进攻密支那时，冷莽子打死的鬼子比我们两人都多。”莫先生说。

“是的。你知道的，每次打仗他都最不要命。”我说。

“只是他死得窝囊，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土匪的冷枪里。”莫先生叹惜道。

“他这样死了也好，免得像我们现在这样当了俘虏不说，到发起冲锋时，还不知道有没有勇气向以前的国民党军队弟兄开枪射击。”我一脸苦笑地说。

“你说得有道理，我这会儿心里也感觉沉甸甸的。毕竟几年前还在一起拼死打过鬼子。”莫先生痛苦地摇了摇头，然后使劲将一大团泥土扔得远远的。

“我不知道真的打起来时，该如何做。”我试着问莫先生。

“你这不是废话吗？刚到东北时你不也是有这种担心吗？但枪声一响，你顾忌过什么？还不是拼命打死那些想打死你的共产党军队弟兄。”莫先生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在莫先生的责问下，我一时无语。他说得确实不错，在这十多年的战斗中，只待枪声一响，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只是我不知道，这种因枪声所导致的突然健忘，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悲哀。

对天津城的总攻在1月14日上午十时开始。

在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过程中，我们像无数拥挤在一起的虫子一样，在一人多深的战壕中焦急地等待进攻时刻的到来。我还是像以前那样丢人现眼，炮声开始的那一刻，我就全身不停地往外冒冷汗，再往后，除了不停地哆嗦，胃也开始不住地痉挛，感觉有把锋利的刀子在里面使劲刮扯一样，直痛得我一阵阵地往外吐酸水。莫先生原本黝黑的脸也因为紧张变得惨白，但他仍伸过手来，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甘排长的左手这时仍吊着绷带，他不满地瞪了我一眼，问我怎么了。我知道他肯定在怀疑我是不是怕死，于是有点难为情地朝他笑了笑，告诉他我只是感觉有点冷。

猛烈的炮声还没有停止，前沿阵地上就响起了急促的冲锋号声。随着战壕前面的弟兄们鱼贯般冲出战壕，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像根突然卸去压力的弹簧一样跟着冲了出去。眼前我所看到的一切很难用我所知晓的文字描述清楚。我只是看到，在阴沉沉的天幕下，无数的弟兄们像黄色的海浪一样直朝不远处的护城河扑过去。虽然不时有巨大的爆炸声在我们中间响起，但那掀起的漫天烟尘以及无数在天空中飞舞的尸体碎片，更像是这片海浪中突然泛起的一朵朵浪花，丝毫无力阻止我们前进的速度。而在护城河的对岸，原本历历可数的碉堡、战壕以及密如蛛网的铁丝网，已经被漫天的硝烟和火光完全遮蔽住了。视线之中，感觉有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山，正在喷发着灼人的热浪，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凛然不可侵犯地横亘在我们的面前。

冲在最前面的工兵部队抬着十多米长的用门板或者碗口粗细的树干扎成的浮桥，毫不在意扑面而来的枪林弹雨，几乎是机械地扑进水花飞溅的护城河中。在他们的身前身后，无数的弟兄被对面倾泄而至的枪弹打倒在地，但他们几乎是踩着仍在地上挣扎的弟兄们的身子，拖拽着沉重的浮桥，勇猛地将前进的道路在死亡中不停地往前延伸。

我弓着腰身，紧跟着莫先生踏上一条用门板扎成的浮桥。在我们的前面，有七八个弟兄要么是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击中了，要么是在不停晃荡的浮桥上没办法站稳脚跟，最终全部栽进了护城河中。我和莫先生的运气确实很好，面对刮风一样扑面而来的弹雨，竟然没有一颗子弹击中我们。同时得益于我们在兰姆伽接受过美国人严格的浪桥训练，结果我们摇摇晃晃地在晃荡不定的浮桥中飞快地冲到了对岸。在此期间，我依稀感觉到，水花四溅的护城河里满是挣扎的弟兄们，只有那些用肩膀扛着沉重浮桥的工兵弟兄，仍然像一根根岿然不动的桥桩一样，视死如归地站立在逐渐被血水染红的河水之中。

在冲过浮桥的一刹那，我和莫先生几乎同时扑进一座被炮弹掀掉顶盖的碉堡中。碉堡的地面上躺着七八具国民党军队士兵血肉模糊的尸体，散发出一股呛人的血腥气味。我们没有片刻的停顿，就用手中的步枪朝不远处那些在漫天的硝烟和尘土中往城里惊慌逃跑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进行射击。这种情况下，三八步枪的优势得到了最极致的发挥，我不停地拉动枪栓，不停地扣动扳机，感觉在我枪口前晃动的每一个身影都被我打倒在地上，几乎无一遗漏。

在我们近乎疯狂地射击的时候，有更多的弟兄冲过了浮桥，然后各自找到自认为理想的藏身之处，加入了我们疯狂的射击。甘排长紧随其后也冲过了浮桥，他可能感觉我们藏身的这座碉堡位置不错，除了自己趴在我们旁边，竟然命令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机枪手将排里唯一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也安置在他的旁边。

随着炮火往城内延伸，我们眼前的视线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一望无际的断垣残壁中堆满了被炮弹炸死或者被我们子弹打死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尸体，除了少许几个在火光中挣扎哀号的伤兵，竟然看不到一个活动的物体。

一刹那间，我们几乎同时停止了射击。

“抓紧时间构筑工事，敌人马上就要开始反冲锋了。”甘排长挥舞着驳壳枪大声命令道。

我虽然不知道甘排长做出国民党军队马上就要开始反冲锋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但是依然根据他的命令，开始用那些散发出浓浓硝烟气味的石块构建简易的防御工事。在我搬动第三块石块时，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右边二十米开外一根脸盆粗细的树干后面的莫先生正在朝我招手。我感觉甘排长并没有注意我，就扔掉手上的石块，偷偷跑到了莫先生那儿。

“你傻呀，等会儿对方开始反攻时，他们那儿肯定是炮火攻击的重点。”莫先生趴在树干后面对我说。

“是呀。我怎么就晕头了，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解嘲地笑了笑，然后忙着整理自己的藏身之所。

甘排长的判断确实准确，当我刚刚在自己整理好的那个土坑里蹲下时，国民党军队的重炮炮弹就带着刺耳的啸声，雨点一样落在我们刚刚占领的阵地上以及护城河的对岸。巨大的爆炸声仿佛将整个世界掀翻了一样，四下里浑然一片惊天动地的轰轰声。无数的弹片在撕裂空气时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炽热的气浪像狂风一样席卷着一切。我虽然紧紧趴在土坑里面，但是随着每一次剧烈的爆炸，我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揪着一样，抓起，扔下，又抓起，又扔下。只感觉在这不停顿的摔打中，五脏六腑立时就会被捣得支离破碎。

“敌人上来了。”密集的炮火中，我依稀听到甘排长哑着嗓子在大声喊叫着。

我忍着全身的疼痛，挣扎着从坑里爬起来，然后从树干的边缘往外看去。眼前的情景让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五辆一字排开的国民党军队坦克，正喷吐着密集的弹雨，气势汹汹地朝我们立足未稳的阵地扑来。坦克的后面，密密麻麻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正以我们熟悉的战斗队形，边射击边往前冲。

“打那些步兵。”甘排长大声吼叫着。

随着那挺重机枪低沉的射击声响起，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疯狂射击。但是，面对密集的进攻队形，步枪的作用几乎可以用忽略不计这个词语来形容。我们虽然以最快的速度不停地扣动扳机，但眼见着冲上来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离我们却越来越近了。这情景，让人感觉自己正面对一堵轰然倒下的城墙，你随时会被无法逃脱的死亡埋葬。在最紧张的时候，我感觉一颗坦克发射的直射炮弹在我们曾经藏身的那座碉堡旁边炸响了。随着炮弹的爆炸声响起，那挺重机枪低沉的射击声也戛然而止。

现在想来，当时的行动肯定是出于一个老兵的本能。因为在重机枪的吼叫声停顿的一霎间，我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就从那根树干后面冲到那座破碉堡里面。甘排长满脸是血，斜歪在碉堡的墙根上，嘴里叽里呱啦地不知在喊叫着些什么。那个五大三粗的重机枪手被炮弹弹片削去了半边脑袋，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副机枪手整个下半身都被炮弹炸飞了，已经没有了气息。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操起重机枪，朝越来越近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队伍开始了猛烈的射击……

虽然我感觉无数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在我的枪口下成片成片地倒下，但是仅凭我一己之力肯定无法阻挡他们进攻的浪潮。眼见着阵地即将不保时，我们已经向城内延伸的炮弹再次雨点一样落在国民党军队士兵的进攻队形之中。我惊惧地看到，随着每一颗炮弹的剧烈爆炸，无数国民党军队士兵像剪纸一样在掀起的漫天烟尘中上下翻飞。他们的进攻队形好似崩溃的堤坝一样，在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加之我们的后续部队从护城河的对岸源源不断地涌入临时阵地，我们最终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士兵的这次疯狂反扑，并且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一样，紧随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直接插进了天津城里。

我的运气确实好得不能再好了。

在我们准备紧随后续部队往城里进攻时，已经被民工们抬上担架的甘排长拉着我的手说：“你小子表现不错，老子要给你请功。”

听了甘排长的话，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愧疚，我再一次流下了迷茫的眼泪。

甘排长兑现了他对我的承诺。在攻克天津后的总结会上，因他的大力推荐，我还真的荣立了三等功。一起获得表彰的还有莫先生以及其他五位弟兄。只是莫先生获得表彰的原因并不在于打死了多少国民党军队弟兄，而在于他在攻打邵台庄东边的酒精厂时，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整个部队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我记得在总攻开始后的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已经顺利地冲到接近市中心的邵台庄附近。侯指导员乐观地说，如果再继续往东发展，我们就几乎接近市中心了。然而，在冲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们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火力的顽强抵抗，部队一下被压在一片低矮的平房里面一时无法动弹。这个地方的建筑有点特别，马路的正对面是五层楼高的酒精厂，国民党军队士兵利用有利条件，在上面构建了密集的火力点，居高临下地用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将整个十字路口封锁得严严实实。我们如果想继续往东发展，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清除掉眼前这个虎视眈眈的拦路虎。

天还没有完全黑尽，我们就发动了第一波试探性攻击。弟兄们呈分散队形，充分利用路面上可以利用的每一块石头或者每一辆炸毁的车辆，悄悄地朝马路对面逼近。然而，我们还没有运动到马路中间，对面楼上密集的轻重机枪子弹就犹如雨点一样泼洒在我们中间，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迫击炮炮弹。霎时间，只见整个路面上火星四溅，烟雾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没多会儿工夫，我们就伤了十多位弟兄。

营长眼睛都气红了，大声命令我们连，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酒精厂里的守军，否则就要军法从事。连长和侯指导员脸都气歪了，情急之下，也不知他们从哪儿弄来一门日式山炮，对着对面的大楼一阵猛轰。但是在剧烈的爆炸声中，除了在青灰色的楼面上留下一团团白色的烟尘，竟然无法撼动整座大楼分毫。后来，我们又发动了一波更加猛烈的攻击，但除了又伤了几位弟兄，同样没有奏效。

照这种方式再进攻下去，肯定没办法完成预定的任务。在一家小杂物店里，连长重新进行了布置：集中全连所有的轻重火力对敌人进行压制，掩护爆破队对大楼进行爆破。

非常不幸的是，在这次进攻中，我们排被布置在全连的最前面。由于甘排长在护城河那儿负了重伤，副排长在后来的西门战斗中被打死，所以侯指导员就临时任命莫先生担任我们排的排长。

这个时候容不得一丝的客套。莫先生在接到进攻命令的同时，就面无表情地带着我们排仅剩的二十位弟兄先行出发了。与我们一道出发的，还有六个爆破队队员，他们都背着二十公斤一包的烈性炸药。进攻发起前那一刻，在一个墙角处，莫先生指着对面马路边上一辆被烧得只剩下一堆废铁的有轨电车叮嘱我们，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冒死冲到那辆电车的后面。

像前两次进攻一样，我们刚摸到马路中间，对面楼上的轻重机枪就疯了一样向我们开始射击。我方阵地上的轻重机枪以及那门山炮也开始全力对守军的火力进行压制，但效果并不明显。我只感觉有一道密不透风的弹雨始终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稍稍不慎向前伸出半个脑袋，随时会将我们拖入万劫不复的死亡境地。好在有渐浓的夜幕掩护，我们得以像壁虎一样紧紧趴在地上，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着。虽然时不时有弟兄被子弹打中后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但我们仿佛没有听到一样。待九死一生地爬到那辆电车后面时，我们竟然只剩下十个人了，其中还有三个人受了不同程度的枪伤。楼上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几乎将全部的火力集中到我们这儿，密集的子弹将这辆破烂不堪的电车打得好像要从平地上飞起来一样。

从电车的位置到那座大楼下面，还有近四十米远的距离。若在平时，我们一个前冲就可以跨过去，但此时此刻，谁都知道这四十米的距离不再是一个数字概念，而是一个死亡概念。跨过这四十米，则预示着生命的存在，否则，就是生命的终结。

在稍稍调整了一下呼吸后，莫先生吩咐仅剩的两个爆破队员，一俟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他们必须死命地往前冲。然后，他将五颗手榴弹绑在一起，拉着弦后，嗖的一声扔了出去。剧烈的爆炸声刚一响起，那两个爆破队员像两颗出膛的子弹一样冲了出去。

然而，紧紧趴在地上的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冲在前面的那个爆破队员在离大楼二十米的地方就被子弹击中了，整个身子只是稍稍挣扎了一下就一动不动了。后面那个队员没有丝毫的停顿，在跨过同伴的尸体后，也被击中了。那个方方正正的沉重炸药包就扔在他的旁边。

“操他妈的。”我听到莫先生痛苦地大骂一声。

几乎是同时，莫先生厉声对我说：“祸害，照我刚才的样子做。”

“不，让我先上。”我几乎要哭了。

“别废话。”莫先生扭过头，用血红的眼睛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弓起瘦长的身子，做好了向前冲出去的准备。

在我颤抖着将绑在一起的三颗手榴弹扔出去的同时，莫先生也如离弦之箭一样冲入了手榴弹爆炸后掀起的巨大烟尘之中。

即使事隔多年，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手榴弹扔出去的那一刻，我就像一头受伤的狼一样大声嚎叫着，不顾一切地捡起马路上一支冲锋枪，疯了一样不停地朝那座烟雾弥漫的大楼射击着。

莫先生以他视死如归的勇气，终于赢得了成功。他用那位爆破队员留下的炸药包，最终将整座大楼夷成了平地……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真正战争，既容不得有丝毫的胆怯，也容不得有丝毫的仁慈！

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整个华北几乎再无大的战事。由于长期连续作战，弟兄们已疲惫不堪。基于此，接上级命令，我们全军集中到河北武清地区进行休整，为南下作战做好前期准备。

所谓休整，除了对武器装备的完善以及战斗人员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对新老战士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教育。

不管国民党军队当时以及以后承认与否，对于政治思想教育在提升部队整体战斗力的重要性认识上，他们与共产党军队确实相差甚远。不说那些对国民党军队没甚认识的所谓年轻解放军战士，就是我们这些在国民党军队队伍里厮混多年的所谓老解放军战士，面对共产党军队入木三分的政治思想教育，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认识自己。也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了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当兵、自己为谁当兵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认清这三个问题以后，你就会突然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了。你既不是张三的儿子，也不是李四的丈夫，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一分子。你的一言一行不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所以，你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不再单单是为了拯救自己，而是拯救处于危难中的民族和国家。在你突然认识到自己在战场上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竟然如此崇高、如此伟大时，即使让你面对死亡，你也义无反顾。有如此思想境界的军队的战斗力，无需一一列举，谁都会一目了然。

在武清地区两个多月的休整中，好像是为了弥补在东北蔡家屯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严重不足，侯指导员几乎是倾其所能，努力为我们补课。补课内容除了继续强调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当兵以及自己为谁当兵这三个问题，还增加了查出身、查思想、查行动以及诉苦等内容。在落实查出身、查思想和查行动时，虽然全连人人参与，但查到最后，几乎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尴尬境地。因为所谓的“三查”，看似非常复杂，但其实非常简单，思想和行动并不十分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你的出身。如果你出身贫穷，不仅你肯定有苦可诉，而且即使你的思想和行动存在一些问题，也能够得到侯指导员的谅解。谅解的程度几乎与贫穷成正比，也就是说，你越贫穷，那你得到的谅解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侯指导员会认为你的思想和行为与你的出身有着直接的联系，你必须进一步反省自己。这个时候，出生贫穷，竟然成了一件足以自豪的幸事。

好在我受莫先生的事前提醒，有意隐瞒了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保长这一事实，并且自己言语不多的性格也有效地遮掩了自己的思想状态。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参加解放军后的所有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和突出，以至于我成了侯指导员教育其他解放军战士的正面典型。

但是，连里的许多解放军战士就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彻底与自己的出身以及落后的思想和行动决裂，而必须在全班、全排以及全连等不同的场合反复予以解释和说明。这种解释和说明，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程度。例如，新分配到我们排的解放军战士贾子建就在不同的场合不知哭了多少次。他之所以迟迟不能过关，主要有两个问题不能解释清楚：一是他的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大资本家，家里不仅有十多家店铺，还有三个工厂，为什么他不能与这个罪恶的家庭决裂；二是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在校大学生，为什么在我们包围天津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我父亲在我出生以前就是资本家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早知道他是资本家，我就不投胎到他们家了。”私底下，身材高挑、长得细皮嫩肉的贾子建像个受了天大冤枉的怨妇一样逢人就说。

“对于你的出身我能够理解。但是你为什么在我们围城期间参加国民党军队呢？这不明摆着准备与那些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军队一道负隅顽抗嘛？”莫先生此时虽然仍是代理排长，但是他的思想觉悟好像已经与侯指导员差不了多少了。

“我怎会主动参加国民党军队呢？我是被他们硬抓到部队的。那天晚上，我刚与女朋友分手，正走在大街上，结果就被他们抓了。”贾子建信誓旦旦地解释。

“那你有人证明吗？”莫先生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这——”贾子建一下哑口无言了。末了躲到旁边的那片树林边偷偷哭了起来。

我觉得莫先生这样对待贾子建有点不公平。

谁知莫先生没事一样朝我笑了笑，说：“我只是觉得这家伙细皮嫩肉的，不是一个当兵的料，迟早会当逃兵的。”

“怎能这样说呢？想想你当兵的时候也还不是一介书生，怎像当兵的料呢？”我没好气地反驳莫先生。

“那只能等着瞧了。”莫先生肯定没有想到我会拿他与贾子建比较。虽然表情有点尴尬，但仍坚持自己的判断。

只是让莫先生大跌眼镜的是，在以后的战斗中，看似弱不禁风的贾子建非但没有当逃兵，反而在战斗中表现得出奇勇敢。特别是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他竟然是全连所有的解放军战士中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为此让莫先生始终耿耿于怀。当然，这一切皆是后话。

在所有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形式中，最能吸引大家兴趣的还是军区文工团表演的那些节目。节目内容几乎全部与部队的战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多是歌颂部队中涌现出的那些英雄人物和好人好事的。至于节目的具体形式，既有快板，也有诗朗诵，甚至还有让人似懂非懂的哑剧，其间也夹杂些独唱或者合唱。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歌剧《白毛女》。演出那一天，全团弟兄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充满了热切的期待。这不仅在于大多数弟兄从没有看过歌剧，更在于有一种没有得到印证的说法，说当初这个节目在陕北刚开始表演时，由于剧中演员演得过于逼真，以至于在台下看戏的一位八路军战士一时义愤填膺，冲上台去将那个扮演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演员一顿狠揍。所以，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团政委在演出开始以前向全团弟兄特别交代，台上的一切都只是在演戏，大家不要对演员有丝毫的过激行为。

话说回来，在两个多小时的表演过程中，虽然没有出现事前担心的过激行为，但是整个演出现场却犹如一座沉寂日久的火山，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逐渐走向喷发的边缘。开始时，几千人的剧场可以说是鸦雀无声，后来我就听到一片抑制不住的抽泣声，及至演出结束时，所有的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为贫苦农民报仇！”

“解放全中国！”

“……”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一刻我才对这句话有了最为深刻的认识！

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我后来待在台湾的那段日子里，有许多人鄙夷共产党军队的这种政治思想教育，说这种方法是一种为人不齿的洗脑行为，最终让被洗脑的人丧失了自我。但我始终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应该有思想有追求。在那个时候，许多像我这样的弟兄，在脑子里唯一存在的就是当兵吃粮这个最为肤浅的概念。除此之外，所谓的思想和追求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在，共产党军队通过这种政治思想教育，不仅使我们明白了做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同时也使我们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所以，就此而言，我不仅一点不记恨共产党军队对我的洗脑，并且感谢他们使我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真正的人！

在此我还想多说一句，那些鄙夷共产党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人，他们除了对我们封官许愿，为什么不能通过他们自认为有效的洗脑方式，给我们另外一种更先进的思想和更崇高的追求呢？

4月底，我们结束了休整。

根据战略安排，我们三十九军从河北武清地区出发，一路往南开拔，去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理想。

出发以前，我们连里的干部做了一些调整，原来的连长升任为营长，甘排长伤愈归队后，被直接任命为我们连的连长。莫先生因参加解放军后表现一直较为突出，特别是在攻打天津的战斗中，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被任命为我们一排排长。我也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成了莫先生直接领导下的一班班长。

在整个南下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兵败如山倒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我们从武清出发后，一路大踏步南下，途经河南洛阳、郑州以及湖北襄樊、荆州等地，几乎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抵抗。7月中旬从湖北沙市渡过长江以后，我们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这些小规模战斗大多也只是击溃似的，双方稍稍有所接触，国民党军队即刻望风而逃。我们即使采取大规模穿插、迂回等措施，也很难真正逮住他们。这种有劲无处使的感觉，让大家都觉得异常憋闷。

在途经河南洛阳的行程中，一种久违的思念情愫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听到那些熟悉的河南口音，我突然想到离洛阳不远的梅子。屈指一数，我离开梅子已经快十年了，但现在突然回想起来，她的模样仍然活灵活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那一刻，我竟然有抽时间去看看她的冲动。但看着部队马不停蹄的紧张行程，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内心里我对自己说，再忍忍，要不了多久，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一定回去找她。只是在回去找她这个念头出现时，我也想到一个有可能让我尴尬的结果，那就是如果梅子已经重新嫁人了，我该如何面对她呢？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连想了好几天，最后我还是安慰自己，如果她真的嫁人了，也属正常，我绝对无理由去责怪她。毕竟我只是在内心说了那句“只要不死，我一定还会回来”，她凭什么就非要等着我呢？再说了，我们这些当兵的生命原本就不属于自己，兵荒马乱的年代，十年音讯全无，在普通人的意识里，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早就不在人世了。

说起来有点儿惭愧，即使我的情绪稍稍有点儿异常，也难以逃过莫先生的眼睛。

那天我们在一棵老枫树下面休息时，他装着若无其事地问我：“有心事吗？这几天看你始终无精打采的。”

“我哪有心事。”我笑着否认道。

“你就别装了。你脑子里的那些小九九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莫先生说。

我确实有点尴尬。能够被人一眼看出心事的人，说明他过于简单。而过于简单，就会被人瞧不起。我可不想被人瞧不起。

“说给我听听。”但莫先生仍是不依不饶。

我没办法，只得将梅子的故事细细给他讲了一遍。我在讲的过程中，竟然感觉心情非常平静，像在讲一个根本与我无关的故事一样。在讲完以后，我对莫先生说：“这可是我心里唯一的秘密哟，你不许告诉别人。”

莫先生对我所讲的故事听得非常认真。末了，他怔怔地对我看了好一刻，说：“我对那姑娘有印象，好像眼角那儿有一颗痣，长得也非常耐看。”

“是的，她不仅长得好看，并且心肠也特别好。”我由衷地说。

“难怪你小子这几天魂不守舍的。”莫先生打趣地说。

“我说得没错，她确实长得漂亮，心肠也好，以至于我对其他的女人再也没有兴趣了。与其他的女人在一起，我不仅感到恐惧，并且感到恶心。”现在想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会将这样的话全都讲了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的生理反应，应该是他心底的一个重要秘密，能够直接反映出这个男人的身体和心理机能是否正常。所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不会轻易地将自己这方面的真实感受讲出来。

然而莫先生听了我这句话以后，并没有丝毫嘲笑我的意思。他收住脸上的笑容，朝我看了好一刻，然后一脸严肃地说：“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讲良心的人。”

没想到莫先生竟然这样评价我，我立时感觉脸上一阵发烫。

“估计这仗还打个一两年就会结束，到时候你还真得应该兑现你的承诺，去看看这个好姑娘。”莫先生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

“如果她已经嫁人了呢？”我脱口将自己的担心讲了出来。

“那也应该去看看她。毕竟你这条命是她给你捡回来的。我相信像她这样的人在救你的命时，并没有想过会得到你的什么报答。我们不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去看看人家肯定是应该的。”莫先生非常认真地说。

我没有再说什么，但我内心里已经下了决心，等仗打完了，我一定去看梅子。

只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料到，当那一天真正来临时，已经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不仅早已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并且留给我的更多是对自己人生坎坷的无限惆怅和唏嘘。

过了长江以后，我们即进入了湖南地境。天气也一天热似一天，火辣辣的太阳从早到晚始终像个巨大的烤炉一样高悬在我们头顶之上。世界上的一切仿佛都被烤着了一样，你不敢睁大眼睛，否则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幻觉，仿佛有无数的银针正往你的眼睛里使劲扎。这时候，就连吸进肺里的空气，也感觉要将人的五脏六腑全部烤焦似的。面对这样的酷热，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更别谈逃避了。由于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像退潮的海浪一样没命地往南边逃窜，为了能够及时包围住他们，并力争予以消灭，我们只能以比他们更快的追击速度，顶着烈日马不停蹄地拼命往前追赶。

在这样的天气下，对于习惯了酷热的南方人而言，还稍稍能够忍受，但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冰天雪地的北方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境遇就悲惨了。许多人的身上被晒起了一片片的水泡，嘴唇干裂得像起皱的蛇皮，脚掌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血泡。还有部分弟兄走着走着，因为中暑而不声不响地歪倒在马路边上。在从常德到芷江的那段路程中，部队上因为酷热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已经非常严重。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弟兄们虽然颇多怨言，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稍稍减缓向前追击的速度。

好在一路上除了解放芷江，以及配合兄弟部队进行衡宝战役时，发生过一些较大规模的战斗，再没有其他大的战斗，所以，虽然减员严重，但并不影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对于我们这些视战斗为家常便饭的老兵而言，如果真的遇到稍稍强大一点的对手，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我们的斗志和热情。如果遇到的是那些看不见打不着的对手，那我们肯定憋屈得比打了败仗还要难受。这不，自进入湘西以后，我们就时常遇到这些看不见打不着的对手。

在此之前，上级就不断告诫我们要时刻提防湘西土匪。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将上级的话放在心上，毕竟当兵这么多年，谁没有见过土匪呢。在我们的意识里，土匪就像是见不得阳光的鬼魅一样，如果遇到我们这样的虎狼之师，肯定是躲都唯恐不及，哪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湘西的土匪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匪了，他们是在国民党军队组织和支持下，以对抗解放军为目的的一帮半军事化的乌合之众。这样的性质，决定了湘西的土匪除了搞那些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勾当，往往还有组织、有计划地袭扰我们。除了向我们打冷枪以及残害那些因伤病掉队的弟兄以外，在他们自认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甚至纠集成百上千的土匪，企图一口吞下我们的小股部队。为此，一路上我们虽然小心谨慎，但仍是吃了不少的亏。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8月中旬的那场战斗，因为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土匪的偷袭，我们全连都有可能丧生在那些神出鬼没的土匪手里。

当时我们刚解放邵阳不久，部队在经过一整天的急行军后，决定就地选择合适的地方宿营。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在主力部队的外围担任警戒任务。我们宿营的那个村子叫聂家村，离主力部队宿营的地方不到五里路远的距离。村子里非常贫穷，二十多户人家全住在茅草棚子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全连弟兄们只得在房前屋后找合适的地方露天宿营。根据甘连长的命令，那天晚上我们班负责村西头站岗。在将站岗的人员和顺序安排好以后，我就靠着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刺槐树睡着了。现在想来，当时确实命不该绝，因为我睡着不久竟然被一个没来由的噩梦给惊醒了。这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一直睁着眼睛看着天空发呆。四下里黑得像一口倒扣着的锅，村后林子里不知名的野兽发出一阵阵让人心惊胆战的嗥叫。我也不知大睁着眼睛躺了多长的时间，就站起来走到村西边那块大青石后面。这儿是我事先安排的暗哨哨位。这时站岗的是贾子建，他抱着枪藏在黑暗中，双眼睁得像对铜铃，正往西边黑洞洞的山坡上睃巡。在离他三十米远的那块空地上，隐隐约约有个人影在来回走动，那是我安排的明哨，一个叫崔永瑞的哈尔滨弟兄。我告诉贾子建，我睡不着了，替他站会儿岗，趁天亮之前，他还可以找个地方睡上一觉。贾子建推辞了一下，就去睡了。

我抱着枪坐在一块石头上，在留意周围动静的同时，眼睛也死死地盯着崔永瑞来回走动的身影。开始时，我的注意力还非常集中，但时间一长，我的脑袋就有点儿模糊了。朦胧中，我隐约发现一个黑影猛地一下将崔永瑞扑倒在地。我陡地一下站起来，在大喝一声的同时，使劲扣动了手中冲锋枪的扳机。随着一声清咧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我感觉有无数的黑影像鬼魂一样朝我扑了过来。这个时候容不得有丝毫犹豫，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朝着扑过来的那些黑影开火了。黑暗中，我感觉无数的黑影悄无声息地扑到我的跟前，同时又被我一个接着一个打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弹雨朝我倾泄而来，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使劲地往后推一样。我顺势朝左边一个侧扑，将自己藏在那块大青石后面，继续朝黑暗中无数喷吐着火舌的枪口疯了一样射击，并且瞅准机会一连扔出去三颗手榴弹。就在我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连里弟兄们支援的火力及时跟了上来，总算没让偷袭的土匪趁黑冲进村子。

在稍稍清醒了一点以后，我发现村子四周都在响着密集的枪声。从射击的声音判断，既有步枪声，也有机枪声，甚至还有土铳的声音。在细细分辨中，我感觉主力部队的驻地那边也响起了枪声。难道他们那边也遭到土匪的围攻吗？

由于天太黑，加之对土匪的规模不甚清楚，甘连长不敢贸然命令发动反冲锋，只是命令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将土匪挡在村外，坚持到天亮后再想办法。结果近三个小时的战斗完全变成了一场糊涂仗。全连弟兄全都蜷缩在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一动都不敢动。感觉哪儿有土匪的动静，轻重机枪就刮风一样朝那边开火。对于那些人声稍显嘈杂的地方，除了用轻重机枪集中射击以外，甘连长还命令连里的那四门迫击炮朝那儿集中猛轰。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那些土匪竟然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但当我们看清村子周边的一切时，都大吃一惊。村子四周的水田里、田埂上，以及池塘边，躺满了土匪的尸体。还有一些受伤的土匪，正在尸体堆中痛苦地挣扎、哀号。他们大多穿着普通的老百姓衣服，只有少数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大家清点了一下，仅被打死的土匪就有一百三十七名，其中在我据守的那块大青石前面，就密密麻麻地躺着二十三具土匪的尸体。我们的损失不大，连崔永瑞一起有五位弟兄阵亡，七位弟兄受了不同程度的枪伤。此外，还有一位惊慌失措的村民也被流弹打死了。

我们正清点战场时，我们团里的一位副团长带着两个连的弟兄赶了过来。他告诉我们，昨晚上我们这边枪声一响，他们就立即派了部队支援。但谁知半道上被土匪挡住了。

“这些土匪还真有两下子，竟然用上了我们围点打援的招数。”副团长乐呵呵地说。

后来，我们从那些受伤的土匪口里得知，这次围攻我们的土匪竟然有一千多人。

“幸亏发现得早，否则我们就惨了。”虽然打了胜仗，但甘连长仍然心有余悸。

从湖南进入广西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再遇到大股土匪的袭扰，但大规模的伤病却让我们一时手足无措。大规模伤病发生的原因除了长时间高强度行军导致弟兄们体力不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多数北方弟兄完全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刚开始时，困扰我们的只是个别发生的痢疾，到了后来，竟然出现了普遍的烂裆病症。以前在缅甸时，国民党军队队伍里虽然也出现过少量烂裆现象，但由于美国人提供的药物非常全面和有效，所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烂裆情况。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整连、整排弟兄们的裆部全烂得血肉模糊，别说走路，就是躺在地上也感觉疼痛难忍。大家一个个大叉着双腿，脸上的表情既夹杂着痛苦，又夹杂着尴尬和难堪。部队里的医护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仍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听说是军里一位首长告诉大家，十多年前他们长征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治疗这种疾病的最好办法就是晒太阳。结果在攻占融安以后，上级命令部队在野外就地宿营，全军上下紧急晒太阳。这确实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场面，成千上万的士兵躲藏在树林里、池塘边以及人迹罕至的小溪旁边，脱光了长裤短裤，将流脓流血、血肉模糊的裆部朝向热辣辣的太阳，自早到晚不停地暴晒。这土办法还确实灵验，在经过两天的暴晒以后，大家明显感觉症状好了许多，又过了两天，大多数弟兄竟然能够行动自如了。虽然找到了根治烂裆的办法，但是也让我们在当地老百姓中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仿佛我们是一群不知羞耻的野蛮人。

好在我们的任务只是追歼逃敌，无须像那些留守部队一样，必须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形象，所以大家并没有为自己看似有点出格的行为有更多的后悔和歉疚。我们继续快马加鞭地往南追赶狼狈逃窜的国民党军队。但是，由于接下来我们经过的地方全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那些我们不熟悉的风俗习惯不仅让我们焦头烂额、防不胜防，并且还时常闹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事。其中发生在贾子建身上的那件离奇事，让我们性情刚烈的甘连长既气恼又羡慕。

那是10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连抵达马山县北边一个叫邑曹的苗家寨子。这是我们进入广西后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一百多户人家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边。一条两米多宽、条石铺面的石板街穿寨而过，街的两边全是做普通生意的小店面，有做蜡染粗布的，有卖盐巴的，还有许多是做金银首饰的。至于那些卖活鸡、活鸭以及猪羊什么的，都在那些店铺的空档里静静地等待着期待中的买家。从寨子里的热闹场面看，当天肯定是他们赶集的日子，并且是一个大集。不知是我们到得突然，还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老百姓根本不惧怕我们这些当兵的，中午过后，当我们列队从那条石板街道穿寨而过时，沿街站立的无数男男女女，都只是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惊慌和骚动。

我们在寨子南边一个稍稍平坦的场坝上露天扎营以后，侯指导员突然命令我带着贾子建等几个弟兄与他一道到寨子里热闹的地方张贴宣传标语。对于这种差事，我早就习惯了，所以将班里的事情安顿好以后，我就带着几位弟兄与侯指导员重新返回了寨子。我们用面粉做成浆糊将写着各种口号的红红绿绿的标语粘贴在沿街的墙壁或者木头柱子上，偶尔也向围观上来的老百姓解释不同标语的内容，比如什么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什么是“全国人民是一家”，以及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等。从那些老百姓迷茫的表情看，他们对于我们的解释肯定一点儿都不懂。

我们几乎是例行公事一样张贴到街道中间时，一直忙碌着的贾子建突然被迎面走过来的一行人吸引住了，手里提着浆糊桶，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我觉得有点儿好奇，就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总算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对面当头走过来的是一个着装华丽的苗族女子，如果就其白嫩的长相上看，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她上身穿一件黑色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一件长及脚背的百褶裙。衣边和裙边缀满了色彩斑斓的漂亮绣饰。这套装束的漂亮还算其次，最让人目不暇接的是脖子、手腕和那身短衣上缀满的形态各异的银饰，以及乌黑头发上扎着的状如牛角的银质头饰。在下午暖洋洋的太阳光下，这女子全身上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充满了无以言状的富贵和高雅气质，疑似天人降临凡间。在这个女子的身后，紧跟着五位扎着黑色包头，穿着黑色对襟大褂的粗壮汉子，其中一位壮汉将一柄乳白色、画有孔雀图案的油质纸伞高举在那女子的头顶之上。而这一切更加衬托了这位女子的不同凡响。

“贾子建！”侯指导员在愣了一刻以后，感觉贾子建的举止有点不正常，就大声喊了一下他。

谁知贾子建丝毫不理会侯指导员的招呼，竟然咧嘴朝那女子呆呆地笑了一下。

那女子早就注意到已经走火入魔的贾子建了，在向他报以一个迷人微笑的同时，那件漂亮的百褶裙几乎拂着他的身子飘然而过。

作为一个军人，在漂亮女人面前这样不能把持自己，是非常丢人现眼的。我走上前去，朝贾子建的腿上狠狠踢了一脚，大声吼道：“你小子想干什么？”

“啊？”贾子建像突然从梦中醒过来一样，惊慌失措地对我说，“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在跟着我们继续往前面张贴标语时，我看到贾子建仍按捺不住地朝后面张望了一下，几乎同时，我发现那女子也正回头朝贾子建张望。

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谁知我们将所有标语张贴完以后，竟然吃惊地发现贾子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有点紧张地沿原路折回来寻找，发现贾子建提在手上的那只浆糊桶被扔在石板路的边上，黏稠的面糊洒得满地都是。

“人呢？人呢？”我们比画着向街两边摆摊的老百姓询问贾子建的去向，但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吭声，只是不住地朝我们摇头。

“肯定是当逃兵了。”侯指导员脸都气白了，随即赶回驻地，命令全连在整个山寨进行寻找，“我就不信这不争气的小子能够钻天入地。”

但是，一直到天黑，弟兄们几乎将整个山寨都搜遍了，仍没有发现贾子建的身影。

“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见了女人腿就软了。”甘连长气得跺脚大骂。

“也是怪事，眨眼工夫竟然让这小子跑得无影无踪了。”侯指导员懊恼不已，就差没有捶胸顿足。

更可气的是莫先生，私底下不停地调侃我，说：“怎么着？祸害。我说这小子迟早要当逃兵嘛。这下你相信了吧？”

“谁会想到他被那女人给勾走了呢？”我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

“还不是你看走了眼。如果盯紧点，光天化日之下能被那女人给勾走吗？”莫先生阴阳怪气地说。

我盯着莫先生，一时被噎得哑口无言。自己的手下因为一个女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了逃兵，确实是一件丢脸的事。

事情原本在愤怒中过去了。谁知第三天晚上我们在相隔一百五十里的马山县城宿营时，贾子建竟然狼狈不堪地追上了队伍。他那身军服换成了崭新的黑色对襟大褂和有着巨大裤腿的裤子，背在身上的枪也不知丢哪儿去了。此外，他的脸上也青一块红一块的，不知是被人打了，还是撞的。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他被那女子抢亲了。他说当时紧跟着我们往前走，谁知在一个隐密的街口那儿，那女子带着的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下冲出来，连拖带拽地将他带到离邑曹有四里多路远的另一个苗寨里，当晚就强迫他与那女子成亲。贾子建还告诉我们，那个女子是一个土司的女儿，在苗寨里活脱脱就是一个女王，几乎是说一不二。

“有这样的好事吗？”甘连长瞪着眼睛将贾子建上下好一阵打量，“你看看其他弟兄，哪一个不比你长得高大魁梧，哪一个不比你更有男人味，为什么偏偏抢你这么个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他们确实抢的是我。”贾子建急得要哭了。

“那你实话告诉我们，成亲了吗？”甘连长懒得理会贾子建的解释，冷冷地问道。

“没成。”贾子建看着甘连长，怯怯地回答道。

“上床了没有？”甘连长逼视着他。

“没有，没有。”贾子建连连摆手。

“到底上床了没有？”甘连长双眼瞪得滚圆。

“上床了，上床了。”这时的贾子建全身不住地哆嗦，眼泪也流了出来，“他们整个寨子里的人都围着我，威胁我如果不成，就马上杀了我。”

“既然成了亲上了床，为什么不留下来呢？”甘连长阴阳怪气地问道。

“我不想当逃兵，我不想被大家瞧不起。”贾子建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结结巴巴地解释，“结果在昨天晚上，我趁他们不注意，就从寨子里逃了出来。”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意思？你就明着说，是趁那女子不注意吧。”这时候甘连长已然在逗着贾子建开玩笑了。

“是的，确实是趁那女子不注意。”贾子建费劲地咽了口唾沫，认真地说。

看着贾子建的窘态，强忍了半天的大家终于忍不住一下哄然大笑起来。

只有我一个人走近贾子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知道回来就好。”

虽然没有当逃兵，但毕竟是被一个女人给挟持成了亲上了床，并且连枪也给丢了，这肯定是一件有损军容军威的事情。当下甘连长就大声命令，将贾子建调到连炊事班，并且明令自此以后，连里那口巨大的生铁锅就由他一个人负责背。

不管怎么说，贾子建这段离奇的经历成了我们连经久不衰的笑话。

…………

接下来的战斗经历非常平淡。12月上旬，我们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南宁。到12月11日，我们将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到镇南关的箭楼上。

侯指导员兴奋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到了中国陆地上的最南端了，过了镇南关就是越南了。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从遥远的东北，到现在的南疆，我们的足迹实实在在地踏过了这片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祖国大地。

看着在微风中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股久违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大家的心头。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